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特征

人类能够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复杂性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这一基础正在于：在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中间，人的大脑最强。人兼具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的特点，所以能够进化出最大、最复杂的大脑（按脑与体重的比例计）并统治世界，这应该不是偶然。人与人类亲缘最近的黑猩猩最主要的差别是，相对于体重，人的脑量足有黑猩猩的3倍，而且人的大脑更复杂。虽然人的大脑能够进化到今天的程度是多种互不相干的地质和生物演化过程刺激所致，但进化的总体趋势是不变的，那就是肯定会出现一个物种，脑量更大且更复杂。

我们的大脑由大量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的细胞组成，科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弄清细胞间彼此合作的细节。人类的大脑比任何其他动物的脑都要更复杂，功能也更强大，便于更准确地描绘感知到的世界、实现交流沟通并协调、适应自身的行为。因此，庞大而复杂的大脑使人类能够更有效地获取物质和能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包括改造当前环境，使其变得更符合自己的需求和心愿。[2]

有很大的脑量也有缺陷，即消耗大量的能。人类大脑的平均功率密度达15瓦/千克，而身体部分的功率密度只有2瓦/千克。[3]美国神经科学家皮埃尔·马吉斯崔蒂（Pierre Magistretti）、鲁克·佩勒林（Luc Pellerin）和让-鲁克·马丁（Jean-Luc Martin）曾这样描述：[4]

虽然大脑只占体重的2%，但它要接受心排血量的15%，全身耗氧量的20%以及总葡萄糖利用量的25%。人脑的均值血流量为57毫升每100克每分钟，大脑要从动脉血液中提取约50%的氧气和10%的葡萄糖。

这种巨大的能量消耗一定会为机体带来很大的好处。不然的话，大脑早就被非随机淘汰掉了。但事实是，伴随人脑变大，人口的数量却增加了，虽然人类并不具备诸如角、蹄、毒液之类的生物武器。显然，时至今日，因为有了大脑，人类业已获得巨额的物质和能量回报，远远超过大脑本身的资源消耗。

大脑的主要优点是它能够运行复杂的软件，原则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做出调整。这使得有大脑的动物变得更灵活且更具适应性，从而比其他生物更有效。这一点与生物进化中适应的主导机制正好相反：在生物界，是基因变化导致行为变化；而在人类，则可以通过改变当前世界的意象实现自身行为的调整。换言之，人类因为有了文化，所以不必再等待自发的基因变化才能使少数幸运者挺过变化了的生存条件，而其余的成员都只能灭绝。人类只需改变自身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基因。

但文化机制要做到有效，文化软件就必须与他人分享，包括与后代分享。因此，提高大脑效率一定与改善交流沟通同步进行。2004年，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了“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这一概念借以描述上述过程。在克里斯蒂安看来，集体知识适用于所有人类，就像自然选择（即非随机消除）适用于全部生物进化史一样，而且“文化学习”（cultural learning）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有多少人被联结到一起，以及这些人之间有多少种联结方式。[5]

集体知识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其他许多动物，包括猴子和猿，都以多种方式从事“文化学习”。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评估这种学习的质量。但从长时期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其他动物中间是否也存在“集体知识”的现象似乎还毫无进展，主要是缺乏有效证据。[6]不过初步看来，人类似乎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学习过程。这可能与下述事实有关：虽有许多动物幼崽会模仿成年动物的行为，但后者很少有主动向下一代传授知识的；而在人类中间，把集体知识传授给下一代的做法却有效得多。为提升这种能力，人类之间还曾展开斗争，主要是围绕集体知识的控制和文化发展方向问题，甚至至今仍争斗不只。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中存储了新出现的遗传语言，就为基因假情报（genetic disinformation）开启了绿灯。同理，在人类史上，一旦出现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语言且能不断改进，就为基于符号制造假情报（symbolic disinformation）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或彼此欺骗，就成为人类史上的一个重大主题，尤其事关能否保持自身复杂性、能否获取足够的物质和能量、能否维持自身的金凤花条件等重大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学习必然会导致另一过程的启动，我称之为“文化遗忘”（cultural forgetting）。其实，并非每一种共享的知识都能流传到现在。与此正相反，从亿万年的尺度看，有数不清的所谓集体知识都已经丢失了。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人类史的建构倒也容易了，因为我们可以随意提取无尽的知识细节。不过那时，我们的大麻烦就变成了如何使自己不被既有的知识压垮了。

集体知识还会引入多个层次的新的不确定性。1986年，威廉·麦克尼尔对此有如下表述：[7]

使用符号实际上松动了外在现实与人的直观反应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不再诉诸本能，好像被放逐到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海上漂荡。人类因此又多了一种新的犯错误的途径，虽然由此也获得了不断改变、适应和学习的新机会。我们犯下无数的错误，又被生活经验改正过来，因此成就了我们万物之主的地位，这是其他物种绝不可能做到的。

在早期人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化知识可能更多地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借助文字书写或其他抽象物质符号，人类的知识就可以得到归纳、保存和有效的表达。但在此之前，人类能够储存的信息量自然非常有限，信息的可靠性也会因此而打折扣，所以尽可能使保存的信息简而又简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无论是内心的图谱，还是外在的图示，都只突出主要特点而不特别注重细节。大脑越能抓住特点，信息也就越有效。

可一旦人们开始生产工具，后来又制造艺术作品，有些信息就被存储到了外物上面，一般是关于制造方法和物品的内涵的。但这种信息却总是模棱两可，因为要解释它很大程度上还得靠人，只有人才能说清工具是如何制造的，又有什么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只能猜测这些早期工具究竟是做什么的，这些早期的艺术品对制造者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有时这种图示，通常是动物图示，貌似一目了然。

只有到了人们真正开始写作甚至学会了印刷术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才不再限于存储在大脑中，而可以更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等于释放了大脑内部的存储空间，同时也使信息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这类进展导致了集体知识的大爆发，尤其是当人口增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的时候。近年来，计算机数据存储和交换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引发了类似的集体知识大爆炸。这些进化的步骤使人类能够更有效地获取物质和能量、建构自身的复杂性及适宜的金凤花条件。此外，由于信息记录和存储方式的改进，文化遗忘过程已有所减弱，虽然文化遗忘现象从未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