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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我足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过伊莎贝尔和拉里。我照旧能见到艾略特，而且由于某种之后我会交代的原因，我见他的次数确实比从前更多了，时不时地会从他嘴里听说伊莎贝尔的近况。可是关于拉里，他却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告诉我。

“就我所知，他仍旧住在巴黎，可我不太可能碰到他。我们活动的圈子不同。”他又补充了一句，语气中不无志得意满，“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他竟然沦落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好的家族。要是他肯把自己交到我手上，肯定早就混出不小的名堂来了。不管怎么说，伊莎贝尔把他甩掉总算是非常幸运的。”

我交游的圈子可不像艾略特那么范围狭窄，我在巴黎认识不少他肯定会觉得绝不可取的人士。在我几次短暂然而并非罕见的逗留期间，我曾问过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否碰到过拉里，或者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有几位跟他算是点头之交，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宣称跟他有深交，结果我发现谁都没办法告诉我他的任何情况。我去过他常去用餐的那家餐馆，可是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了，他们都觉得他肯定已经走了。我在蒙帕纳斯大街的那些咖啡馆也没看到过他，这些咖啡馆都是住在附近的人经常会去坐坐的地方。

他原本打算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后到希腊去的，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实际上干了什么，直到多年以后才亲口告诉我，不过我还是现在就讲述一下的好，因为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事件会方便得多。他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毫无间歇地一直工作到差不多仲秋时节。

“当时我觉得需要暂时把书本放一下了，”他道，“我已经有两年时间，每天都认真阅读八到十个钟头了。所以我就找了家煤矿去做矿工。”

“你干什么去了？”我忍不住叫道。

他见我这么诧异，不禁笑了起来。

“我当时想，花几个月的时间来从事体力劳动对我只有好处。我觉得这会给我个机会把思路整理清楚，并跟自己达成和解。”

我没接茬儿。我怀疑这是不是拉里迈出这意外一步的唯一原因，抑或跟伊莎贝尔拒绝跟他结婚也不无关系。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爱她到底有多深。大部分人在恋爱时都会创造出种种理由说服自己，唯一明智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灾难性婚姻的原因所在。他们就像明知某人是骗子，却又将自己的事务拱手交到他手上的那种人，就因为这个骗子碰巧跟自己很要好，便不愿意相信骗子首先是个骗子，然后才是朋友；他们愿意确信，尽管此人可能对别人不老实，但对自己绝不至于如此的。拉里是够坚强的，不肯为了伊莎贝尔的缘故牺牲他认为唯一适合自己的生活，可失去她可能比他原来预想的更加难以忍受。他可能也会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鱼和熊掌都不想放弃。

“那么，请继续。”我说。

“我把我的书籍和衣服打包放在两三个箱子里，交由美国运通公司暂时保管。然后把一套换洗衣服和几身内衣往一个小提箱里一放就出发了。我的希腊语老师有个姐姐嫁给了朗斯[1]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带给他姐夫。您知道朗斯吗？”

“不。”

“在法国北部，距比利时边境不远。我只在那儿待了一晚，住在车站的旅馆，第二天我就搭乘区间车去了那个煤矿所在的地方。您可曾去过采矿村？”

“去过英国的。”

“喔，我想应该都差不多。有煤矿和经理的住宅，一排排整齐矮小的二层住房，全都一个样，完全一模一样，单调得使你的心直往下沉。有一座新造的、丑陋的教堂和几个酒吧。我来到那儿的时候真是既凄凉又阴冷，还下着细细的小雨。我找到经理的办公室，把介绍信递了上去。他是个矮胖子，红红的脸颊，一副贪嘴好吃的模样。他们正缺劳动力，有很多矿工死在战场上了，矿上有很多波兰人，我想足有两三百人。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对于我是个美国人不是很喜欢，似乎觉得这里面颇有些可疑，不过他内弟的信里说了我一大堆好话，他终究还是高兴地录用了我。他本想给我个地面上的活儿，不过我跟他说我想到矿底下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做惯的话，会觉得很难应付的，但我告诉他我早有准备，所以他接下来就说，我可以给某个矿工当助手。那其实应该是男孩子的工作，不过实在没那么多男孩子可供周转。他是个挺不错的伙计；他问我有没有找好住的地方，当我告诉他还没来得及找时，他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说如果我去那儿，那幢房子的女人会给我找张床睡觉的。那是个矿工的寡妇，丈夫在大战中阵亡了，她的两个儿子也都在矿上干活。

“我拿起我的小提箱，就去找那幢房子。找到房子后，给我开门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的女人，花白的头发，一双很大的深色眼睛。她眉眼长得不错，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儿。要不是门牙少了两颗，她是不至于显得那么憔悴的。她跟我说她没有空房间了，不过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可以睡那张空床。她两个儿子占了楼上的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归她使用。她带我去看的那个房间在底层，我想原本应该是用作起居室的；我当然想能有个自己的房间，不过觉得最好还是别再过分挑剔了；而且牛毛细雨已经转变为持续不断的小雨，我身上都已经湿了。我不想再去找别的地方，把自己淋成个落汤鸡。所以我就说这挺适合我的，就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了起居室，里面有两三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存煤的棚子，也兼做浴室用。她那两个男孩儿跟那个波兰人是带着午饭去矿上吃的，不过她说我中午时可以跟她一起吃顿饭。安顿下来以后，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她则一边做家务，一边把她自己跟她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到了下班的时候，上工的三个人都回来了，先进来的是那个波兰人，两个男孩儿跟在后头。当我们的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跟他睡一个房间后，波兰人只是在穿过厨房时冲我点了下头，并没有言语。他从炉架子上拿起一把大水壶，就到外面的棚子里洗澡去了。那两个男孩儿都是大高个儿，脸上虽有煤污，人长得都很漂亮，而且看起来待人都很友好。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哥儿俩都把我当怪胎看待。哥哥十九岁，再有几个月就要去服兵役了，弟弟十八。

“波兰人回来后，哥儿俩就跟着洗涮去了。那波兰人有个很难念的姓氏，不过大家都叫他考斯蒂。他是个大块头，比我高个两三英寸，身材壮硕。一张苍白肥胖的大脸，鼻子又粗又短，一张阔嘴巴。一双蓝眼睛，因为没办法把眉毛和睫毛上的煤灰洗干净，看上去就像化了妆似的。他是个丑陋而且粗俗的家伙。两个男孩子换上干净衣裳后就出去了。波兰人继续坐在厨房里，抽着烟斗看报纸。我口袋里有本书，于是就拿出来也开始读了起来。我注意到他瞟了我一两次，不久就把报纸放下了。

“‘你看什么呢？’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那是我在巴黎车站买的一本《克莱夫王妃》[2]，就因为开本小，可以塞到口袋里。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相当好奇，然后把书递还给我。我注意到他唇角有一抹嘲讽的微笑。

“‘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真把我给腻味死了。’他讲的一口非常好的法语，几乎一点波兰口音的痕迹都没有。‘现在我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之外，什么都不看了。’

“勒克莱尔夫人，就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坐在餐桌旁补袜子，一只眼睛留意着炉子上为晚饭炖的汤。她告诉考斯蒂，我是煤矿经理介绍到她这儿来的，并且把我觉得适合告诉她的情况重述了一遍。考斯蒂一边听着，一边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斗，一双雪亮的蓝眼睛瞅着我，眼神严厉而又精悍。他问了我几个有关我自己的问题。当我告诉他之前从未在煤矿上干过活时，他的唇角再度露出一抹嘲讽的微笑。

“‘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来了。但凡还有别的活儿好做，谁都不会到矿上来挣命的。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你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时住在哪儿？’

“我告诉了他。

“‘有个时期，我每年都要去趟巴黎，不过都是在那些著名的大街上转悠。你去过拉鲁饭店吗？那是我最喜欢去的馆子。’

“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您知道，那儿可不便宜。”

“何止是不便宜。”

“我想他是看出我的吃惊，因为他又冲我嘲弄地一笑，不过显然并没觉得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就这么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后来那两个男孩子就进来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后考斯蒂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bistro[3]喝杯啤酒。那是个挺大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是吧台，摆了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周遭围着几把木椅子。酒吧里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已经投进了一枚硬币，钢琴正刺耳地放着一支舞曲。除了我们坐的桌子之外，另外只有三张桌子坐了人。考斯蒂问我会不会玩belote[4]。我跟几位同学中的朋友学过，就说会玩，于是他提议我们拿啤酒做赌注。我同意了，他就叫人把纸牌拿了来。我输了一杯啤酒，又输了一杯。然后他提议我们来赌现钱的。他牌好，我运气差。赌注很小，不过我也输了有好几个法郎。赢钱再加上啤酒，使他心情大好，于是就大谈起来。没过多久，我就从他的措辞和举止猜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再度谈到巴黎时，他开始问我是不是认识某某人和某某人，就是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住在艾略特家时我在他家里见过的那些美国女人。看样子他对她们比我还要熟悉得多，我真好奇他是怎么弄到如今这步田地的。时间还不算太晚，不过我们天刚亮就得起来。

“走之前咱们再喝上一杯啤酒。”考斯蒂道。

“他啜着啤酒，一边用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瞄着我。我知道他当时让我想起的是什么：一头坏脾气的猪。

“‘你干吗跑到这个倒霉的煤矿上来干活？’他问我。

“‘为了体验一下。’

“‘Tu es fou，mon petit[5]。’他道。

“‘那你又为什么在这儿干活呢？’

“他耸了耸他那扇厚重、笨拙的肩膀。

“‘我小时候进过贵族军官学校，我父亲当时是沙皇治下的一位将军，上次大战中我是位骑兵军官。我受不了毕苏斯基[6]。我们策划要把他干掉，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我们当中凡是被他抓到的，都被他处决了。我总算及时越过了边境。当时的我只有两个选择：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或是当个矿工。两害相权，我选择了作孽小一点的一个。’

“我已经告诉过考斯蒂在矿上的具体工作，当时他没说什么，可现在，他胳膊肘撑在大理石面的桌子上说：

“‘用力把我的手往回推推看。’

“我知道这种古老的力量测试办法，就把手掌摊开抵住他的手掌。他呵呵一笑。‘几个星期以后，你的手就不会这么软了。’我用尽力气往前推，可是面对他磐石般的力道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他慢慢把我的手掌推了回来，一直从桌面推了下去。

“‘你还挺有劲儿的，’他倒是挺仗义地道，‘能抵得住我这么长时间的人并不多。听我说，我的助手很不行，是个瘦弱的小法国人，连只虱子的力气都没有。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上工，我跟工头说说，让你代替他做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觉得他肯吗？’

“‘要送点人情。你拿得出五十法郎吗？’

“他伸出手来，我从钱夹里拿出一张钞票。然后我们就回去睡觉了。我这一整天累得够戗，睡得就像根木头一样沉。”

“你有没有觉得矿上的活儿艰苦得要命？”我问拉里。

“起先觉得腰都像要累断了一样。”他咧嘴一笑，“考斯蒂在工头那儿做了工作，我就被指派为他的助手。那时候，考斯蒂干活的地方也就像个旅馆的浴室般大小，要进去还得穿过一条很低的坑道，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过去。里面热得就像是地狱，我们干活的时候就只穿一条裤子。考斯蒂那硕大的又白又胖的躯干看着真让人受不了，活像一条巨大的鼻涕虫。在那么逼仄的空间，气动切割刀的噪声简直震耳欲聋。我的工作是把他劈砍下来的煤块收集起来，装到一个篮子里，再把装满了煤块的篮子拖过那条坑道，运到坑道口，等地下运煤车开过来时把煤块装上车厢，运到升降梯那儿去。这是我唯一干过活的煤矿，所以也不知道一般的做法是不是都是这样。在我看来这好像是很业余的做法，而且真他妈能累死人。时间过半的时候，我们就暂时停工休息一下，吃午饭，抽几斗烟。一天的活儿终于干完后，我是一点都不觉得遗憾，而且天哪，能洗个澡真叫舒服。我还以为永远都别想把我的脚给洗干净了呢；它们黑得就跟墨水一样。我一双手当然磨得净是水疱，而且钻心地疼痛，但是终究还是全都愈合了。这么艰苦的工作我慢慢也都适应了。”

“这活儿你坚持了多久？”

“我其实只干了几个星期。那把煤运到升降梯那儿去的煤车是由一台牵引机牵引的，那司机很不懂行，结果引擎总是出故障。而一旦牵引机开不动了，他又似乎完全束手无策。我呢，却是个很不错的机修工，所以我就帮他看了看，半小时之内就把它给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就把我叫了去，问我是不是懂汽修。结果是他让我担任了运煤车司机的工作；当然这非常单调，不过却也轻省，而且由于引擎再也没出什么毛病，大家都挺喜欢我的。

“考斯蒂对于我离开他恼火得要死。我很合适他，他也习惯了我。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整天跟他一起干活儿，晚饭后跟他一起去bistro，而且跟他睡在一个房间。他是个很有趣的家伙。他这种人对你来说肯定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不跟那些波兰人掺和在一起，我们也不去他们去的那些咖啡馆。他念念不忘自己是个贵族，曾经当过骑兵军官，对待那些波兰人就跟狗屎一样。他们对此自然是怨恨不已，可是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壮得就像一头公牛，要是真打起架来，不管是动刀子还是不动刀子，他一个人至少能顶他们五六个。不过我照样认识了几个波兰人，而他们告诉我，他曾是个时髦的骑兵团里的军官固然不假，可他说自己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波兰的却是胡说八道。他之所以被华沙的一个军官俱乐部给踢出来而且被解职，是因为打牌作弊被人家捉了个现形。他们告诫我不要再跟他玩牌了。他们还说这就是他总竭力避免跟他们正面接触的原因：他们对他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谁都不肯再跟他玩牌。

“我跟他玩牌一直都输给他的，输得不多，您知道，一晚上也就几个法郎，不过他赢了以后，总是坚持由他来会酒账的，所以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原来还以为只是自己的牌运欠佳，或者牌技不如他的缘故。不过打那之后，再跟他玩牌的时候我就睁大了眼睛留神监视着他，我百分之百能肯定他确实是在作弊，可是您知道吗，我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到底是怎么作的弊。天哪，他可真是叫聪明。我明知他是不可能永远都拿到好牌的。我就像只猞猁一样盯着他看。而他就像只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也看出我是在提防着他了。有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之后，他面带那相当残忍而又挖苦的微笑看了看我——这是他唯一懂得的微笑方式——然后道：

“‘我给你变两手戏法如何？’

“他拿起那副纸牌，让我叫一张牌。他把牌洗好，叫我随便选一张；我就抽了一张，正是我叫的那张牌。他又变了两三个戏法，然后问我还打不打牌。我说打，他就发给我一手牌。我一看，是四个A和一个老K。

“‘你会很乐意用你那手牌来赌一个大数目，对不对？’他问。

“‘我会押上所有的身家。’我回答道。

“‘那你就是个傻瓜。’他把发给自己的一手牌放了下来。竟然是同花顺。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真不知道。他看到我一脸的惊诧，哈哈大笑，‘假如我不是个诚实的人的话，就连你身上的衬衫现在都是我的了。’

“‘就算现在这样你也已经很不错了。’我咧嘴一笑。

“‘小意思。还不够在拉鲁饭店吃顿晚饭的呢。’

“我们仍旧每晚继续打牌，而且乐此不疲。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作弊与其是为了钱财，还不如说是为了取乐。知道他能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令他得到一种异样的满足；而且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他在使诈却又看不出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更是得到一种极大的乐趣。

“不过这只是他身上的一个侧面，倒是他的另一个侧面使我对他大感兴趣。而且我简直没办法把这两个方面给协调起来。虽说他自夸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书都不看，他却是个颇有教养的人。他能说会道，刻薄、严厉而又玩世不恭，可是听他讲话真是令人神清气爽。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上挂着耶稣受难像，每个星期天都定期去望弥撒。星期六晚上却经常会喝醉酒。我们常去的那个bistro在那个时候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满屋子烟雾腾腾的。有拖家带口举止沉稳的中年矿工，有呼朋引伴咋咋呼呼的年轻人，还有满脸冒汗大喊大叫围着桌子打belote的，他们的妻子坐在稍后一点的位置给他们观敌掠阵。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噪声会对考斯蒂产生一种奇怪的影响，他会变得非常严肃并开始谈论起神秘主义来——在所有不太可能的话题中间，这似乎应该是最不可能的。当时我对神秘主义的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只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7]论鲁伊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考斯蒂谈论的却尽是柏罗丁[8]、亚略巴古人德尼斯[9]、鞋匠雅克布·伯麦[10]以及埃克哈特大师[11]。听这么一个被从自己的世界中扔出来的笨重狼伉的流浪汉，这个冷嘲热讽、穷困潦倒而又满怀怨毒的大块头，谈论着世间万物的终极实在以及与上帝合为一体的至福境界，那感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切对我而言是如此新鲜，我感觉既迷惑不解又兴奋不已。我就像是个躺在被遮蔽的黑屋子中醒来的人，突然一道亮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心里知道只要把窗帘拉开，那沐浴在晨光朗照中的广阔原野就会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面前。可只要我在他清醒的时候想引他谈谈这个话题，他就会冲着我大发脾气。他的目光中就会充满怨毒和恶意。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又怎么能知道我讨论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厉声道。

“不过我知道他是在扯谎。他对自己讨论的东西一清二楚。他当然是喝醉了，可是他眼中的神情，他那张丑脸上全神贯注的迷醉表情，却不光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事情绝不止那么简单。他第一次以那种方式讲话时，有几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我真是被它们给吓坏了；他说这个世界并非凭空创造出来的，因为从‘无’中创造不出‘有’来；它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本质的一种表现；这倒也还罢了，但他然后又补充说，‘恶’也是神性的一种直接表现，就如同‘善’一样。在那个污秽吵闹的咖啡馆里，伴随着自动钢琴上播放的舞曲，这些话听起来实在是太不同寻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