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总结观察：现代和当代的犹太经历
两极特征：大屠杀与犹太经历的异质性
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章节中，我们对现代犹太历史经历的诸多方面予以了探讨：犹太社团融入现代社会的不同模式，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代表的犹太民族运动的主要维度；以及以色列社会某些最显著的特征。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时，我们阐明的首要问题便是，这一历史经历在何种程度上将自身与其他相似社团或社会的历史经历区分开来：这包括其他宗教或民族社团、少数族裔，其他民族运动，其他意识形态的、革命的，或定居者社会。其次，我们也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这些差异确实可以被探知，那么它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归因到特定的犹太文明和历史经历中，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部分对此予以分析。
在这些问题之外，另一个基本问题，即犹太文明的可能的命运问题也隐现出来。犹太文明是轴心时代文明之一，其基本前提首先存在于宗教术语的“后轴心”或者“后现代”时代上，在此时代中，文明的前提不再与宗教范式或愿景相关联，集体认同中的原生性、历史性元素也经历了广泛而深远的转型。
现代犹太经历中两个具体的、但又似乎自相矛盾的特征便立即凸显出来。第一个便是梦魇般的悲剧性经历——纳粹屠犹。与其他种族屠杀相比，无论纳粹屠犹某些特定方面的可比性有多大，然而，各类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尤其是德国学者）针对所有这些比较所作的结论，不仅具有局限性，而且从根本上而言都具有误导性。它们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在人类史中，纳粹屠犹的基本前提具有独一性。它不“仅仅”是由于宗教迫害，在战争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的大屠杀，对外来的少数族裔进行种族灭绝，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或者对吉普赛人的大屠杀；它是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有意识、有预谋地在充分阐明前提之后，对一个民族宗教群体予以集体灭绝。纳粹屠犹是唯一试图将另一民族整体灭绝的大屠杀，而且是在完全清晰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灭绝整个民族，这一意识形态将这个集体关在了人类界限的大门之外。[1]
尽管这一思想的成型与完成从根本上而言属于现代现象，能够从犹太历史经历的跨文明方面，从更早的犹太人和主体民族的跨文明关系方面（尤其是与基督教文明），及其现代转型方面发现其根源。但纳粹屠犹可被视为犹太人与主体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之间这一跨文明关系敌对因素的悲剧顶点。
因而，尽管还存在着不同方面，但只有依据这种历史经历，才能够理解现代犹太经历中其他的构造性特征；即集体生活方式的具体模式具有丰富性和异质性，它们在这一时代不断发展，其异质性和多样性是中世纪犹太生活模式无法比拟的。
这种异质性和丰富性远远超越了中世纪的犹太历史。在那个时代，这种异质性从不同习俗、不同公共组织模式和不同文化认同方式中得以体现；但是大多数却囿于哈拉哈模式的公共框架之内。中世纪，这种异质性同样在特定跨文明背景下的框架内得以发展，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之间的历史宗教关系塑造了这一特定的跨文明背景。
到现当代时期，所有这些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拉哈模式在犹太人中丧失了主导地位，但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导模式得以发展。犹太文明的多种元素和主题仍旧持续地在不同犹太社团中以不同途径进行重建；这些元素和主题均无法对行为和公共组织进行明确无误地描述和界定。
与此同时，各种犹太社团与主体文明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西方文明的基本前提发生的变化相一致。这些变化为犹太人打开了西方文明的大门，引发了两种在中世纪从未出现的可能性：一是将犹太人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全新方式，二是他们又完全被这些社会所排斥，这一排斥在大屠杀中达到极点。
在将犹太人融入到现代社会的所有可行性成为现实，他们必然地增加了犹太生活的异质性，这不仅仅超越了中世纪时期，而且也是第二联邦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不同犹太社团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历史，这一事实强化了其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主流社会的历史经历塑造了犹太经历。有鉴于犹太人与这些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不同历史经历不仅影响了犹太人身体的命运，而且影响了犹太社会文化活动以及由此发展的犹太生活重建的模式。经典的欧洲民族国家在当代不断衰落，并强烈彰显集体意识、集体认同中的历史性和原生性因素，这也为当代犹太生活的异质性增加了新维度。而许多西方社会集体意识中的历史和原生性因素不断弱化，诸如在美国和后来的欧洲，同样对重建犹太生活提出了新挑战。它引发了这样两种可能性，一是重新确认犹太集体意识及文化和社会活动，二是这种意识的持续弱化。
通过对这种丰富性和异质性予以考察，纳粹屠犹的悲剧便显著地隐现在这一背景之中，犹太现代经历的特殊性问题、现代或所谓的后现代犹太文明的命运问题便随之产生。
前文的分析已经对不同犹太社团与其所融入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复杂的展示。这些分析凸显了伴随着所有的紧张关系，不同主流社会不仅对犹太社团融入其中的模式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存在于这些社会之中的犹太生活及活动模式也影响深远。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独特性特征在几乎所有的犹太社团之中发展开来，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他类似的宗教或种族、少数族裔或集体区分开来，这些几乎成为所有不同犹太社团的共性。其中一个独特的特征便是各种知识分子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宣称的，至少试图将发展于犹太社团中的某些生活方式、文化或制度活动融汇到犹太文明的一些宏大主题中去；试图对犹太认同和主题中的一些要素重新予以构建，这些主题已经成型，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也持续地被重建。
现代犹太经历的第二个独特的特征实际上是各种相互关系、相互参照和共同利益焦点的持续，它们在不同流散时期的不同犹太社团中，以及随后又在以色列得以发展。这些关系聚焦于现代、后现代时期不同犹太文明主题中，犹太集体生存、不同犹太社团间的相互帮助以及不同重建方式等问题。
与中世纪的情形相比，现代犹太历史经历的第三个具体特征，也许是最新的一个特征，便是对于犹太文明中犹太认同和主题的不同要素，犹太社团中的不同群体似乎能够自行选择如何强调与舍弃；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提出了哪些应该被视为犹太集体认同、文化、文明愿景的最小核心问题，以及在现代或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现代流散状态下犹太经历的主要模式
伴随着犹太人融入现代西方社会，现代犹太历史经历的这些特征便从现代早期得以发展，但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它们的具体表现却迥然不同。除了一些我们先前已经简要提到的多种地区差异性之外，我们也能从广泛且特定的层面用必要的简化了的术语将犹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大致周期和类型加以区分。
第一种类型自18世纪以来先后发展于西欧和中东欧地区。它聚焦于将犹太社团融入到新兴欧洲民族国家的可能性。正如所见，这些民族国家是通过在相对同质的民族社团内大力强调普遍公民权而得以建立的，集体认同中强烈的原生性民族因素在这些民族社团内极为重要，但通常又与这一认同中的公民因素和普世性因素相冲突。
在西欧和中欧国家的这些框架内，犹太人首次被呼吁要将自身转型为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他们随后的发展方向被设想在以下几种类型之间选择同化，或者不断适应，作为宗教团体生存下来，无论是自由派或“改革派”，还是正统派或者新正统派，这一社团处于一种基本现代的，原则上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非宗教环境中。
事实上，犹太人融入到中西欧社会的进程已经证明上述假设无法成立，但长久以来这些假设构成西欧社会犹太命运中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即使这些运动——尤其是东欧“古老的”正统派群体，以及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犹太民族运动——反对这些假设，也否认同化的可能性，或者否认犹太人成为纯粹宗教社团的可能性，但这些假设依旧对这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反对意见往往是根据这些基本假定来表达的。
在东欧，首先由“古老”的正统派发起，在不放弃哈拉哈模式的前提下为继续存在于现代背景的可能性而斗争；随后，各种形式的犹太民族运动不断发展。但即使如此，正统派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世纪中东欧犹太社团内部其中一项最有趣的发展便是正统派的重建与转型。
从原则上来看，这些正统派群体不仅支持遵行所有的哈拉哈禁令，这与西方新正统派相似，同时也赞成从整体上遵守“中世纪”体现犹太历史和文明基本概念的哈拉哈。然而事实上，他们至少在两种方式上已经超越了中世纪模式的假设。首先，与西欧的新正统派一样，他们接纳了“加路特”的存在，不仅作为一个“暂定的”、必须适应的事实予以承认。事实上特别是通过独特的政治组织和团体，他们已经开始参与其中。
其次，随着正统派群体在犹太社团中丧失了主导权，变得愈发激进、“保守化”，愈发呈现出半原教旨主义倾向，中世纪犹太教中许多宏大的文明取向也随之暗淡，并愈加朝着宗派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与犹太社团中的其他阵营发生持续的思想冲突：首先是与有着世俗同化倾向的自由派和改革派犹太教，随后又与各种民族运动发生冲突。
发展于犹太社团中的各种民族运动，特别是东欧地区，同样受到同化前提的重大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对当前以及在当前重建犹太生活问题上，他们与同化主义者的取向相同，此外还有不少世俗取向。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运动同时也具备一些特征，使得它们与中东欧地区的民族、少数族裔或民族运动区别开来，与许多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与其他犹太社团的紧密关系，对重建犹太生活和犹太文明主题的共同关注以及构建持续的互相参照群体的事实。
在中东欧地区，大流散时期有关不同犹太存在模式的终极生存能力的问题，由于大屠杀的发生而不复存在，但一些发展倾向与由此引发的问题仍旧得以出现，并在二战后发生转型。与此同时大屠杀的经历仍然为另一种恐怖可能性敲响了警钟。
第二种将犹太人融入到现代社会的主要方式发展于美国，它不是一种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构建，而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社团。正如我们所见，美国文明的特征极大影响了犹太人融入该社会的模式，产生了另一种犹太现代历史经历的全新模式，也造就了重构某些犹太文明主题的独特方式。
在欧洲和美国，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取决于所在国多元主义类型的程度或广度，多元主义源自这些国家，但是不同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本质有很大不同。在构建集体认同过程中原生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不同。
在所有现代欧洲社会中，这一认同的原生性因素，按照民族主义和种族等现代术语而持续地被重建，同时也不断与现代的普世性的、公民性的因素发生矛盾。集体认同中不同因素相互交织的模式，极大地塑造了发展于这些社会中的多元主义本质，也对犹太人的融入模式产生了影响。
在原生性因素被相对成功地归入到公民性和普遍性因素的情况下，在构建各自集体认同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和平地交织在一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社会为犹太融合留下了相对宽广的空间，但代价便是犹太经历中的原生性因素遭到否定或削弱。
在这些社会或群体中，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集体认同中的原生性和公民普世性因素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发展，尤其在德国、许多西欧社会运动以及中欧其他国家表现出来，对犹太经历的影响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在构建集体认同过程中，原生性、公民性和普世性因素间的紧张关系促使这些社会和运动强烈而消极地突出犹太集体认同中原生性因素的中心地位。这一强调与从原则上否认犹太人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可能性紧密相连。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倾向最终导致了大屠杀。
在东欧的跨民族帝国或国家中，没有必要对这些原生性因素进行否认；然而承认犹太认同中的原生性因素不一定对犹太人融入到这些政体中起到促进作用。无论按照传统背景、传统反犹主义术语或现代反犹主义，甚至两者的混合体，这一承认都同样可以导致否认犹太人融入的可能性。
在构建美国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发展于美国的多元主义从最初便以最小化原生性因素为基础。因而，正如我们在美国犹太人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看到的那样，犹太集体认同中的原生性因素从未被彻底予以否认。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从时间上看，其发生早于欧洲，但包括许多美国犹太社团在内的大部分犹太社团都认为美国犹太人的经历从根本上而言居于次要地位，而且是现代欧洲犹太经历的衍生品。只有在二战和大屠杀发生以后，随着欧洲民族国家基础不断弱化（虽然其并未消失殆尽），美国犹太社团的经历在流散地犹太社团中才越来越具有典范性意义。
同样在二战以后，犹太历史经历的另一种类型开始占据中心地位。迄今为止虽然其在自身的框架中非常活跃，但在现代犹太历史背景中它似乎处于静止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东方犹太人。[2]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自18世纪末期以来这类犹太人的一些特征。
我们强调现代化是自外向内影响这些犹太人的，是欧洲扩张的一部分，通常在殖民统治或半殖民统治的影响下发生。与此紧密相连的是，除了实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之外，其他大多数此类国家现代化的世俗维度相当薄弱，在构建其现代民族政治认同中并未成为关键因素。
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重要性充其量居于次要地位。在奥斯曼帝国基本传统和伊斯兰基础的框架内，以及考虑到其殖民地形势，此类宗教运动发展没有如改革派或自由派一样的特殊的刺激因素。传统的塞法尔迪拉比和社团组织占据优势，但在更加现代或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面前，即便它们无需面临任何新式的、强有力的宗教意识形态、自由意识形态或民族意识形态的挑战，也会丧失许多权威性。
因而，正如我们所见，那里并未发展出宗教改革运动，也未发展出极端强烈的世俗化或半世俗化民族运动，与此相伴随，也未发展出激进的现代正统派。没有人尝试按照新式、现代的“非正统派”方式去重构犹太宗教生活；此外，除了北非社会中一些群体之外，也没有人尝试从意识形态上融入现存殖民社会。
总体看来，也没有人强迫犹太人放弃集体认同，或者放弃犹太身份中的原生性因素。这一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实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土耳其以及法属北非地区的同化主义者群体除外。因而，尽管一些犹太社团能够按照传统生活方式继续存在，但其他人——通常是同一社团，甚至同一家族中的成员能够轻易逃离这一传统框架，迈入同化的社会；他们能够按照原则性的意识形态方式，无需放弃自身与犹太集体生活间的关系，尽管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逃离这一集体生活。
然而，传统群体和更加现代化的群体都会遭遇到现代民族运动或半世俗化政权中传统人群和政治宗教群体的宗教敌视。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断渗透到这些社团，这类敌意日渐增长，以色列国的建立之后更是如此。
二战后，大部分这些团体都移民到以色列、法国和美洲、尤其是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正如我们所见，在以色列，他们对以色列社会的转型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那些移民到欧洲、美洲地区，特别是移民到法国和北美地区的人，发展出了新式的且颇具多样性的犹太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法国，一些人与法国知识界关系密切。其他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将参与经济职业领域与发展积极的犹太公共政治活动相结合。后一种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与大部分美国犹太群体发展的模式相类似；但后者缺乏特定的“文明”维度，也较少强调将这些活动与主流社会的公共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犹太人积极参与到各自社会的公共生活和文化领域，并通常把一些与犹太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普世性和文明维度融入其中，这点显得相对薄弱，仅仅在相对狭小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才是如此。可以说，大多数这些犹太社团都是从颇为传统的背景中直接转向后现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内，启蒙运动最初的历史计划以及欧洲民族国家的构成开始发生重大转型。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发生巨变，苏联犹太人特定的历史经历开始走向前台。尽管很容易探知苏联犹太人经历的基本趋势，但解读苏联犹太人经历却遭遇了更多困难。其中一个趋势与美国犹太人经历极为相似，即具备高度的生态流动性和经济流动性，城市化趋势不断增强，人口流向第三职业——犹太人口学家J.莱申斯基（J.Leschinski）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这一趋势与美国相似。[3]
苏联犹太人经历的第二个层面是官方与半官方的反犹主义，这主要体现在有关允许犹太人在学术机构任职和受雇于其他职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事实上的限制政策，尽管当局也会压制许多民粹性的反犹主义言论，这些言论通常掺杂着其他自发的政治诉求。
与美国不同，苏联犹太人经历的第三个层面则是，要求犹太人同化的强大压力始终存在。从最初开始，希伯来——犹太文化体制便被视为资本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表而遭到压制；他们试图保留一些意第绪文化，但也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在比罗比詹试图建立特殊犹太共和国，并将意第绪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尝试也是昙花一现；任何犹太公共或文化生活或者维持犹太传统的努力都被压制。
因而，苏联犹太人实际上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唯一被禁止拥有任何广泛的宗教组织的宗教群体，也是唯一被截断自身文化活动的族群，更是唯一文化传统未被融入到某种总体或特定框架内的族裔。
在这些趋势的框架中，一些惊人的现象得以发展。在事实的社会隔离状态下，犹太传统生活模式、特殊的家庭模式与联系在苏联能够持续存在，即使这一模式的犹太性被高度淡化。除此之外，对犹太人实施的限制措施，持续强化的反犹主义倾向、态度和政策，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一定程度上通过许多美国、欧洲犹太人到俄国访问而持续增多的与世界犹太人的联系，都使犹太认同中的强力因素变得愈发活跃，这一情况至少适用于部分苏联犹太人。这引发了逃离苏联运动（苏联犹太人约有二三百万，到1987年以前，将近4000名犹太人获得移民以色列的许可，这几乎是逃离苏联的唯一官方途径）。这些移民一部分选择定居以色列，但大部分人最终移民到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移民运动仍在进行，它们也遭到了当局的迫害，反犹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宣传仍在持续。
然而迄今为止，分析这些倾向的范围和强度依旧不易，俄国犹太人是否最终会走向某种民族主义道路或遭遇更加强大的同化浪潮也不得而知。但不论同化，抑或是犹太身份的强力发展，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迹象。这一发展至少存在于部分犹太人口中，而且当局持续增强的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述倾向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体制的开放以及苏东剧变，一种“传统的”原始的、先前发生过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似乎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经典原则的正确性，但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多种不同趋势。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便是1989年以来苏联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色列的浪潮。
此次犹太移民潮汇聚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大约25万犹太人离开苏联和东欧——其中约20万人来到了以色列。考虑到基本的民族精神的发展，以色列自然成为，唯一不对准入移民数量作出限制的国家。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的离开是由于其作为犹太人而感到不安全，即使他们并未被驱逐出境。就算他们内心强烈感受到自身属于犹太集体，属于犹太民族，他们也不清楚作为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认同犹太民族或犹太传统，在这一点上他们也知之甚少。然而，正是移民这一事实强烈增强了犹太集体意识在犹太社团及其它领域的中心地位和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许多犹太组织——包括宗教组织、民族组织和世俗组织——在苏俄开展了许多犹太教育和文化活动。当然，很难预测这些影响的持久性，也很难推测出苏俄犹太人将发展出何种新式的犹太集体生活。
在东欧国家也发展出了相似的犹太活动（但却更加集中、根基更加牢固），这尤其体现在匈牙利，其次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成为回归积极犹太公共生活和文化活动领域的代表。
同样在二战后，另一种犹太人融入到现代世界的全新模式彻底成型：通过建立伊休夫和以色列国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犹太社会。犹太人融入世界的这一模式源自于大流散时期有关犹太存在可能性的最极端的批判之中，它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发展。与此同时，通常被视为现代犹太民族运动缩影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一些关键层面迥异于大多数欧洲民族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征相似，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在内的这些特征与犹太文明框架紧密相关，并在许多层面显而易见，这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不同元素作为犹太文明的主题加以重建。
犹太人的当代经历
犹太人生活和集体意识存续过程中导质性的新模式
因而，二战后，在现代或后现代的新时代中重建犹太文明所遇挑战造成的影响愈发凸显；一方面，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犹太社团融入模式的差异，这包括持续地重建正统派；另一方面，建立以色列国，发展以色列社会。这一挑战的全面影响能够从犹太生活异质性模式的发展中窥知，我们在本章开头曾涉及这一内容，其核心内容很早便开始萌芽，但在此阶段终于开花结果。这种异质性能够从犹太生活和身份的诸多明确模式中体现出来。
首先，一种情形得以发展，曾被视为是自然之道的一种简单关系不复存在。这一关系尤其指的是，19世纪的西欧徘徊在抛弃传统生活方式和放弃犹太认同之间。许多犹太人持续不断地改变生活方式，大多数流散地犹太人并不主要按照犹太方式或者不完全按照犹太方式进行生活，但他们也许并不想放弃犹太身份。他们试图重构这一认同，即使这一认同已经不再是唯一生活方式，甚至已非主流生活方式。此外，他们也试图为独特的犹太活动寻找社会空间。
其次，与此息息相关的则是对犹太认同的要素和象征持续予以重建。在此，两种进程持续发生。第一种进程指的是，除了放弃犹太认同中特定的元素和象征之外，也一直试图以不同方式对这些元素和象征进行重建和重组。第二种进程指的是，在多数例子中大多数宗教传统元素的再生与重组，并在其中加入更多的原生性元素，再混合一些“民族”因素，并对这一传统的政治因素再度予以强调；纵观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这些元素曾被视为犹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对立性因素。
二战后一种新元素获得了全面发展。这就是在各自社会的政治框架内出现了犹太集体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在大流散的历史中，全世界的犹太社团有史以来首次在政治上变得积极主动，并终于意识到作为犹太人的政治自觉。当然，这一发展的顶峰便是以色列国的建立及其与流散地犹太社团间关系关系的持续发展。
在大多数犹太社团中，对犹太认同不同元素进行再生和重建的过程，与挑选犹太传统中不同元素的进程紧密相连。同样，有关这一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并依旧处于持续探索之中。与先前的认知相反，这一进程最有趣的方面在于，不同犹太习俗和传统之间，在对犹太认同的忠诚度和参与到主流社会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关系。即使在似乎应该始终保留古老元素的正统派群体内部，这一情形也非常复杂。因而，正如我们所见，正统派和新正统派的兴起，与持续不断地参与到整体社会生活有关——这些社会生活包括高等教育和其他职业领域，对于古老的东欧传统主义者而言，这些行为都曾被视为可憎，或者至少对其而言不能相容。与此同时，它也与持续参与到一些新式的犹太政治活动相联系。
在非正统派犹太人中，这一情形更加复杂。有时一些回归特定传统或习俗的倾向不断发展，这些传统或习俗都具备宗教根源，已经成为集体认同的象征，例如在哈努卡节和安息日点燃蜡烛等，或者庆祝这些与传统有关的最原生的犹太生活的方面——例如割礼（显而易见这由父母决定）、成人礼、婚姻、丧葬礼仪等。重建宗教象征的不同模式并不一定要与回归正统派生活方式相联系，也无需接受哈拉哈作为犹太生活的基本框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犹太社团确实经历了这一进程。因而，在不同犹太社团中，这一“内容”和犹太认同、犹太义务之间并不存在简单关系。
然而，另一种与犹太文明活动或犹太理想相联系的新元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许多例子中，那些寻找民族认同符号的犹太人倾向于将这一探寻与中世纪模式中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的主题和问题相联系，它们在早期同化时代被排斥在犹太公共生活的大门之外：这便是试图寻找能够化解犹太集体认同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方法。在某些例子中，古老的半同化主义态度和“伦理”态度（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持续存在。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这些态度与一种更加积极的犹太集体认同和义务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许多情况下，对这些主题的弘扬开始紧密地与犹太公共活动、制度组织活动联系起来。这些主题被视为当代社会总体背景下的建设性、积极性因素，在与以色列相关的事宜中，通常会对它们进行宣传。
此外，这些活动不仅发生于犹太私人领域之中，在颇具中心地位的公共政治舞台中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会使用各自居住国的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按照这些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话语来开展此类活动。然而，与此同时，通常也用它们来表达犹太认同的不同维度，并将其作为整体社会合法性的一部分。
当前，在有关犹太人该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的问题上，不同犹太社团或群体采取的方式也大相径庭。对犹太集体认同、犹太集体意识的不同因素所做的强调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之间的某种特定结合并不存在一种完全独特的定型模式。相反，在每个犹太社团、犹太群体中，犹太认同不同因素都在持续经历着一种不断尝试的过程；没有哪个社团已经找到了这一“解决之道”或者已经抵达终点；所有社团都处在一个持续的动态探索中。这种动态极为关键的一个核心层面便是，大部分犹太社团正在持续性地脱离犹太组织框架，放弃遵从犹太传统、犹太象征的各种义务。然而，尝试和不断探寻便成为联接性因素，让不同犹太社团相互意识到它们彼此间拥有共同的遗产，拥有共同的追寻，各个社团中成员生活的具体环境对这些细节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而，当前人们能够感受到，犹太人对实际内容意味着什么并无明确概念。因为，很难在组织上把握犹太制度与教育的动态变化即使与以色列、苏联犹太人问题紧密相连的事宜服务于这些活动聚焦的关键主题，但犹太制度与犹太教育严重滞后于发展和前进方向。
尽管与这种异质性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历史经历的不同模式，尤其是不同犹太社团都在经历与发展于不同犹太社区的主体文明的现代性的遭遇，但这种异质性甚至远比犹太习俗、犹太认同和传统中不同因素选择过程中巨大的异质性更加重要。犹太生活方式中持续增加的异质性，也许通过一种矛盾的方式，似乎与通常被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完美匹配。在此，集体认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的民族宗教实体，以及拥有早期现代性特征的那些相对同质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与此同时，这些愈发模糊的边界对犹太人提出了新挑战。[4]一方面，这些挑战在构建犹太经历不同模式的过程中激发了日益增长的创造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们也提高了大批犹太人逃离犹太阵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些挑战也加大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主流社会许多领域认同的原生性因素意外爆发，犹太社会许多群体开始有机会与其进行接触并增加了受其影响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当前犹太社团究竟能否创造出适应犹太公共生活和活动，能与犹太文明相适应的新范式，这一问题由于上述挑战而变得愈发尖锐。有鉴于犹太生活模式巨大的异质性特征、犹太集体生活中的不同因素愈发支离破碎，因而该问题变得愈发紧迫。这些分散的因素主要有民族习俗，犹太公共组织、犹太认同构成要素之间的不同形式，犹太文明不同主题的宣传普及问题，西方文明模式的不断变化，犹太社团与居住国社会互动的多重模式。
流散地犹太社团中开展的犹太活动和犹太组织正在经历的意义深远的转型，尤其体现在美国和相对较小程度体现于西欧的犹太社团中，它们与同样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的许多犹太社团相联系，这些犹太社团也被犹太集体存在问题所困扰。这一变化从整体而言已经超越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犹太经历的基础，尤其也超越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意识形态，塑造了以色列革命和意识形态前提的思想也被甩在身后，此外，以色列人对大流散的认知和态度也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引导和塑造。
在一个纯粹的犹太环境中究竟是选择同化还是维持犹太集体生活；究竟是选择闭塞的正统派，还是选择众多的、原则上更加开放的犹太复国主义，抑或是在由诸多少数族裔组成的、只有一个主体民族的众多国家中充当少数民族；虽然他们断断续续且不总是能明确地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但问题的形成并非基于上述困境。相反，在当代大部分流散地犹太社团中，当然只有那些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社团才会持续追寻表达犹太集体认同和犹太民族性的不同方式，彰显这一认同中的政治文明因素，努力成为各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中完全平等的成员。
与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和其他不同形式的自卫派一样，部分犹太公共文化活动总体而言都具有防御性。部分活动似乎贯彻了19世纪以来此类活动的传统，具有慈善性特征。但大多数却在更具动态性、更加丰富的模式中成型，它们都含蓄性地假设自身具有在流散地犹太社团发展此类活动与框架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假设通常都与以色列相关。
根据不同历史经历，这一问题在不同犹太社团的不同模式中发展着，但基本的假设对于它们来说是共同的，即不同的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犹太人能够探寻到表达集体认同的不同道路，大多数犹太社团都可以融入到所在国的社会中。基本上，虽然对于流散地犹太生活最终会缺乏活力的担忧和恐惧依旧普遍存在，尽管犹太社团在流散地的存在问题仍旧是犹太集体意识中的一个困境，但大多数流散地社团仍旧或多或少地将这一自由的集体存在的可能性视为是理所当然之事，并聚焦于探寻表达犹太认同的不同方式。
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的趋势，我们也会对此简单分析，但犹太人中那些关注此类问题的人似乎能够在其居住的国家和新的背景之下寻找到维持公共认同和活动的可能性，这些认同与活动以原生性、政治性和文明的取向为基础，通过充分参与他们所在社会的进程从而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和犹太人，甚至那些积极维护犹太性的那部分人，拒绝承认在美国认同（或英国认同、法国认同等等）和自身犹太性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也拒绝将反犹主义（有些人甚至试图否认其存在）视为其融入社会的基本威胁。然而事实上，这一情形尤为复杂。
各个犹太社团，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犹太社团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强调新式的现代和后现代犹太历史经历中固有的不同矛盾，及其通常能够互相强化的各种可能性。因而，首先，特定的犹太组织仍在持续发展，它们在有关犹太教育、公共活动以及国际犹太组织（诸如世界犹太人大会（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中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动领域进行着新的冒险和尝试。其次，它们仍在持续不断地参与到美国生活的一般性领域中（其次是欧洲生活），随着许多犹太人进入到曾将其拒之门外的经济领域和各行各业中，他们在地区、国家和民族层面愈发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领域。
然而，某些发展确实孕育了同化的萌芽。小型犹太社团的生态运动，犹太人口的整体下滑，其强大的经济成就也在经历着衰退，我们已经从美国犹太人身上观察到了这类现象，所有这些可能会使维持犹太公共生活和活动变得愈发困难。此外，1990年8月以来的海湾危机，以及1991年1月爆发的海湾战争表明，由于各自社团领袖的观念容易受到各自所在社会的诸多限制，加上自由的流散地社团也有诸多掣肘因素，因而通常会限制或阻碍犹太集体活动。
许多犹太领袖和知识分子日益担忧由于生态分散性和通婚而引发的犹太人同化浪潮，同时他们也越来越热衷于把发展犹太教育机构作为强化犹太归属感的一种途径。即使许多此类活动和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以色列有关，但这一担忧依旧牢固存在于流散地犹太社团的基本框架之内。对于其他人，也许最终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伴随这一忧虑的则是在事实上接纳愈演愈烈的同化浪潮，或者从犹太框架内逃离出去。
因而，一种极为矛盾的情形实际上已经发展起来，我们在美国犹太人中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即强化了犹太活动和组织的这一进程同样能够导致相对迅速、平缓的同化现象或放弃犹太性现象。原因在于，无需要求改宗或否认犹太性，这一同化便可发生。各种犹太社团正行进在不同的历史道路上，他们无需拥有同样的历史经历，这一事实也许强化了这一疏离犹太性现象。
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所有上述倾向能够使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原则丧失效力，这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原则包括不可避免的同化浪潮、人口锐减，或者反犹主义迫害甚至种族灭绝等更极端的例子。大屠杀话语在当代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中变得愈发重要，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新正统派
二战后犹太生活转型过程中一个最为有趣的现象发生于正统派群体中，这些现象再次违背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现代犹太主导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同化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或者正统派思想。根据大多数这些“经典”模式的基础，它们根植于19世纪犹太人世俗化的总体趋势，而正统派本身也根植于这一经历，所以，它注定会变得愈发虚弱，也许终有一天会消散，或至多仍旧处于完全隔绝于现代生活的狭小隔都之内，并在各种“传统”犹太职业，例如小型贸易、手工业等职业中找寻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对于个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言，这些预测实际上并非言过其实。但即使是美国、英国或者比利时的极端正统派群体，至少在经济层面上，他们正在变得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此外，由于大部分这些群体超越了传统的隔都模式，因而这些发展也成为一种更庞大的、具有深远意义变革趋势的一部分。他们与职业化、生态化的现代社会环境的关系愈发密切，而且也具备世俗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如工作、阅读习惯以及观看的媒体等。足够真实的情况是，在较为开放的新正统派和极端正统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从社会、文化层面脱离于其他社会，但经济层面不在此列。即使如此，这些群体也会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选举中去，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尽管并无详实的数据可供参考，但是仍然可以轻易看出正统派犹太人遍布许多城市的中心地带，他们在传统职业以及新式的专业化、学术化岗位中的人数持续上升。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及他们之中更加开放的那部分人群都反对极端传统的正统派，这些人在高校中非常普遍，他们的专业多为化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与纯数学专业不同，这些都是生活在栅栏区的正统派犹太人早期所无法接触的专业领域。那些首先面向现代“新式”正统派民众的特殊综合性学术机构，例如位于纽约的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和以色列的巴伊兰大学（Bar Ilan University），开始在正统派犹太人中兴起。极端正统派群体并不接受此类现代机构以及稍微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他们对此极端厌恶。
总体而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大屠杀发生之后，一些杰出的正统派学者定居美国，建立了强大的正统派犹太学院和中心，它们影响深远且富有活力。属于正统派自己的特定教育机构也开始增多，而且愈发多样化，有时这些机构也会开设一些世俗课程，或者允许学校学生将耶希瓦学校的学习与一般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极端化的正统派群体则强烈反对此类冒险，即使当他们被迫需要遵守居住国法律，将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或者让孩子到提供世俗课程的学校就读时，他们依旧会表现出强烈抵制。
在私人生活领域，许多人都过着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文化生活还相当繁忙，但他们通常都会对世俗犹太人产生极为矛盾的，常常是敌对的态度，有时甚至会尝试说服这些人皈依正统派。与此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了与以色列国和其他核心机构的特殊关系。
与上一代人的经历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缺乏准确的数据——他们似乎并未在世俗世界中失去自我。恰恰相反，那些来自于更加世俗化家庭的年轻犹太人发起了一种非常显著的运动，即正在向某种多样化的正统派群体过渡，即使其并没有正统派群体宣称的那么普遍，而放弃正统派古老生活方式的人数依旧在持续增多。
因此，这些正统派群体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处于防守性地位，他们在公共活动中也不会“隐藏”自身的正统性。相反，他们对此持特别开放的态度。至少德国的新正统派群体较为隐晦地支持一句古老的欧洲哈拉哈谚语，“在家里要成为一名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则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但这句话完全不适用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除了极端正统派，大多数正统派犹太人与世俗犹太人一样，并不犹豫出现在公共场合，但是他们的独特着装通常使人们能够轻易将其辨认出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阐明了另一种发展犹太集体生活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美国，因为在这里他们正在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其次是在欧洲。
在犹太人的不同群体中，也许他们才是自身最为分裂的一个群体，如他们可以分为不同的“哈西德”社团和“非哈西德”社团，在这些分裂的社团中，彼此又相互不和。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却成为犹太生活总体框架中最具内向性、最为紧凑的一个群体，不断发展教育机构和公共机构，正如我们所见，大部分的犹太日间学校都由他们所建。
与许多拉比一样，在有关内部的和常规的犹太事务问题上，他们的中央组织都会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与此同时也展现出内部的巨大分歧。许多正统派犹太人领袖，即使他们并非属于极端正统派，也开始在犹太机构中日益占据中心地位，这也许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犹太人不断发起的运动有关，这些运动旨在使犹太人更加广泛地融入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美国和欧洲社会。他们似乎正在成为犹太领袖的后备军，同时也潜在地正在改变对以色列的支持基础，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无论未来如何，在居住国内，以及在有关与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不同的正统派群体已经发展出了强有力的现代犹太生活的新变种，在这些新形式的犹太生活中，宗教社团、民族性甚至政治活动等主题相互结合，一种超越了欧洲“传统”正统派或者19世纪新正统派模式的新范式已经成型。与此同时，极端正统派社团，尤其是哈西德犹太社团领袖的影响（如鲁巴维奇拉比或者萨特摩尔拉比）极其显著，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延伸到犹太社会的许多领域，有时甚至扩散到非犹太人社会。
有时在此范式内，两种相互重叠的倾向开始发展：一是不断积极地参与到流散地社会的公共生活，二是宗派主义倾向日益鲜明。这两种倾向变得非常重要，实际上已经处于主导地位。
以色列国及其在犹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色列与流散地关系的复杂性
犹太社团融入到现代社会的一种迥异方式在以色列出现。以色列社会具体的内部发展及其作为意识形态性、后革命性、殖民性和移民社会不断发展的特殊范式，需要发展一种相当独特的犹太历史经历模式，以及对犹太传统和文明主题进行重塑。
以色列建立了现代世界中唯一获得了独立、拥有领土政治实体的犹太社团。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政治社团正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基与在以色列地这一特定环境下构造政治社团的紧迫性之间发生持续性相互作用而建立。与其他所有现当代犹太社团形成对比，通过不同于其他犹太社团发展的方式，在以色列构建犹太集体认同象征，宣传弘扬犹太文明经久不衰的不同重建主题之象征，它们与领土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制度框架持续交织在一起。然而，贯穿始终的是，伊休夫和以色列社会与世界各种犹太社团不断进行着互动；这些社团也成为相对广大的以色列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以色列犹太集体生活形成的特殊模式，对以色列内外犹太集体活动和集体认同形成的新范式发挥了特殊作用。首先，其有助于在以色列复兴犹太存在的政治维度及其价值取向，这能在几乎所有的犹太社团和群体中发现，并成为这一维度的核心所在。因而，例如，在法国这个相对而言拥有长期同化传统的国家中，其将犹太身份视为一种宗教社团，这一态度能够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与戴高乐在六日战争中的争论中看出，也能从赎罪日战争时期大拉比的讲经中窥探到，同时能从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犹太社团日益频繁地参与到法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活动中发现，这一政治参与由于法国犹太社团中青年一代的影响而逐步扩大，而北非犹太人也是强化这一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他们在犹太活动和组织中变得格外积极。与以色列国有关的这种政治表达在其他犹太社团影响同样深远。由于英国设有“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加之伦敦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总部所在地，因而在参与此类活动问题上，英国犹太社团有着较长的历史传统。在美国尤其能够发现这一活动，诸如主要犹太机构的主席团：“犹太联合募捐协会”（the United Jewish Appeal），以及包括后来从事多种世界性活动的“世界犹太人大会”在内的各种犹太人政治游说机构。除了与以色列相关的事务外，与苏联犹太人相关的活动也成为此类活动的主要焦点。
大部分犹太人都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共同遗产和民族团结的地缘中心和象征，实际上，对于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犹太人而言，它还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犹太中枢。此外，它还是犹太集体认同的核心焦点——尽管这一认同核心并不总是让人感觉轻松简单，实际上通常极为矛盾。对于许多犹太社团，尤其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国社团而言，以色列从诞生之日起便是犹太“公民宗教”新的、有力的核心要素。它也自然成为大多数犹太组织和家庭重大聚会的会面地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犹太公共生活都或多或少地与以色列发生关系。
许多犹太人来到以色列探寻犹太存在和犹太文明主题的各种维度，他们对此期待已久；这包括政治军事力量和集体认同、社会正义、完全的宗教实现、追寻伟大的文明愿景以及“简单的”族群团结和家庭和睦。从这些视角出发对以色列所做的期待通常具有乌托邦性质，有些言过其实也并不现实——虽然颇具多样性但通常又相互矛盾——但是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以色列成为这些取向的永久性核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以色列的矛盾心态和批评之声与日俱增，但即便如此，它们依旧证实了以色列在构建当代犹太集体认同中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
足够重要的是，围绕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愿景的可行性而展开的古老争论，从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之日起，以及从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地开始，便开始遍及欧洲和美国的犹太社团，但如今几乎销声匿迹。大屠杀的悲剧性经历，巴勒斯坦和随后的以色列至少从一开始就是愿意为来自欧亚地区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唯一地区，以色列国的成功建立，这些既定事实使得大多数争论变得毫无意义。当一些组织，如“美国犹太教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在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初期试图继续对此进行争论，但他们发现在犹太社团几乎没有引起反响。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今，争论虽然仍在继续，但这些争论聚焦于以色列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不辜负犹太世界对它的种种期许；不辜负犹太民族对它的支持；后来这些争论又与对以色列政府所作的决策，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公开表达异议的权力有关。
只有在正统派，尤其是极端正统派中，才出现了日益疏远以色列的倾向，这尤其体现在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层面，但总体上是出于对犹太存在这一焦点问题的关注。但是即使这些从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原则的群体，由于其因为自身事宜愈发有求于以色列，因而他们也开始从事实上承认这个国家；许多定居以色列的人都与以色列发展了极为密切的联系。
许多正统派群体都在以色列开展了大量活动，并设立了诸多组织，在有关诸如“谁是犹太人”的争论等犹太认同的关键问题上，他们都试图对以色列政策施加持续性影响。
与此相似，犹太民族性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东欧不同犹太民族运动意识形态争论中的核心焦点，这一争论至二战以后也几乎销声匿迹，促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因素则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反犹主义将以色列国等同于犹太民族性。然而如今，这一反犹主义不仅增强了犹太复国主义倾向，此倾向也是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假设的一部分，而且催生了对以色列更加矛盾的态度。
所有这些多样化的发展都远远超越了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到二战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整体实践，尤其超越了伊休夫开拓者群体的复国主义实践。这些发展同样改变了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之间的关系本质，在以色列，这些改变以六日战争为分水岭。悄然之间，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间的“交换规则”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它们在很多层面削弱犹太复国主义的大部分原则。以色列一直以来源源不断地从流散地犹太社团中获得经济资源、政治支持等，流散地犹太人也频繁地访问以色列。与此同时，以色列也作为政治主权、集体存在的政治性、犹太国家的自豪感以及堪比许多移民群体家园社区的民族社团、独立港湾以及至少在赎罪日战争前仍显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象征回馈流散地犹太社团。[5]
代表以色列的活动或者与以色列相关的活动为很大一部分犹太领导人参与他们所在国的政治活动打开了渠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犹太领袖都开始将此种参与活动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些活动仍旧是犹太团结和忠诚于犹太民族的象征。
对于犹太社团内部的许多人而言，参与到与以色列相关的活动中，或者以半官方身份访问以色列（例如“犹太联合募捐协会”开展的诸多活动）能使其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参与到许多创造性工作中，也可以接触到核心领导人，这是他们在本国很难遇到的机会。
如前文所述，以色列确实已经成为犹太认同的主要象征和中心，也是潜在的，远离压迫的港湾，民族团结、民族希望、民族梦想的核心归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犹太生活文明潜能的象征，因为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它成为犹太人骄傲的象征，因为其经历的失败，犹太人又常常苛责它。因而，以色列越来越成为世界犹太人生活的核心要素。然而，这一核心性与以色列地在第二圣殿时期，以及后来辉煌的《密西拿》和《塔木德》时期的中心地位不同，它极大地弱化了对这些散居地犹太社团潜在的革命性影响。以色列不再像原始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所设想的那样，被视为重构现代犹太人生活的唯一场所。
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经典意识形态，它也不再被视为是犹太创新的唯一中心，也不是新式社会、教育、文化活动和犹太民族创造力得以发展的唯一圣地。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便以色列还是犹太民族创新的核心场所，但许多犹太社团的创新动力无需聚焦于以色列的生活，发展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兴模式也仅仅是所有犹太创新模式中的一种而已。
此外，即使对于那些坚定地忠诚于以色列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也不再被视为现代犹太历史经历中真正犹太性的唯一源泉。海湾战争时期，田纳西大学犹太研究教授塞斯·L.沃利兹（Seth L. Wolitz）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宣扬这一观点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在表述过程中略微有些夸大其词。
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在有关美国犹太人的问题上，他们是时候需要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事实了。他（指美国犹太人）并不认为自身处在“大流散”中，他的“犹太”身份从根本上而言带有乡愁“犹太性”“根源”的宗教性，这一“犹太性”是历史性的，相比对贝特谢姆什（Beit Shemesh）或者卡发萨瓦（Kfar Sava）的憧憬，它更接近于夏加尔充满幻想的《犹太小镇》（shtetl）和《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他与以色列的联系基本遗存性的，而非生机盎然。他对以色列的认同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对不现实成就的期待。
在他的心中，他坚信所有的以色列人真心追求的便是身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他能够复制美国为其带来的所有利益以及他进行的金钱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他并不渴望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所憧憬的“以色列文化”；他由于本国诞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感到自豪。在犹太性上，他认为自身并不逊于任何以色列人——但这一“犹太性”并不是政治民族性的表达，因为其祖先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并选择美国这块“黄金之地”。[6]
不仅仅在有关“革命”维度或“阿利亚”层面的问题上，作为现代世界犹太性的主要源泉，以色列的吸引力似乎已经减弱，其本质也在发生改变。同样重要的是，对于许多寻求安全的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已经不再是庇护港湾的首选之地，这从很多方面都使大部分以色列人感到相当震惊。
在犹太移民的地图上，甚至对于那些从让自身感到威胁或受到迫害的国家中逃离出去的犹太人而言，只要有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以色列都会变为次要选择。因而，足够重要的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来自南美、南非、伊朗甚至俄国的犹太人都选择移民到北美或西欧地区，而非以色列。
虽然以色列具有象征意义，但以色列在很多年中都只是难民的最终选择地，即使比较矛盾的是，其作为避难场所的这种存在恰恰可能推动了其他的移民进程。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美国开始对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施加极为严苛的政策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才选择来到以色列，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进程可能预示着以色列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预示着以色列与整个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进入到新阶段。
以色列在当代犹太经历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与流散地犹太社团间的具体关系就很和谐或稳定。实际上，这一关系是双方相对流动性经历的一种体现，彼此间的关系处于持续变动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以色列国的建立成为流散地犹太社团的骄傲之源，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些社团融入各自所在国六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社团在各自国家的团结又转化为对以色列国安全的巨大担忧，战争结束后他们又因以色列的胜利而骄傲。但在这以后双方关系便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潜在或实际的紧张焦点和冲突日益凸显，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与以色列社会最初制度模式的解体有关，此外，流散地犹太社团也逐步认识到，试图让处于敌对环境、挣扎求生的小型社会肩负起实现犹太文明理想的重担，这本身就蕴含着许多问题。
近来，针对以色列和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多，以色列与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中存在的基本困境或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一困境或问题从根本上植根于彼此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这一困境发生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犹太社团中，一个不仅拥有独立领土，犹太民族在这一领土上还是主体民族；另一个便是流散地犹太社团，即便他们似乎是能够完全参与到所在国家生活的少数族裔，但他们终究还是这些土地上的少数民族。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前三四十年，以色列的存在大大强化了流散地犹太社团内部的自我肯定，基本历史存在条件的不同、各自历史经历以及彼此活动议程之间基本差异都被掩盖。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前文已述的原因，这一情形开始改变，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的差异性意识以及这些差异性所造成的影响愈发凸显。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时任法国教育部长的西蒙尼·威尔（Simone Weil）在接受希伯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的演讲中对此有所提及。
今天犹太教的价值已经融合到一个国家之内；融合到一个社会之内，这个社会曾在历史中消失了两千年之久。我们流散地犹太人，希望以色列仍然是这些价值的守卫者，是这一人道主义的捍卫者。我们必须清楚表达的是，让这些价值在一个独立国家中得以薪火相传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尽管这个国家再也不是（犹太人）被迫作为少数族裔的国家。
作为一名法国女性、一名法国犹太女性、一名犹太裔法国女性，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互相协助，继续传递这一火种，无论发生什么，他们必将不遗余力地捍卫这些价值。我相信，无论对于哪个国家而言，有时这都很艰难，需要作出动员；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来讲，都会遇到假以国家利益之名而拒绝协助的处境；然而，恰恰当我们身处上述困境时，当我们被迫想要争取更多时，我们才总会引以为豪。今天，我的希望是能够重现以色列奇迹和耶路撒冷奇迹，我坚信这一挑战（我并非只是心怀希望，而是满怀信心）将会成为你我实现的胜利。
对于许多流散地犹太人而言，他们通常很难接受以色列成为“正常”国家的事实，或者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当其要捍卫自身利益时，它不能按照一些乌托邦准则，而是必须表现得像一个正常国家。在有关对待各自居住国的立场问题上，尽管并非所有流散地犹太人都充满自信，但他们都倾向于跟随大部分媒体的舆论风向，用高于其他国家的不同道德标准来对以色列进行评价。20世纪80年代在有关黎巴嫩战争、约旦河西岸阿拉伯起义问题上，这些倾向性通常会更加明显。许多媒体都用“双重标准”对这些事件和争端的有关各方及不同方面进行报道，这催生了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将争端聚焦于以色列也使犹太人内部产生了矛盾性的反应。一些人强烈反对使用这类“双重标准”；其他人也许由于自身在居住国仍处于不安全地位，因而似乎接纳了这一“标准”。一些流散地犹太人领袖发表声明，宣称希望以色列人不要从事会使他们陷入尴尬处境的活动；希望以色列的行为不要损害他们试图在所在国树立的形象。围绕以色列的争论也从先前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可行性的问题转移到有关以色列按照这些理想的原则发展的问题上，当然，这并不必然与以色列生活和政策中的其他犹太社团相关。实际上，以色列在犹太社团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发生矛盾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否认其在犹太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趋势和矛盾心态不断出现并发展。
一种更加极端的新态度在许多犹太领袖的公开声明中体现出来，他们强调流散地犹太社团和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批评以色列似乎无法按照流散地犹太社团尊崇的价值或主旨去发展，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或主旨是其在自由社会作为少数族裔能拥有生存活力的原因所在，同样也为以色列为何会丧失犹太创新力做出了解释。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经常能够听到流散地犹太人拥有许多创新模式——这尤其体现在犹太人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许多诺贝尔奖，在经济领域也有很多建树——然而以色列却与此截然相反，因为伴随着以色列社会最初模式解体，它正在经历所有由此衍生出来的变革进程。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有此想法的人似乎忘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即流散地犹太人，尤其是自由的流散地犹太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取决于犹太人是一个少数族裔。作为少数族裔的成员，他们无需像作为一个集体那样，必须考虑他们各自所在社会基本框架的前提，便可以探寻到通往合适位置中心领域的道路。当然，在以色列，构建这一基本框架对以色列社会领导层的创新动力提出了强烈要求。只有少数人，例如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dt，他在耶路撒冷美国犹太以色列关系研究所的演讲中）承认，无论流散地犹太社团处于多么繁荣，甚至多么安全的地位，它们也无法掌控自身的集体命运（这与以色列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一不绝于耳的批判之声却成为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发生变化的标志，也是两者不同的集体活动议程不断发展的标志。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的变化愈演愈烈。第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色列社会最初模式发生解体，后又出现短暂联合，这一趋势强化了上述变化；第二，由于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和国际政治中针对以色列政策的批判之声日益增多；第三，流散地犹太社团内部力量愈发强大，其对犹太社团内部及国际犹太活动的参与度与日俱增。所有这些都加剧了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关系的变化。
首先，流散地犹太社团领袖相对于以色列领导人的自信心日益增加，他们对以色列事务的干预方式（例如犹太代办处或在以色列的各种经济企业）从之前接受以色列政府的安排转变为独立自主行事；在支持以色列政府政策问题上，这一趋势也开始发展。
其次，大部分犹太社团中出现了持续疏远以色列或者脱离以色列的现象。这些疏远现象同时发生在那些积极参与犹太事务的社团中和那些游离于这些事务的群体内。这些疏远现象似乎符合情理，通常体现在对以色列，尤其是对基本的普世性犹太文明主题产生失望情绪，也对以色列社会在犹太创造力方面的成功感到失望。
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构建犹太集体认同界限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减弱。1988年以色列大选后，这一现象成为引起强烈关注的焦点。当时一些宗教党派强烈要求严格按照哈拉哈模式在《回归法》（该法律使以色列向所有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中对“谁是犹太人”进行界定，甚至将此作为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这样一种改变会使保守派和改革派拉比在有关皈依和婚姻问题上的裁决丧失合法性。自然而然地，这一提议会在大部分美国犹太组织中引发愤怒，它们对时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其拒绝这一要求。这也是美国犹太组织唯一一次以官方态度直接干预以色列政治，声称在此情势下不仅仅只有以色列处于危机之中。
以色列在犹太集体意识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犹太社团对以色列命运的敏感性——与此同时它们倾向于按照自身理解，依据自身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来表达这一敏感性——也在1990年末和1991年1月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愈发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以色列面临的敌视和明显威胁，整个犹太社会不仅对以色列的关注与日俱增，同时也开始担心以色列的应对行为和政策会对居住国社会和各自政府作出的反应产生可能性反响。那些更加官方的犹太组织反而对此表示沉默。
在敌视行动发生前期，几乎很少有犹太人因为团结以色列的使命来到这个国家，虽然也确实有这样一些人。来以色列旅游的犹太人甚至比非犹太人还要少。当敌对行动开始后，尤其是伊拉克的导弹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后，他们对以色列的关注度开始上升，并与媒体和大部分反伊拉克同盟一道，对以色列自我克制的政策大加赞赏。犹太人也开始自由表达他们的团结之情，派出民族团结代表团，支援以色列的现象开始增多。
即便如此，各种团结代表团数量仍旧相当有限，仅有极少人能来以色列逗留较长时间，一些表达团结的方式，如来以色列充当志愿者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六日战争或赎罪日战争时期。
即使在这一时期，至少那些更具官方性质的犹太组织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自政府政策的影响。法国政府长久以来的迟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使得法国犹太人的官方机构怯于行动。在1月底出行的民族团结代表团更多地来自于犹太社团中的非官方机构。
因而，尽管以色列持续成为犹太认同中的核心要素，但这一要素的本质和力量似乎一直在改变流散地犹太社团各自历史经历和集体活动议程的差异性。对以色列的矛盾态度似乎在与日俱增。1990—1991年似乎成为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人关系的转折点。俄罗斯犹太人在海湾战争期间源源不断地移民到以色列，即使数量不大，也似乎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即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找到避难所。一些美国犹太人领袖后来承认其社团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接收数量庞大的俄罗斯犹太难民，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
与此同时，海湾危机时期，流散地犹太社团相对有限地对以色列表达了团结之情（即使以色列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所在），对以色列提供的经济援助也相对有限，在有关接收俄罗斯犹太移民问题上，也说明了“自由的流散地”在自由地表达犹太集体主义方面能力有限。1991年9—10月由于中东和平进程问题，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对此许多美国社团心生忧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结评述：当代犹太文明面临的挑战
我们已经来到了故事的结尾——尽管故事本身仍在持续演变、永不停歇。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试图阐明主要观点：从文明的视角分析犹太历史经历才可称之为最佳之道。正如在本书开头指出的那样，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理解这一经历的最佳方式在于，不要仅仅将犹太人视为一种宗教、一个族群、一个民族或“人民”，尽管他们具有以上所有属性，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看做一种文明的承载者；也就是说，以一种总体性的（文明）愿景为目标，犹太人试图按照本体论视域对社会生活进行建构或重构。我们已经阐明，所有这些能够应用于分析犹太历史经历的术语，恰恰说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经历，只有人们从文明维度来看待这一过程，才能开始去解答犹太历史经历的最大谜团：即尽管其遭遇了毁灭、经历大流散、丧失政治独立和领土延续性，但犹太文明却延续下来。
因此，我们从文明的视角对犹太历史经历的特定方面进行了考察。在第一部分，即本书的前三章，我们探讨了犹太文明、形成时期——即第一、第二圣殿时期，以及漫长的中世纪流散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并分析了它在哪些方面迥异于其他并非独特文明愿景的承载者，但通常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人民”、民族，宗教派别或团体。我们同时指出在有关各自前提和历史经历问题上，犹太人和其他文明的一些重大差异，这些文明包括：古老以色列文明起源框架中的异教文明，悠久的希腊罗马文明，特别是其他两种一神教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与它们的遭遇成为犹太历史经历的基本要素。
在有关文明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轴心时代文明问题中，犹太文明的具体轮廓发展于其基本文明愿景之间的彼此结合。这些结合性的因素指的是，犹太历史经历的特定环境，尤其是发展于其中，并在其中与其它文明发生关系的政治经济环境，这里的其他文明特指轴心时代文明，但又不限于此。
正如我们所见，古老的以色列和犹太文明是所谓的最初“伟大文明”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它更是地中海地区和一神论宗教的首个文明。这一文明发展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愿景，带有强烈的普世性取向以及尤为独特的制度前提和框架。这一愿景的实现与一个民族休戚相关，产生了极为复杂的集体认同构建，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认同包括原生性、政治性、宗教性和伦理性元素。这一愿景的实现也发生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在诸多民族和帝国的交汇之地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一情形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以色列地时又再度上演。
地缘政治环境和特定的文明和民族集体性相结合，孕育了一部极为动荡的犹太民族史，催生了一种民族延续性和文明变革的独特范式，促使实现特定文明愿景的模式发生转变。
这一动荡历史开始于早期定居以色列地，经过士师时代和犹大、以色列王国，随着后者的灭国与消亡，又经历了犹大王国大卫王朝的毁灭，历经“巴比伦之囚”以及从巴比伦返回故土，再到第二联邦时期的动荡历史，遭遇了第二圣殿的毁灭，丧失了政治独立，见证了以色列地中心的衰落和犹太民族的流散。这些政治变革包含了犹太文明愿景的实现本质的深远变化。正如我们所见，第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于从巴比伦返回时期以及第二联邦时期。第二次重大变革发生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拉比模式即哈拉哈模式逐步成型并日益居于主导地位。当然，在此阶段，这一模式尚未处于主导地位，也仍非一种同质模式。即使当这一模式完全成型，并在犹太民族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后，它仍旧不具备同质性；这种非同质性来源于其他早期模式的异质性取向，以及哈拉哈模式在自身构成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
然而，这一历史环境——该模式在此环境中居于统治地位，并不断制度化——政治独立丧失，经历大流散——确实意味着制度领域的重大转变，在这一制度领域内文明愿景和制度模式能够得以实现。犹太文明愿景不再从政治领域，或者从总体上而言呈现社会制度复杂性的领土社会中得以完成。犹太人在私人的、公共的和文化宗教背景中，在祈祷和学习的场所内，以及在公共生活的内部安排中实现了这一愿景；尽管在此框架内，它极富创造力和创新性。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流散的少数族裔，犹太人生活在政治上受到压迫的环境中，生活在其他社会和文明的制度边缘内。在此背景下，由于主体文明将犹太人视为“贱民”和潜在竞争者，因而更具普世性、政治性和弥赛亚性的取向被投放到了遥远的未来，这与犹太人生活的任何具体制度背景无关。
在这一模式完全成型和居于统治地位、丧失政治独立和大流散等问题之间，是否存在“必要的”逻辑联系或关联，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这一连串事件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充其量是一种暗示，正如《塔木德》所描绘的拉比约哈南·本·撒该迁往雅弗尼城（Yavneh），他试图在一种极端不利的政治条件下，抱着实现这一愿景的希望去拯救那些能够被拯救的东西，这同样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无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如果确实存在着答案——毫无疑问的是，一种结合体从两者之间，即丧失政治独立、大流散和拉比模式日益居于主导地位中发展而来，这一结合同样挤压了希腊文化模式及其基本取向的应用空间。
这一部动荡史证明了犹太文明经历的一个基本方面：自第一圣殿被毁后，尤其是在第二圣殿被毁后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和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具有显著的独特性。犹太文明是轴心时代唯一在缺乏领土延续性和相对丧失自身政治疆界的前提下仍然实现了自身的文明延续性的文明。这一基本特征一直持续到现代，但现代的情况与第二圣殿时期相比则有一个重大差异：犹太民族的一部分人有能力建立领土实体。然而，在构建犹太文明的过程中，这一特征又加剧了另一个问题，即领土中心和世界各地各种流散社团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也在第二圣殿时期成型。这一问题与犹太文明主题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某些关键性的文明主题间的紧张关系紧密结合；例如普遍性和特殊性取向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仪式和哲学取向的矛盾，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各种制度内涵之间的对抗。
到了现代，实现犹太文明愿景主题、解决犹太文明相关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是本书第二大部分主要论述的内容。在此部分，我们持续探讨了现代这一犹太人和主流社会或文明间基本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我们分析了犹太社团融入到一些主流社会的不同模式，这包括西欧、中欧地区和美国；探讨了19世纪末期的犹太民族运动，主要聚焦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以色列社会的一些具体特征。
通过这些章节的分析，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述犹太经历的一些关键层面在多大程度上与可比较族群相类似，这包括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其他族群和宗教团体的融合问题，其他现代民族运动，以及以美国为例的其他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定居者社会；以及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经历展现的个性和共性特征能够归属于前文分析的犹太文明的某些具体特征之中；在何种程度上犹太人将消溶进“简单的”宗教、族群或民族群体的范畴内。前面章节所做的分析表明，无论犹太文明命运及其与其他文明间的关系的基本相似性有多大，这些文明在中世纪和现代时期对于犹太人而言成为主体民族的文明，巨大的差异仍旧从这两个时期发展出来。在中世纪时期，三大一神教文明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前提间出现了某种对称性或同质性。在试图实现由宗教术语所定义与合法的超验愿景的过程中，三大一神教才得以创建。这些愿景包含几个基本要素，即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倾向的原始因素；历史性和半神秘主义因素，仪式、法律和哲学因素。在三大一神教文明中，这些因素的具体排列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它们都关注这些问题。共同历史参照和共同的话语框架从它们之间发展出来。
纵观这一时期，三者之间极为矛盾且敌视的关系强化了各自独特的集体疆界，也促进了彼此形成具体的制度构造。对于犹太文明而言，也许尤为如此，其哈拉哈模式的界限正是由于犹太文明与主流社会敌视且矛盾的关系以及大流散的事实而变得愈发坚固。
这一形势在现代和现代性初期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世俗化”，以及随后的“后现代”似乎弱化了这一超验愿景，淡化了历史意识，并主要按照世俗术语对大多数集体性界限重新予以重建，逐步拉大了超验愿景和具体制度领域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都与迄今为止犹太历史经历中的主导因素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新的因素重新建构了集体边界。与现代性的遭遇，改变了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这各有利弊。
从有利方面来看，它开启了在跨文明背景下通过许多新式创新之路去实现犹太文明愿景的可能性。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关系，无需像第二圣殿时期以及漫长的加路特时期（尤其是中世纪时期）那般具有敌对性。文明竞争，像犹太人与民族或“种族”对抗者的遭遇，最终以大屠杀的发生达到悲剧性的顶点，在现代社会文明愿景发生转型的情况下，文明竞争变得愈发开放，也似乎正在趋于缓和；尽管许多对抗因素仍然存在于诸多层面。实现犹太文明愿景的尝试，也变得更加异质化和多样化。
这些尝试试图在现代世界中重建犹太生活，结合具体实践经历和进一步对犹太文明特定主题进行持续的再解读，将有助于深刻理解这些尝试。这一解读，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对其进行制度化的尝试在现代史不同时期的不同犹太社团中差异巨大。
通常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相同，这些差异在一系列共同主题中不仅具有地区差异性。在现代时期，这些多样性涉及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意识类型。我们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不同欧洲国家的不同历史经历；也分析了“东方”犹太人社团的不同经历；以及美国和以色列这两种全新的经历模式。作为领土狭小、政治独立的新型犹太中心，以色列和流散地犹太社团历史经历的差异性，成为现当代不同犹太社团相互关系的核心焦点。
我们看到，即使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只有当提及一些基本犹太文明主题以及彼此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制度化的方式时，才能理解以色列的发展。在以色列，这些主题不再仅限于公共安排或者思想和文学的表达之中；它们与整体政治机构的运作和接受法治密切相关，尤其是军队以及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正如我们所见，发展于以色列的制度模式所取得的具体成就，并未消除这些不同取向和紧张关系。相反，有鉴于它们都与具体的制度背景相联系，因而所有这些取向和紧张关系都持续存在于以色列，并对以色列社会生活产生更巨大的影响。
导致以色列社会最初模式解体的进程彰显了革命模式制度化、动态发展过程中固有的一些选择，或许它比其他此类社会具有更多的选择。首要的选择便是，它不得不在忠诚于具有单一而巨大的潜能或潜能取向的单一愿景和开放性、多元主义之间进行抉择；在精英主义取向和民粹主义取向中进行抉择；在强调义务和突出权利中进行抉择；在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创新性的中心框架和更加被动、更加私人化的活动中进行选择。在不放弃任何一种取向的前提下，寻找新方法将各种不同取向结合起来，成为以色列面临的一项持续性挑战。
以色列社会对这些抉择或困境进行的敏锐表达，大部分归因于这一模式的制度化、随后的分崩离析以及在领土狭小、被围困的社会中实现犹太文明愿景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它同时强调了犹太人重新步入历史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这些发展催生了不同的犹太文明主题和犹太复国主义愿景。集体认同中的弥赛亚因素、领土因素、团结因素和原生性因素都一并出现，每一种因素宣称自身拥有超越其他因素的自治权，挑战着其他主题的正当性，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断发展，都要求在以色列社会制度构建的方向占据完全主导地位。伴随着以色列社会最初制度模式的解体过程，这些发展以一种极其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打造一个能够承载实现犹太文明愿景重担的小型社会。
与此相似的是，流散地不同犹太社团构建犹太生活的不同模式，与这些社团挑选不同犹太文明主题及其制度化模式紧密相关。正如我们所见，有关此类选择和制度化过程，在不同犹太社团中存在广泛差异。
然而，从消极方面来看，犹太民族在现代和所谓的后现代时期的遭遇，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向上产生了更糟糕的可能性。第一种方向上的可能性便是以大屠杀为缩影的整体灭绝，古老宗教形式和现代世俗化形式的结合使其取得合法性。第二种方向上的可能性根植于某种共同的犹太文明框架发生解体的可能性，这归因于其发展的不同模式和犹太社团不同历史经历之间的持续性对抗。这催生了这样一种与之相伴的可能，即彼此间丧失了有意义的联系，共同的话语框架发生解体——这些话语超越了幸存问题、某种依赖关系以及社团间的互助问题。现代任何犹太公共框架发生解体的可能性，同样根植于同化倾向以及流散地不同犹太社团中发生的疏离犹太性现象。随着所谓的后现代倾向不断发展，那些相对清晰的，曾被描述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现代性最初步伐的民族和共同体边界愈发模糊，不同犹太社团间失去联系以及疏离犹太民族的可能性在当代变得愈发凸显。
所有这些多样化发展从整体上促使犹太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异质性——包括将犹太社团融入到流散地主流社会的不同模式，正统派的复兴，伴随着以色列社会的转型衍生出来的各种发展，以及这些发展间彼此发生的持续接触和产生的紧张关系——上述种种确实凸显了现代和所谓后现代时期犹太文明的本质和活力问题。尽管这些发展本身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但是它们却提供了一些参照因素。
一些基本的参照因素可以被置于以下问题中。从犹太文明生存的视角来看，以色列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否是最佳选择？试图在流散地自由犹太社团中为犹太活动拓展一些独特空间，并在其中实现犹太文明愿景是否具有可行性？难道正统派会成为确保犹太民族生存的最重要保证？反之，简单地疏离和同化是否可行？这些倾向的实现将意味着犹太集体存在朝着成为“单纯的”宗教派别的方向转型；将变为组织上弱化的种族、宗教或知识分子群体；而以色列将变成一个独特的民族政治社团。
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小型社会，与犹太文明取向相脱离，使许多停滞倾向更加僵化，这将淡化其目标，并使其不情愿承担自身应负的责任。以色列可能会变成这样一种结合体，即一方面在政治上拥有更高法律，宗教上更加倾向于原教旨主义；另一方面其制度结构却不断衰微。
按照犹太人参与主流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不同方式，以及在发展具体的犹太活动层面，流散地非正统派犹太社团的历史可谓获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考虑到其不断衰落的历史意识，这一点更令人称道。这以美国非正统派社团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然而它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丧失创造性张力，这实际上逐步侵蚀了它们的犹太认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其与流散地正统派社团的对抗，或者该社团的内部动力能够产生这一创造性张力，我们还不得而知。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有关正统派的新类型问题上，犹太民族的这一群体确实能够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单靠自身得以幸存下来，这里指的是人口方面和文化层面。然而，这一幸存类型是完全根据不同于中世纪时期，即哈拉哈模式处于主导地位时期的前提进行预测的。在现代开放社会，这一幸存涉及放弃文明愿景，转向更加闭塞的、带有极为强烈的宗派倾向的宗教群体。
每一种可能性或者所有可能性的实现，都意味着犹太生活和传统丧失文明元素，并由此衍生出犹太集体性存在的转型，在现代和后现代框架中，其将转化为多个新式社会实体，每一个实体都有不同的生存机会，似乎疏离犹太民族、发生同化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加。推测这一发展以及这一可行性能够实现的几率仍然有困难。一方面，不同犹太社团的不同历史经历可能会促使它们彼此疏远，并使上述每一种倾向的实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实现这些可能性的几率似乎愈来愈小，但并非绝无可能，正如我们前文分析的那样，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犹太社团间的持续性联系，以及与更广阔的环境发生持续性和多样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更广阔的环境包括主流社会以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国家。自中世纪时期以及18世纪末至二战时期犹太人融入现代文明开始，这一互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的变化体现在，随着所谓后现代时期的不断发展，民族国家的持续衰落，西方社会的包容性日益增长，文化社会多样性增加，大屠杀发生后至少官方层面的反犹主义愈发不具备合法性，犹太文明和犹太民族与主体文明和主流社会之间古老的敌对关系似乎正在趋于缓和。
这一日益增强的包容性不但体现在更加广泛地授予犹太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且体现在越来越多地举办基督教会和犹太群体间的跨信仰会议。但这些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面。例如围绕奥斯维辛开办女修道院（convent）而展开的争论；克拉科夫大主教违反与犹太代表签署的有关拆除这一修道院的协议；波兰红衣主教针对这一争论言辞激烈地发布反犹主义论调；梵蒂冈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国，所有这些事件都说明这种日益增强的包容性也许只是表面现象。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强烈的“传统”反犹主义在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国家中出现回潮，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世界国家中的反犹主义事件也与日俱增，欧洲社会的许多群体也表现出反犹倾向，在有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上，欧洲社会越来越多的社团官方组织出现了强烈反对以色列的态度，他们的反应甚至比其他国家或社团的反应更加激烈。
以色列与大多数邻国的敌对关系，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新本质，主要是民族国家和民族运动之间的问题。但是这些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运动的遭遇，以及西方社会和穆斯林世界对阿以冲突的多重反应，仍然携带着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与主体文明历史上就存在的矛盾和敌对关系的种子。
大流散中反犹主义的“周期性”增长[7]，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让人想起在阿以冲突中古老的跨文明关系和跨宗教关系以及对这一关系作出的回应，可能会使人们对以下这一看法提出质疑，即距离大屠杀的发生才四十个春秋，犹太人和与其发生相互作用的文明和社会间那种长久的敌对因素是否真的已经荡涤殆尽。这一敌对态度的回潮，或者这些倾向的潜在，自然而然地有助于强化不同犹太社团之间的持久联系。
在不同犹太社团之间，及其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之间，所有上述发展相互结合，将会对现代犹太文明的命运问题做出解答：到底哪种前文提及的趋势，或者它们之间的结合，将会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1] L. S. Daw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2] 参见Y. Tobi，J. Barnai，and R. Bar-Asher，History of the Jews in Islamic Countries（Jerusalem: Shazar Center，1981）。
[3] L. Kochan，ed.，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3d ed.有关莱申斯基的分析，请参见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in Hebrew］（Tel-Aviv: ‘Am Oved，1943）。
[4] 有关以色列、美国犹太人社团对犹太传统的不同选择，请参见一个有趣的比较分析，Charles S. Liebman and Steven M. Cohen，Two Modes of Judaism, The Israe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5] Davis，The Yom Kippur War。同上，World Jewr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同上，Zionism in Transition。
[6] Seth L. Wolitz, “The American Jew Is American First, ” Jerusalem Post（February 20,1991）.
[7] J. Katz, “Accounting for Anti-Semitism”, Commentary vol. 91, no. 6（June 1991）:pp. 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