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本书的主要框架来自托马斯·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篇讲稿在2003年的时候又被斯坎伦收入《宽容之难》这本论文集中。自林德利讲座之后，斯坎伦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新的内容，并且以《平等何时重要？》为题多处发表演讲。这些内容经扩充和打磨后，最终形成了当下这本书。所以，实际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斯坎伦关于平等的论述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这两本书中，约翰·罗尔斯在讨论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时，就基本沿用了斯坎伦所提出来的框架。此外，关系平等主义（又称“社会平等主义”）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兴起也和斯坎伦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斯坎伦正是关系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书中，斯坎伦把自己的平等观概括为“多元论的”和“关系性的”，前者意指我们有多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后者则指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应当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斯坎伦重点讨论了六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它们分别是：（1）不平等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2）不平等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3）不平等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4）不平等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5）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6）当下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在本书中针对不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给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许多师友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在此我想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先，如果不是张容南老师帮我联系出版方并主动提出担任审校人，我恐怕没有机会接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此外，张老师不仅对我的译稿提出了非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而且还针对很多翻译细节和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无疑使这本译作的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我十分感谢张老师对此的付出，以及对我的指导和支持。

在我充分吸收了张容南老师的建议后，我的同窗好友兰超又主动帮我把这本译作的前五章进行了一次校对，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改善意见。我感谢兰超的无私付出以及对我的译文的肯定。最后，针对本书部分术语和句子的翻译，我还向葛四友、郭昊航、林秀妮、马晨和田洁等师友请教过，我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和我进行讨论，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指导。我尤其想对葛四友老师表达特别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支持和鼓励。

尽管对于我的第一本译著，我已经竭尽全力地改善它的译文质量，但限于时间和能力，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批评赐教。我的联系邮箱是：[email protected]。

陆鹏杰

2019年5月，人大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