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施雱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美）约翰·R.麦克尼尔，（美）彼得·恩格尔克著；施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5
书名原文：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ISBN 978-7-5217-2447-9
Ⅰ.①大… Ⅱ.①约… ②彼… ③施… Ⅲ.①环境－历史－研究－世界 Ⅳ.①X-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47660号
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著者：［美］约翰·R.麦克尼尔 ［美］彼得·恩格尔克
译者：施雱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252千字
版次：2021年5月第1版
印次：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3594
书号：ISBN 978-7-5217-2447-9
定价：7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读 人类世与环境史研究
2018年初，中信出版社邀我为《大加速》[1]中文简体版写导读，我感到很荣幸，但也有点儿忐忑。因为我虽然与作者之一约翰·麦克尼尔教授交往多年，对他的研究也比较熟悉，但这本书作为第一本从环境史视角阐述尚在讨论中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和大加速的著作，理解起来并不是很容易。5月下旬，趁麦克尼尔教授来京接受北大授予他客座教授之机，我们谈起了为本书撰写导读这一提议，麦克尼尔教授很高兴，而且极力鼓励我放手去写。麦克尼尔教授的表态既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可以说，是他帮助我下定决心来写这篇导读。
《大加速》是由麦克尼尔教授和恩格尔克博士合作完成的。恩格尔克博士曾是麦克尼尔教授在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指导的博士生，现在担任著名的智库“大西洋委员会”驻会高级研究员和欧洲多个智库或基金会（如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博世基金会等）的研究员，也是乔治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兼职教师。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20世纪50-80年代联邦德国的城市规划史，现在重点研究技术创新和断裂、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城市化等全球和区域问题在未来30年的发展趋势。
对于麦克尼尔教授，相信国内对世界史和环境史有兴趣的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美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现任乔治敦大学校聘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7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9年至今）。他195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祖父是研究教会史的专家，其父是享誉世界的世界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教授），1981年在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后，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和外事学院任教。麦克尼尔教授迄今已出版著作6部，编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著作一经出版，大多都获得了多项学术奖励，并被迅速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产生世界性学术影响。
综合来看，麦克尼尔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博大。从研究范围来看，从跨大西洋殖民帝国开始，遍及除北欧以外的全世界，兼顾微观（国家的）、中观（区域的）和宏观（全球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在坚守历史学注重档案研究的同时，还能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环境科学的建模分析等方法，并能熔于一炉。二是创新。在环境史研究中开拓了太平洋环境史、人类世和大加速等新研究领域，提出了结构世界环境史的五圈层（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文圈和生物圈）新框架；[2]在世界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之网新理论（经历了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向城市网络和世界网络发展的过程）。三是精深。在建构历史的同时，深入探索了历史形成的推动力和形塑力，并从能量流动和复杂性增强两方面试图整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3]
麦克尼尔教授的两本重要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他们父子合著的世界史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已发行了两个版本，分别是《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和《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他独著的20世纪环境史在中文世界发行了三个版本，分别是繁体字本《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二十世纪的环境史》（台北：书林出版公司，2012年9月初版），简体字本《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第一版）和《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第一版）。前者已被多家世界通史课程指定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后者成为世界环境史和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本书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知识人的世界历史认识产生重要影响。
从《大加速》的书名，我们能够发现两个相互联系但又各自不同定义的关键概念，那就是“人类世”和“大加速”。大加速出现在主标题中，人类世出现在副标题中，副标题用“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来限定和说明主标题。尽管早在100多年前，科学家就提出了诸如“人类圈”“智慧圈”等术语来概括地球环境发生的变化，但一般认为，人类世的概念是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和尤金·斯托尔默在2000年发表于《全球变化简报》第41期上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来的。[4]后来，经过保罗·克鲁岑和其他科学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大力提倡而逐渐成为一个被科学界和大众传媒接受的术语。尽管如此，在有关人类世概念提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争论。第一，在促使地球环境变化的因素中，人类是否已经超越了自然营力成为主导力量？在研究地球演化时，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认定的标准是自然营力造成大规模的地质变迁，如旧物种灭绝和新物种爆发进而形成新生物地层。显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确实导致了物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灭绝，但尚未形成新生物地层。如果就此认为地球演化进入了一个人为的时代，那么就会出现两套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会在地球历史研究（具体指地质学的框架——地质年代表：宙、代、纪、世、期）中引发混乱。第二，如果人类世概念成立，那么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金钉子”（作为地质时代分界线的标志层）在哪里？因为涉及人类活动，因此形成多种说法，不一而足。综观而言，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人类世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全新世中的某个时间点开始。有人认为始于1780年瓦特发明工业使用的蒸汽机，此后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持续上升；有人认为始于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此后在地球圈层中可以测量出数量虽少但先前没有的人造放射性核素。[5]另一类也承认提出人类世概念的合理性，但认为以200年或60年为界划分地质时代不合理，主张人类世的起始与全新世相同，但人类世在内容上比全新世更加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适应和改变。[6]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但是如果换个思路，第一个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第二个问题将会成为具体问题。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如果按同比缩小，假定宇宙形成于13年前，地球大概只存在了5年，多细胞的大型有机物只存在了7个月，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发生在3周前，猿人仅存在3天，人类仅存在53分钟，农业社会存在5分钟，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只有3分钟，现代工业社会只存在6秒钟。[7]这个时间序列说明，一方面人类及其文明在整个宇宙和地球历史演化中非常短暂，但另一方面随着地球的演化，人类及其文明对能量的消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性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这与地球环境演化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人类之网中的信息传递契合了能量流动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换句话说，尽管人类在整个宇宙和地球历史上作为单个物种第一次在塑造生物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且改变生物圈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表现出某种盲目性和危险性，但是，从整体论和有机论[8]的视角来看，这并没有脱出地球环境演化的基本轨道和方向。进而言之，人类活动必须在地球环境的整体内来理解，但人又不同于一般生物体的演化，因为他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原有的地质分层标准、引入人类力量不但具有了某种合理性，甚至可以使之具有包容性和复杂性，从而把历史与未来、人类与自然力量熔于一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人类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并不是要否认自然营力的基础作用，因为在导致地球环境的基本变化中，自然营力仍是不可代替的。
人类活动导致大气圈的变化及其对生物圈的影响是提出人类世概念的主要依据。作为大气化学家的保罗·克鲁岑特别强调地球大气环境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他认为，人类世始于18世纪后期，因为对极地冰芯中所含空气成分的分析表明那时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开始增加，这正好与瓦特在1784年改良蒸汽机的时间吻合。[9]5年后，他与威尔·斯蒂芬和约翰·麦克尼尔合作，进一步厘清了人类世与全新世的关系，辨析了工业化以前人类对地球环境的作用，指出了人类世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了12项人类社会经济指标与大加速的对应关系。[10]具体而言，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为唯一的和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人类世开始于工业革命发生的1800年左右，其核心特征是化石燃料使用的迅速扩张。1800年之前是前人类世时期，尽管人类学会了用火，发生了更新世大型动物灭绝，早期农业在全新世中期的发展或许延迟了下一次冰期的开始时间，中国宋朝炼铁用煤和13世纪以后英国伦敦的家内用煤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但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和暂时的，人类及其社会在影响地球环境方面仍然无法与自然营力相提并论。
1800年后开始的人类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从大约1800年到1945年，是工业时期的人类世。在农业时代，人类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肌力，在当时最好技术条件下利用了水力和风力等，但这种能量利用是有限度的，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突破了这个瓶颈，从而把世界经济和人类与地球系统的关系推向新阶段。工业化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为270~275ppm，到1950年上升到300多ppm。显然，在短短150年内增长25ppm已经突破了自然营力造成增长的上限，说明人类活动对环境已经造成了全球性影响。1945-2015年，人类世进入第二阶段，即大加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1950年起飞速增长，从310ppm上升到380ppm，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增长的二氧化碳含量一半多发生在过去3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高速增长恰好与社会经济因素的高速增长相对应，包括人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外国直接投资、河流建坝、水利用、化肥消费、城市人口、纸张消费、麦当劳餐厅、机动车、电话、国际旅游等12项。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地球系统的首要因素。大约在2015年之后，人类世进入第三阶段，或许可以称之为管理地球系统。应该说，这个分界点是建立在一个猜想基础上的，他们认为，随着全球环境主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关键因素的增长出现放缓或逆转趋势，与此同时，人类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干预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也已取得进展，这必然会遏制大加速，从而使全球系统处于人类的精心管理之中。尽管这个进程仍在路上，其结果也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大体上可以总结出三条思路，分别是相信市场可以调节的一切如常论、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来减轻人类对地球系统压力的减压论，以及采用地质工程方法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工程干预论。
在参与“第四纪地层学分会”（Subcommission on Quaternary Stra tigraphy）成立的“人类世工作组”之前，约翰·麦克尼尔已经在2000年出版了《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要告诉读者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事情，即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从广度到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11]这种基于扎实的环境史研究的判断似乎与科学家提出的人类世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2014年出版的《大加速》中，他改变了2007年在与威尔·斯蒂芬和保罗·克鲁岑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对人类世分期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关于人类世始于何时存在着不同认识，[12]但他和恩格尔克认为，人类世始于20世纪中期，其中两个重要原因分别是：第一，人类的无意识活动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成为改变生物地质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的最重要因素；第二，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升级了。[13]显然，这个改变不仅仅是把人类世开始的时间从1800年改到了1945年，更重要或更深刻的是它改变了衡量人类世的标准，从单纯关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和相应的经济变化扩展到了更全面和彻底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此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变化激增的现象，包括化石燃料使用、人口增长、城市化、热带森林滥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平流层臭氧损耗、再生水使用、灌溉和河道治理、湿地排水、含水层枯竭、化肥使用、有毒化学物质排放、物种灭绝、海洋酸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世就是人为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新地质时代，标志人类世开始的“金钉子”就是出生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和牙齿中含有明显的核试验和核武器使用所造成的化学印记。[14]换句话说，大加速启动了人类世，虽然大加速已经呈现出不可持续的迹象，但人类世还将继续或进入新阶段。[15]也就是说，大加速只是人类世的初始阶段，人类世的新阶段正在酝酿。显然，从2007年开始参与人类世研究到2009年加入“人类世工作组”后经过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合作进而深化对人类世的认识，约翰·麦克尼尔实现了从追随、遵从保罗·克鲁岑的概念到提出自己见解的转变，实现了从用单一指标界定人类世到用系统、复杂因素衡量人类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把人类世从一个自然科学概念变成综合科学概念的转变。[16]
2016年8月，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上举行了一次非正式投票，科学家同意提出人类世概念，并提议向“第四纪地层学分会”提出正式命名建议。[17]“第四纪地层学分会”的“人类世工作组”也在2019年5月投票通过确立人类世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和地层的地质单位，并以20世纪中期作为人类世的起点。[18]现在，科学家正在努力从10个候选地址中确定一个标志这个时代开始的“金钉子”。“人类世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前向负责监管官方的地质年代划分的国际地层学委员会提交正式确立人类世的提议。如果获得通过，最终将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审批确立。如果终审通过，这就意味着1885年国际地质学大会通过的全新世概念将正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其时限可以明确划定为大约1.2万年前到1945年。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四大专题（能源与人口、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城市与经济、冷战与环境文化）几乎涵盖了当代世界环境史的所有重点领域。其中，能源消耗和人口的指数性增长在1945年后的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自从人类经济从有机经济转向矿物能源经济之后，能源利用不但带动世界经济大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霸权的转移。[1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人口的高速增长相结合，能源消耗大加速。与此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从规模上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展，从强度上看在工业化国家迅速升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争夺能源和资源的冷战愈演愈烈，于是环境危机率先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爆发，然后在后发国家形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叠加的复合型环境问题，环境危机全球化。最令人担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是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是全球性、多层次的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随着化石能源有限性的凸显、利用技术的提高和替代能源的出现，随着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和环境主义运动的压力，大加速似乎即将接近峰值，人类世的历史或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不同于一般研究人类世或大加速的、带有强烈悲观色彩的著作，这本书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达致悲观与乐观的统一。早期的环境史著作大都是一种“倡议史学”，为了唤起人们对环境破坏的关注而强调环境污染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一面，客观上造成忽略环境与社会的弹性和恢复力的片面性。深度生态学渗透进历史学研究后，人类被等同于一般生物体，其社会性和能动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而简单地把人变成生态系统的破坏者和罪人。这两种思路在人类世和大加速研究的论著中都有突出反映。虽然这种叙事能够起到惊醒世人的作用，但也容易堕入对人类文明进步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失望情绪的深渊。麦克尼尔是在环境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受到其父和汤因比、克罗斯比等学者的影响，[20]既能看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不忽略人类通过改进文明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作为智库学者，恩格尔克不但要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在研究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时，他们像许多环境主义者一样，注意到了人口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发现在某些文化中人口增长对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从而给读者描绘了一幅人口增长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复杂图景。在分析冷战与环境文化时，既看到了冷战导致的独特环境问题，也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由冷战带来的无意识的客观环境主义运动；既包括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主义运动，也包括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环境主义运动，还包括建制内或官方的环境主义运动和建制外或非政府的环境主义运动。这种辩证思维让读者在正视人类处理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关系时无意识或有意识产生的后果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在环境问题反作用力推动下做出的调整和改进，从而让人看到希望和未来。
与传统的历史学著作具有很强的人文特点和历史性叙事的写作方式不同，这本书主要采用专题性分析和用统计数字说话的方式来展示全球性的人类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互动史。在20世纪的历史编撰中，曾经发生了两次转向：一次是由年鉴学派引发的、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另一次是由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引发的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前者让社会、经济等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打破了历史学以政治史和外交史为主的局面；后者让历史学脱离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变成依赖话语和权力分析方法的文本分析史。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采用了第一次转向的写法，同时在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及其相关认识时采用了第二次转向的写法，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提出了历史学的第三次转向即“环境转向”的概念，[21]并在本书的写作中进行了实践。虽然作者没有对历史学的“环境转向”做出明确解释，但是，从本书的内容和麦克尼尔在其他论文中的论述，大致上可以感知，他们所讲的历史学的“环境转向”就是广义的环境史，最终将形成“超级史（Superhistory）”。这种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不仅仅要关注人与人、人与自身心灵的历史，更要把这些置于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史中来认识。形成这种历史认识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成果，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历史学的“自然科学化”。[22]在他2018年获得荷兰皇家人文与科学院颁发的喜力历史学奖奖词中，主办方总结了他在融合不同学科方面的成就。具体而言，就是整合了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技术科学、考古学和农业科学，并从中获得启发，进而把环境史和全球史这两个新潮流整合在一起。[23]
作为一本探索性著作，这本书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会成为建立在人类世概念基础上的新史学的起点。第一，传统上的地质分期和历史分期的匹配问题。从传统思维来看，无论是全新世还是人类世，主要是建立在地质时间分期基础上的，而人类史的分期是建立在历史时间基础上的。尽管从整体论和有机论视角出发可以从理论上整合地球史和人类史，但这两种既有分期显然是不协调、不匹配的。1945年后的历史在人类史的分期中对应的是当代史范畴，那么，在此之前的全新世如何与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对应呢？或许克服这一难题的思路在于形成新的历史分期标准和规范。
第二，全球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协调问题。全球系统是科学家用来分析地球环境变化的概念，其中虽然也包括人及其社会，但只是把它当作与其他环境因素类似的因素来对待。在传统历史学中，人被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自然属性被忽略。进而言之，从这两个不同的视野出发，前者塑造的是地球之史，后者塑造的是人的全球史。这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人类世的环境史试图融合这两个视野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种历史，但如何在地球系统的大框架下求得人的自然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与地球系统中其他环境因素的交融互动和平衡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的平衡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通过建模分析得出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出现崩溃或增长中断的结论。这个报告对人类重新认识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人们反思整个社会中洋溢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直到1987年联合国发布的《布伦特兰夫人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建立和维护环境可持续性似乎已成共识，但如何在严重分化的世界和社会建立社会可持续性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如何在这两个现在仍然是理想的或虚拟的可持续性之间建立平衡更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对未来的预测一定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类世环境史的研究是正确预测未来的前提。
总之，这是一部建立在新概念基础上、视野宏大、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富有启发性的探索性著作。对学者来说，它不但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激发出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换句话说，人类世与环境史研究的关系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对实际工作者而言，它不但奉献出新知识，还为思考未来走向提供了深沉的历史路径。大体而言，未来统合的地球系统和人类系统将建立在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
包茂红
2019年4月于北京大学
[1]John McNeill, Peter Engelk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有意思的是，日本学者在探讨热带世界人与环境的关系时，采用了类似但更笼统的圈层分析框架，包括地球圈、生物圈和人类圈。参看杉原薫等，『地球圏·生命圏·人間圏——持続的な生存基盤を求めて』，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0年。
[3]参看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之下编第三章《约翰·麦克尼尔与世界环境史研究》。
[4]Paul J.Crutzen, Eugene F.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Newsletter,41,2000,pp.16-18.
[5]Richard Monastersky, “First atomic blast proposed as start of Anthropocene”, Nature News,16 January 2015.https://www.nature.com/news/first-atomic-blast-proposed-as-start-of anthropocene-1.16739.
[6]刘东生：《开展“人类世”环境研究，做新时代地学的开拓者》，《第四纪研究》，24（4），2004年，第369-378页。
[7]David Christian, “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4, No.4,2003,pp.438-439.
[8]整体论和有机论是现代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也是环境史的基础理论。整体论有别于把人与自然二分、人自外于自然的“科学”、“理性”思维，转而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都看成是环境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环境这个整体之中。有机论有别于把环境中不同因素的相互关系看成是机械联系的机械论，转而认为是有机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大历史通过把人类史置于宇宙史的演化进程中或通过向后追溯人类史起源的宇宙环境基础，不但契合了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和傲慢。参看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worldhistory”, Historia Provinciae: The Journal of Regional History, Vol.2, No.2,2018。
[9]Paul J.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Vol.415,3 January 2002, p.23.
[10]Will Steffen, Paul J.Crutzen and John R.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 Vol.36, No.8, December 2007, pp.614-620.
[11]关于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可参阅《贺克斌、包茂红谈〈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的人与环境》，澎拜新闻网，2018年5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1241.
[12]除了克鲁岑的主张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看法。例如：有人主张从180万年前人类开始用火算起(Andrew Glikson, “Fire and human evolution: the deep-time blueprints of the Anthropocene”, Anthropocene, No.3,2013, pp.89-93)。有人认为人类世始于7000多年前(W.F.Ruddiman, “The Anthropocene”, 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No.4,2013, pp.4-24)。有人认为人类世始于更新世晚期，大约1.2万年前（A.J.Stuart, “Late Quatenary megafauna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 A short view”, Geological Journal,Vol.50, No.3,2015, pp.338-365）。有人主张人类世始于1492年（Erlie Ellis et al., “Dating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an empirical global history of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biosphere,” Elementa: Science of Anthropocene,2013, pp.1-4）。有人认为人类世始于1610年（Simon Lewis and Mark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519,2 March 2015, pp.71-80）。
[13]J.R.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p.4.
[14]John R.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9, No.2,2016.中文译文见：《人类世与18世纪》，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十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2页。
[15]J.R.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pp.208-9.
[16]这个判断在作者2020年1月13日在华盛顿访问约翰·麦克尼尔时得到了证实和肯定。
[17]“Chairman’s column”, Newsletter of the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Vol.7, December 2017,p.3.
[18]Meera Subramanian, “Anthropocene now: influential panel votes to recognize Earth’s new epoch”, Nature News,21 May 201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641-5.
[19]约翰.R.麦克尼尔著、格非译：《能源帝国：化石能源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第108-114页。
[20]见John McNeill, “Presidential address: Toynbee a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19(2014), pp.1-20。约翰·麦克尼尔，《以生态观点重新解读历史》，见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30周年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III-VI页。
[21]J.R.McNeill and Peter Engelk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p.210.
[22]John McNeill, “Historians, Superhistory, and Climate Change”, in Arne Jarrick, Janken Myrdal and Maria W.Bondesson, eds., Methods in World History: A critical approach, Nordic Academic Press,2016, pp.19-43.
[23]Storyteller and investigator of unparalleled vision.https://www.knaw.nl/en/awards/heineken prizes/john-r-mcneill.
中文版序
“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这一术语指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环境变化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的显著增长。地球的环境在它整个40亿年的时间里一直发生着变化，而人类却在我们30万年的时间里改变着它。1945年以来，在人的一生的时间跨度里所发生的环境变化，在人为导致的环境变迁的历史记录中是前所未有的。2005年，在柏林郊区达勒姆（Dahlem）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这一术语被创造出来。它本是被用来唤醒人们对短语“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记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即以此为题。这位生于维也纳的社会科学家在书中称，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既非天然也非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简言之，它是偶然的产物。与此相类，现代全球生态系统的形成既非天然亦非必然；它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
本书旨在对1945年以来的全球环境变化的类型、性质和量级加以解释说明。可是这本书却又篇幅简短，是一部简明扼要而非面面俱到的作品。例如，书中很少写到有关水土流失和珊瑚礁的命运的内容，却更多地写到城市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容。环境变化在最近突然加速，在探寻其背后成因的时候，较之于消费文化或技术变革的相关内容而言，本书在能源、人口、城市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冷战——方面有更多内容要写。我希望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对主题做这种选择是言之成理的。
本书虽为历史著作，却大量利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或《毒理学和环境卫生杂志》（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等科学期刊的引用，注释中比比皆是。这是本书主题使然，它要求我们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人们难以从某个单一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大加速这个主题，只有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才能形成较为全面的观点。这个事实是21世纪诸多智力挑战的一种体现。我们迫切需要对全球环境变化之类的基本问题加以研究和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当中被教导在任意一门单一学科的条条框框中思考的那些人，却并不能轻易触及它们。教育机构要加快其自身的转变，以培育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最初是两位历史学家的邀请促成了本书的写作，他们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ergen Osterhammel）。他们着手从事一个项目，要创作一部由多位作者合作撰写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大部头著作。尽管他们二位都没有环境史的背景，他们仍然意识到环境变化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书中得包含一篇有关环境的长篇论文，于是约请我来写这一部分。我在博士生彼得·恩格尔克也可以参与项目的前提下，同意接受这一工作。作为入江昭和奥斯特哈默编著的《全球相互依存：1945年以后的世界》（Global Interdependence: The World after 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中的一部分，我和恩格尔克撰写的文本于2014年首次问世。随后，经过修订和更新的版本独立成书，于2016年出版。
任何哪个地方的大加速都不会比中国的更加引人注目。1945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且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农村，它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更加贫穷。数千年间，农民的劳动缓慢地雕刻出中国的环境，创造了农业景观。部分由于经济计划中强调工业化，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中国环境变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几十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也助长了环境湍流：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约有5.8亿人口，其中13%居住在城市里；1982年的人口普查认为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21%是城市居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加速了。今天，约有56%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与全球平均值大体相当。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用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制造的商品如今正行销全世界。1980年以来，中国最非同寻常的转变——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一次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环境的根本转变。
至于说中国环境，尽管为了抑制从烟囱和汽车中排放的废气，中国已经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世界上一些最糟糕的城市空气质量问题依然让它深受其害。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也成了严重问题。任何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至于说全球环境，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湍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它的工业部门和车辆总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非常之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使用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尺度环境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全球海洋中约10%的塑料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太平洋。中国现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左右，约为印度的4倍、美国或欧盟的2倍。如今它已加入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正在无意间重塑这颗行星上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氮和硫的循环乃重中之重。当然，碳循环可能最为紧要，因为它在塑造气候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还加入了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试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稳定世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地球的气候。这样的努力是全世界与时间展开的不顾一切的竞赛，尽管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以及沿途是否可能存在“临界点”——如果越过这样一个临界值，就意味着减缓环境变化的进程将变得更加困难，或许便不可能实现。在下一个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全世界的社会可能会大幅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采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过去的能源转换总是渐进的，这一次也将如此。只是我们还不可能知道它的特性和速度究竟如何。
但是，它几乎一定会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多久可以到来以及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通常而言，可再生能源制度将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特别是将减慢气候变化的步伐。这对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对于世界上有些民族而言，这尤为紧急，如居住在陷于海平面上升危险之中的低洼岛屿或海边的那些民族。
稳定气候与减缓甚至最终抑制大加速，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当务之急。但是，为此做一些有益之事的能力却非常不均衡地分散在共享这颗行星的近80亿人中间。尼泊尔和莫桑比克的农民几乎不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只拥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其决定将不会引导数以千计的人或数百万人的行为。在另一个极端，加拿大人、科威特人和美国人平均使用的化石燃料约百倍于莫桑比克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拥有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他们必须比尼泊尔人和莫桑比克人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人类总体——想要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的话。
此时此刻，关于大加速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决策地在北京。这一地点过去曾经在华盛顿。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大加速日益变快，在华盛顿做出的决策推动了这一进程。1970年以前，少有人知道或关心全球尺度的环境系统，这一包括了所有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在内的系统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是，甚至在某些人知道了以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不管是在减少那种不稳定状况，还是在减缓大加速的进程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今天，恰恰由于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倾倒的混凝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以及显著地参与到如此之多的影响环境的其他活动之中，北京才有机会去做华盛顿没有做成的事情：做出可以减缓大加速进程的决策。
10年之内，我们或许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观念；50年之内，我们就会确定无疑地知道，北京能否恰当地应对这一挑战并领导一场全球活动，以减缓大加速进程与稳定巨大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和地球这颗行星的气候。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将有助于读者从长远的视角去思考全球环境问题，并希望用这本书来帮助他们了解，目前在中国，环境、经济和能源的规划是最为重要的。
约翰·R.麦克尼尔
于乔治敦大学
2018年2月
导论
无论谁来撰写现代历史，若过于亦步亦趋地埋首追随其脚步，或许会被踢得牙齿不保。
——沃尔特·劳利爵士，1614年
19世纪以来，地质学家、地球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已经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一连串的代、纪和世。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分期法是基于我们星球的环境史，尤其是地球生命进化的曲折转变之上的，这些已在化石记录中得以揭示。我们正在（并且已经长期处于）新生代之中，且恰好处于其中的第四纪。我们还处于第四纪中的全新世，并且在全新世中已大约经历11 700年之久了。在对全新世的界定上，气候起到了尤为特殊的作用。与之前的地质时期相比，迄今为止，间冰期气候一直保持稳定，这着实令人欣慰。在传统意义上归属于人类历史的一切，包括农业和文明的整部历史在内，都发生在全新世里面。或者应当这样说，它业已在全新世里出现过了。
本书采用这样一种观点：在地球的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全新世已告终结，某个新的世代已经开启，是为人类世。人类世的概念从2000年开始经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得以广为普及，他曾因平流层中臭氧层损耗的研究工作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克鲁岑看来，变动中的大气成分，尤其是证据确凿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对于地球生命而言，似乎都是如此猝不及防，而又如此影响深远。据此，他推断地球的历史已经翻开了一个新篇章，人类对全球生态开始施加最为重大的影响。人类世概念的关键之处仅在于：在新的时代（不论地质学家所说的世、纪或代）中，无论微生物悄无声息的存续，还是地球轨道的持续摆动和绕日轨道离心率，同人类活动相比都不免黯然失色；人类活动对地球的调节系统施加着影响，由此，这一时代因人类的活动而得以界定。[1]
克鲁岑认为人类世始于18世纪后期，那时化石燃料能源体制得以建立。在18世纪80年代，煤的使用开始变成英国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从那时起，煤炭在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新技术和新能源需求引发了对其他化石能源即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到了19世纪90年代，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使用量中占了半数，而在2015年，这一份额已经攀升至近80%。如我们所见，在化石燃料能源体制和能源用量指数级增长的背景下，世界历史步入了近代阶段。
克鲁岑不太关注的一个方面是，近代历史的发展也离不开人口的飞速增长。1780年，约有8亿~9亿人生活在地球上。这一数字在1930年约为20亿，而到了2011年，则增至约70亿之多。虽然那时的人们尚未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在18世纪中期，人口数量的长期激增还是开始了。一开始，它发展得比较缓慢，并且（如我们所见）在1950年以后逐渐达到高潮。在地球生命史上，还没有哪种灵长类动物或哺乳类动物曾以如此迅猛之势繁衍，同时还能够幸存的。在我们的人口统计史上，近代人口增长这种事件不啻绝无仅有，且不会再次发生。克鲁岑认为人类世起源于18世纪，而近代人口增长的编年史则能够为他的这一观点提供佐证。能源消费和人口增长这两个成双成对出现的飙升始于18世纪且延续至今。未来，二者将如何演进，让我们拭目以待——而且在本书随后的篇章中，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姑妄猜测一番。无论如何，人类从18世纪后期就开始勇敢地投身于崭新的冒险事业之中了，此举在人类历史上当属史无前例，且在生物界亦属举世无双。
自从2000年克鲁岑首倡人类世的概念以来，一些相关的竞争性概念便层出不穷。人们各有其想要强调的不同的参照标准，依据这些标准可以找到种种理由将人类世的时间往前推至1610年、1492年、约7000年以前、约1.2万~1.5万年以前，或是上溯至久远的约180万年前，那是人类开始对火加以利用的时代。[2]或者，有人可以找到理由，提出一个更加晚近的时间作为人类世的起点，正如本书所采用的时间断限一样。简而言之，理由如下：首先，从20世纪中叶起，人类活动（无意间）成了支配碳循环、硫循环和氮循环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三者属于至关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地球系统”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全球进程的总和，那些循环则构成了如今所谓的“地球系统”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3]其次，从20世纪中叶起，人类对地球和生物圈的影响逐步升级，这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将对其中一些方式做详细阐述）做出衡量和判断。
1945年以来的逐步升级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时它也被冠以大加速之名。[4]在由人类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当中，有3/4产生于过去三代人的生存时期之内。全球机动车总量从4000万辆增至8.5亿辆，人口总数增加到过去的几乎三倍，且城市居民数量从7亿左右增加到了37亿之多。1950年，世界上产生了大约100万吨塑料制品，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增加至近3亿吨。在同一时段，氮化合物（主要是化肥）的总量从不足400万吨攀升至逾8500万吨。时至今日，大加速中的某些趋势仍在高速运转，但是其余的一些趋势——海洋鱼类捕捞、大型水坝建设、平流层臭氧损耗——已开始减缓。[5]
搬运满满一筐煤炭的印度煤矿工人，1950年左右。1945年以后，煤和其他化石燃料，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但是随着对它们的开采和使用，公共卫生和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盖蒂图片社）
1945年以来的时期和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的长度约略相当。如今健在的人群中，每12个人中仅有1个人对1945年以前发生的事还有记忆。现今在世的几乎每个人的全部人生经历都发生于大加速中的这一反常历史时刻，它一定是20万年来人类和生物圈关系史上最为反常和最不具代表性的时期。当我们对此有所了解之后，便不再会对任何一种当前的特殊趋势的长期存续抱有期待。
目前形态下的大加速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已经没有足够的大江大河可供建造水坝，已经没有足够的石油储藏可供燃烧，已经没有足够的森林可供砍伐，已经没有足够的海洋鱼类可供捕捞，已经没有足够的地下水可供抽取。事实上，预示着大加速渐趋停止的若干迹象已然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些案例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呈现着逆转的趋势，正如本书将会阐释的那样。从根本上，或许可以首先将其归结为能源体系的特征和人口的规模。这看起来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里精心打造一个能源体系，其中，化石燃料所起的作用将比它们近来所起的作用小得多，那么大体上，我们对于地球系统和环境的影响将显著降低。而且，全世界人口生育力持续减弱看起来是有可能的，如此则未来任何的减速趋势都将得到加强。虽然无法断言大加速将于何时终止，也不能说明它将如何终止，但它几乎无疑是人类历史、环境历史乃至地球历史中昙花一现的短暂瞬间。
尽管如此，若非经受大灾大难，人类世必将延续。人类将继续向环境和全球生态施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与人类的数量并不相称，而且使得其他物种对于地球的影响显得大为衰弱。我们的人口数量不可能大幅降低。我们对能源和物质的欲望也不可能大幅下降。考虑到生物技术的变化速度，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能力将只会越来越强。只是，尚且无法确定的是，将来人类对地球及其系统的巨大影响将如何施加并能坚持多久。但是，大体上从1945年到如今的这段时期，人类已经在采取行动了，这确保了人类在地球上留下印记，它的气候、它的生物区系、它表面海洋的酸度，以及其他许多将在未来数千年间持续存在的方方面面。
在冒险深入未来学诱惑之中以前，应当记得题词部分所引用的沃尔特·劳利爵士的话。只有部分的未来是已经注定了的（在沉积物之下将会散布和掩埋着许多塑料和混凝土）。其中大多是要拜尚未到来的选择和机遇所赐。因此，最好是回到过去那更加稳固的根基之上，尝试去看清楚现在如何成其为现在，大加速又是如何启动了人类世的。那不会允许我们知晓未来——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一点，即便是最为复杂精细的建模推演也不行——但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可能性的范围，或者如同圣保罗所述，对镜观看，模糊不清。
[1]Paul Crutzen and Eugene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41(2000): 17-18.早在1873年，一位意大利地质学家兼神学家的革命者就曾使用“灵生”（anthropozoic）一词，但它并未流行起来。A.Stoppani, Corso di geologia(Milan,1873).沿着相似的思路，苏联出生的美国地质学家George Ter-Stepanian想出用“technogene”一词指代过渡地质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主宰着地质作用。“Beginning of the Technogene,”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38(1988):133-142.早在布丰那个时代，科学家偶尔也会持有类似的想法。
[2]Andrew Glikson, “Fire and Human Evolution: The Deep-Time Blueprints of the Anthropocene,” Anthropocene 3(2013): 89-92; Erle Ellis et al., “Dating the Anthropocene:Towards an Empirical Global History of Hum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Biosphere,”Elementa (2013), doi: 10.12952/journal.elementa.oooo18; William Ruddiman, “The Anthropocene,”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41(2013): 45-68; Simon Lewis and Mark 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519(2015): 171-180.
[3]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指的是大气、海洋、岩石和土壤以及生物之间的化学元素（或化合物）流动。除了那些已经提及的循环之外，对于地球及其气候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的循环，还有水循环和氧循环。
[4]在2005年的达勒姆研讨会上，该术语首先被用于这种意义，这次研讨会是为了纪念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举办的。波兰尼是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和博学多才之人，他坚持认为，市场经济是一项最近的构想，正统的经济学家忽略了社会环境，并且经济学必须被嵌入社会传统、风俗和思维习惯当中去加以理解。同样地，人类造成的全球生态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内嵌于社会及其传统中的，而所有的人类历史又都植根于演进中的生物地球化学的环境里面。这便是向波兰尼致敬的理由。见Kathy Hibbard, Paul Crutzen, Eric Lambin, Diana Liverman, Nathan Mantua, John McNeill, Bruno Messerli, and Will Stefen, “Group Report: Decadal Scale Interactions of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Sustainability or Collapse? An Integrat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ople on Earth, ed.Robert Costanza, Lisa Graumlich, and Will Stef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7),341-378。该术语借由威尔·斯蒂芬（Will Stefen）之手，得以在全球变化科学界变得众人皆知。也可参见Will Stefen, Paul Crutzen, and John 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 36, no.8(2007): 614-621。
[5]Will Stefen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thropocene Review 2(2015): 81-98；访问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网页可以看到这些数据，并且可以从方便的图表中获得更多数据：www.igbp.net/globalchange/greatacceleration.4.1b 8ae20512db692f2a680001630.html。关于氮和塑料制品的数据来自Vaclav Smil,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Materials and Dematerialization (Chichester, UK: Wiley,2014)。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能量与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