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时我在伦敦，一开始我们在英国不了解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了解其结果是多么悲惨。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因损失了一大宗钱而懊恼，但我损失的大部分是账面上的利润，当云开雾散之后，我在现金方面不会损失多少。我知道埃略特一直在搞着极其冒险的投机活动，担心他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但直到我们两人都回到里维埃拉过圣诞节，我才见到他。他对我说，亨利·马丘林已经去世，格雷破产了。

我对商业界的事情不怎么懂，我想，我在这里转述从埃略特那里听来的事情，读者可能会觉得眉目不清。就我已经弄清楚的事情而言，这个公司所遭到的这场大祸一部分是由于亨利·马丘林刚愎自用，一部分是由于格雷办事冒失。亨利·马丘林一开始不肯相信危机会很严重，而认为这是纽约的经纪人们在耍把戏，欺骗外省的同行。他一咬牙，把钱倾出来支持市场。他愤恨芝加哥的经纪人听任自己让纽约的恶棍们吓倒。他一直引以为荣的是，那些本钱不大的委托户、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从来没有因为听从他的意见而丢失过一分钱。现在，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补充他们的亏空，而不叫他们遭受损失。他说，他准备破产，他能够再建一份家业，但是若让那些信任他的小门小户丢光输净，他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自以为大方，其实只不过是贪图虚荣。他的巨大家产冰化霜消，一天夜里他犯了心脏病。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直无度地工作，无度地玩耍，吃起来不要命，喝起来醉醺醺，痛苦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因心肌梗塞而死。

只剩下格雷一个人来应付局面。他没有他父亲的那整套知识，一直在一边做大批的投机生意，本来就已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他做了种种尝试，想摆脱困境，但都失败了。各家银行都不肯借钱给他；交易所里比他年长的人们告诉他只有认输，此外无法可想。我不清楚事情的其余部分。他无力偿还债务，根据我的理解，被宣布破产了；他自己的房子已经抵押了出去，因而现在把它交给抵押权人倒也心甘；他父亲在滨湖路上的房产和在马文的房产被卖掉抵债了；伊莎贝尔卖掉了她的珠宝。他们仅剩下南卡罗莱纳的种植场，这个种植场归在伊莎贝尔的名下，并且找不到买主。格雷彻底完蛋了。

“你怎么样呢，埃略特？”我问道。

“噢，我不抱怨，”他轻松愉快地回答说，“上帝保佑弱者少受侵袭。”

我没有再进一步问他，他的钱财事与我无关。但是，不管他损失多还是少，我想也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他肯定遭受了损失。

这场经济衰退一开始对里维埃拉的打击并不严重。我听说有两三个人严重受损，许多别墅冬季仍关闭着，但有几处别墅宣布要出售。旅社里旅客稀少，蒙特卡洛娱乐场抱怨本季萧条。整整两年时间里空气一直沉闷。那时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对我说，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那段海岸上大大小小有四万八千份家业要出售。娱乐场的股份暴跌。那些大旅社白白降低了价钱，因为这样也吸引不来顾客。唯一可以看到的外国人都是些过去就一直很穷因此现在无法再穷的人，他们不花钱，因为他们无钱可花。商店老板们个个垂头丧气。但是埃略特既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裁减佣人，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减少佣人的工资；他仍然用美酒佳肴招待王公贵族。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崭新的大型轿车，这辆车是从美国进口的，他为此付了一大笔关税。他为主教所组织的免费供应失业人员家属吃饭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事实上就他过的这种生活来看，好像危机并不曾发生，半个世界并不曾被危机震动得摇摇晃晃。

我无意中发现了个中秘密，现在，除了一年一度两个星期买衣服外，埃略特不去英国了，但他仍在五月、六月及秋季的三个月份搬到他在巴黎的公寓里去住，因为在此期间他的朋友们都离开了里维埃拉；他喜欢里维埃拉的夏天，部分是因为可以洗海水浴，但是，主要的，我想是因为这里天气炎热，使他有机会醉心于衣着打扮，他那讲究体面的意识总是使他不由自主地去玩味体面的衣着给他带来的愉快。在这段时期，他出门的时候下穿颜色非常醒目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者黄的，上穿颜色与裤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汗衫——藕荷色的、紫罗兰色的、紫褐色的或五颜六色的。他打扮是为了人家啧啧称赞，而当人们恭维他的打扮时，他就像一个女演员遇到别人当面夸她新角色演得非常出色时一样，做出优雅的姿态假客气一番。

春季，在回费拉角的路上，我偶然在巴黎住了一天，并请埃略特和我共进午餐。我们是在里茨饭店相会的，那里已不再是挤满了来此游玩的美国大学生，而是像一个头天晚上其戏剧上演失败的剧作家那样被人遗弃了。我们先喝鸡尾酒，然后叫来午饭。喝鸡尾酒是美国的习惯，埃略特过去是不肯喝的，现在终于接受了。吃过饭，他建议去逛古玩店，虽然我对他说我没钱买东西，但是我很高兴陪陪他。我们穿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夏尔维商店，他定做了些东西，想看看是否已经做好。原来他定做了几件内衣、几件内裤，并且要在上面绣上他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内衣还没有送来，内裤已经送来，店员问埃略特要不要看看。

“我看看。”他说。当店员去取内裤时，埃略特又对我说：“我是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式样定做的。”

内裤取来了，我觉得，它看上去和我在马尔西商店常为我自己买的内裤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绸质的而已。但是，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两个缠连在一起的名首字母E.T.的上方，却绣了一顶伯爵冠。我没有吭声。

“很好，很好，”埃略特说，“呃，内衣做好之后，请一起给我送去。”

我们走出了服装店，埃略特一边走，一边转向我笑着说：“你注意到那顶伯爵冠了吗？实话对你说，我叫你进夏尔维商店时，我都把它忘掉了。我想，因为过去没有碰到机会，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教皇陛下恢复了我们世家的爵号，让我继承。”

“你们的什么？”我说，由于过分吃惊而忘掉了礼貌。

埃略特不以为然地扬起了眉毛。

“你过去不知道吗？从母系来说，我是洛里亚伯爵的后代。他是跟随菲力普二世到英国去的，和玛丽女王的一个宫女结了婚。”

“我们的老朋友‘血腥的玛丽’吗？”

“我相信那是异教徒给她起的外号。”埃略特冷冷地说，“我想，我没有对你说过，1929年的9月我是在罗马度过的。我当时认为去罗马没有意思，这当然是因为罗马那时什么都没有。但幸运的是，我的责任感压倒了我寻求世俗快乐的愿望。我的梵蒂冈的朋友们对我说危机就要到来了，他们热忱地劝我卖掉我所有的美国证券。天主教会积有两千年的智慧，我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我发电报给亨利·马丘林，叫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光买金子，我发电报给路易莎，叫她也这样干。亨利回电问我是否疯了，并且说在没有接到我第二次同样的指示之前，他什么也不干。我立即以最坚决的语气给他发了封电报，叫他照办，并且要他回电告诉我事已办妥。可怜的路易莎不听我的劝告，因而吃了苦头。”

“因此当危机到来时，你是稳坐钓鱼台，反而有可能得好处？”

“老弟，美国英语中有个常用词，即packet。我想你没有机会使用，但它却能非常准确地描绘我的情况。我一无所失，事实上我倒可以说赚了a packet( )。过了一个时期，我只用原价的一小部分就买回了我的证券。我所以能有这一切，只能说是靠来自天国的直接指点，因此，我认为我完全应该做些事情来报答天国。”

“噢，那么你是怎样开始报答的呢？”

“听我说吧，你知道领袖(听)在庞廷沼地上开垦了大片大片的荒地。我听说，迁到那里居住的人们没有教堂，教皇陛下非常关心。于是，长话短说，我盖了一座小小的罗马式建筑的教堂，这完全是照着普罗旺斯我所知道的那座教堂的式样盖的，一点也没走样。那座教堂漂亮得像块宝石，不过这话是我自己说的。教堂奉献给了圣马丁，这是因为我幸好发现了一个旧的彩画玻璃窗，上边画着圣马丁正在把他的外衣裁成两半，把一半送给一个没穿衣服的乞丐。由于这个玻璃窗具有非常恰当的象征意义，我把它买了过来，安放在高高的圣坛上方。

我没有插进来问他一下：这位圣徒的可钦可敬的行为，和他自己把靠投机卖掉证券赚来的大笔钱财的一部分，像付佣金一样送给一个比自己有权势的人，在这两者之间，他看到了什么联系？不过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说，象征的含义常常不易弄清。他继续说了下去。

“当我荣幸地把照片拿给教皇看时，他和蔼地对我说，他一眼就能看出我这个人有十分可靠的鉴赏能力，他还说，在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时代，能看到有人既对教会虔诚同时又有这样罕见的艺术天才，他感到非常高兴。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啊，老弟，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不过，在这之后不久当我接到通知，说他已经封给我一个头衔的时候，我比谁都感到出乎意料。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人，不用这个头衔更为谦谨，当然要把在梵蒂冈时除外。我已经禁止我的约瑟夫称呼我Monsieur le Comte(o)，我相信你会尊重我对你的信任而不会告诉别人。我不希望把这件事在外边宣扬。但是我不愿让陛下认为我不尊重他给我的荣誉，我在本人的内衣上绣上伯爵冠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我可以告诉你，我身为美国人，外穿素雅的细条纹衣服，内藏伯爵的头衔，颇有点儿感到自豪。”

我们分手了，埃略特告诉我，他将在六月末到里维埃拉。六月末他没有来。他刚刚安排好叫他的佣人们先从巴黎来到这里，打算自己悠闲自在地乘自己的轿车而来，以便他到达时，一切都已布置停当。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伊莎贝尔拍给他的一封电报，说她母亲的病情突然变得严重了。埃略特除了喜欢他的妹妹外，我前边已经说过，他还有一种很强的家族意识。他登上了驶离瑟堡的轮船，经纽约去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莱德雷夫人病得很厉害，瘦得使他吃惊。她也许还能再活几个星期，甚至再活几个月，但是，不管怎样，他觉得他必须留在她身边，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他发现那里的酷热比他预料的要好受一些，但那里没有情趣相投的人可以交往，他所以还能忍受，只是因为在这种时候他根本无心于私人交往。他说，他看到他的同胞对经济萧条反应那么强烈而感到失望，他原希望他们会以更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幸。我懂得，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忍受降临在别人身上的灾难，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我想埃略特现在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富有，他大概没有资格苛求于人吧。他在信的末尾叫我向他的几位朋友致意，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忘记向我碰到的每一个人解释他的房子为什么夏天还关闭着。

过了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我又收到了他一封信，说布莱德雷夫人已经去世。他的信写得真挚、激动。如果我不是早就知道埃略特尽管势利，尽管矫揉造作到可笑的地步，但他却是一个心肠慈善、感情丰富、诚实正直的人，我就决不会认为他能写出这样严肃庄重、感情真实、朴实简明的信来。他在信中告诉我：布莱德雷夫人的事情显得有点儿乱。她的大儿子是做外交工作的，在东京。由于大使不在，他担任代办，当然离不开他的岗位。她的二儿子坦普尔顿，我最初认识布莱德雷这家人时，他在菲律宾，后来经过一段适当的时间被召回华盛顿，在国务院的一个负责岗位上工作。当他母亲的病情已显得无望时，他和他的妻子一块儿来到了芝加哥，但是丧事刚一办完，就不得不返回首都。在这种情况下，埃略特感到在事情未办妥之前，他必须留在美国。布莱德雷夫人已经把她的财产平分给三个孩子。不过，大家发现她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损失很大。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愿买马文那个农场的人。埃略特在他的信中称这农场为“亲爱的路易莎庄园”。

“一个家族要离开祖上传下来的家宅而去，永远是使人心碎的事情。”他写道，“不过，近年来我看到我的很多英国朋友都被迫离开家园，因此，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尔必须和他们一样勇敢地飞，逆来顺受地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们必须有这样的高尚精神。”

他们在处理布莱德雷夫人在芝加哥的房子问题上也很幸运。早就有人计划拆掉包括布莱德雷夫人的房产在内的那排房子，在那个地方盖一座公寓大楼，但是，她顽固地决定要死在她的那所房子里，因此该项计划一直没能实行。她刚一咽气，那项计划的发起人便来出价买房，这边便立即同意了。即使如此，伊莎贝尔所得到的财产还是不足以维持生活。

危机过后，格雷想找个工作，即使给那些平安度过危机的经纪人当个办公室的文书他也干，但是找不到。他求他的老朋友给他点儿事做，无论怎样不体面都行，工资再低他也干，但还是白求了一场。他为了避免那场最后还是把他压垮了的灾难而做的种种疯狂的努力，承受的忧心忡忡的重担，丢人现眼的羞辱，这一切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他开始头痛了，痛得他二十四个小时什么也干不成，每次头痛过后腿都瘸得不像样子。伊莎贝尔觉得，他们最好带着孩子到南卡罗莱纳的种植场去，在那里一直住到格雷的健康恢复。这个种植场当年办得好的时候，每年光收获的大米就能卖十万美元。但是很久以来这儿只不过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和橡皮树林，只对那些要打野鸭的猎人有些用处，找不到一个人愿意买它。自从危机以来，他们就断断续续地住在那里，现在他们提出回到那里去，住到情况好转、格雷能够找到工作为止。

“老弟，我不能，”埃略特写道，“我不能让他们像猪一样生活。伊莎贝尔连个女佣人都没有，孩子们没有保姆，只有两个有色种族的女人照看他们。因此，我已经提出把我在巴黎的那套房间让给他们住，并且建议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这个怪诞的国家里事情发生变化。我将给他们派些佣人。其实我的厨师的那位女帮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因此我将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很容易地再找个人来代替她。我将加以安排，钱由我出，使伊莎贝尔能把她那小小的收入花到她自己的衣服和全家小小的娱乐活动上。当然这就意味着我将要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住在里维埃拉，因此，老弟，我想见到你的机会也将比过去多得多。伦敦和巴黎现在成了那个样子，我的确在里维埃拉觉得更自在。这是唯一尚存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遇到和我有共同语言的人。我想很可能我会不时地到巴黎去几天，但是当我去的时候，我也丝毫不想在里茨饭店和那些龌龊的人混在一起。我高兴地告诉你，经过长时间的劝说，我终于说服了格雷和伊莎贝尔接受我的想法，经过必要的安排之后，我就会很快把他们带到欧洲来。家具和画（质量很差，老弟，并且其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下下个礼拜要卖掉，我怕他们在那所房子里一直住到最后一刻钟突然离开会感到痛苦，所以在此期间我已经把他们领来和我一起住在德雷克。我们到巴黎以后，我安置好他们，就来里维埃拉。不要忘记替我问候你的王室邻居。”

谁能否认埃略特这位极端势利的人同时又是心肠最好、体贴入微、慷慨大方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