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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四月里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弗拉角我别墅的屋顶书房里忙碌地写作，一个用人上来说，圣让（我的邻村）的警察正在楼下想见我。我因为工作被打断感觉很恼火，而且想不出他们找我能有什么事。我没做亏心事，而且也已经向慈善基金交了捐款。作为回报，我还收到他们颁发的一张捐赠证明卡，我把它放在我的汽车里，预备因为超速或在马路上停错地方被拦下的时候，可以在出示驾照时无意间让警察看到，借此逃避没完没了的安全行车警告。我当时觉得很可能是我的用人里面，有人因为身份证件还没办妥而成了匿名检举信的受害者（这是法国的生活便利之一）；不过我跟当地警察的关系一直都处得不错，每次在他们上路之前，总不忘请他们喝上一杯葡萄酒，所以想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麻烦。可是这次他们（他们总是两个人搭档办事）来的目的却当真大为不同。

我们握手寒暄之后，两人中较为资深的一位——他被称为Brigadier[1]，蓄了一部我平生所见最为威风凛凛的髭须——从口袋里摸出个笔记本，用肮脏的拇指翻着。

“您对索菲·麦克唐纳这个名字有印象吗？”他问我。

“我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小心谨慎地回答。

“我们刚跟土伦的警察局通过电话，他们的总督察要求您去一趟（vous prie de vous y rendre），请您不要耽搁，即刻前往。”

“为了什么？”我问，“我跟麦克唐纳太太也不过点头之交。”

我马上想到索菲肯定是出事了，可能跟鸦片有关，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把我给牵扯了进来。

“这就不是我的事儿了。毫无疑问，您跟这个女人有过交往。貌似是她已经有五天没回她的住处了，有人又从海港里捞到一具女尸，警方有理由认为那就是她。他们想请您去辨认一下。”

我浑身打了个寒战。不过，这事却也并不让我感到太大的意外。像她过的那种生活，很可能一念之差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可是，从她的衣着和身份证件上也肯定可以辨认出来呀。”

“她被捞上来的时候全身赤裸，而且被割断了喉管。”

“老天爷！”我惊骇万分。我考虑了片刻：据我所知，警方肯定会强迫我前去认尸的，既然如此，我还是遵命为上，倒落得大方。“很好。我这就搭第一班火车尽快赶过去。”

我查了下列车时刻表，发现可以搭乘五六点之间的一班车前往土伦。Brigadier说他会就此打电话报告土伦的总督察，叫我一到那儿就直接到警察局去。那天上午我也没心思继续工作了。我把几件必需的衣物装进个手提箱，吃过午饭就驱车前往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