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后十年我既没有见过伊莎贝尔，也没有见过莱雷。我倒是仍能见到埃略特，并且由于某种原因，比从前更常见到他，这种原因我以后再告诉读者。我不时地从他那里听说一些关于伊莎贝尔的情况。但是，关于莱雷，他却什么也不能告诉我。

“就我所知他仍然住在巴黎，但是我不可能碰到他。我们两人活动的范围不同，”他补充说，话里颇有一点自满，“非常令人痛心，他已经完全潦倒。他的出身很好。如果原先由我照管，我相信我已经把他培养得像个样子了。总之，伊莎贝尔没有嫁给他，算是幸运。”

我交往的范围不像埃略特那么严格，在巴黎我认识不少他会认为不该结交的人。我每次居留巴黎为期不长，但次数却不少。在那里停留期间，我在这些人中问问这个、问问那个，打听是否有人碰到过莱雷，或者是否知道他的消息，有一些人和他随便地相识过，但谁也没有和他深交，因此我找不到一个人能给我提供有关他的消息。我到他常去吃饭的饭店去找，人们告诉我他有很长时间不去那里了，他们认为他肯定离开了巴黎。我不止一次地前往住在附近的人常去的蒙帕纳斯大街上的每一个小饭馆，一次也没有见到他。

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之后，他原打算去希腊，但是他改变了主意。许多年以后我才从他本人那里得知他当时到底干了些什么，但我觉得现在就叙述，更便于尽可能地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发生的事情。夏季他在巴黎一直住了下去，并且不停地读书直到深秋。

“那时我想，我需要合起书来休息休息，”他说，“我已经一连两年每天读书八到十个小时。于是我到一个煤矿干活去了。”

“你去干什么？”我叫道。

他见我吃惊，笑了。

“我认为干几个月体力活会对我有好处。我心想，这会使我有机会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心绪平静。”

我没有表示意见。我不明白，他采取意料不到的这一步究竟是由于这个原因呢，还是与伊莎贝尔拒绝和他结婚有关。事实是，我根本不了解他爱她到什么程度。人们在恋爱的时候大都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使自己相信，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肯定是个高招儿。我认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灾难性的婚姻，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就像托一个明知是骗子但碰巧又是他们交往亲密的朋友的人为自己办事一样。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事情交到他的手里，是因为，他们不肯相信骗子首先是骗子，其次才是朋友。他们以为，不论他对别人多么不忠实，对他们是不会不忠实的。莱雷能硬起心肠拒绝为了伊莎贝尔去牺牲他认为他应该过的生活，但是，失去她后，感到的痛苦也许比他预料的难以忍受。也许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少吃草。

“哦，请讲下去。”我说。

“我将我的书和衣服用两个箱子装了起来，存到美国运输公司，然后，在旅行包里装了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内衣就出发了。我的希腊语老师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朗斯附近一个煤矿的经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给他。你听说过朗斯吗？”

“没听说过。”

“朗斯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里只住了一夜，是住在火车站的旅馆里，第二天我乘慢车到了煤矿所在地。你到过矿区村庄吗？”

“到过英国的矿村。”

“唉，我想差不多都一样。有煤矿，有经理的楼房，有一排排整洁的两层小楼，这些小楼都一模一样。矿村非常单调，一看就使你心情沉重。有一座半新不新的难看的教堂，有几家酒吧间。我到的时候正下着小雨，天气又阴又冷。我来到经理办公室，把我的介绍信递了进去。经理是一个两颊泛红的矮胖子，看上去是个吃饭吃得香的人。他们劳力不足，许多矿工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有很多波兰人在那里干活，我想，至少也有两三百人。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他不大高兴我是个美国人，好像认为我不可靠，但是，他的妻兄却在信里称赞了我。不管怎样，他高高兴兴地把我留下了。他想在井上给我安排个工作，但我告诉他，我要到井下干活。他说，如果我过去没有干过，我会发现在井下干活很艰苦。但是我对他说，我是准备吃苦的，于是，他说我可以给一个矿工当助手。这实际上是孩子们干的工作，但是孩子们人数不多，分配不过来。他这个人很不错；他问我是否找了住宿的地方，我告诉他还没找。于是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对我说，我到了那个地方，那家的女主人会给我一个床位。这位妇女是一名死难矿工的寡妇，她的两个孩子都在煤矿干活。

“我提起提包，按地址走去。我找到了那座房子，开门的是一位又瘦又高的妇女，她头上已有白发，两只眼睛又黑又大。她五官端正，年轻的时候一定好看。如果不是缺两颗门牙，她并不显得衰老憔悴。她对我说单人住的房间是没有的，但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那个房间里有两张床铺，我可以睡在那张空床上。楼上有两个房间，她的两个孩子住一间，她住一间。她领我看的那个房间在一楼，我想，原来是当起居室用的。我原希望自己单独住一间房，不过我想还是不挑剔为好，蒙蒙细雨已经变成了绵绵不断的小雨，我的衣服已被淋湿了。我不想再多跑路，以免被雨淋透。因此，我说那个床铺符合我的需要，住了进去。他们把厨房当起居室，里边有一对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一间贮煤的小屋，这间小屋同时又是浴室。两个孩子和那位波兰人已经把他们的午餐带到工地，不过，她说中午我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之后，我坐在厨房抽烟，她一边做着活，一边给我讲她自己和她家庭的情况。那三位下班之后回来了。波兰人先回来，然后是那两个孩子。波兰人穿过厨房的时候，女房东对他说我也要住进他的房间，他对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从炉架上提起一个大壶，到贮煤室里冲洗去了。那两个孩子都是身材颀长，尽管脸上有煤污，仍然看得出长相很好，看来他们愿意和我友好相处。他们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把我看作怪物。两人中一个已经十九岁，几个月后就要去服兵役，另外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来了，然后两个孩子去冲洗。这个波兰人的名字属于那些难念的波兰名字之列，但他们都叫他科斯蒂。他是个大个子，比我高两三英寸，块头也很壮实。他面色苍白，胖脸上长着一个宽而扁的鼻子和一张大嘴巴。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由于眉毛上和睫毛上的煤屑未能洗掉，看起来像个假人。黑色的睫毛配上他那双蓝眼让人看了有些害怕。他是一个丑陋的粗野汉子。两个孩子换过衣服之后出门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我口袋里装有一本书，我把它掏出来，也看了起来。我留意到他看了我一两眼，很快他放下了报纸。

“‘你在看什么？’他问道。

“我将书递给他请他自己看。那是一本《克里夫斯公主》，是我看到它小，可以装进衣袋，在火车站买的。他好奇地看了看书，然后又看了看我，把书还给了我。我看到他讥讽地笑了笑。

“‘这本书你感兴趣吗？’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甚至吸引人。’

“‘我在华沙上中学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我感到枯燥极了。’他法语讲得很好，几乎不带一点波兰口音，‘现在我只看报纸和侦探小说，别的东西一概不看。’

“迪克莱克夫人——这是我们那位老太太的名字——一边看着为晚饭炖的汤，一边坐在桌边织补袜子。她告诉科斯蒂说，我是煤矿经理派给她的，还对他重复了其他一些我觉得可以告诉她于是告诉了她的话。他倾听着，抽着烟斗，两只蓝闪闪的眼睛看着我。这两只眼睛又厉害又刁诈。他问了几个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以往从来没有在煤矿干过活儿之后，他的双唇上又浮现出讥讽的一笑。

“‘你不知道你会吃什么苦头。但凡有别的活可干，谁也不愿到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无疑，你有你的原因。你在巴黎时住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了他。

“‘我曾经每年都去巴黎，不过我住在格朗兹大街，你去过拉律饭店吗？那是我最喜欢的饭店。’

“这使我有点吃惊，你知道，那家饭店的菜可不便宜。”

“太不便宜了。”

“我猜想他看出我感到惊奇，因为他又一次对我讥讽地一笑，不过，他显然认为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我们一直漫无边际地谈着，后来两个孩子回来了。我们吃晚饭，吃过饭，科斯蒂问我愿不愿和他一块去小酒馆喝杯啤酒。那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儿的房间，一头有一个卖酒的柜台，还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桌子周围摆着木椅子。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已经从缴币缝塞进去了一个硬币，现在这架钢琴正在奏着一支很不悦耳的舞曲。除了我们占的这张桌子外，只有三张桌子边有人。科斯蒂问我会不会打毕洛特(一)，我倒是跟我几个要好的同学学过，所以我说我会打，于是他建议谁输谁出啤酒钱。我表示同意。他发牌。我输了一杯啤酒，又输了一杯。然后他又提出赌钱。他总拿到好牌，我的运气总不好。我们每次下的赌注很小，但我已经输了好几法郎。赢了啤酒又赢了钱，他兴致大发，高谈阔论起来。根据他的言谈和他的举止，我很快猜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又讲到巴黎时，他问我是否认识某某、某某，还有一些美国女人，而所有这些人，是当路易莎阿姨和伊莎贝尔在埃略特家住的时候，我在埃略特家认识的。看样子，他比我还要熟悉他们。我奇怪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夜已深了，而我们第二天还得在黎明时起床。

“‘我们在走之前再喝一杯啤酒吧。’科斯蒂说。

“他一口口喝着啤酒，狡猾的小眼睛偷看着我，这时我想起他像个什么——他像头凶暴的猪。

“‘你为什么要来这破煤矿里干活？’

“‘为了体验生活。’

“‘你是疯了，小伙子。’他说了句法语。

“‘那么你为什么在这里干活？’

“他耸了耸他那又厚又笨的肩膀。

“‘我小的时候上过贵族军官学校，上次战争中我父亲在沙皇部队里当将军，我是个骑兵军官。我不能容忍毕苏斯基(‘)。我们计划好要干掉他，但是有人把我们出卖了。我们的人被他抓到的都枪毙了。我万幸地逃过了国境。除了到外国军队当兵或者到煤矿当工人外，我再无去处。在这两样苦差事中，我选择了吃苦轻一些的。’

“我已经对科斯蒂说过我将在煤矿里干什么差事，他没表示过异议，但现在，他把他的手肘搁在大理石桌面上说道：‘把我的手往后扳。’

“这种比赛气力的老办法我会，我把我的手掌放在他的手掌上。他笑了：‘几个星期后你的手就不会这样嫩了。’我用我的全身力气扳，但是对他那巨大的气力不起一点儿作用，他渐渐把我的手扳向后面，压到桌上。

“‘你的劲相当大，’他照顾我的情绪，说，‘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人不多。我对你说，我的助手不行，他是个又弱又小的法国人，力气还没有虱子大。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要让工头把你换给我。’

“‘我很高兴和你在一起，’我说，‘但你认为他会同意吗？’

“‘送点儿礼会的，你能不能拿出五十法郎来？’

“他伸出了手，我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钞票。我们回去睡觉了。我这一天缺乏休息，所以睡得像个死人。”

“你不觉得活儿重得可怕吗？”我问莱雷。

“一开始重得要命，”他笑道，“科斯蒂买通了工头，我被派作他的助手。那段时间科斯蒂挖煤的那段地方只有旅馆浴室那般大小，到那个地段去必须经过一条很低矮的隧道，只能爬过去。那里热得要命，我们只穿一条裤子干活。科斯蒂白皙的肥大的躯体，不知道为什么让人看了非常反感，他看起来像只没有壳的大蜗牛。风钻的喧闹声在这块狭小的地方震耳欲聋。我的任务是收拢他挖下的煤块，用筐子装起来，拖到洞口。运煤的小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在驶往升降机途中经过这里的时候，煤就在洞口被装进车皮里。那是我平生见过的唯一的煤矿，因此我不知道那里的采煤法是否符合常规。我觉得那样的采法不怎么完善，使人累得要命。干到一半的时间，我们撂下工具休息，吃带去的午饭，然后抽烟。当一天的活干完之后，我毫无眷恋不舍之意。嗨！多需要洗个澡。我想，我这双脚一辈子也洗不干净了，它们和墨汁一样黑。我的两只手当然也起了血泡，痛得要命，不过它们后来就好了。我习惯了干那种活儿。”

“你坚持干了多久？”

“那项工作他们只让我干了几个星期。运煤到升降机去的那些车皮是用一辆拖拉机牵引的，驾驶员不怎么懂机械修理，发动机总出毛病。有一次，他发动不起来，并且好像又不知所措。呃，我是个相当不错的技工，因此，我去看了看，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把发动机修好了。工头把这件事告诉经理。经理把我叫了去，问我会不会修汽车。结果是他派我做技工的工作，这工作当然枯燥，但是容易，而且，他们的发动机再不出问题了，他们很喜欢我。

“科斯蒂在我离开他的时候很不好受。我适应了他，他和我在一起也已经习惯了。我对他有了清楚的了解，整天和他在一起做工，晚饭后和他一块去小酒店，又和他共住一个房间。他这个人很有趣。他这种人，你若是我你也会对他产生感情的。他不和那些波兰人混在一起，我们不去波兰人去的饭馆。他忘不掉自己是个贵族，并且当过骑兵军官，他把他们当作垃圾来对待。这自然引起他们的憎恨，但他们无可奈何，他力大如牛，要是真打了起来，不论是动刀还是不动刀，让他们五六个人一起上，他都敌得过。那些波兰人，我也认识其中的几个，他们对我说，他的确在一个很神气的团队里当过骑兵军官，但是他说他是由于政治原因离开波兰，这是撒谎。他是因为在打牌时捣鬼被当场抓住而被赶出华沙军官俱乐部并被撤职的。他们告诫我不要和他赌钱。他们说，他之所以躲避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老底，都不肯和他玩牌。

“我一直输钱给他，我说过输得不多，一夜只输几法郎，而且当他赢的时候，他总坚持付酒钱，因此，估计起来实际上也没有赢多少。我原以为我只是一时运气不好，或者是打牌的技术不如他。但在听到这些情况后，我开始留心了。我肯定他完全是在欺骗，然而你得知道，我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怎么捣鬼的。嗨，他真精明！我知道他总不能每次都拿最好的牌。我像只山猫一样注意着他。他像狐狸一样刁猾，我猜他已经看出有人把他的老底告诉了我。一天夜里，我们赌了一会儿之后，他面带他那有几分冷酷的讥讽的笑——这是他唯一的一种笑容——说：

“‘我给你表演几个把戏吧！’

“他拿起整副牌，要我说出一张牌的名称。他将牌洗过之后，要我从中抽一张，我抽了一张，抽出的正是我说的那张牌。他又表演了两三个骗术，然后他问我会不会打扑克牌。我说我会打。他给我发了一手牌，我一看，我起了四个A，一个K。

“‘你起了这一手牌，愿意赌一大笔钱，是吧？’他问道。

“‘所有的钱全押上！’我回答道。

“‘那你就是傻瓜了！’他放下了他给他自己发的那手牌，是同花顺。这是用什么诀窍弄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见我吃惊便笑了。‘如果我为人不老实，到不了今天你连身上的衣服都会输光的。’

“‘你可没有那样狠心地赢过我。’我笑着说。

“‘赢那么一点点。还不够到拉律饭店吃顿饭。’

“我们每天夜里高高兴兴地玩牌。我看出他在打牌中作弊主要还不是为了骗钱，而是为了逗趣，拿我耍着玩使他感到一种异常的满足。他知道我在留心他耍什么手法，却看不出他是怎么耍的，他因此而非常开心。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方面，使我对他大感兴趣的是他的另外一面。这两方面我总觉得相互格格不入。尽管他宣扬说，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外，他什么书都没有读过，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很健谈，说起话来刻薄无情，冷嘲热讽，但是听他讲话会使你兴高采烈。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床位上方还悬挂着一个十字架，每个礼拜天他照例不误地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他总是大醉方休。我们去的那个小酒店星期六晚上总是拥挤不堪，满屋都是浓烈的烟气。去的有安静的中年矿工和他们的家小，有成群的吵吵闹闹的年轻人，还有些人满头大汗地围着桌子又喊又叫地打毕洛特，而他们的妻子坐在他们旁边稍后的地方看他们打牌。人群和闹声在科斯蒂身上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他变得一本正经，开始侃侃而谈，谈论各种料想不到的问题，谈论神秘主义。那时我除了在巴黎读过的梅特林克(而)的一篇论吕斯布洛克的文章外，对神秘主义尚一无所知。但是科斯蒂谈到的有普罗提诺(的)，有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丹尼斯，有鞋匠雅各布·勃默，还有迈斯特·爱克哈特(，)。倾听这位被自己的社会抛弃的流浪汉，这位说话尖刻带刺的穷困潦倒的人讲述事物的终极，讲述皈依上帝的神圣性，使人感到奇妙。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因此我既听得糊里糊涂，又听得非常兴奋。我好像一个清醒地躺在一间暗室里的人，突然看见一束光线从窗帘射了进来，他知道他只须将窗帘拉开，一片晨曦中的田园景色就会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是每当我在他平时清醒的时候叫他继续谈这个问题，他就对我大发雷霆，两只眼睛恶狠狠的。

“‘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怎么会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呢？’他提高嗓门说。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话。他完全清楚他讲了些什么。他知识广博。当然他是喝醉了，但他的眼神，他那副难看的脸上显出的欣喜的表情不完全是醉酒导致的。于醉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第一次那样谈话时说的有些话我至今没忘，因为这些话使我吓了一跳，他说：世界不是创造出来的，因为空虚只能产生空虚，世界只是永恒的自然界的一种表现；呃，这倒不算什么，但他接着说，恶和善一样都是天意的直接表现。在那肮脏的闹闹嚷嚷的饭店里，在那自动钢琴演奏的舞曲声中，这些话听起来使人感到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