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此后接连四个星期我很少见到埃略特和他的亲戚。他给她们做的安排使她们洋洋得意。他带她们到苏塞克斯一座壮丽堂皇的大厦里过了一个周末，又带她们到威尔特郡一座更加壮丽的大厦里度了另一个周末。他领她们作为温泽王室一位小郡主的客人到歌剧院，坐在皇家包厢里看歌剧。他带着她们和大人物们一起赴午宴和晚宴。伊莎贝尔参加了几次舞会。他在克拉里治饭店招待了一系列客人，这些客人的名字使第二天的报纸大放光彩。他在塞罗饭店和大使馆举行晚宴招待客人。他所做的事情确实样样得体。伊莎贝尔见到的世面还远远不够，因此，他为她提供的富丽堂皇、风雅讲究的场面使她有些头晕目眩。埃略特可以自我标榜地说，他之所以如此不嫌麻烦，完全是为了一个毫无私心的动机：让伊莎贝尔不再去想她那不幸的恋爱。但我认为并非仅此而已，他有机会向他妹妹夸耀他和达官贵人、名流雅士之间混得多么熟悉，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他招待起客人来左右逢源，令人赞叹，他也喜欢表演他这方面的才能。

我参加过他举行的一两次宴会，并且常在晚上六点钟去克拉里治饭店看望他们。我发现一些近卫旅的青年军官和外交部的一些年轻官员在围着伊莎贝尔转，青年军官个个身材魁梧，衣着光鲜，年轻的文官们虽然服装稍逊，但也个个风度翩翩。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有一次她把我拉到一边。

“我想问你一件事，”她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药房喝冰激凌汽水吗？”

“完全记得。”

“那时你很愿意帮助我。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

“我尽力而为。”

“我想和你谈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在哪天一起吃午饭？”

“几乎哪天都可以，由你定。”

“找个僻静的地方。”

“我们驱车去汉普顿宫，在那里吃午饭，怎么样？那里的公园现在正逢最美的季节，你还可以看一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床。”

她觉得这个主意好，我们便商定了日子。但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天变了，一直是晴朗的、风和日丽的天气，变成灰蒙蒙一片，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我打电话问她在城里吃午饭是否更好。

“公园里坐不成，室内的画又太暗，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在公园里没有少坐，老画家的画我也已看够了。我们还是去吧。”

“好。”

我去接她，一块驱车而往。我知道有个小旅馆，那里的饭菜还能凑合，我们径直将车开到那里。一路上伊莎贝尔像平常一样兴高采烈地给我叙述她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宴会，认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她很欣赏那些宴会，但她对新近认识的各色人物的评论使我感到她精明、有眼力，能看出他们的荒唐可笑。天气不好，没有其他顾客光临，饭厅里只有我们两人。这家旅馆擅长做英国的家常饭，我们要了一份肥美的羊腿肉配青豆和新鲜土豆，还有一大盘苹果饼，后随一道得文郡奶油。这些东西再加上一大杯淡色啤酒，凑成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午餐。我们吃完之后，我建议坐到那间空无一人的咖啡室去，那里有扶手椅，坐着舒服些。室内清冷，但是柴已架好，我划了根火柴把它点着。火焰使这个昏暗的房间明暖宜人了一些。

“好了，”我说，“现在把你想讲的事情说出来吧。”

“和上次一样，”她“噗哧”笑了，“关于莱雷。”

“我早已猜到。”

“你知道我们把婚约解除了。”

“埃略特对我说过。”

“妈妈如释重负，她是满心高兴。”

她犹豫了一阵，然后开始叙述我已经尽量忠实地告诉过读者的她和莱雷之间的谈话。读者也许要问：她为什么要对一个她不怎么了解的人推心置腹谈这么多个人的事情？我想，我们见面还不到十次，除了在药铺那一次外，从来不曾单独在一起。但我不感到意外。理由之一是，正像作家们常说的那样，人们的确愿意把不肯告人的事情告诉作家。也许是因为他们读过他的一两本书后，感到和他的关系别有一层亲密，或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戏剧化了，实际上把自己看成了小说里的人物，在他们的想象中，作家创造的人物对作家无所保留，因此他们也乐意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作家。除了这种解释以外，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原因。此外，我想，伊莎贝尔觉得我喜欢她和莱雷，他们的年轻引起我的关心，我同情他们的不幸。她不可能指望埃略特会以友好的态度听她讲她和莱雷的事情。他给莱雷提供的进入社交界的最好机会被他轻蔑地拒绝，他再也不想管他的事情。她母亲也不能帮助她。布莱德雷夫人有她的高等原则，有她的常识。她的常识告诉她：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你就必须随大流，不要去做人人都说不稳当的事情。她的高等原则使她认为一个男人的义务就是到一家企业里去工作，靠自己的精力和主动精神挣钱养活老婆孩子，使他们过上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生活；供孩子上学，使他们长大之后能靠自己的本领谋生；一旦自己死了还要给自己的老婆留下遗产，保证她丰衣足食。

伊莎贝尔的记忆力很好，那么长的曲曲折折的谈话，她都记得非常清楚。我一声不吭地一直听她说完。只有一次，是她自己把话中断，向我提了个问题。

“吕斯达尔(吕)是谁？”

“吕斯达尔？是荷兰的一位风景画家。你问他干什么？”

她对我说莱雷提到过他。他说至少吕斯达尔找到过一个针对他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她对我重复了一遍她问吕斯达尔是谁时他给她的不客气的回答。

“你认为他是什么意思？”

我灵机一动。

“你肯定他说的不是吕斯布洛克吗？”

“也许是。他是谁？”

“是14世纪的一个佛兰芒神秘主义者。”

“噢。”她失望地说。

这对她没有什么意义。但对我却有意义，这是我所知道的表明莱雷思想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她继续往下讲她的故事。我虽然仍在聚精会神地听，但部分思想却在分析他这句话的可能的含意。我并不过分重视这句话，他提到这位使他心迷神醉的教师的名字可能只是为了提出一个论据，也可能有一层意思，但伊莎贝尔没有察觉出来。她问他吕斯布洛克是谁时，他回答说吕斯布洛克只不过是一个他上大学时还不知道的人，他显然是想支吾过去，不让她追问。

“你对这一切是怎样看的？”她讲完之后问。

我考虑了一下，答道：

“你还记得他说过他只是去闲荡吗？如果他说的是实话，他所谓的闲荡似乎是要干一些非常繁重的工作。”

“我相信这一点。但是，如果他从事任何一种生产性的工作也这么勤奋，他会挣不少钱，你说这就不对吗？”

“有的人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有些罪犯，他们像海狸一样辛苦，但他们是辛辛苦苦地筹划阴谋，其结果是坐牢，他们一旦出狱就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搞阴谋，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坐牢。如果他们以同样的勤奋、同样的才干、同样的临机应变以及同样的忍耐精神来从事正当的活动，他们会换来很好的生活，并取得重要的职位。但是他们生来就是他们那样的人。他们喜欢作案。”

“可怜的莱雷，”她咯咯地笑着说，“你该不会说他学希腊语是准备抢银行吧？”

我也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对你说的是，有些人迷了心窍，一心想干某种怪事，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他们非干不可。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他们甘愿牺牲一切。”

“连爱他们的人也牺牲掉？”

“呃，是的。”

“这不明摆着是自私吗？”

“我不知道。”我笑着说。

“莱雷学那些死去了的语言有什么用处？”

“有些人求知就是为了求知，不为别的。这种求知的愿望，倒也没有什么不光彩。”

“不准备用求来的知识干任何事情，要这种知识干什么？”

“也许他准备使用。也许知识本身就使他感到满足。也许这只是为了进一步做什么事情而迈出的第一步。”

“他想求知，为什么他打仗回来以后不去上大学？奈尔逊博士和妈妈本想让他上大学的。”

“这件事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和他谈过。学位对他没有用处。我觉得他似乎已经明确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认为在大学里他得不到那些知识。你知道，人们求学好比狼找食，有的喜欢成群结队，有的喜欢独奔一个方向，莱雷就是一个不肯随群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想写作。他笑了，他说他没有东西可写。”

“这是我听到过的所有不肯动笔的借口中最无法令人相信的一个。”我笑着说。

伊莎贝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她甚至没有心思开最普通的玩笑。

“我弄不清楚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在上战场以前，他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你也许看不出，他网球打得非常好，高尔夫球打得也很不错。我们其他人干的事情他都干。他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男孩，没有理由设想他长大了会不正常。你毕竟是个小说作家，你应该会解释这件事情。”

“人的天性无限复杂，我有多大本事，竟然解释得了？”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谈话的目的。”她补充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她根本听不进去。

“你伤心吗？”

“不，不一定伤心。莱雷不在我身边，我的心情就正常，但当我和他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自己非常软弱。现在，这只是一种疼痛，就像你几个月没有骑马，现在一下子骑了很长时间所感到的那种僵痛；它不是痛苦，完全不是无法忍受的，但你却意识得到它。它会过去的。一想到莱雷把自己的一生这样糟蹋，我就生气。”

“也许他不会糟蹋。他开始踏上的旅途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也可能在旅途的终点他会找到他所寻求的东西。”

“他所寻求的是什么？”

“你没觉察到吗？我觉得在对你说的话中他已清楚地指明了——上帝。”

“上帝！”她叫道。不过这惊叫表示的是不以为然。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名词，两人所表示的意思却非常不同，因此产生了可笑的效果，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但是伊莎贝尔很快又严肃起来，我从她的整个态度中感到一种类似恐惧的东西。“你究竟为什么这样想？”

“我只是猜测。不过，是你叫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这件事情的想法。不幸的是，你不知道他在战争中遇到过什么事情，使他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我想，他是毫无准备地突然受了精神上的打击。我向你提供一个看法：不论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反正那件事使他头脑里充满了人生短暂的思想，他急欲确证人世间的罪恶与不幸会得到补偿。”

我看出伊莎贝尔对我使谈话发生的转折感到不高兴。这使她感到心怯、尴尬。

“这不是可怕的病态吗？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既然生在这世界上，当然应该尽情地生活。”

“也许你说得对。”

“我不自命非凡，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我需要乐趣。”

“看起来你们俩的气质完全相反。你能够在结婚之前发现这一点，这很好。”

“我想结婚、生孩子并且生活——”

“生活在慈悲的上帝给你安排的那种生活状态中。”我打断她的话，笑着说。

“就算是这样吧，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对吧？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状态，我对它非常满意。”

“你们像两个朋友，要一起休假，一个想到格陵兰去爬雪山，而另一个却想去印度的珊瑚滩边钓鱼。很明显，事情弄不成。”

“不管怎样，我在格陵兰的雪山上还可以弄到一件海豹皮上衣，但我想，印度珊瑚滩边是否有鱼，大可怀疑。”

“走着瞧吧。”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眉头微皱地问道，“好像你一直有什么话不肯直说。当然我知道在这出戏里我扮演的不是主角。演主角的是莱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美梦幻想家，即使这种梦实现不了，梦的本身也使他兴奋异常。我生来就只能演无情的、爱财的、讲究实际的角色。按常理办事就不能过于动感情，是吧？但是你忘记了一点：必须付出代价的是我。莱雷驾着一片彩云在前边飞，我只能拖着步子跟在后边，精打细算地维持日子过下去。我要生活啊！”

“我一点也没忘记。许多年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是个医生，并且是个挺不错的医生，但是他不开业。他整年整年地躲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书，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写出一部谁也不要看的大部头伪科学、伪哲学书，他还得自己出钱来出版。在他去世之前，他共写了四五部，这些书一点价值都没有。他有个儿子想参军，但是没有钱把他送到桑赫斯特(很)，因此他儿子只能应募当兵，最后在战场上被打死了。他还有个女儿。她长得很漂亮，我都有点迷上了她。她去演戏，但是她没有演戏的天分，她跟着一个小戏班子疲于奔命地跑遍各地，演些小角色，工资非常低。他的妻子多年操劳，把身体弄垮了，姑娘只好回到家里伺候母亲，把母亲干不动的繁重家务活接过来。他把几个人的一辈子都糟蹋了，毁掉了，并且毫无意义。要是你决定独闯一条路，你就可能有风险。干的人很多，成功的人很少。”

“母亲和埃略特舅舅赞成我的做法。你是否也赞成？”

“亲爱的，这对你会有多大分量？对你来说我差不多是一个陌生人。”

“我把你看作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她笑容可掬地说，“有你赞成，我会高兴。你认为我做得对，是吧？”

“我认为你做的对你来说是对的。”我说。我颇自信地认为，答话与问话之间的细微差别，她不会注意到。

“那么为什么我的良心不好受？”

“你于心不忍吗？”

她点了点头，嘴唇上仍挂着微笑，不过这时笑得有点顽皮。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般常识。我知道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为我只能这样做。我也懂得，从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从人之常情来看，从一般的为人之道来看，从是非的观点来看，我都应该这样做。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一丝不安，觉得要是我更好一些，杂念更少一点儿，更无私一些，更高尚一些，我就应该和莱雷结婚，过他那种生活。如果我爱他爱到足够的程度，我会认为天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如果他爱你爱到足够的程度，你要他做什么，他不会迟迟疑疑地不去做。”

“我也这样劝过自己，但是不顶事。我猜想，女人天性中自我牺牲的精神比男人的多吧。”她“噗哧”笑了，“路德到异国拾麦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

“你为什么不冒险尝试一下？”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轻快地交谈着，我们好像在随便谈论我们两人都认识、而他们的事情与我们都不相关的人，甚至当她对我叙述她和莱雷之间的谈话的时候，她也是说得轻松愉快，并且加些幽默以添风趣，好像她不想要我过分严肃地看待她说的话。但是现在她的脸色转为苍白了。

“我害怕。”

我们沉默了一阵。一股冷意沿我的脊背而下，我遇到深刻的、真挚的人类激情时，便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可怕，并有点惊恐。

“你很爱他吗？”我终于问。

“我不知道。我为他急躁，我对他发火，我又一直想念着他。”

我们又沉默下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这间咖啡室很小，蒙在窗子上的大幅的针织窗帘把光线都挡在外边。糊着大理石纹纸的墙上贴有一些陈旧的体育画片。这一切再加上室内的红木家具、破旧的皮椅子以及发霉的气息，使这间房子与狄更斯小说里的咖啡室简直像得出奇。我捅了捅火，又加了些煤。伊莎贝尔突然开口了。

“你知道，我原以为一旦摊牌，他会屈服。因为我知道他性格软弱。”

“软弱？”我叫道，“你凭什么这样想？一个对亲戚朋友的反对意见硬顶了一年，坚决走自己道路的人，软弱？！”

“他一向是我叫他和我一起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能让他绕着我的小拇指转。我们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不是他领头。他只是跟着大家走。”

这时我在抽烟。我观看着我吐出的烟圈。烟圈逐渐变大，然后逐渐消失在空中。

“我在解除婚约之后还和莱雷在一起到处跑，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和埃略特舅舅认为我这样做很不得体，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到最后还认为他会投降。我不相信，当他那迟钝的脑袋认识到我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时候，他还不软下来。”她迟疑了一下，对我调皮地、假装狠心地一笑。“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不会过分反感吧？”

“我想完全不会。”

“我们做出来伦敦的决定以后，我打电话给莱雷，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度过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埃略特舅舅，埃略特舅舅说这样做极不妥当，母亲说她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如果妈妈说什么事情没有必要，那就是她完全不赞成。埃略特舅舅问我我们的具体打算是什么，我说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吃正餐，然后到夜总会去转一转。他告诉妈妈她应该禁止我去。妈妈说：‘要是我禁止你去，你在意不在意？’‘不，亲爱的，’我说，‘我毫不在意。’于是她说：‘我想你不会有意见。既然这样，我禁止你去似乎就没多大必要了。’”

“你母亲看起来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

“我相信她看事情一般都看得准。当莱雷叫我的时候，我到她房间里去告别。我打扮了一下；你知道在巴黎你就得打扮，不然对比之下你就像赤身裸体一样。她一看见我的穿戴，便从头到脚地看我，那眼神使我猜出——她很精明，知道我想干什么。这使我有点儿不安。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她只是亲亲我，说希望我玩得高兴。”

“你想干什么？”

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决定不下她应该坦率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我不难看，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莱雷在马克西姆饭店订了一张桌子。我们要了好吃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都要了，我们还喝香槟酒。我们不停地说话，至少我在不停地说话，我说得莱雷直笑。我总能把他逗乐，这是我喜欢他的一点。我们跳舞。我们在那里玩够了，便去了马德里堡。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和他们汇到一起，我们又喝香槟酒。然后我们一起去阿凯舍。莱雷跳舞跳得非常好，我们俩配合得很好。燥热、音乐加上酒——我逐渐有点飘飘然之感。我无所顾忌了。我跳舞时把脸贴着莱雷的脸，我知道他需要我。上帝知道，我需要他。我有一个主意。现在想起来，这个主意早就在心底里潜伏着。我想，我要把他带回家去，一旦我把他弄到家里，啊，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敢说你不可能安排得更巧妙了。”

“我的房间离埃略特舅舅的房间和妈妈的房间都相当远，因此我知道不会有危险。当我们回到美国后，我想，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生孩子了。他不得不回来和我结婚，只要我把他叫回家里了，我就不信把他留住能有多大困难，尤其是妈妈还在病中。‘我真傻，过去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我对自己说，‘这就自自然然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音乐停的时候，我就停在他的怀抱里。这时我说天晚了，我们明天中午还要赶火车，因此我们应该走了。我们坐进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偎着他，他搂着我，吻我。他吻我，他吻我——啊，多美妙啊！似乎只有一眨眼的工夫汽车便停在门口了。莱雷付了车钱。

“‘我走回去。’他说。

“汽车突突地开走了。我搂住了他的脖子。

“‘跟我上去再喝最后一杯怎么样？’我说。

“‘好，如果你喜欢的话。’他说。

“他摁了电铃，门开了。我们往里走的时候他开了电灯。

“我往他的眼睛里看。这一双眼睛是那么充满信任，那么诚实，那么——那么纯洁；很明显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在设圈套叫他上当；我觉得我不能对他干这样肮脏的勾当。这像是从小孩子手里骗糖吃。你知道我干了什么？我说：‘噢，你最好别上去吧。妈妈今晚身体不适，如果她已经睡着，我就不想惊醒她。再见。’我把脸凑上去让他亲了一下，把他推出了门。这件事就是这样结束的。”

“你难受吗？”

“我既不高兴，也不难受。我只是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并不是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情。控制着我并且代我行事的只是一股冲动。”她笑着说，“我想你会说那是我的良心发现。”

“我想你会那样做的。”

“那么我的良心必须承担起后果来。我相信它将来会更谨慎一些。”

我们的谈话大致就是这样结束的。伊莎贝尔能毫无保留地对我倾诉心里话，这对她可能是一种安慰，而我也就只给了她这样一种安慰。我感到自己不够尽心，至少该讲些小事情安慰安慰她。

“你知道，一个人在恋爱，”我说，“而事情完全不顺心意，他会非常伤心，他觉得他会永远伤心下去。但是如果你知道大海会起什么作用，你会觉得非常奇怪。”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她笑着问。

“你听我说，爱情不会航海，在海上航行时它会失去活力。当大西洋把你和莱雷隔在它的两边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在起航之前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是那样微不足道。”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根据过去的风风雨雨的经验。当我的爱情失意时，我就马上登上轮船，漂洋过海。”

雨看不出有停的迹象，因此我们决定驱车回伦敦，即使伊莎贝尔没看汉普顿宫的高大建筑、甚至没看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也不要紧。此后我见过她两三次，但次次有别人在场。后来，我想离开伦敦一个时期，于是我动身去了蒂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