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个月后，4月份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费拉角住宅的阁楼书斋里忙着写作，一个仆人上楼来说，圣让（相邻村庄）的警察在楼下，想要见我。我因受到打扰而愠怒，想象不出他们要干什么。我问心无愧，我已经给慈善基金会捐过钱。我还收到一张作为回执的卡片，它就放在我的汽车上，以便在超速行驶被拦停时，或者在车子停在相反的街沿被发现的时候，可以在出示驾照的同时，低调地亮出那张捐款证明卡，那样就可以只听取几句宽容的警告，而逃脱处罚。当时我认为更有可能是我的一名用人受到了匿名检举。这是法国生活中的便利之一，因为该国的案卷是混乱的；不过我和当地警察关系不错，他们每次到我家来，我总要请他们喝上一杯葡萄酒，祝他们一路顺风，才会让他们离开。所以我料想他们不会多么刁难我。但是他们此来，公干与以往大不相同。我这里用第三人称复数，因为来了两名警察，他们总是两人一起出勤。

我们握手寒暄之后，两人中级别较高、被称为队长的那个警察，蓄着我所见过的最神气的一种胡须，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他用一个肮脏的拇指翻着本子。

“索菲·麦克唐纳这个名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他问道。

“我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小心谨慎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警察署通过电话，署长要求你立即到署里去。”

“为什么？”我问道，“我跟麦克唐纳太太并不很熟。”

我立刻得出结论：索菲遇上麻烦了，可能跟鸦片有关，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牵扯进去了。

“这我不管。可以肯定你跟这个女人有来往。好像她已经离开住所失踪五天了，而港口打捞起一具尸体，警方有理由认为就是她。他们想要你去辨认一下。”

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然而我并不过于感到意外。她过的那种生活，完全有可能在她情绪低落时使她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完全可以根据她的服装和证件辨认出她嘛。”

“她被发现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喉咙被割断了。”

“老天爷！”我吓坏了。我心念急转。就我所知，警察可以强迫我去，我想我不如乖乖顺从为好。“那好吧，我会乘坐我能赶上的第一趟火车过去。”

我查了查列车时刻表，发现我可以赶上5点到6点之间开往土伦的列车。队长说他将打电话把情况报告署长，要求我一到土伦就直接去警察署。那天上午我没有再写什么，往手提箱里装了几件必需用品，吃过午饭就开车去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