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湎在祇园
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月，我为了签名售书去名古屋、大阪转了一圈，然后去京都，光顾了坐落在祇园[1]街上的一家酒吧。
这年夏天，我得了直木奖，正式开始了专业写小说的生涯，刚刚三十七岁，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那次签名售的书是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我的小说《花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书店里签名，所以十分紧张，写着自己名字的手也别别扭扭的，而且更令人难堪的是，来要求签名买书的人寥寥无几。开始签名才二三十分钟，便再也没人来了，实在看不下去，只好由书店的营业员在书摊前排着队装装门面了。
一起去的出版社编辑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晚上在京都就餐后，便带我去了祇园街的“K”酒吧。
以前做学生时、当医生时曾去过京都不少次，但全是观光旅游，祇园那么高级的娱乐场所是从来不曾涉足的。
是个怎样的地方啊？对充满好奇心的我来说，那家酒吧充分地让我开了眼界。首先说是酒吧外表看去与普通民宅一般无二，进了门楼梯又是窄窄的，上了楼迎面只见一排纸糊的隔扇拉门，真正犹如进了什么朋友的家里似的，打开拉门，才豁然开朗。左边是一个个由沙发隔成的宽敞的包厢座位，右侧是一溜长长的吧台，最令人感慨的是右侧吧台的里面。
望过去里面的房间很深，到底的墙前有一根粗粗的柱子，使人明显地感到那里原来是客厅的壁龛。再看左边，沙龙包厢座位边上摆着矮矮的和式橱柜，包厢的天花板上有拆除了的拉门留下的横框，很明显这二楼原来是一间和式卧室与一间和式客厅，现在将两间房间打通了，成了如今这么一大间。这样的格局，或许是因为处在祇园，所以一点也不显得别扭，反而使人感到一种京都古城的风韵和气氛。
札幌的薄野，东京的银座，我以前去过不少的酒吧，但都是千篇一律的大楼里西洋装饰的风格。
与此相比，这和式风韵的酒吧，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新奇感觉。
我欣赏着这店堂里的氛围好一会儿，待到老板娘来到面前，我又惊奇得瞠目结舌。
老实说，我认为经营着这样一家古朴素雅的店的老板，绝对是有了些年纪的，然而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和服打扮的二十二三岁的肌肤白嫩、盈盈含笑、双眸明亮的姑娘。当同去的编辑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老板娘呢”时，我还是不能相信，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好。年轻的老板娘见此情景，便灿烂地一笑，调皮地问道：“感到奇怪吗？”一口软软甜甜的京都乡音，使我飘然欲仙地看着她，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恋情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
要是我那时不写《花葬》，不去签名售书，或者编辑不带我去那酒吧……
当然，我就不会遇上她，也不会一见钟情，一下子坠入情网。当然也许就不会有我以后的以京都为背景的各种小说产生。或者说，即使我写了京都题材的小说，却会是另外一种完全不相同的样子。
总而言之，从那次以后，我便时时抽空去京都。到她那里去，当然不会再让编辑陪着，而是一个人去了。交往时间长了，才知道她是纯粹的京都祇园姑娘，两年前，还是一位舞伎[2]，经常去饭店酒吧为客人演出。
这酒吧本来是她母亲经营的一家御茶屋[3]，但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便退休在家，将这御茶屋传给了她。但是作为御茶屋的老板娘实在是太年轻了，于是便将御茶屋改装成现在的这么一家酒吧。
简单说来，她是为了继承家业才当了这样一位老板的。
本来她还有两位姐姐，最大的姐姐本来也是学艺的，后来找了个称心的郎君结婚了。第二个姐姐与她是双胞胎，也一样当舞伎，后来升为艺伎[4]，再后来也结婚了，所以就剩下她一人独身留在家里，所以家里的事业当然就得由她继承了。
我后来写的祇园题材的小说《化妆》中的三姐妹就是以她们三姐妹为原型的。
初次看到她，给我的印象是典型的祇园姑娘，优雅而且高傲。
头发梳得很整齐，总是梳成松柔荷包式，轻轻地垂到领边遮住半只耳朵，乍一看就似明治时代黑田清辉画的美人图中的美女。
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将我彻底地迷住了。先是祇园，接着是东山附近，岚山、嵯峨野，再以后是贵船、花背，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俩的足迹。
当时我们两人住过的旅馆，吃过饭的料亭[5]，都在以后我的小说《化妆》中成了主人公去的地方。
说心里话，我的才能是远远不及她的。
单从年龄与学历来说，也许我是比她高一些，但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她那长年在京都祇园生长所形成的独特的胆识与悟性上，我只能望其项背。
札幌历史短浅，京都传统悠久，在札幌那广阔原野长大的我，对京都的一切除了憧憬，便只有好奇的份儿了。
这两个日本最极端的城市，产生出来的差异与冲突使人感到有趣，同时又使我懂得了不少的东西。
确实，要说学历，她只上过京都的舞伎御茶屋，但这城市悠久历史的凝重，正统的教养，使她显出彬彬有礼、谦和温柔的高雅气质。还有她从小耳闻目睹这繁华的世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审美观和世界观。
后来她去过东京，面对林立的高楼，如水的车流，耀眼的豪华，她感慨，但决不赞叹。东京的大与现代，她承认，但心里总有着一种不屑一顾的自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北海道乡下出生的我是分辨不出东京与京都的好处来的。
同是日本人，对事物的见解、价值观，竟会如此不同，我感到惊叹的同时，又感到人这种生灵的复杂、单纯和可爱。
具体说我与她的交往吧。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时而争吵，时而和好，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新鲜、太刺激、太受教育。
确实，她是在古朴典雅、富饶悠闲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她具有很多受这种环境熏陶而产生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她又有可笑的幼稚和无知。
例如，难一些的汉字她就不认识，数学、自然的知识极其贫乏，当然对于文学，她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了。
举个可笑的例子，当我对她说自己是写小说的作家时，她竟一本正经地问：“你是丹羽文雄先生[6]吧？”
她的问话令我啼笑皆非，可她却说出了更加离奇的事来：“以前，川端康成先生曾来电话，约我去他下榻的宾馆见面呢。”据她解说，以前她当舞伎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叫康成，问他姓什么，回答说姓川端，这才知道是川端康成先生让她去宾馆。她还真向领班请假去见了那位川端康成先生。她还说见面后，那位川端康成先生一个劲儿地赞赏她长得美丽，足有半个小时，看着她怔怔地发呆。
很显然，她说的那位川端康成，绝对不会是众所周知的大文豪川端康成先生。
不过，能说出这种美妙的张冠李戴的事情来，也是她的魅力以及祇园这条街所具有的独特风采的所在了。
对我来说，要写京都题材的小说，首要的难题便是京都方言。
故事情节，人物风貌，可以实地体验生活，但这方言却是靠书本或体验生活所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这京都方言，特别是祇园方言，要掌握它只有多去祇园，再具体地说，是泡在祇园的御茶屋、酒吧里，与那些舞伎、艺伎厮混，沉湎在她们中间。
可要做到这一点，是要花很多钱的。
首先是晚餐，每次都去料亭那是十分昂贵的，于是我就想办法去便宜的餐馆，饭后九十点钟光景便去御茶屋泡着，等那些料亭里陪酒的艺伎或舞伎回来，再叫她们，这样花钱少，那些姑娘由于有额外的收入也十分乐意。
说这些，我的意思是玩也必须动脑筋，不能傻乎乎地花大钱。
当然，要去各种料亭或酒吧御茶屋玩，必须要有人介绍，这种时候，她就是我最好的介绍人。
她家是从明治时代就一直经营御茶屋的，她奶奶更是当地有名的舞伎。所以有这么一位老字号御茶屋小姐的介绍，不管跑到哪家店里都是十分受人欢迎的。当然，纯粹比年代悠久，比她家还要历史悠久的御茶屋也是有的，例如，曾有一位她当舞伎时的好友，说她自己家经营的御茶屋是从安政时代[7]开始的，与从明治时代兴旺起来的祇园街的御茶屋相比，那么她家的御茶屋该算是更加老的老字号了。但是，祇园的御茶屋除了历史悠久，还有着别处无法比拟的风韵。从这一点说来，别的地区的御茶屋不管是在安政时代，还是在别的什么时代，都不能与祇园的御茶屋同日而语。
我当时就是这么在祇园街厮混的，为了能听懂京都方言，能用京都方言写小说，我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写京都题材的小说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书名叫《飙风》[8]。这书里的主人公是医院放射科的医师，讲得几乎全是普通话，也许我不该为自己辩护，我当时没有用京都方言写作的信心，才塑造了这么一个使用普通话的主人公。
我的作品明显地用上京都方言是在那之后两年写的《正午的原野》。那书里的主人公是京都一家老字号商店的小姐，但还不是娱乐圈里的人，所以还没有使用祇园的语言。
从那又过了五年，我写了《化妆》，主人公是祇园土生土长的三姐妹，这三姐妹用的便全是地道的祇园话了。
当然，我当时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写好的稿子，总是要请她给校看一遍。
所以说，没有她就不会有我的那些京都作品，或者说，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具有那样的艺术魅力。
再扩大些范围，当时经常来陪我的那些舞伎、艺伎，以及餐馆、茶坊的老板娘、服务员，这些人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应该说，一部作品便是这作者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事物的集大成。
现在，当我重读自己的小说《化妆》时，更能感受到她存在的重要性。同时脑海里又浮出当时那些年轻漂亮的祇园姑娘们的倩影和笑容，一种亲切无比的感受在胸中荡漾，这更能使我感到与她们所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多么可贵、可亲。
[1] 祇园，京都最热闹的娱乐街。
[2] 祇园舞伎是经过十分严格挑选、训练的日本古典舞蹈艺人。
[3] 御茶屋是京都一种特有的培养舞伎、艺伎的场所。同时它又具有向各高级饭馆、酒楼派遣舞伎、艺伎的功能，有点像旧社会上海的长山堂子，派出的舞伎、艺伎名义上是卖艺不卖身的。
[4] 艺伎是比舞伎更高一级的艺人。
[5] 日本最高级的日式餐馆称为料亭。
[6]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有《丹羽文雄文集》28卷传世。
[7] 安政时代：1854年11月27日至1860年3月18日。
[8] 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版时译名为《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