女权运动的缺陷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到的，女权运动并没有像新闻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倒是有些夭折的感觉。
其理由大致有这么几方面：媒体报道过度；运动目的性过于纷杂，难于形成一个明确的目标；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夸大到男女平等的高度；所有运动参加者的认识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然而更加主要的原因则是，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也就是女性自身产生了分裂，无法做到团结一致。想要进攻敌人，可是自己内部却先出现了分裂，没有不败的道理。
手举标语牌，高喊“为了我们女性……”。在这些努力奋争的女性身旁，却有女性冷眼相向，嗤之以鼻为“真傻”。这种来自女性的冷笑比来自男性的冷笑更加冷漠，更令人心寒，而且冷眼相向的女性占了大多数。
此种情况，自然不可能取得胜利，再怎么呐喊，充其量不过像斗败了的狗在号叫而已。
根据某报纸的报告，参加或赞同女权运动的女人们（她们极其讨厌 “女性”这个词中带有“性”字，故这里不称呼其为“女性”）的年龄构成情况如下：占压倒性多数的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女学生、公司职员，其次是四十岁前后的家庭妇女。
表面看这似乎很正常。但是，这恰恰反映出女权运动的先天性缺陷，因为出现了年龄断层，所以女权运动的诉求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
高中生以下以及高龄妇女不在其列是很自然的，然而三十岁上下，也就是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的女人，本来是一个女人最成熟的年龄段，她们是女人中与男人最接近、从各种意义上讲都与男人关系最密切的，缺少了这部分女人，所谓的女权运动岂不是显得很可笑？
如今说起女权运动，人们很容易理解为是要从根本上改革两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运动的发端却是始于女性对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的不满。
这种不满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男女间在劳动报酬方面的不平等；强加于女性头上的只能从事端茶倒水、单调工作的偏见；不从个人能力出发的评价体系；身居管理层的男性没有将女性当成职场的一分子，仅仅视作职场点缀、花瓶的陈旧观念等的不满。
这些不满多为二三十岁的职业女性每天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现象，她们对此有着非常具体和切实的感受。
另一类是以四十岁上下女性为主的家庭主妇们的不满，她们认为女人不应永远被束缚于家庭中，女人不应只是服侍男人的附属品，进而主张职场应该进一步向女性开放，社会应增设托儿设施。
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人，经历了结婚、生育、哺乳、教育子女等，总算不需要再在孩子身上花费巨大精力，可以从育儿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可是正像一位女性所说的：“从育儿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环视身边，却只有无限的空余时间，而没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共同的感受。于是她们情不自禁地生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难道今后只能一心一意地服侍丈夫而度过下半辈子吗？”到后来，疑问变成了焦虑，“照这样下去，只会被丈夫、孩子和社会抛弃”，由此产生出先前所述的不满来。
所以说，至少在日本，女权运动是由于这两个年龄段的女性从自身的不满发端，汇成一股合力，最终演变为所谓的女权运动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女权运动的口号中这类来自日常生活的不满却丝毫未得到体现。看一看女权运动最热火的1970年“一○·二一”国际反战日那天日本首次女权运动大游行中的标语牌：
贞女和从军慰安妇是侵略的助长者！
团结使妇女更坚强！
控告根深蒂固的陈旧妇女观！
彻底实施避孕教育！国库应负担堕胎费用！
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
粉碎将性游戏化的企图！
反对禁止堕胎！
“妈妈，结婚真的很幸福！”
……
从中我们看不到前面提到的女人的种种不满，相反似乎表现出一种试图从更高的立意上来审视女性的态度，并且表现出一种非常激进的倾向。
由于这样的原因，出现了前述的女权运动支持者的年龄构成，而且实际上投入行动的多为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女性。所以，她们的口号就必然表现得非常激进，并且显得盲目和鲁莽。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所追求的姿态、形象成了第一，那种小家子气的身边琐事自然从她们的口号中消失了。
当然，我们要把各个层次、各个族群的女性的要求汇总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只要将男性本身列为敌人就容易找到一个共同点。所以许多主妇都摇着头表示：“女权运动当然赞成，但是做法好像太激进了。”在年轻女性中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
综上所述，在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中，本身就包含了不同的态度差异，而她们与反对者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