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美洲是由两个大的文化整体构成的。“美洲”一词本身，如果不加任何修饰语，指的是美国（有时还应加上加拿大，尤其是在它卷入美国轴心之后）。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新大陆，一个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新大陆，一个拥有“未来生活”的新大陆。另一个美洲，即美洲大陆最广袤的一半，看来接受了较为晚近出现的定语“拉丁”，接受了“拉丁美洲”的称呼。“拉丁”一词是法国首先使用的（时间是1865年前后，当时它有它自己私下的打算），后来在欧洲流行开来。这是一个多种多样的美洲，它色彩浓艳，富于戏剧性，四分五裂，彼此不和。
谈论美洲从拉丁美洲开始，可以避免直接与北美进行比较，不致事先在北美的巨大进步的习惯重压下被压碎，从而能更清楚地看一看拉丁美洲本身，因为这里是非常值得观察一番的：从它的高质量的人道主义方面，从它的种种特殊问题中，从它明显的进步方面进行观察。昔日，它比另一个美洲即北美先进得多，是第一富饶的美洲，因此，人们对它垂涎三尺。昔日如此，后来运气转了。现在拉丁美洲的命运远非幸运：重重阴云压在它的头上。对拉丁美洲来说，天还没有真正、完全地亮起来。
空间、自然与社会：文学证据
比起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更是不断变化，而且变化更加迅速。昔日的景象明日很可能就不值分文，或者听起来就像是假的。
如果无法亲临那里一览其景象，我们至少必须读一读拉丁美洲令人赞美的文学。这一文学是直截了当的，不大矫揉造作的，天真的，而且持非常直率的政治态度。它向人们提供了无数次精神方面神奇的旅行；它提供的证据清晰明白，既超过了种种报道，也超过了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尽管许多历史著作无疑非常出色）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
文学还揭示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东西：拉丁美洲始终独处、常常不为人知的各个国家和社会的芳香，尽管迎接它们时可感受到明显的暖意和坦诚。
·拉丁美洲是一个广袤的空间。它人烟稀少，实际上仍缩在其过分宽大的外衣中。那里空间极其广袤，广袤得让人陶醉。
可以肯定，航空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庞大的区域变小了，使它变得更加文明，并使得距离感几乎消失。这样外国旅行家越来越有可能忽略拉丁美洲地域辽阔这种基础坐标、这一基本事实。
几年前，人们就已可以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穿越亚马孙河流域，或者说，是乘飞机飞越，因为亚马孙河流域穿越起来要遇到最棘手的难题（正如巴西人所说，isto é matto，“这就是森林”）。飞越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安第斯山脉（des Andes），当时用的是双引擎飞机，这些轻型飞机进入拉孔布雷山谷（la Cumbra），就从那里小型的齿轨铁路火车的头顶飞过，大山谷中的风一会儿从这一侧，一会儿从另一侧，推动轻型飞机，但总之是在山脉之间，事实上是在山脉之下飞行。今天，四引擎飞机每天从这天然屏障上飞过。穿过安第斯山脉之后用了不消一刻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冰川上飞行10分钟，飞机就可以向空旷的阿根廷平原或智利海滨俯冲了。尤其是航空变得普及了：航行的轻快音响如今在拉丁美洲各处都可以听到。
但实际上，只有享有特权的旅行家才能体验到这些奇妙的冒险尝试，这些奢侈的游览，它们使你离开墨西哥，那里的Nortes（北风）在夜里仍在把花园里的绿色作物冻坏，几个时辰过后，又把你抛入尤卡坦（Yucatan）半岛或巴西韦拉克鲁斯（Vera Cruz）的炎热天气之中，或者把你放在阿卡普尔科（Acapulco）太平洋海滨那些天堂般的温泉和花朵旁。同样，只有那些贵重或能够赢利的商品才被空运过去销售：智利的海产品由飞机运至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尚未屠宰的牲畜或优质肉从蒙多萨（Mendoza）出发，由飞机在科迪勒拉山系（la Cordillère）上空颠簸摇摆，奔向圣地亚哥（Santiago），或运送到智利沙漠北方的矿工手中。
这种新的距离算术，即距离缩短，尽管可能，但仍旧是一个例外。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飞机场上，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但是运载的旅客只代表人口中微小的一部分，只代表人口中的资产阶级，人们若想这样说的话。而飞机在拉丁美洲并不能起大众运输体系（比如火车、公共汽车、私人汽车）的作用。大众运输体系给欧洲带来了一个如此严密的交通网。
拉丁美洲曾经在一个靠人和兽的脚步丈量的空间存活过，而且现在依然存活着，正像它过去形成时那样。它的步伐过去不是由铁路决定的，因为铁路很稀少；也不是由公路决定的。有些公路的路况非常优质，比如墨西哥的carreteras（公路），但它们同样为数不太多，需要不断地建造或修整。拉丁美洲仍然具有闲庭漫步的印迹，在许多方面缓慢迟钝。
如果在想象中要与马丁·菲耶罗，这个由何塞·埃尔南德斯[1]在1872年创造的英雄时代的加乌乔人（le Gaucho），或者与甘多·松勃拉，这个由才华出众的里卡多·吉拉尔德斯[2]创造（1939年）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最后一位自由流浪的加乌乔人，一起徒步或骑马而行，人们必定能够认识并接受拉丁美洲空间巨大、距离遥远的事实。同样的认识还有助于人们看清巴西东北部的“荆棘丛林”（les brousses），即厄克利德斯·德·库尼亚[3]在《腹地》（1902年出版）中描述过的干旱饥饿的“四边形土地”（le quadrilatere）。这还有助于人们阅读吕西奥·曼希拉（Lucio Mansilla）日复一日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论坛报》（La Tribuna）撰写的有关印第安人尚在居住的阿根廷内陆无边无际的空间的最优美的报道，这些报道在1870年以《朗克印第安人之旅》（Una excursión a los Indiosrarqueles）一名结集出版。一个更好的例子是自然学家和小说家恩里克·赫德森[4]的作品，这位在阿根廷长大、后来加入英国国籍的作家在书中对当时完全空旷无人的巴塔哥尼亚（la Patagonie）高原做了最优美的记述。
图18 西属美洲与葡属美洲
图19 拉丁美洲黑人的起源
这里还应该提及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5]和法国人奥古斯特·德·圣提雷尔（Auguste de Saint-Hilaire，1799—1835年）的美不胜收的游记，他们虽然都是外国人，但都被他们所描述的国家完全接受，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南美洲文学归入自己的行列了。
这些经典游记中最生动的一个景象无疑是骡队。它们有固定的路线，还有几乎固定的时刻表，有正常的“车站”，即那些棚屋（ranchos），牲口、货物和人晚上在这儿休息，以便翌日再上路。这些骡子商队，正如人们所说，是最早的卡车运输，是最早的铁路……它们是最早的穿越非常空旷的空间的手段，这些地方即便到了今日仍然非常辽阔、原始。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如果人们不能像在西欧那样牢牢定居一地，如果他们过于轻易就放弃其土地，那只能是因为不太远的地方空间极其丰富。今天的情况依然是这样，畜群的长河仍像16和17世纪一样继续穿过大陆的中心地带，在行程的终点突然出现在传统的牲畜集市上，比如远离海岸线的内地巴伊亚（Bahia）的牲畜集市。那是一种原始的、费用甚少地利用资源的方式，是一种廉价的资本主义，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就可免费给予，或差不多免费给予。
因而，人们迷失或者说淹没在广袤的空间之中，孤立无援；城市离得很远，非常遥远，尤其是远离欧洲母邦或殖民地的首都；有些省份甚至比整个意大利或法国还要大。那么一来，人们最终按他们自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在过去，是最自然不过的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首先必须生存下来。在南北两个美洲，实行self government（自治）原则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tie américaine）部分地是空间的产儿。至少在空间没有被征服之前，这空间使一切减弱，也保存了一切。
·使农民摆脱蛮荒自然——昔日的伟大梦想。南美洲的大自然造就了，并且还在造就着令人钦佩的、贫穷的、吃苦耐劳的人：潘帕斯草原的加乌乔人，巴西的caboclo（铜色皮肤原住民），墨西哥的农民（peón，贫苦农民）。这后者只要有一位真正的首领，比如1911—1919年控制墨西哥城周围战场的可敬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6]，就会揭竿而起。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在于使他们摆脱构成其“野蛮”实质的贫困呢？19世纪乃至20世纪狂热的知识分子都曾抱有这种幻想。不是像制伏野马那样驯化这些人（除非必须这样），而是教育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保重自己的身体，怎样阅读。迫在眉睫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实还在发生这类运动，成批的小学教师、医生和卫生工作者满怀激情地联起手来进行所谓的扫盲运动。
这些农民，这些草莽英雄，在19和20世纪大量的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占有位置，在昔日的传奇中，他们常常被描绘为以某种形式的爱情决斗与文明搏斗。这种象征性的多情常常变为爱情小说，它们同样是一种证据：把它们稍做调整，轻轻的几笔，就可把它们变为感伤小说（romans noirs）。
《马丁·菲耶罗》（1872年）中的主人公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一个庄稼汉，但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是一个吟游诗人，诗歌的温文尔雅更增加了他最初所有的文雅，使他摆脱了艰苦生活——因为他歌唱，他写诗——也增强了他的自尊心（pundonor）。通过《堂娜·芭芭拉》（Doña Barbara），罗慕洛·加列戈斯[7]（委内瑞拉进步总统，1948年政变中被迫下台）把一名妇女搬上了舞台。之所以给女主角起“芭芭拉”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她什么都不会搞错。她美丽、迷人、粗野，而且下流和无所顾忌；她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使她恬不知耻地夺取她所要的东西。然而，放心吧，她战胜不了天真、温柔而有同情心的“法学博士”，继承遗产的偶然性使博士回归伊拉诺斯（Ilanos），那是一个位于河流源头的牧人放牧的平原，人们必须乘慢得叫人发愁的渡船溯流而上。这至少给人带来消遣，可以射击凯门鳄那静止不动的目标，而我们的博士当然是射击高手（Buffalo Bill）……《黑种女人安古斯蒂亚斯》（La Negra Angustias）使作者弗朗西斯科·罗哈斯·冈萨雷斯（Francisco Rojas Gonzales）荣膺1944年墨西哥国家文学奖。书中的女主角也是一位美丽而天真的人。即使小说靠不住，也必须老实承认她同时是一个残暴冷酷集团的头领。这个头脑简单的悍妇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突然间在教她读书的微末的小学教师面前被驯服：奇迹出现了。安古斯蒂亚斯嫁给了她的老师，和文明联了姻。
这一类型的小说并不都像这样带有重重的感情色彩。哥伦比亚人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8]的《旋涡》（Vorágine，1925年）是关于一对被亚马孙河流域丛林吞噬的英雄的凄惨史诗。但是，这些书是玫瑰色还是黑色（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自然。自然使人变得粗野，只需驯服它，就可同时使人变得文明或获得解放。我们如果相信智利小说家本哲明·苏贝尔卡索（Benjamin Subercaseaux）的话，那么智利的不幸只会在于它“不可思议的地理”［《智利区域性地理》（Una geografía loca），1940年］。
这种文学，这种看法，乃是昔日的写照。它们今天正逐渐地、往往无可奈何地从活生生的地平线消失。
·战斗的社会与农民的文学开始活跃：今天，被自然、空间或贫穷本身与世隔绝的不幸者，尤其始终是文学的主角，但是这主角被新的战斗文学弄得过火得可笑。新文学感情强烈、平铺直叙、色彩浓艳。它们首先把穷人展示为社会的乃至文明的牺牲品，它对生活的恐惧，就像对荒无人烟的自然本身那样无动于衷。
这种文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新的时刻：它确实是富有革命意义的，显示出对南美洲特有问题的尖锐觉醒，对从“文明”本身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丧失信心，不再对它抱有希望,由此产生了它阴郁的现实主义和它的悲观绝望。
墨西哥小说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9]的作品《在底层的人们》（Los de abajo，1942年），只是一声抗议的长啸。它把我们投入这场复杂的群众革命之中，这一革命尽管没有完成，还是把墨西哥至少自1910年以来变成了现代国家；此次革命使墨西哥可能付出了死难100万人的代价，这100万人都是穷困交加之人。书中描述的是少数被杀的革命军人（作者目睹了他们的死难，因为他本人是革命家团体的一位随军医生）的历史，是不幸的人醒悟了的历史，他们在不共戴天的社会面前被解除了武装。在这个社会里，富人太富有，太残忍；穷人太穷，人数太多，而且太天真。
巴西非常伟大的作家若热·阿马多[10]的长河小说[11]涉及的都是巴西东北部这块饥饿不已、迁移不定和苦难无穷无尽的地区，小说集异乎寻常的美感和力度于一体。不论它们对当代问题表什么样的态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它们的辩护词口气如何，它们都是不同寻常的真凭实据，证实了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农民与饥饿进行斗争的一幕幕惨剧。在这么一个几乎属于封建制的乡村，人甚至感受不到土地的温馨。
阅读这类文学作品，我们处处都可找到类似的缠人的证据。作家若热·伊卡萨[12]把我们带到了厄瓜多尔。在地图上，厄瓜多尔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国家。实际上它并不算小，其面积为45万平方千米，比意大利还要大。1962年，厄瓜多尔只有200万居民，它曾表示愿意接收100万移民。这对它来说轻而易举；20年后，其人口达到了900万。伊卡萨1934年创作的小说《瓦西蓬戈》（Huasipungo，法译本1946年出版）的主角阿方索·佩雷拉和他的家族通过崎岖的骡子路，在远离基多（Quito）的高山里，获得了地产。他不能继续留在城里，因为他的女儿竟然傻到听信一位印第安人的话，怀了他的孩子。只有在山里，这个不合法的孩子不合时宜的出生才不会引起丝毫轰动。山中旅程非常奇怪，事件迭起。到达高地的沼泽时，骡子陷入了泥潭。每个人都下了马，这时，“三个印第安人用袖口擦拭因下雾而结霜的面颊，准备背起主人一家；他们脱去披风，将劣质麻布做成的肥裤子卷到大腿根，摘掉羊毛帽，把披风盘在脖子上，与土匪的头巾很相像，寒风刺骨，严寒穿透了棉布的破洞和裂口……他们伸出臂膀，以便全家人（父亲、母亲和女儿）能从骡背上转到人背上”。于是这群人挣扎着在冰冷的烂泥里跋涉……
这部作品作为文学有些生硬，但每次读起来都令人激动。大概仅仅是因为它所描绘的社会现实非常严酷：它实质上用很长时间描写激烈的土地问题，并因此仅仅满足于审视农村独有的苦难。工业郊区或遥远矿区中工人的苦难，不在它的叙述范围之内，也超出了该书的体验。已出版的描写城市苦难的罕见的震动人心的证据之一（除了只对小批专家有用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外），是一位半文盲的巴西女黑人卡罗琳娜·玛丽亚·德·赫苏斯（Carolina Maria de Jésus）的日记。此人生活在圣保罗贫民窟。这部日记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也算不上是社会学研究，而是纯粹的文献［法译本，《垃圾场》（Le Dépotoir），1962年，斯托克］。
除了这少数几个例外，充斥于整个文学的都是农民的苦难，这苦难使人断绝了一切希望。无论如何，只有一剂良药可以补救，那就是造反、采取暴力行动和进行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领导的古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农民的革命，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原因无疑就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都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无论如何，所有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不论他们个人的见解如何，都清楚地知道，严肃地考察政治和社会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面对种族问题：准博爱
·拉丁美洲往往能够解决，或者至少（无论是缄默、拖延，或心理上有所保留）正在解决摆在它面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那就是种族问题。
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虽不是唯一的），当然是后者自发的和日趋强烈的得到肯定的自由主义，这种差异越来越体现在摆脱种族偏见上。无疑，在肤色这个方面，并不是所有一切都尽善尽美。但是在世界的哪一部分，人们能够做得更好呢？就这一方面而言，拉丁美洲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历史没有为此做准备，因为历史在拉丁美洲并排安置了世界的三大种族：黄种（印第安人被错误地命名为“红种”）、黑种、白种。所有三个种族都蓬勃有力，谁也不愿向其他两个种族表示屈服。
假如哥伦布以前的美洲一直不与外界接触，并保有其协调一致的文明，这类种族问题显然就不会存在：阿兹特克人［l’Aztèque，加上玛雅人（les Mayas）］的文明，大体上就是墨西哥文明；安第斯山脉文明，即那一系列辉煌灿烂的高山文明，它们在印加帝国的假“社会主义”权威下大致联合起来，还不算新大陆剩余地区所属的庞大的原始文化区。
如果说15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能够使一切都服从其法律和其现实存在，而不是一个渺小的当时只有5000万居民的世界，忙于（而且必须这么去做）生产每天所食的面包，只是偶尔地派少数几个人到美洲进行冒险，那么任何种族问题都不会存在，也不再存在。整个15世纪期间，离开塞维利亚前往新大陆者，总数可能有10万人。他们或许可以征服那里，但他们从美洲世界真正能够得到什么？
最后，如果首先是几内亚湾海滨，继而是整个非洲沿海地区没有提供美洲所缺乏的人力，即那些黑奴——没有他们，糖、咖啡、金粉都不会存在——那么，第三个问题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再存在。
因而，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三个种族今天便会聚在一起：没有哪一个强大得足以消灭，甚或试图消灭其他的种族。他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生活，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但他们可以和解，互相融合，达到某种程度的彼此宽容与尊重。
·种族空间依然存在：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比不同种族目前的地理残存与地理界限更清晰的了。这事实上是过去的遗存。
白人征服者首先遇到的是印第安文明。新来者野蛮无情地对待印第安人，把他们洗劫一空。实际上，在征服破坏之外，还有更大的灾难，即剥削与强制劳动。原住民人口以前所未闻的比例减少。在印第安人尚处原始状态（游移不定，常以木薯为食）、以部落方式生活的地方，自最初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印第安人几乎到处都被扫地出门；只有几个实难接近的地区保护下来，如亚马孙河河谷，白人绞尽脑汁，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进入那里。
但是真正的印第安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最终都成功地幸存下来。印第安文明被解除了武装，所配备的工具拙劣（印第安文明不知道车轮、铁、火药、家畜，羊驼除外），在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其心脏地带（墨西哥——当时的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当即遭到攻击，因而肯定轻易地就成为别人的猎物。尽管如此，印第安人由于他们并肩协力而得到了拯救。今天，墨西哥断言自己是令人自豪的“印第安之地”；在安第斯高原上，古代的本土生活依旧存在，它异常贫穷，但富有生命力，根深蒂固，它的存在不可替代。
至于黑人，则依旧待在气候、种植园、金矿沙、城市的奢华、种种机遇将他们带到的地方。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奴隶制结束后依然滞留在那里。此后，黑人频繁地向活跃的工业中心迁移。因而，人们能够在大西洋海滨和缺乏印第安劳动力的地方找到黑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黑人在巴西北部——殖民地时期巴西的心脏——占人口的大多数，在巴西所有现代大城市广泛出现。在安的列斯群岛[13]，黑人到处安家。
至于白人，他们占有美洲大陆的历程至少可分为两大阶段，而每一次卷入的都是不同的民族。
在第一次征服过程中，白人在他们能够生存的地方到处定居下来，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定居在印第安伟大文明发祥地的环境中，在那里他们非常自然地找到“臣民”和丰盛的餐桌。这就是西班牙人的情况，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大城市是墨西哥城、利马（由征服者所创建），在现今玻利维亚的上安第斯山脉是波托西（Potosi，征服者创建的另一城市），在那里建城是因为它有银矿（1600年，15万居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波托西）。西班牙殖民地艺术，尤其是巴洛克艺术，今天仍可在那里看到，足见这些殖民地城市新富享受到何等的富丽堂皇。但是绝不能忘记，他们的居民，大部分是印第安人。
与此相反，葡萄牙人在巴西只遇到一个人数稀少且分散、不稳固的印第安人口。由此一来，黑人在当地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殖民时代的巴西大城市实质上具有非洲特点：旧的首都巴伊亚，连同365所教堂（一年的每一天有一所教堂）；累西腓（Recife），北方的大糖业中心，系荷兰人在短暂的占领期间（1630—1653年）所创办；欧雷普雷托（Ouro Pretor，字面意思是“黑金”），随着淘金热而创建于内陆；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于1763年成为首都。相反，圣保罗（São Paulo）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居住着冒险家和海盗；圣保罗城内白人很少，印第安人很多。此外，城里还有混血儿，当时人称“烧焦的木头”（bois brûlés），葡萄牙语称为mamelucos（印欧混血儿）[14]。
殖民时代的所有这些细节令人想起克里奥尔人[15]美洲的种种成就，安的列斯群岛的形象就产生于此。圣多明各和牙买加，先是糖岛，而后是咖啡岛。相对于所有别的地方，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想象中，它们的地位更高。然而这景象到处都一样。到处都呈现出一种原始的、中世纪的、奴隶制的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奇怪的混合。只有田野或榨糖厂，或大银矿，或金沙的主人，才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其奴隶或仆人则不然。这便产生了古代特色的家族（paterfamilias，家长实际上长期拥有对其家族所有成员及其全体仆役的生死之权），主人的豪宅俯视着一排排奴隶的茅屋。而后，城市与豪门富户（sobrados[16]，殖民地时期巴西对多层楼房的称呼）、商人店铺、贫民陋室（昔日巴西所谓的mucambos，今天的favelas，意思均是贫民窟。它们相当于今天那么多城郊的bidonvilles，贫民窟）一起成长起来。
1822年和1823年以后，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宗主国那里获得了独立——同时从加的斯商人和里斯本商人那里获得了解放。但那时它将遭受整个欧洲的资本家，首先是伦敦资本家，有条不紊和恬不知耻的剥削。新的独立国家是欧洲工业家或银行家过分天真的顾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1821年，伦敦把有点过时的战争物资卖给墨西哥，这些东西曾使伦敦在滑铁卢战役中获得胜利。
但是，与此同时，南美洲向欧洲移民比昔日更大地敞开了门户（不再只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这在起初规模不大，来到这里的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工程师、实业家。后来自1880年起，轮船航行于南大西洋，欧洲向此移民的规模迅速增大。乘轮船航行使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大量抵达这里，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其他欧洲人了。
整个南美洲并非都同样地欢迎他们。他们帮助圣保罗所在纬线以南的南方巴西（旧巴西以北方为中心）、阿根廷和智利发家致富。在广阔的空间，这次移民，这种人口轰炸，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其速度不仅仅是很快，而且是非常迅速。它开始向农村移民。《堂娜·芭芭拉》一书中“法学博士”未能完成的事，移民即将使其变得现实可行。它造就了现代巴西、现代阿根廷、现代智利。1939年之前，一位欧洲旅行者在其旅行的途中，在这儿会重新找到意大利，一个勤劳得令人称羡的意大利；而在另一个地方，在南里奥格兰德（le Rio Grande do Sul）或圣卡塔琳娜（Santa Catalina），或者在智利，骤然间他会重新找到一个一贯忠于它的文明，忠于遥远的祖国，忠于祖国轰轰烈烈的历史的德国。
正是这些移民造就了拓荒区、拓荒工业的光荣。还是这些移民又出现在移民区的边缘，面对着比奥-比奥（Bio-Bio）正南的智利“边疆”，面对着昔日荒无人烟的巴塔哥尼亚高原，或者和新的咖啡树种植园（cafezais）一起，又出现在圣保罗州的深处：咖啡树耗尽了地力，种植园（fazendas）必须搬走，到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土地，寻找森林，并立即烧毁树木，争得土地进行种植。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知、能够复述的决定命运的故事，我们可以长时间讲下去。但是就我们的观点看，这是要点吗？
·要点，是各民族的博爱：所有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在拉丁美洲的建设中，携手合作。
他们也屡屡因社会原因互相冲突。的确，肤色界线曾经是而且仍旧是一条社会界线。谁发财致富，谁进行统治，无论其皮肤确切的颜色怎样，都越过或将越过这条界线。在秘鲁，在黑白混血儿中，尤其是在印第安人口中，进行指挥的那些人被给予“白人”（blancos）的称号。换句话说，财富和权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最经常地掌握在真正白种人的手中。
迄至现在，在“真正的”白种人存在的范围内，情况是这样。不过，就大多数而言——这具有重要意义——是各种族非常广泛地互相融合。“我们都有，”累西腓的社会学家吉尔维托·弗雷尔[17]自娱时写道［显然他是为他的巴西东北——“东北地区”（O Nordeste）而说这话的，尽管这东北地区已经蔓延到整个巴西地区］，“我们的血脉中都有一品脱黑种人的血。”在融合最经常发生的地方，在墨西哥（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巴西东北部（黑人和白人），种族宽容和种族博爱也较其他地方更为明显。
然而，即使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地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障碍。混血的美洲面对遥远的欧洲，长期具有一种自卑感，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过分鼓励这种情结。北美洲也给它树立了人们所知的坏榜样。尽管如此，在美国旅行，对皮肤尽管是白色但并非绝对一清二楚（即绝对纯洁）的许多南美洲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反面教训，一个必须宽容的教训，同时是宝贵的满足，意识到必须在更爱自己国家的同时，彼此更互相爱戴。
显露出这一点的所有情结与偏见并没有神奇地消失。可是1919年之后，或者1930年之后，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刮过来一阵大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过后，突然降临的经济灾难（1929年以外）过后，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过后，人们还会那样热爱欧洲吗？（会，但是否像过去一样尊重？）拉丁美洲各个自由与好客的国家，逐渐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变化的确很迟缓，而且没有彻底完成，但已经毅然决然地启动了。吉尔维托·弗雷尔这位社会学家，不再按照传统的文学模式，不再讲小说或杂文的诗歌语言，而是讲年轻的人文科学的爆炸性的语言（1933年）。他的首部著作在巴西，在整个新大陆中这个面积最辽阔、人口最多，同时可能也算是最具人文气息的国家出版，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同样，从1910年起，墨西哥的亲印第安人的革命不仅开启了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周期，或者说土地革命的周期，它还打开了希望的大门。
尽管如此，种族平等博爱这一战果在美洲各地或多或少是赢得了，但具体程度随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还是屡屡碰上过去的社会分层的障碍。因为拉丁美洲也有完全是白人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在那里，只是远在北部或极南部有一些印第安人遗存，而且人数很少）。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国家相反；根据人类学家的看法，种族混合在那里已经产生了不变的、稳定的新种族类型：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就是这样，在其他地方，无疑也一样。
然而，即使有时种族间的这种博爱发挥不了充分作用，或不可能总是发挥作用，在整体上它还是存在的，构成这“另一个美洲”的特点之一。这个基本特点，肯定是它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使它显得非常突出，让人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返回祖国途中在巴拿马中途停靠时，一位南美旅行家极为高兴：肤色的这种多样性，这种清脆的嗓音，这些喊叫，这些歌唱，无疑让他已经有了身在家中的感觉了。
经济：文明受到考验
拉丁美洲，尽管它漫不经心，欢乐活跃，民众节日沸沸扬扬，但在面对现实世界，如同面对昔日世界一样，也深深地感到痛苦。因此它是“悲伤的大陆”（le continent de la tristesse）（凯泽林[18]语）。
像所有真正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拉丁美洲必须面对其结构和行为举止的彻底转变，这种冲击对它来说尤其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冲击实际上是在打击这一不稳定、变幻不定、靠不住的、经济社会结构欠佳的世界。多少世纪以来，它的过去不断地破坏它又不断草率地重建它，这是一个形成强烈对比的矛盾的世界。在那里，最为原始的人类生存方式与非常现代化的生活并存。总之，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更加难以确定、更加难以领导、更加难以指定方向的世界。
·经济动荡是无法预料的海啸。美洲正在朝着物质财富高速前进。在这条路程中，几个世纪以来，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被迫更经常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受益者。
无疑，拉丁美洲因此只能跟着国际形势走。但是当戴着锁链、许多人一边跑一边互相帮助时，这就是一个在前领跑或在后大步追赶的问题了。南美洲正是这种跑在后边的人，没有资格嘲笑别人的唯有他。它必须加速，如果它想出售东西，那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生产糖、咖啡、橡胶、腊肉（charque）、硝酸盐、可可子，而且必须廉价出售。然而，每次它都被卷进连续不断的“周期”之中，这种“周期”还会突然意外地中断，呈下降趋势。
这个过程既是南美洲过去的也是南美洲现在的经济的关键。南美洲在首先是严格的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中，屈从于世界对原料订购的所有要求；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在依附经济的形式下永久延续。
外国资本家（更确切地说是国际大企业）与本地的大所有主和政界人物联盟，领导着朝向出口原料的生产，因而迫使生产地区尽一切努力，动员一切人员、资源，从事一种专一活动，其他活动则受到损害。如果需求的频繁变化不会有规律地撤销这些投资，久而久之，由此产生的飞跃便会给国家整体带来收获。当需求变化时，必须突然把种种努力转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而司空见惯的是，一下子转向另一个地区。气候千变万化，空间极其丰富，使得南美洲能够经受得住这些非常的方向突变，实际上，在国家方面，这些非常的方向突变是一场空间与人员的闻所未闻的浪费：它们处处妨碍了持久、稳定、健康的经济结构的建立，妨碍了一个农民阶级的牢固形成。
这些周期中的第一个是贵金属（métaux precieux）周期。贵金属周期是与欧洲的征服一起开始的：黄金周期，几乎不超过16世纪中叶；白银周期（尤其是墨西哥和波托西的矿山），直到1630—1640年前后。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非常非常沉重：如果没有残酷地征募印第安人，在波托西，谁能接受矿山和金属熔化的任务，在海拔4000米，缺少木柴、粮食，往往连水都没有的寒冷高山上，筋疲力尽地工作呢？银条一直运到太平洋，然后运到利马的港口卡亚俄（Callao），最后运抵巴拿马，从那里由骡子商队，继而由查格雷斯河（la riviere Chagres）上的小船，运到安的列斯群岛的海岸。随后，西班牙船队将它们一直送往西班牙。
那么，谁从这庞大的体系中获利呢？西班牙的商人和“官吏”，已经具有国际性的实业家，比如热那亚的商人，或者hombres de negocios（商人），即获得授权的西班牙国王的老放款人……获益者肯定不是美洲本身，不是这个不断被剥夺金条、银块，被掏空货币，为了一些织物、面粉、油坛、酒桶、黑奴……而遭地狱之罚的美洲。
17世纪时，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逐渐减少，这样，金属的西班牙美洲几乎一下子被扔给命运去摆布。
1680年，轮到葡萄牙美洲经历黄金热了，这回，黄金是多亏黑奴劳动才开采出来的。1730年前后，由于其他原因，在新西班牙（现在的墨西哥）银矿复兴的同时，葡萄牙美洲的黄金开采速度变慢。当时巴西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意为“全部矿山”）州的金矿大部分被采空，勉勉强强地转向棉纺织生产。
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追溯畜牧业周期，它有许多复杂的变种，一直延续到今天阿根廷的畜牧业；大规模糖周期的形成开始于巴西，随着17世纪临近结束而滑向安的列斯群岛（牙买加、圣多明各、马提尼克岛）；咖啡周期自19世纪起在巴西变得尤其辉煌、重要，耗用了许多空间，并越来越向内地推进。阿根廷的查科（Chaco），昔日的quebracho（丹宁小灌木）区，1945年以后棉花种植出现迅速的发展。
整整一部书也无法穷尽这个单一生产或单一种植“周期”的庞大课题。在我们看来，现在这个被公正地指斥为灾难性的制度，当真正的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开始时，便可能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但是南美洲整个的经济结构，都打上了这种陈旧的、不稳定的、不合理的发展的印记，同时还伴以突如其来的觉醒、突如其来的决裂和不间断的迁移：每一次，一个州、一些城市兴旺发展起来，而后被抛弃，或被迫进行可怕而费用不赀的转产。
·严重的危机跟随着周期的变化而来。其破坏力能一下子使一个蓬勃兴旺的国家的整个经济衰退萎缩。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它带有最坏的现实性，此即今日阿根廷的例子。
对阿根廷来说，1880年前后开始了大繁荣。在几年之内，由于旧结构的全面改造，阿根廷变成欧洲市场谷物和肉类的巨大出口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大平原——阿根廷拉潘帕省（La Pampa），直到那时，还只是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地方，加乌乔人捕获野兽几乎只是为了皮革出口。
这片平原有点像美国的大草原，即将变成小麦产地和精心饲养良种畜并把它们育肥的畜牧场。
直到1930年（如果将1890—1900年之间的困难十年排除在外），在阿根廷，一切都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上升：生产由于定期出口在上升，设备马上跟上（贮藏库、面粉厂、冷藏库等）。轻工业因此立即正常发展起来。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资本的利润，直至每户居民拥有汽车的数量，当时都达到了最大值。
从1930年起，危机开始了。人们由于普遍患有欣快症而一开始没有觉察到，但危机就是那么强烈地发生了，接着是战争。战争对原料出售者有利，战争推迟了危机必将发生的时日。但是从1945年起，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暴跌，整个阿根廷的经济恶化起来，而且恶化的速度极快。官方数字显示，自1948年以来，每个居民的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减少0.4%左右，但是美国经济学家估计，这个减少比率至少达2%。衰退更为严重的是每个居民的平均投资比率，平均每年达3%。阿根廷的贸易平衡陷入逆差；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如此一来，阿根廷维持相对十分发达的民族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皮革工业等）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失业人数增加；城市出奇地膨胀，为了城市的利益，农村变得空虚，尽管城市已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提供（国家总人口的5%，即1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在阿根廷，人们习惯性称之为villas miseria）；工业化是唯一获得救助的希望，它也遇到了阻碍。尤其是，人们看不到出路：国家预算本身已到了破产的边缘。
简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得天时、地利、人和，是整个南美洲的首富之国；当然，今天它仍不是最穷的国家——它有太大的超前的地方——但它是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欣快症导致的自信心让位给了惶惶不安。这种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随后几十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
然而阿根廷经济学家不无理由地认为，全部是肉类和小麦生产的土地结构，今天被证实是有害的。细小的“不经济”开垦不计其数，相当于耕地总量的34%，在其旁边是少数大经营者，他们拥有土地的42%，牲畜的64%。无疑，这就是国家复兴的主要障碍。国家复兴要求重组土地，确保合理的生产和重建民族市场，不这样，阿根廷的工业肯定无法存在。
·经济结构松散是现代工业化的障碍：南美洲的发展导致经济结构不太紧密，失去平衡的经济。
在南美洲，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交通线不合理、不充足的特征：修建它们不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连接生产点和装船港口，在它们之间的广大地区连最差的道路也没有。航空港虽然无所不在，但也只是不完善的补救。《瓦西蓬戈》一书中的主人公阿方索·佩雷拉由印第安人背着穿过沼泽进行其旅行，自己连脚也不湿。他并不对特权表示赞叹。“啊，”他叹息道，“如果我父亲再聪明一些，他就会强迫他所有的peones（雇工）修建道路。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会到这步田地！”
另一个不协调的情形是：不发达地区，或一段发展时期之后被抛弃的地区［人们还知道巴西内地一些富有诗意的小城市，如米纳斯韦拉斯（Minas Velhas）仍像中世纪极差的城市一样过着原来的生活，与世隔绝，一些贵族的屋宇是旧时美好日子的唯一证明］，与相对过度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强烈对比：“文明”地区过分经常地局限于沿海地带，靠着海洋，与货物出口的各大路线相连。
最后是缺乏某些东西：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欧洲那种有牢固基础、有千年以上耕作经验的能干的农民。
农民人口的大部分被投入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狂热雇佣劳动中，受雇于外国进口商用资本匆匆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接着他们突然间由于这样那样的需求变化，与地产本身同时被抛弃。流浪农业工人构成了农民人口的大部分，有朝一日，他们因没有工作而流向邻近城市，谋求成问题的工作机会，或向另一个州迁移。由此出现了下面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在空间极为丰富、农业人口达到居民的60%和70%的这样那样的南美国家，粮食作物种植缺乏，或者至少是不足。因为一方面缺少真正懂得耕种土地的一代定居农民，另一方面，土地分布太不完善，仅此就足以阻止他们真正定居下来，进行正常的生产。每每见到这种情况，人们就会想到barines[19]的俄罗斯封建时代。
在这古老的农业世界旁，工业在一些地区——一般为沿海地区——发展起来，这些地区得益于新近的过去。在那里，本地或外国资本的积累，与欧洲或美国接触而产生的内行人员，由于移民而有所扩充的一些科技干部，使农业出口部门的活动能够转向工业部门。结果往往是惊人的：摩天大楼林立的超现代城市像蘑菇一样拔地而起。巴西圣保罗市就是一个特别的例证。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南美洲经济是双重的；现代生活发达的，甚至相对来说，过度发达的、过度工业化的狭隘部门，与尚且极其原始的农业生活绝对古老的那些庞大部门，在同一个时间共同存在。所有新的发展全部集中在已经非常发达的部门，这种分化因此愈加恶化。
请看看巴西这个例子吧。巴西的发展与阿根廷的发展相反，开始得较晚。然而，到1930年前后，它的发展已初见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强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直到1962年的过去15年间，它的实际产值翻了一番；1948—1958年间，人均国民总收入甚至年均增长近3%。在这段时间，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以超过美国最著名的新兴城市的速度建设起来。首先是纺织业和轻工业，而后不久是建立起重工业。统计数字显示出惊人的经济增长。
这无可置疑。然而这种增长主要是工业的增长。在这段时间，农业生产几乎只以人口增长的节奏（即每年1.5%左右）在增长。耕地占国土的2%！将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业部门，或毋宁说在这狭窄的农业部门（用地2000万公顷）苟延残喘，而且农业部门的产量极其低下。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只从事农业生产的巴西东北部，因此一直陷于饥饿状态（就“饥饿”一词的精确意义而言），遭到因食品缺乏而引发的各种疾病的蹂躏。
这种局面不可能迅速改观，因为一切都流向国家中已经发达的部分：私人投资、国家援助、贷款乃至由于北方的出口（可可子、糖、棉花、油料）获得的外汇进款。
关于巴西或墨西哥，不少观察家已经让人看到，与昔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一样，处在同样的位置，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只有两个部门（发达部门与一直处于这种发展之边缘的部门）。国家的广大部分因此既不能获得产量，也不能获得收入，从而也不能满足其维持生活最低营养的消费，它是在为另一个部分做牺牲。
无疑，在与迫在眉睫的工业化问题做斗争时，巴西政府看来有望找到解决办法，取得最有成效、同时最有可能产生快速成果的进展。但是这些结果是不是最为持久呢？
几年以来，巴西工业扩展的速度已经显示出下降的迹象：由于缺少足够广大的国内市场，巴西工业已出现生产过剩。失业、通货膨胀、生活费用过高，更缩小了民族市场的规模，凡此种种同样预示着，今后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果断地采取转向农业部门并设法使之改善，以获得这种消费增长，使群众可以达到一种体面的生活水平的政策，就无法继续进行；没有上述条件，现代工业也不能牢固地建成。
·社会问题：这种修改政策的必要性，差不多以同样的字眼摆到了工业化中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面前；再加上尖锐的社会问题，这种必要性就愈发迫切。
协作发展和由此获益的社会，与始终处在发展之外的社会之间，差距在不断增大。这里存在着爆炸性因素。
另一个爆炸性因素是，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高于其他任何地区：大约为每年2.5%（非洲大约为2%，亚洲为1.3%到2%）。农村无产者大众转变为城市无产者，常常是失业者，当他们触及工业化社会的奢侈时，他们就更加不幸，因为他们接近奢侈品的所有道路都被堵死了。
近些年以来，社会学家搜集了各种证据，对今天拉丁美洲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做出总结，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拉丁美洲工业的建立不能不说令人赞叹，因为它们从现代技术的最新进步中获益。南美洲建筑师、工程师，不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国的，丝毫都不羡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行。但是在这一故事中人类的方面非常可怕；在秩序、豪华的入口处，立着悲惨、混乱。
在这里，可以引为例证的是智利圣地亚哥最南端的瓦奇帕托（Huachipato）高炉炼钢厂……6000名雇佣劳动者在这儿工作，他们：
技术出色，干净整洁。这与一部分工人家庭的处境形成何等对比，在工厂边上，他们常常10口人拥挤在一个小板棚中，公司老实地（向调查人员）披露种种困难，让我们参观。尽管如此，形势还是远比邻近的矿山城市洛塔好得多。我很少看到比这些矿工更凄惨的景象，他们在房门口度过可以成为消遣的时光，在煤尘中居住；这里那里，处处是孩子，他们在街巷的垃圾和洛塔巴哈市场的肉铺周围转悠，带有恶臭的肉就抛在露天里，上面落满苍蝇和尘土。而在同时更多的孩子仍然挤在贫民窟里，在塔尔卡瓦诺邻近的阴暗码头上挤来挤去……洛塔的穷孩子，人们就地对我说到，几乎有四分之一最终离开这凄惨的地方，四分之三将在这里生活和终老。［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语］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圣杰罗尼莫（San Geronimo）煤矿，或玻利维亚锡矿的这类报道，也不比这更让人乐观。在拉丁美洲最豪华的城市周围，工人生活的这种现实显示着苦难，即使在圣保罗周围也是这样。类似的情况一直延展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那里的600万居民中，55%是工人，工人中的60%是脱离农村的原先的乡下人。像昔日的欧洲一样，这些乡下人是低劣的工人，不适于从事工厂工作：有朝一日进了工厂，第二天就不再露面了。许多工厂每年更换人员达75%。他们的愚昧无知使其苦难进一步加重（人们到处都可看到，由于不遵守最起码的饮食规定，造成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后果）。我们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少数专业工人，与那些现存的专业工人，得到的报酬很高，他们在城市里组成一种资产阶级，脱离普通工人世界。这个阶级索性很少倾向于与普通工人团结一致。
因此，一切都促使这个苦难的世界孤立无援。劳工立法常常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正式的、最自由的立法，但是从法律条文到实施，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工会是存在的，但只是在名义上与工业区的工会有共同之处；它们没有组成全国性的组织。总而言之，一个不幸的、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组织起来、常常是文盲的工人阶级，常常被迫与激情浪漫的政治生活［倘若有必要的话，庇隆[20]主义（le Péronisme）是其例证］接触，而他们却没有任何物质的或精神的坚固支持。所有这些形象在长时期里还预示着困难的未来。
·领导阶级与精英的脆弱。
作家、令人钦慕的教授、一些非凡的政治家、一些有学问的医生、律师，这些知识精英，已勇敢地注意到这些新问题。不幸，在政治经济上负责的那些阶级的脆弱性，是南美洲严重持久的脆弱性的另一种表现。工业增长的危机无情地摧毁了古老、文雅而且确实不大能被纳入这个新世界的古老社会，而它是如此地给人好感！不幸的是，还没有任何东西可真正取代它。
昔日，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仍是半殖民地的美洲。占据政治生活和文化的狭小舞台的，看上去只是少数演员，同时他们还操纵着清闲的事务。他们可爱、有魅力、有教养，拥有几百几千公顷的土地，还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的所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奢华亲王，令来自欧洲的记者、旅行家或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已经给人留下落后于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这些人物常常身负重大责任——这个人负责英国在巴西的几乎所有资本，那个人担当某个迪尔伯恩化学公会的代理人，还有一个人是公共财政的主宰，或是国家总督，还渴望成为共和国总统，另外一个人是来源于民众的总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的人都过于愿意从他们图书馆的高处，从他们思想的高处，进行统治，仿佛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宇宙之中。他们相信文化、文明、理性的美德。在专制或更确切地讲是开明家长制的氛围中，他们有些类似于欧洲19世纪闻名一时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类型。
在他们旁边，远离他们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的圈子，是一些新人物，一些暴富的移民、工业家，他们已经开始闪电一样迅速地获得经济成功，而且只有他们的子弟最终才能学会某种程度的优雅风度。
今天，社会演变已经完成，车轮已经运转。大致上，地主向工业家和银行家转变，美丽庞大的家族房地产转变成豪华的别墅——在巴西里约（Rio）海滨，或位于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 Cruz）、阿卡普尔科（Acapulco），或在墨西哥城富丽的市郊，或在首都下方的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处处可见。同时，这些城镇呈现出大城市的种种面貌，豪华宾馆、饭店坐落在美国式的30层雄伟摩天大楼楼顶，更不用说那使其他一切都逊色的最新奇观巴西利亚（Brasilia）了，这是一座在巴西大陆中心建立的人工都城……这整个新宇宙在对旧宇宙狠狠地进行报复。
南美洲依然缺乏的东西是坚定的政党，尤其是精英和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或者照特指这种社会中间人的智利说法，le medio pelo，“中间毛”（在普通意义上，这一说法是指用二代亲本杂交的牲畜）。屈屈几个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够的。要使至今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不可缺少的这个阶级确立起来，必须要有时间，要有安定的形势，要有在极贫者和极富者之间比较灵活地进行分配的经济体系。
严肃政党倚为靠山的中间阶级的相对缺乏，可以说明南美洲的政府传统何以不稳定。这不仅涉及政党之间的斗争，而且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按照libertadores（解放者）即19世纪初为拉丁美洲赢得独立的那些浪漫派将军们的始终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军队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甚至极粗鲁的群众中，城市化现象所造成的迅速觉醒，也可以迫使拉丁美洲走上极其困难的严格变革全部现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道路，一位墨西哥作者最近说道，不这样做，美洲就会待在——而不能进入——真正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个财富与福利的创造者的入口，那时就会被始终无心地抛入暴力之中（况且暴力不会必然地给美洲打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门）。
一位名叫霍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的巴西人不无理由地写道（1962年）：“毋庸置疑，巴西（但也可以说拉丁美洲）必须实现社会历史的大跃进。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为大跃进确定方向，让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抵达悬崖的对面，而避免最终坠入深渊。”
·南美洲人感受到的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实感，肯定是有理由的。感受可能较少的东西，是他们的悲观主义。这种不稳定首先是在艰难但强有力的现实之强制下，正在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确定的一种文明的不稳定。
南美洲长期就有的唯一文明对它来说是外在的：这只不过是出于极其狭小的一群极有特权的人之手，是欧洲文明尽善尽美、正确无误的抄本。同样，文学也是一种证明。19世纪南美洲作家的书籍，竟然没有一部能使人相信是在欧洲大陆以外撰写的！对这个时期的许多人来说，文化是他们不时自我封闭的小岛，远离周围的生活，生活参加不了这些高等思想游戏。
这个intelligentsia（知识界）一心追寻欧洲思想，从中找到满足，找到激情。正是由于这个知识界，人们才能穿过南美，重新看到极其活跃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这些支系，乍看起来真是千奇百怪。（人们知道，作为巴西国旗组成部分的箴言Ordem et Progresso[21]，就是对孔德主义的尊崇。）
这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南美洲文明在触及日益增长的城市化人口大众的同时，如今必须向强大的本地生活开放；如果不令欧洲遗产至少经受极其剧烈的改造，本地生活就不会接受它。拉丁美洲正在制造独特的文明，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明。
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所传播、所强加给人们的大众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来临，或迟或早都会使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对拉丁美洲来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已经走在这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前面，并早已赋予它一种形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欧洲的声望衰落了，美国的霸权受到了一定怀疑，对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来说，这与他们自身财富和他们真正任务的发现，是一种巧合。我们在本章开始所谈的那种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负罪感，把其余的一切完成了：人民，caboclo[22]、péon（雇工）。他们不再粗野，人们对他们关照，只是想给他们从文明带来借以成功的手段。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本身，对他们的思想，对他们的谚语，对他们的宗教，产生了兴趣；他们在变为建设中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同时，成为社会学家研究与同情的对象。
一方面，这是我们前边所谈的那部日记得以发表的原因，这在50年前是不可设想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其成功的原因所在（该书在巴西售出12万册，如果没有乔治·阿马多的几部小说，此乃前所未有）。正如一位评论这一成功的巴西评论家所云，卡罗琳娜·玛丽亚·德·赫苏斯的这部书，除了是一部艺术作品外，还是一切。“这是来自人民的一位妇女所写的文献档案，是毫不含糊的博爱、理解与社会公正的启示。”它不光给作者带来了有限的财富，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居住区［人们在电影《黑人奥菲尔》（Orfeu Negro）中可以看到］，就要在即将来临的重建中被部分拆除。
人们对南美洲人民的民间创作感兴趣，是出于同样的思想。只要想听，民间创作到处都有，富有活力而独具特色。像墨西哥的mariachis（流浪乐队）那迷人喧闹的音乐，往往早已掺进一点杂质，那些乡村小提琴师组队混在墨西哥城和别的地方的小酒馆中演奏，而游客的关注却败坏了这些乡村小提琴师。据说，它们的名字maniachis源自法国占领时期的“结婚”（mariage）节庆。尽管词源不大可靠，它却顺便告诉我们——谁信呢？——墨西哥民众保留的对法国远征军的记忆不是太坏。
当然，要接近真正的民间创作，必须远离旅游路线，这样才能听到古老的巴西歌曲，感伤的或凄凉的歌曲，唱歌跳舞即兴之作，加以原始音乐乐器，人们应当习惯性地向忧伤的月亮招魂。巴伊亚州（Bahia）腹地偏远的市场上，情况就是这样；牲畜市集旁，少得可怜的货摊上，提供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一大块极瘦的家禽肉，供你选择，花上几个tostos（托斯通）[23]，便可买到所有热带水果；一位盲人乞丐当场一遍又一遍地祈求布施，表示感激，甚至即兴歌唱……外国人被认为更慷慨——是叫人描写成这样的——一大篇即席演说应当献给他，讲究实际的恭维话与传统的感恩在这里混合在一起。
实际上，日常生活的所有事件，都是这些民间歌唱家的主题。位于大西洋“圣保罗会”[24]海滨的小港乌巴图巴（Ubatuba），在1947年只由一辆旧汽车与世界连接。这辆汽车每周两次沿一条怪诞的骡道从马尔山（la Serrado Mar）下来……但是人们已决定给乌巴图巴至少架设一条电线，电线杆一根接着一根，穿过森林，向城市移来。这chegadadaluz（灯光的到来），一夕之间，成了歌曲的主题，violão[25]（原始乐器）演奏者唱着没有休止的饶舌歌曲，总之是在赞美文明。
在拉丁美洲，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民间创作，有它自己的音乐、故事，它们源自印第安传统、西班牙传统或者黑人传统……这种民间创作也给宗教生活打上强有力的印记。不管新教传教团怎样别出心裁，虽然它们往往看上去非常壮观，却没有多大实效。天主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是一种原始的、中世纪的天主教，坚定地相信奇迹。基督教的传说与印第安神话会合于此，古老非洲不可思议的宗教仪式与古罗马宗教礼仪也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或被掺和在一起（candomblés）。少数教士鼓励人们做这种自由解释，这不仅危害基督教的宗教虔诚，而且危及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有朝一日，拉丁美洲必须整顿其修道院。对于新教历史学家且本人就是新教教徒的史学家埃米尔·G.莱奥纳尔来说，这种思想形势使人想起宗教改革的局势，或欧洲宗教改革前的形势：可以说，一方面精神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又难以满足。但是变革的迹象比比皆是。
南美洲的现代文学，它的整个生活和整个文化都在回溯民族的源头。
从这个观点看，最好的典范是墨西哥。通过一场大型的运动，墨西哥滑向它的印第安特质（Indianité），滑向它的生气勃勃的起源。墨西哥在那里重建了自己。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种种考验，会有革命，会有灾难。但涌现出这种民众主义的文学，更好的是这种革命的艺术，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26]在瓜达拉哈拉大教堂拱顶成为这种艺术的预言者，他孕育了整整一个绘画流派。最后，人们还可以补充说，还有这种本土电影，这种电影早期的成果之一是令人赞赏的《玛丽亚·坎德拉利亚》（Maria Candelaria）。
1966年附言
古巴革命是导火索，是拉丁美洲命运的分界线。事实上，一系列潜伏的、酝酿中的、可能发生的但组织不力的革命活动，一直都对广阔的拉美大陆的人民大众起着煽动性影响，同时也印证了古巴悲剧的发生。
“革命”总会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阻力。外国势力（即“美国人”）包围着古巴，盘踞在加勒比海上，就像巴拿马的情况一样。1964年1月9日和11日发生在巴拿马的斗争事件，曾引发了巴拿马共和国和美国外交关系的中断。而同年4月份外交关系恢复后，巴拿马运河的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开凿一两条新的航线（通过核爆炸的手段），加倍提高运河运输量的计划，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和紧张的局势。
巴西在1964年3月31日的革命之后，遭受了来自内部的反革命阻力（新政权的反对者嘲笑这次革命为4月1日的愚人节革命）。古拉特总统（Président Goulart）正要朝着改革之路迈进时——这次改革也许是严肃的，起码有这种可能性——他的政府被颠覆了，政权落在了卡斯特略·布朗库（Castelo Branco）将军的军队手中——布朗库后来以陆军元帅的身份就任总统。作为“管理者”，军队将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州的极右组织逼到了边缘地位。然而，军队不得不向反动派的压力做出让步，进行一次“猎巫运动”（chasse aux sorcière）——目标包括一小撮知识分子和地下共产党员。它还不得不抛弃中立主义的立场，比如与古巴政府断交。然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当时糟糕的经济状况，来自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这导致物价飞涨，同时克鲁赛罗币（cruzeiro）不断贬值。
拉丁美洲陷入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交织的困境中，国家荒草丛生，政府机构废弛，领导人员缺乏，同时也出现了物质的匮乏。老牌的欧洲国家会是它的救星吗？这个问题赋予戴高乐将军的出访一些意义。1964年10月16日—12月21日，戴高乐访问了拉丁美洲9个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巴西。然而，法国仅靠一己之力，无法给一个如此广阔的大陆提供根本性的援助。整个欧洲，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德国到英国，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完成这个在有责任感的西方人眼中最为重大的任务。
1965年，有两个重要事件：
（1）在智利，爱德华多·弗雷（Edourdo Frei）当选总统，他推行了一次民主改革，这与经济发展政策息息相关。这是一次具有智利特色的尝试，吸引了拉美所有具有民主意图的国家的目光。
（2）在圣多明各，前总统胡安·博什(Juan Bosch)发起的宪政革命受到了美军的阻挠，之后又遭到了联合国各方压力的压制。1966年，特鲁西略（Trujillo）前总理、在独裁者被刺杀后担任代理总统的巴拉格尔（Balaguer）重新当选为总统。
1966年1月，三大洲联合会议在哈瓦那举行，这次会议使古巴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也使苏联重新获得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某种掌控。然而，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游击战仍在继续，各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仍然存在。继巴西的军人统治之后，阿根廷共和国的军队在1966年获取了对政府的直接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