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类：节点六
共同的语言把群体成员用共享信息网络的方式联结到一起，使得群体的力量倍增。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语言的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
整个人类是存在某种共性的，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发现这种共性，正如发现任何较小的群体如何实现团结一样。
——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神话历史》（Mythistory）
起源故事中人类的出现是一件大事。人类来到世上，只不过是在最近几十万年前，但我们人类却已开始改变生物圈。而在过去，要改变生物圈，往往是整个生物群协同努力，比如蓝藻，还从未有过一个物种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而且我们人类所为的是一种全新的事业：因为人类可以彼此分享对周围环境的图谱认知，所以共同创造出有关时空的更为丰富的集体理解，并以之支撑人类多种多样的起源故事。这一成就显然是我们这一物种所独有的，它意味着，在今天，宇宙的一小部分开始理解自己。
不过，我们在此叙述的人类史将很少触及其他史学家热衷讨论的问题，如战争及战争的领导者、国家与帝国，或不同艺术、宗教和哲学传统的流变。相反，我们只关注与人类现代起源故事相关的主题，包括我们这一新物种如何以更新颖的方式利用更多更大的能流以创造出新的复杂性，我们人类如何从最初仅局限于不同的地区发展至后来的遍布全世界，起初步履蹒跚，而后狂飙突进，直到今日成为改造整个生物圈、整个地球的一个物种。至于我们人类将如何使用自身的力量，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我们很确信：我们人类，甚至整个生物圈，正处于某种深刻甚至是异常动荡的大变革的时刻。[1]
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这段现代起源故事把人类史置于更大的地球及宇宙演化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所以有助于廓清人类自身的位置。正所谓：山巅阅景人依旧，独与山中境不同。
寒冷世界中灵长目动物的进化
我们人类就文化而言可谓异乎寻常得多样化，而人类的力量恰恰来自这种多元性。不过从基因上讲，我们人类却比我们的近亲，如黑猩猩（chimps）、大猩猩（gorillas）和猩猩（orangutans）等，更具一致性。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来到世上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过度分化。此外，我们人类非常善于交际，喜欢旅行，所以人类的基因能够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颇为自由地流动。
我们人类属于哺乳动物纲的灵长目动物，此目动物还包括狐猴（lemurs）、猿猴（monkeys）和巨猿（great apes）。我们与灵长目亲缘有许多共性。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几乎肯定是生活在树上，而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都喜欢并善于爬树。要爬树，就需用双手、手指、双脚和脚趾抓紧。如果要从一个树杈跳到另一个树杈，则必须有立体视觉，因为这样才能判断距离，也就是说双眼要在脸的前端并能够形成交叉的视线。（千万不要尝试闭上一只眼，然后试图从一个树杈跳到另一个树杈。）所以，所有的灵长目动物都有可用来抓握的四肢，颇为宽阔的脸上长着一双眼睛，而且是在前端。
灵长目动物非常聪明。它们的大脑相对于身体显得异常得大，大脑的前顶层，即新皮质（neocortex），更是异常巨大。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皮层占大脑大小的10%~40%之间；在灵长目动物中，这一数字是50%以上，而在人类则高达占80%以上。[2]人类的皮层神经元数量之多更是罕见，大约有150亿个，超出黑猩猩（大约60亿个）两倍还要多。[3]鲸和大象的大脑皮层神经元数量仅次于人类，有大约100亿个，但相对于自身的体重，二者都比黑猩猩还要小一些。灵长目动物具备超强大脑，意味着它们特别擅长获取、存储和利用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
为何灵长目动物的脑量这么大？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好像真是没脑子（请原谅这么糟糕的一语双关）。难道脑量大不是显而易见的一件好事吗？也不尽然，因为脑量大耗能也多。脑细胞的耗能几乎相当于等量肌肉组织耗能总量的20倍。在整个人体，大脑要消耗机体摄入能量总量的16%，虽然大脑的重量不过整个体重的2%。因此之故，在肌肉和大脑两个选项之间，进化一般总是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所以，自然界中脑量大的物种非常稀少。有些物种对拥有大脑简直不屑一顾，认为大脑不过是一种消耗性的奢侈品。有一种海蛞蝓（sea slugs，又称海蜗牛）幼年时还有些脑量，它们凭借这有限的脑量在海上巡游并寻找食物丰富的地界，可一旦找到这样的地界，它们就不再需要这么昂贵的设备了……于是就把脑子吞食了。（有些人开玩笑说，这种做法有点儿像大学里的终身教授，虽然这样说可能太不给教授们长脸了。[4]）
不过，灵长目动物更多脑量显然还是合算的。首先，灵长目动物要用大脑才能掌控灵巧的手足。而且，灵长目动物具备很好的视觉系统，还需用大脑处理图像（三棵树以外的那颗树上的梅子熟了吗？），因为图像处理需要很多的脑量，就像计算机上的图像文件特耗内存一样。更重要的是，灵长目动物善于交际，因为只有生活在群体中才能求得保护和支持，而到了日趋凉爽的古新世——始新世最热事件之后愈发开阔的世界，如一望无际的草场和林地，这种生活在更大群体中的压力也愈发增大。要想成功地与同类的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就有必要追踪家庭、朋友和敌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谁很兴奋？谁很沮丧？谁更友善？谁不友善？谁欠了我的情？我又欠了谁的债？所有这类问题都需要大脑进行计算，而且其复杂程度亦随群体变大而猛增。如果除了自己，另外只有3个人，你可能感觉还能应付，但如果还有50人或100人，那需要计算的任务就大多了。
要生活在群体中，还需要洞悉他者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能够直觉他者的想法和感受可能是走向意识的重要一步，即在自我的大脑中形成的更强化的知觉。[5]有学者对灵长目动物群体曾做过密切观察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这种有关社会关系的计算出了问题，就可能出现吃不好、保护不力、经常挨打等情况，而且会损害灵长目动物自身的健康，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也很不利。[6]所以说，善于交际、富于合作精神和脑量增加在灵长目动物的发展史上可能是同步进化的。事实上，灵长目动物群体的规模与其脑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显然，如果能够令其有机会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许多灵长目动物还是愿意缴纳熵索要的税费的，即大脑税。
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可能是在恐龙灭绝之前就已进化完成了的，但现存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化石却只能追溯到希克苏鲁伯陨石撞击地球之后的数百万年。我们人类属于大型无尾灵长目动物，被称为猿类（apes）。猿大约在3 000万年前开始进化，至2 000万年前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已颇为繁盛且已多样化。巨猿（或称人猿超科）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以及人类。巨猿的祖先是在古新世——始新世最热事件之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下降、气候变冷且日趋变化不定的世界中开始进化的。气候不稳定性加速了进化过程，迫使许多不同物种很快适应环境并保持适应状态。从大约1 000万年前开始，由于巨猿生活的大部分区域气候变得异常干燥寒冷，猿的种群遭到重创，死亡惨重，甚至自己的森林家园也被大草原所取代。我们人类的祖先正是这一被强力驱使的进化大军中的幸存者。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古生物学家基于化石证据都认定，人类至少是在2 000万年前就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了。但在1968年，两位遗传学家——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却提出，通过比较现存物种的DNA，我们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两个不同物种是何时分化的。这是因为，大量的DNA，尤其是那些不参与基因编码的部分，总处于随机变异的过程中，且速度相对一致。基于这一洞见而进行的基因比较显示，直到大约800万年前，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依然有着共同的祖先，不过从此以后，现代大猩猩的祖先决定分道扬镳了。人类和黑猩猩则直到在六七百万年前还拥有共同的祖先。换句话说，在六七百万年前非洲的某个地方还生活着某种猿类，现代人类和黑猩猩都是其后裔。当然，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猿类的化石遗骸，但根据现代遗传学的说法，这种猿类真的生活在那里。
现代黑猩猩与人类有超过96%的基因组是相同的。但每个基因组有30亿个碱基对，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大约3 500万个基因字母序列或碱基对是不同的。就在这些不同的基因字母序列中潜藏着我们所要寻觅的线索，它能解释为何人类与黑猩猩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为何与我们最亲近的黑猩猩发展至今总数却只有几十万，而现世的人类却超过70亿并主宰着整个生物圈？
早期人类的历史：最早的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人与黑猩猩进化分野的过程中，凡倒向人类一侧的猿都被称为人猿（hominins）。在过去的50年里，古生物学家已发现大约30种人猿化石遗骸（虽然有时不过是一节指骨或少许几颗牙齿）。我用“大约”这一词，是因为有时真的很难确定哪些是独特的物种，甚至古生物学家同样莫衷一是。有些古生物学家主张细分，所以呈现出许多不同的人猿物种，而有些则主张归并，物种的类别少多了，但每个物种下面又有几个子类。时至今日，我们人类是唯一活下来的人猿物种。这很不寻常，因为直到两三万年前，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还生活着好几种不同的人猿物种。可后来，其他的人猿物种都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人类却抢占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源。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人类是何等危险的一个物种。
在过去的50年里，古生物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少新的技术和技巧，为人猿演进的历史增添了许多细节。比如，牙齿化石就特别有用，而且巧得很，牙齿化石恰恰是我们所能发现的人猿的唯一遗骸。就像牙医能判断你是否吃过爆米花、巧克力和冰激凌一样，好的古生物学“牙医”也能判断我们的祖先是吃肉还是吃植物。牙齿的形状足以显示它是主人用来切割还是碾碎食物的，这里面就包含很多有用的信息。要嗑动坚果就需要磨齿，比如臼齿（molars，或称磨牙），而要撕咬肉类则需要切齿，比如犬齿（canines）。
在骨骼和牙齿中发现的化学信号也能提示我们许多有关人猿饮食及生活方式的信息。比如，草和莎草（sedges）之类的C4光合作用系统会吸收更多稍重一些的碳同位素C13，而不是更为常见的C12。研究人员对大约250万年前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牙齿化石的分析显示，其C13的比例高于预期，而且由于人猿肯定不吃草（猿类都不吃草），这说明它们吃的是食草动物的肉。而人猿吃肉则意味着它们要么是食腐肉，要么就是能够捕猎，也许还学会了使用石制工具。
对骨骼中锶同位素的化学分析甚至还能显示个体游历的范围有多广。[7]有研究人员对早期人猿的南方古猿骨骼的研究表明，当时女性游历的范围比男性还要大些，这说明是女性加入男性群体，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当时的人猿社群是父系的，就像现代的黑猩猩一样，我们由此可了解到当时人猿的社会生活状况。所有上述都构成强大的侦探工具，但很不幸，这种工具制造出的问题通常比答案还要多，这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进化的故事究竟是多么得诡谲和复杂。
现在，有关人猿化石的记录比以前要丰富得多。1900年，人类学家只有两种来自古类人猿的化石，即最早于1848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荷兰古人类学家尤金·杜布瓦（Eugène Dubois）于1891在爪哇首次发现的直立人。这两种化石的发现表明，人类有可能是在欧洲或亚洲进化而成的。但到了1924年，在南非从事研究的澳大利亚解剖学教授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在非洲发现了第一块类人猿化石。这是一块头骨化石，和其他一些化石埋藏在一起。这块化石来自现被称为非洲南猿的一个幼童的头骨，是大约500万年前首次出现的大群南猿物种的一部分。此次发现之后，又有越来越多的类人猿化石在非洲被发掘。现在，大多数古人类学家相信，我们人类是从非洲的某个地方真正开始进化的。自20世纪30年代起，路易斯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夫妇开始致力于在非洲大裂谷中发掘古人类化石及人工器物，这个大裂谷正是当初由地幔向上涌动的岩浆撕裂非洲板块后形成的，目前的非洲大陆大部位于非洲板块。最终，大裂谷地带会变成一片新的海洋。不过与此同时，非洲板块的大裂谷让搜寻化石的人有缘一睹人类遥远过去的真容。
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唐纳德·乔纳森（Donald Johanson）发现了另一种南方古猿物种——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40%的骨骼化石。这具骨骼被命名为露西（Lucy），距今约320万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南方古猿的遗骸被陆续发现，距今差不多有400万年。从那时起，在非洲其他地区又发现了更早的类人猿物种，可追溯到四五百万年前（Ardipithecus，地猿），甚至600万年前（Orrorin tugenensis，图根原人）或700万年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乍得沙赫人或乍得人猿），这已经非常接近理论上的人类最后一个共同祖先——人猿——生活的时段。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迄今所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还是非常得少，以至于只需一个新发现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写整个早期人类史。我们还不清楚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化石是否真正的人类化石，甚至也不清楚化石遗骸是否属于不同的物种。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的脑量显著不同，我们究竟是否该把二者视作不同的属，还是该把能人视作晚期的南方古猿呢？总之，我们对早期人类史的理解还相当粗略，但这段故事中的一部分却变得日渐清晰。
最早的人猿物种似乎已经开始了两腿直立行走，至少部分时间是这样。类人猿行走的姿态与黑猩猩和大猩猩非常不同，后者只会四脚着地的跖行（knuckle-walk）。仅从骨骼上就可以看出某个物种是否有规律地两腿直立行走。在双足动物中，大脚趾已不再用于抓握，因此与其他脚趾更紧密地对齐，而且脊椎是从下面而不是从后部进入颅骨（只需双手双脚着地走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两腿直立行走还需重新调整背部、臀部，甚至脑壳。这种行走的姿态更容易造成较窄的臀部，从而使生育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而且可能像现代人一样，许多原始人也因此生下了尚不能独立生存的婴儿。这就意味着孩子需要更多的养育，从而鼓励了社会交往，让父亲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养育孩子的过程。用双足行走还有许多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目前还不确定为何类人猿会变成双足行走的动物。也许双足行走让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能够走得更远或跑得更远，毕竟在过去的3 000万年里，气候变得更加凉爽，而草原也变得更加宽阔了。双足行走还使人类解放了双手，这样就可以专门从事需要巧妙处理的任务，包括最终学会制造工具。
从灵长目动物的标准看，最早的人猿并没有变得特别聪明的迹象。它们的头骨比我们现代人的要小得多，更像是黑猩猩的大脑，体积大约为300~450立方厘米。相比之下，我们现代人的大脑平均约为1 350立方厘米。当然，比绝对尺寸更重要的，尽管不很容易计算，是大脑尺寸偏离特定生物群中给定体重预期大脑尺寸的程度，也就是脑化商（encephalization quotient，缩写为EQ）。黑猩猩的脑化商约等于2（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而现代人类的脑化商非常高，约为5.8。南方古猿的脑化商在2.4~3.1之间。[8]人猿的首要特征并非极高的智商，而是双足行走。
目前被归到人属（Homo）的最早化石隶属于一种叫作能人的物种，生活在大约250万年前至150万年前的非洲。1960年，在非洲大裂谷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又译奥杜瓦伊峡谷），玛丽·利基和她的儿子乔纳森发现了这一物种的最早证据：一块颚骨和几块手骨。利基母子认定化石与石制工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遂将这一新物种归到人属，实际上等于说“我认为这些确实是人，因为他们制造了工具”，只不过古生物学家更喜欢前一种表述而已。
但利基母子发现的真的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吗？人类史真的是这样开始的吗？时至今日，大多数研究人员都不相信确实有某种独特的人属物种存在，包括我们人类的祖先和能人。毕竟，能人的大脑只略高于南方古猿，体积不过在500~700立方厘米，脑化商也刚刚超过3的样子。能人制造的所谓石器工具说白了就是把石头砸碎，然后捡些碎石片使用而已。某些南猿物种可能已经学会了制造石器，而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虽然不是石器）；看来能人与南猿很接近，似乎更应归到南猿类。制造工具并不能使南猿成为人类，因为我们现已知道，能够制造工具并非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后期人类的历史：过去的200万年
至200万年前，也就是更新世肇始之际，人猿物种的身形已经变大，脑量也增加了，开始使用更复杂的工具，并尝试在更广阔的环境背景下利用求生。这一现象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燥之际可能并非偶然。这一人猿物种通常被归为直立人（Homo erectus）或尔加斯塔人（Homo ergaster），但笔者在此后的文中一律使用直立人一词称呼这一种群。
直立人具有强大的大脑，这一点本身颇引人注目，因为我们此前已经说过，大脑是非常昂贵的进化设备。诚然，人猿大脑相对于体重比率增长的速度在整个进化史上比其他物种都更加迅速。[9]人猿更善交际可能是这一增长背后的真实动因。社会计算（social calculations）的重要性在人类大脑的结构中是显而易见的，大脑结构中有大量的神经通路被用于社会计算。也许神经元多了，就意味着朋友和食物都更多一些，而且有益健康并提供更多更好的繁殖机会。当然，脑量增加还让人猿有能力生活在更大的群体和网络中。[10]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包括黑猩猩和狒狒，均生活在成员个体数少于50的群体中，而且大体上看，个体的脑量越小，群体的规模也就越小。但在过去的200万年里，伴随人猿脑量的增加，人猿群体的规模也变大了。直立人可能是第一个生活在成员个体数超过50的人猿群体。
我们迄今所知最早的直立人遗骸是1891年尤金·杜布瓦发现的。他之所以在印尼搜寻古人类化石，是因为他预感人类有可能并不是来自非洲的黑猩猩（African chimpanzees，达尔文把赌注就压在了非洲的黑猩猩上），而是来自亚洲的猩猩（Asian orangutans）。但他还是搞错了。不过，他所发现的这些遗骸的大脑体积已接近900立方厘米，可谓更接近现代人类的均值（约1 350立方厘米）。直立人的脑化商在3~4之间。直立人的遗骸在爪哇被发现，这表明直立人已具备从非洲迁徙到欧亚大陆南部诸地区所必需的技术和技能。但仅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称奇的。其他许多物种，如狮子、老虎、大象，甚至还有我们人类的近亲猩猩，也都有过类似的迁徙，这是因为欧亚大陆南部多地的环境与非洲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分别。事实上，最近有证据表明，与人猿关系密切的某个物种可能早已远行至印度尼西亚并在那里成为娇小的弗洛雷斯人（Homo floriensi，或称Hobbits，即霍比特人）的祖先，后者在6万年前还生活在印尼的弗洛雷斯岛（Flores）上呢。[11]
直立人比能人的身材更高大，有些已经接近现代人的身高。直立人制造的石器工具也比能人高超复杂得多，外表美观，设计精巧，被称为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axes）。直立人有了更优质的石器工具，也就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肉食，肉食属高能食物，对增大脑量非常有帮助。直立人可能还学会了管控和使用火，而火的使用使他们有能力获取巨大的新能源。灵长目动物学家理查德·兰汉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直立人曾使用火来烹饪（换言之，是预先消化和消毒的过程）肉类和其他食物，而这大大拓展了他们可享用食物的范围，因为许多食物不经烹饪是消化不了或有毒的。烹饪还会减少直立人咀嚼和消化食物的时间。
此外，火的使用还有其他一些颇为紧要的后果。比如，烹饪减少了肠道消化所需的功，因此肠道就收缩了（是的，这一点有化石证据可以证明），而这样就可以节省出新陈代谢的能量以供给大脑。只不过迄今，这一有趣的假说还没有得到证实，因为直立人系统管控和使用火的证据只能追溯到大约80万年前，而普遍使用火的证据还要晚，只能追溯到大约40万年前。[12]我们还知道直立人制造石器工具的技术差不多在100多万年的时间里鲜有变化，看来直立人似乎缺乏我们人类才具有的科技天赋和创造力。
在过去的100万年里，人猿的进化出现了加速。大约60万年前，新物种也开始出现在化石记录中，其大脑和身体越来越接近现代人类。而且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新物种生活的群体也更大，成员个体总数达150，这似乎是我们人猿祖先群体规模的极限。[13]
至于50万年前的人猿究竟有多少种，目前还存在复杂的争论。我们知道确实有很多种，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大的发展趋势：此时的人猿业已出现在冰期的欧洲和北亚，这里的环境迥然有别于非洲的大草原，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生存显然需要新技能和新技术。因此，他们的工具要比直立人更复杂多样且更专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第一次给石器工具装上木质手柄。在德国的舒宁根（Schöningen），考古学家发现了40万年前的木质鱼叉，制作非常精巧。此外，甚至还有人类学家发现了人猿从事艺术和仪式活动的证据。在尤金·杜布瓦的发现中，就有装饰性的贻贝（mussel shells），年代可追溯至50万年前，貌似某种简单形式的艺术品。
只不过，上述所有形式的变革都不具革命性；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始于大约二三十万年前，即我们人类作为物种的真正问世——智人（Homo sapiens）。
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跨越节点六
我们设想一个来自外星、环绕地球、从事科考的科学家团体，他们正在寻找有智慧的生命，并为此展开持续数百万年的纵向研究，考察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态。行至20万年前，他们不可能注意到我们人类的祖先有任何特出之处。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几种大的两足灵长目动物，包括我们称之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物种。他们甚至可能看到了现代古生物学家称之为智人的个体，因为通常被归入人类的最古老的颅骨化石差不多可追溯至20万年前，是在非洲大裂谷中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流域（Omo Valley）发现的。（2017年6月，在摩洛哥发现的人类遗骸可追溯到30万年前，但这一发现与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能确定。）但这些早期人类与其他许多大中型灵长目动物和哺乳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生活在小而分散的游牧社区，总人口最多可达几十万。像所有的大型动物一样，他们从事采集或狩猎，以获取自己所需的食物和能量。
如此又过了二三十万年（这对古生物学家来说根本就是一眨眼），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寻找有智慧生命的外星科考团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特定物种的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会为这一学术发现击掌庆贺。他们注视着人类在全球范围的每一步扩散，而且注意到，从一万年前最后一季冰期结束，人类在数量上出现迅速增长的势头。他们还可能注意到，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烧毁森林、改道河流、耕耘土地、建设城镇，试图以此让环境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刚刚过去的200年里，人类的人口数量已超过70亿，而我们这一物种又开始改造海洋、陆地和空气。人为修建的道路、运河和铁路蜿蜒穿越大陆，把成千上万的人为建造的城市和数十亿的人口连接起来。巨轮在大海上航行，飞机把货物和人口往返输送至各个大陆。就在100年前，白炽灯开始把地球点亮，让夜间的行星闪耀着斑斑点点。外星科考团还可能通过仪器检测到海水正在变酸，大气正在变暖，珊瑚礁出现死亡，极地冰盖的范围正在缩小。生物多样性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些外星生物学家开始担心：这是否另一次生物大灭绝的开始呢？
从古生物学的尺度看，这种快速的变化相当于一次爆炸。我们人类虽未曾想过，但事实上已变成一个改变整个行星地球的物种。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愚焉不察的话——在几个小时之内摧毁整个生物圈的大部，只需把全球范围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的1 800枚核弹头中的一部分发射出去就完事了！在生物圈40亿年的历史上，还从未见某个单一物种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显然，这是业已跨越一个新节点的表示。外星科考团的科学家们肯定会自问：这一奇怪的物种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
长久以来，我们人类的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来自众多学科的学者又何尝不再追问同一个艰深复杂的问题呢！有些人觉得这问题太过复杂、太过缠绕、太过多维，所以不可能给出科学的答案。但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把人类史视作更大范围的生物圈史甚至宇宙史的一部分，人类这一物种的鲜明特征就变得呼之欲出，甚至显而易见了。如今，来自众多学科的学者对人类本质特征的问题给出了愈发相同的答案。
目睹上述突然且迅猛的变化，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去寻找那些能够带来巨大影响的细微变化。复杂理论及相关的混沌理论中简直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描述为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蝴蝶效应的隐喻最初是由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提出的，他指出，在气象预报系统中，微小事件（也许就是蝴蝶拍动翅膀这样一类的事件）可经正反馈循环得到放大，从而通过一系列的变化在数千千米之外引发龙卷风。那么，引发人类史剧变的微小事件是什么呢？
人类有多种不同的特性，比如灵巧的双手、超强的大脑、善于交际等，但真正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存在的是我们实现了集体掌控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我们不只像其他物种那样能够收集信息，我们还会播种（cultivate），甚至培育（domesticate）信息，就如同农民栽培庄稼一样。我们人类会创造和分享越来越多的信息，并利用信息以求得更大更多的能流和资源。新信息能够使人类改进矛叉和弓箭，让他们有能力安全捕猎更大的动物。新信息使人类建造更大更安全的船只，让他们接近新的渔场、抵达新的陆地。新信息让人类具备更多新颖的植物学知识，让他们学会从木薯（cassava）等食用植物中过滤掉毒素。到了现代，新信息使人类拥有强大的科技能力，让他们有能力利用化石燃料，建造把世界联成一体的计算机网络。
在这一规模尺度上实现信息管理绝非是个体人所能做到的。这有赖于无数代的无数人实现信息分享和信息积累。终于，就这样一个社区联结一个社区，一个俄罗斯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称之为智慧圈（noösphere）的全球网络形成了，它凝结着人类共有的心智、文化、思想和观念。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曾这样写道：“就我们所知，只有一种生物机制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带来人类在行为及认知上的巨大变革……这一生物机制就是社会或文化传播，其传播的幅度、强度和速度远胜于生物进化。”托马塞洛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累积文化演变”（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是一种为我们人类所独有的过程。[14]
使人类得以分享与积累这么多信息的微小变化是人类具备了语言能力。许多物种都有自己的语言，比如鸟类和狒狒会警告同类捕食者的到来。但动物语言只能分享最简单的想法，几乎都与眼前发生的事情有关，有点儿像哑剧表演（可想象一下，怎样以哑剧的形式向人讲述生物化学或酿酒？）。有研究人员曾试图教黑猩猩说话，而且黑猩猩确实可以掌握和使用一两百个词语；它们甚至还会把成对的单词联结成新的模式。但黑猩猩的词汇量毕竟还很有限，而且它们不会使用仅有少量符号便能生成多种意义的句法或语法。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似乎从未超过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这当然不足以创造出今天的世界。
而这正是蝴蝶拍动翅膀的地方：人类语言跨越了一个微妙的语言节点，从而赋予人类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更重要的是，人类语言让我们能够分享有关抽象实体、不在眼前的事物或仅在人的想象中存在的可能性的多种信息，而且能够快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除了能告诉同伴在哪里可以找到花粉的蜜蜂之外，我们不知道哪种动物还能传达有关不在场事物的准确信息。没有哪一种动物可以彼此讲述有关未来或过去的故事，或警告同类北方10千米外有狮群来袭，或跟你谈谈神魔的镜像。它们或许也能思考这类事情，但却不能表达。所以我们还找不到证据说明其他任何物种中间存在教学的现象，甚至包括人类的近亲猴与猿类。[15]
上述语言能力的加强使人类能够非常精确、清晰地分享信息，人类知识也因此世代累积。动物的语言是因为太过有限且不精确，所以做不到这一点。假如早期物种具备这种能力，那肯定会留下痕迹，包括其生存范围的不断扩大及对环境日益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有关人类史就有愈来愈多诸如此类的证据被不断发现。人类语言非常强大，会像文化锯齿（cultural ratchet）一样锁定一代人的思想并将其传给下一代，从而实现接续强化。[16]我把这种接续强化的机制称为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集体知识遂成为变革的新驱力，像自然选择一样有力地推动变革；不过，因为集体知识能够做到信息的瞬时交换，所以其运作要快得多。
那么，我们人类究竟如何，又为何能够获得超强的语言能力以至激发出如此强大的变革驱力呢？对此，我们还是不清楚。是真的如美国神经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所说，一切都源于人类有能力将大量信息压缩成符号（事实上，像符号这样貌似简单的一个词也同样包含有大量信息）吗？还是如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说，一切乃源于人在大脑中进化出新的语法回路，依据精确的语法规则，人类就能够把不同的词加以组合并表达多种多样的意义呢？后一种想法颇为诱人，因为，正如另一位语言学家斯蒂芬·平克所言，真正困难的一步是如何“设计出一套代码，使其能够把纠结凌乱的概念面团挤压成线性的语词面条”，而有效做到这一点，又能使接受者依据线性面条迅速重建概念面团。[17]人类语言是通过新增大脑皮层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才得以实现的吗？因为毕竟是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才能使复杂的思想就位并形成符合句法的复杂语句或让个体记住成千上万个语词的意义。[18]还是改进的语言形式本根植于我们这一物种特别发达的交际能力与合作意愿？[19]抑或是所有上述驱力的协同作用所致？
无论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人类似乎是第一个跨越语言节点的，而后便实现了社区内部和代际的信息分享和知识累积。集体知识就像是人类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黄金富矿，因而旋即释放出有关各个主题的海量信息，如植物和动物、土壤、火与化学物质，甚至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及异域风情。虽然每一代人都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但从长远看，人类积累的信息还是越来越多，而知识的累积遂成为驱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能流，同时增强了人类对周围环境的支配力。诺贝尔奖获得者、记忆研究的先驱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是这样描述上述机制的：
虽然人类的大脑从智人最初在东非问世以来便未发生体积和结构上的变化……人类个体的学习能力及历史记忆却因数世纪的知识分享（shared learning）——即通过文化传递（transmission of culture）——而得到极大提升。文化进化属非生物模式适应行为，它与生物进化一道，是人类实现知识传递和代际行为适应的手段。人类从远古至今所有的成就均是数世纪累积起来的共享记忆的产物。[20]
曾撰写出《西方的兴起》这一世界史经典著作的伟大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完全认同这一理念，并坦言：“驱动历史发生显著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与不同于己且具备新颖别致技能的他者发生关联”。[21]
旧石器时代的生活状况
如此说来，人类史始于集体知识。但集体知识又何时启动的呢？
其实，上述外星科考团的科学家们20万年前在环绕地球飞行时可能也未曾注意到集体知识的最初肇端。某种形式的集体知识很可能在直立人的生活圈子中即有发现，但却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由非洲的考古发现可知，至少在大约30万年前，这里已有技术迅速发展的迹象，表现在石器工具日趋精巧，很多工具都装有手柄。[22]而且不只智人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还有尼安德特人，甚至作为人猿物种的海德堡人都有类似创新的迹象。很可能所有这些物种的语言能力都有所提高，使它们迫不及待地趋近节点六。有关早期仪式、象征性或艺术活动的证据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因为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具有象征性思考或讲述虚构故事的能力，说明现代形式的语言已经问世。
不过，也许进化只允许其中的一个物种跨越集体知识的节点。有一种进化机制被称作竞争排斥原理（competitive exclusion，或译竞争排除原则），说明两个物种为何不能同时共享同一个生态位，结果只能是一个物种淘汰另一个物种，因为前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一生态位，哪怕只是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有好几个物种都接近了进化的集体知识节点，但最终却只有一种脱颖而出，该物种充分有效地利用自身的环境，因此出现成员数量大幅增长、规模急剧扩张局面，而对手一下子失去了发展的余地。[23]正因如此，我们最近的人猿亲戚，比如尼安德特人，早已灭绝，而我们尚在世的最近亲戚——黑猩猩和大猩猩——也濒临灭绝。
有关10万年以前技术与文化变革的证据至今还非常模糊，而且难以解释。我们人类这一物种至迟是在20万年前在非洲开始扩散，可能得益于集体知识的助力。[24]但那时的社群小而分散，大多数社群的规模比几代同堂的家庭大不了多少，所以变革非常迟缓且不稳定，而且很容易发生逆转。整个群体——连同其数世纪以来积累的技术、传说和传统——都有可能突然消失。这类灾难中最惨重的一次发生在约7万年前。有遗传证据表明，当时的人口数量突然锐减至几万人，一个中等大小的体育馆就能装下所有的人类。所以说，此时的人类已濒临灭绝。这场灾难可能是由印度尼西亚托巴火山（Mount Toba）的一次大规模喷发引发的，火山灰将烟尘注入大气中，阻止光合作用长达数月或数年，许多大型动物物种都受到威胁。但此后，人类的数量又开始增长，而且扩散得更加广泛，集体知识再次驱动人类社会走向繁荣。
现在，我们对过去10万年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而这一阶段也存在有关集体知识的更清晰的证据。像所有大型动物一样，我们的祖先从周围的环境中采集或狩猎各种动植物资源。但这类动物与早期人类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其他物种采集狩猎的技术和信息历经数代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人类却能伴随对环境的日益了解而分享、积累更多有关植物、动物、季节和景观的知识。集体知识意味着，历经数代，人类采集狩猎的技术和效率在不断提高。
而通过某些考古发掘点，我们对人类祖先的生活还获得了一些细致入微的认识。在南非印度洋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 Cave），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及其同事已经发掘了9万至6万年前的遗址。布隆伯斯洞穴的居民吃贝类、鱼类、海洋动物以及陆地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他们在精心打理的灶台上做饭。[25]他们制造的石刀和骨刺（bone points）都很精致，还用特制的胶粘上了木柄。他们还擅长艺术。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先民在赭石上做出几何形的划痕，看起来像是符号，甚至就是文字。他们还制作出了不同色彩的颜料和鸵鸟壳珠。这一诱人的证据很能说明布隆伯斯人珍视集体知识的保存和传播，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人已经习惯用故事的形式总结归纳时人的集体知识。
从布隆伯斯洞穴先民的生活，我们不难看出其与现代觅食群落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如果这种相似之处不是在误导，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有不少类似布隆伯斯洞穴先民的群落，他们有着数代人积累起来的各式各样的采集狩猎技巧。我们还可以想象，他们通过家庭纽带、共同的语言和传统，在熟悉的家乡地区迁移。他们当然还会跳舞、唱歌、讲起源故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中间还盛行着我们现代人称之为宗教的东西。
在澳大利亚的蒙哥湖遗址，有关宗教存在的证据是颇令人信服的。那里有大约4万年前的火葬场和墓地，以及错落有致的死者遗骸，这些都是时人仪式传统的证据。该遗址的其他一些证据也提醒我们，旧石器时代社会与现代人类社会一样，都曾经历深刻的动荡，其中多次动荡是最近冰期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造成的。从大约5万年前人类第一次到达威兰德拉湖区开始，就一直间或出现干旱时期，而从大约4万年前，干旱进一步加剧，整个湖泊系统也开始萎缩。
2万年后，在冰期最寒冷的时期，现代乌克兰干旱大草原的苔原地带也出现了人类的社群。在梅日列奇（Mezhirich）等遗址，人们以猛犸骨为骨架，上面覆盖着兽皮，搭起了巨大的帐篷，里面还有炉火取暖。他们猎捕猛犸及其他大型动物，然后在土质的冰窖中把肉储存起来，以备漫长的严冬之需。他们捕猎毛皮动物，还用带装饰的骨针把毛皮缝制成温暖的冬衣。在冰期漫长的严冬，仅梅日列奇一地就可能有多达30人一起生活。梅日列奇附近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遗址，说明相邻群体之间还有固定的联系，而通过这种网络就可以交流新技术、气候变化情况、动物迁徙情况以及其他有关资源的信息，甚至还包括故事。当然，在不同群体间还有人员的流动。
旧石器时代社群留下的遗骸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远古社会斑斑点点式的粗略快照，但其实每个快照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包括故事、传说、英雄与恶棍、科学及地理知识，还有有助于保存、传承古代技能的传统和仪式。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传统和信息的积累，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才能获得自身所需的能流和资源，才得以生存、繁衍并在冰河世界严酷的环境中不断迁徙，且范围越来越大。
来自冰芯测算的科学证据更使我们能够精确追踪过去数十万年间全球范围的温度变化。在更新世，包括直立人进化以来200万年的时间，地球上曾见证许多季冰期。每季冰期通常持续10万年或更长时间，其间有较短的暖期或间冰期。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就属于温暖的间冰期，从一万年前的全新世（Holocene epoch）开始。上一次间冰期发生在10万年前，可能持续了2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此次间冰期结束后，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干燥，虽然也曾有多次暂时的逆转和局部变化。最后一季冰期最冷的时期大约是2.2万至1.8万年前之间。
随着气候转冷，人类曾居住过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某些地区就不得已被放弃了。比如，北欧有些早在4万年前就有人居住的遗址就是这样，而且被遗弃长达数千年之久。即使在澳大利亚最北端气候较温暖的地方，人们也是侥幸才活了下来。[26]昆士兰最靠西北端的草坪山河（Lawn Hill River）横穿厚厚的石灰岩峡谷，众多的河流和周围的高地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鱼类和海洋动物资源。但在最寒冷时期，人们却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冰封的高地，躲到受峡谷保护的狭隘地带求生。
有生物圈的地方就有人：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迁徙
伴随科技与生态知识的累积，许多人类社群受多方因素的驱使或推动迁入了新的生存环境，比如气候变化、与邻里发生冲突或人口过剩。历经数千年的时间，这种小规模的迁徙渐次地把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最终带到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陆。如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世界各地的考古遗迹并比较现代人群的不同基因来追溯上述迁徙过程。[27]10万年前，即尚在最后一次间冰期期间，差不多所有人类都生活在非洲，虽然也有极少数人业已抵达中东地区。在现代以色列的某些遗址，比如斯虎尔（Skhul）洞穴和卡夫扎（Qafzeh）洞穴，当地居民可能曾遇到过尼安德特人，甚至不时与尼安德特人杂交。（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多数生活在非洲之外的人种都有一些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不过此后随着气候变冷，我们的先祖似乎把中东留给了尼安德特人，因为他们的身体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我们人类的先祖直到6万年前才又回到中东。不过，此时的人类可能业已扩散至中亚和南亚。之所以这样认为，原因之一是人类在5万至6万年前就已抵达了萨赫尔（Sahul，包括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在内的冰期的大陆）。6万年前从非洲动身的移民必须非常迅速才可能到达那里，所以很有可能的是：最早一批抵达澳大利亚的人来自曾在亚洲长久定居的居民。[28]定居澳大利亚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还不知道最初来澳大利亚的人是受什么力量的驱使——很有可能是出于人口压力或与印尼南部其他族群发生了冲突，但我们却很清楚，要漂洋过海必须具备高超的航海技术和快速适应全新动植物环境的能力。此前的物种还没有哪些能够漂洋过海的。（澳大利亚野犬是最近几千年才来到澳大利亚的，但几乎肯定是得到了人类的帮助。）
人类最早迁徙到西伯利亚和北欧可能只是在暖期短暂的试探性探索。但正如梅日列奇这样的遗址所示，我们的祖先在2万年前还是可以应对极寒环境的。早在4万年前，有些人可能就在西伯利亚定居。2万年后，在最后一季冰期最寒冷的阶段，有些西伯利亚人开始徒步东迁，穿过白令陆桥（Beringia），当时大量海水被极地冰川锁住，海平面比今天要低得多，所以跨越这一陆桥并不是很困难。人类祖先从白令陆桥向美洲扩散，要么是经过阿拉斯加，要么是乘小船沿北美西北海岸向南突进。而后，有些人又从那里抵达南美洲，可能在两三千年内南至火地岛。目前，人类最早抵达北美洲的证据可追溯至1.5万年前。
在旧石器时代，迁徙可能是人类对创新或人口压力做出的最常见的反应。小股的移民不断意味着，伴随人类这一物种在全球范围的扩散，每个人类社群的规模可以长时期保持大致不变，而这又意味着不同社群可能形成许多传统社会规则。正因如此，我们迄今很少发现旧石器时代曾有过大规模定居点的证据，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早期人类社群的数量和人口总数都在增加。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150人是人类大脑通常能应对的最大的群体规模，所以一旦群体规模再大，就自然会出现分裂。邓巴主张，哪怕是当今时代，大多数人类亲密关系的网络也不超过150人，虽然人们间或与许多外人发生短暂的关系。现代人类的社群规模巨大，但只不过是因为人类创造出了新的特殊的社会结构才得以成型。
不管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社群规模很小，其组织的形式是家庭或亲缘，同大多数现代觅食群落一样。所以说旧石器时代的社群是家庭而非社会，这是有道理的。假如现代觅食群落能够提供某种镜鉴的话，那旧石器时代的人可能对家庭有一种非常宽泛的理解，即家庭不止包括人，还包括了其他物种，甚至周边的景观，比如山脉和河流。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在生态和文化上都深深地嵌入了周边的大自然，这一点是现代城市人很难理解的。
旧石器时代不断提升的复杂性
尽管旧石器时代的社群规模很小，但却同样具备积累新思想、新见解和新知识的人类的普遍本领，因此，哪怕我们还不能细致入微地追踪这段历史，我们也非常清楚：先民的社群如同后世的人类社群一样，同样具备文化和技术上的鲜活和创新，虽然前者的规模要小一些。
如同现代的觅食群落一样，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对他们猎捕的动物和昆虫的习性、生活模式，以及用于食物、衣物和装备的植物，都有着密切而精准的了解。那时人群之间的网络虽然相对松散，但却足以凭此交换人口并传递故事、仪式和信息，从而把分布区域广泛的不同社群联系起来。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那时的家庭群体大多数时候是分散居住的，但也有类似奥运会那样的定期聚会，前提是有足够的食物来支撑数百人的临时聚集。例如，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雪河（Snowy River）地区，每当数以百万计的布冈夜蛾（bogong moths）孵化时，就会有许多群体前来聚会，因为孵化的布冈夜蛾提供了必要的食物，这种集会现在被称为原住民歌舞会（corroborees）。在这种聚会上，人们彼此讲故事、交流礼仪、交换礼物，舞蹈和仪式成为团结的纽带，婚姻的伴侣（或不满的个体）也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1.5万年前，在法国南部也有类似的聚会，这是因为时人要追踪并狩猎成群的马、鹿和牛，并定期举行仪式，于是产生了非常漂亮的岩画艺术。在现代人看来，多尔多涅地区的拉斯科岩洞（Lascaux Caves）与拉马德兰（La Madeleine）岩洞居所等地出产的艺术品和雕塑，甚至澳大利亚多地发现的更古老的石雕，都是精美复杂的艺术品，堪与人类制造出的任何艺术品媲美。这种艺术品有助于我们了解旧石器时代先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随着狩猎和采集技术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以新的方式塑造他们的环境。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人与周边物种的混合格局因此出现了改变。最早的澳大利亚人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大型动物或巨型动物（megafauna），有些动物就像南非的犀牛、大象和长颈鹿一样大，南非是当今世界唯一还有大量大型动物生存的地区。在澳大利亚，则有巨型袋鼠、袋熊和不会飞的巨鸟，如牛顿巨鸟（Genyornis newtoni）。不过此后，很突然地，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巨型动物消失了，就像大型动物在西伯利亚和美洲最终消失一样。
上述大型动物的消失，可能是因为气候的改变。但这种大型动物毕竟曾成功度过前一次的冰期，所以我们很难不去想象：是否人类凭借其日益复杂的狩猎技术，最终把它们推向了灭绝的边缘呢？从历史年代看，这一说法是成立的。在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北美，巨型动物在人类到达后不久就消失了。也许，如同毛里求斯的渡渡鸟（dodo）一样，巨型动物并不像非洲巨型动物那样害怕我们的祖先，非洲巨型动物曾与人类共同进化，并且知道我们人类会有多危险。但不管怎么说，巨型动物和所有的大型动物（包括恐龙）一样，特别容易受到突然变化的负面影响。我们有许多现代大型动物灭绝的例子，比如在人类到来的几个世纪内，被称为恐鸟（moas）的新西兰大型鸟类就消失了。而在西伯利亚和美洲，我们甚至还有更直接的屠杀场所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确曾捕猎大型动物，如猛犸。
清除巨型动物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自然景观。大型食草动物能吃掉很多植物，所以其一旦消失，就增加了人们使用火的频率，因为大量植物残留物未被食用。大约在4万年前的澳大利亚，许多地区的火灾数量的确有所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雷击引发的，但我们知道，就像旧石器时代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人也开始系统地利用火，以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这种技术被考古学家称为火棒耕作（fire-stick farming），即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澳大利亚土著人会把大量木棒放到田地中去焚烧。系统地使用火并不仅仅是为了烹饪或自我保护，而且还有助于改变环境，这也是我们这一物种改变生态的能力不断增强的最初迹象之一。如果你具备安全管控火的技能，那么定期焚烧一下土地还是颇有好处的。烧毁一片草地，然后在一两天之内沿着火生发的路径逆行，首先会找到大量烧烤好了的动植物。再过上几个星期，你会发现大自然又催发了许多新的生长点，因为大火已把灰烬作为肥料撒开了，还同时加速了动植物残骸的分解。禾本科及其他植物会很快萌芽，而且可以更快收获。新生植物通常会吸引大批食草动物与小型爬行动物，从而使狩猎变得更轻松和高产。
简而言之，火棒耕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曾使用过类似技术。虽然严格说来，这种做法本身并非一种耕作方式，而是借以增加特定土地上可用动植物产量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密集型强化生产的形式。火棒耕作让我们提前见证了农耕所释放出的丰富的食物、资源和能量。
人类史的最初阶段
伴随人们不断分享信息、思想和见解，甚至笑话、闲话和故事，数代以后，在邻里社群的人们中间，会慢慢累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信息，笔者倾向于称之为当时的科学（scientific）知识。旧石器时代的科学知识包括各种可供狩猎或采集的资源，服务于吃、穿和治疗；可用于航行、狩猎或挖掘植物根茎的技术；以及有关天文和社会的知识，后者主要规定年轻人该如何接近年长者及如何与其交流、如何对待陌生人、如何标记人生中的重大转变等。这些知识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关乎群体的生存，所以保持并向后代传递这些知识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种知识历经多代人头脑的精心过滤，也验证了它的权威性、准确性和有用性，并最终被纳入作为教育核心的起源故事中。这种知识会伴随时代缓慢增长并赋予人类不断提升的对自然界及生物圈能流的控制力，因而成为人类史变革的主要驱力。这种知识还会随人类的扩散而不断传播。虽然这种知识会因群落或社区不同而有所分别，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在地球史上，一种新型的共享知识层次——智慧圈——就这样首次缓慢成型。
在旧石器时代，伴随人类数量的不断增加，智慧圈也渐次经非洲扩展至欧亚大陆、澳大利亚和美洲。人类群体在非洲内部扩散期间，其总人口数可能已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尽管不同地区也存在一些数量的局部波动。上面我们说过，大约7万年前，人类数量曾一度骤然降至数万人。据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奇（Massimo Livi-Bacci）估计，3万年前，地球上的总人口可能有50万，而在一万年前全新世开始时，可能已多达五六百万。[29]
如果只从最后两个数字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最后2万年中，人类人口增长了大约12倍（平均每千年增加25万）。我们由此合理地假设，此时每人消耗的能量都不少于从前，这就说明人类消耗的总能量也增加了大约12倍。10多万年来，集体学习极大地加强了人们对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能源和资源流动的控制。由此可见，在大约10万年的时间里，集体知识显著提升了人类在世界多地操控能流的能力。
这种日益增长的能流其中大部分支撑了人口增长。在地方层面，反倒没有多少能流被用来提升复杂性；正如上文所述，人类社群依然规模很小，属于亲密家族型。但在物种层面，人类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却无疑代表了复杂性的提升，因为到了一万年前，人类使用的技术和信息已然多种多样，超过了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种，而且人类还把这种技术和信息传播应用到全球多地。
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更多的能量使人类变得更加富裕。不过，有些觅食群落可能生活得很好。诚如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说，在某些地方，旧石器时代的社群享有各式各样的饮食，健康水平也很高，且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人们可以闲下来讲故事、睡大觉或径直放松一下，还可以举办长时间的舞会，而大多数小型社群正因此建立了牢固的关系。[30]但此时的觅食群落在财富方面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为他们随时能够从周围环境中获取自身所需的大部，所以没有理由积聚货物。而且，当时的人经常要迁移，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是最贵重易携的物品。
2万多年前最近一次冰期最冷的时期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千年的不稳定复暖期，直到大约1.2万年前，全球气温才开始稳定下来，进入全新世更为稳定的暖期。到上一季冰期结束时，外星科考团的科学家们肯定对地球上正在发生的咄咄怪事非常感兴趣。随着气候变暖，人类行为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非常突然地（在古生物学的尺度上看就是这样），人类通过农业获得了比此前大得多的能流，而这种新能流又使人类社会复杂精微的程度、多样性及规模经历了一次巨大突破。
[1] David Grinspoon, Earth in Human Hands: Shaping Our Planet’s Future(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一书对此有精彩论述。
[2] Robin Dunbar, The Human Story: A New History of Mankind’s Evolution(London:Faber and Faber, 2004), 71.
[3] Gerhard Roth, The Long Evolution of Brains and Minds(New York: Springer,2013), 226.
[4] 这是流传已久的笑话。笔者偶然在Daniel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London: Penguin, 1991), 177一书中发现了这个笑话。据丹尼特称，哥伦比亚裔美国神经学家鲁道夫·林纳思（Rodolfo Llinás）曾以此比喻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
[5] 有关这里的最后一个观念，可参阅Michael S. A. Graziano, Consciousness and the Social Brai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及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曾深入研究黑猩猩群体的政治行为；有关最近对狒狒群体的研究成果，可参阅Dorothy L. Cheney and Robert M. Seyfarth, Baboon Metaphysics: The Evolution of a Social Mi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7] 参阅Christopher Seddon, Humans: From the Beginning(New York: Glanville Books,2014), 42–45。
[8] 有关情商，参阅同上书，225及下文；另可参阅Roth, The Long Evolution of Brains and Minds,232。
[9] Roth, The Long Evolution of Brains and Minds,228.
[10] 有关脑量大小与群体规模相互对应的研究，可参阅John Gowlett, Clive Gamble, and Robin Dunbar,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cial Brain,” Current Anthropology53, no. 6 (December 2012): 695–96。
[11] New Scientist(April 29, 2017): 10.
[12] Robin Dunbar, Human Evolution(New York: Penguin, 2014), 163.
[13] Gowlett, Gamble, and Dunbar, “Human Evolution,” 695–96.
[14] Michael Tomasell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oc. 39, Kindle.
[15] James R. Hurfor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A Slim Guid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8; Cheney and Seyfarth, Baboon Metaphysics, loc. 2408,Kindle，书中有言：“有关非人灵长目动物教育子女的证据……可用一个词来概括：非常罕见。”
[16] Tomasell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 loc. 5, Kindle。书中有言：“精确的社会传播……可起到棘齿作用，防止了倒退，从而使新发明的人工制品或实践行为被大致精确地保留下来，直至后来出现进一步的改善或改进。”托马塞洛称之为“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17] Steven Pinker, The Sense of Style: The Thinking Person’s Guide to Writ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Penguin, 2015), 110.
[18] 这一观点来自Roth, The Long Evolution of Brains and Minds,264的建议；有关人类独有的记住多个语词的能力，可参阅Hurfor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119。
[19] 可参阅Terrence Deacon,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and Michael Tomasello, Why We Cooperate(Cambridge: MIT Press, 2009)。有关语言进化的近期综述，可参阅W.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and Peter J.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 “Why Possibly Language Evolved,”Biolinguistics4, nos. 2/3 (2010): 289–306。Alex Mesoudi, Cultural Evolution:How Darwinian Theory Can Explain Human Culture and Synthesize the Social Scienc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一书从达尔文主义视角对近来有关文化变革的研究做了很好的综述。
[20] Eric R. Kandel, In Search of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ience of Mind(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loc. 330, Kindle.
[21]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After Twenty-Five Year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l, no. 1 (1990): 2.
[22] Sally McBrearty and Alison S. Brooks,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39 (2000): 453–563.
[23] 这一意象借自Peter J.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139.
[24] Dunbar, Human Evolution,13.
[25] Chris Scarre, ed.,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5), 143–45对此有很好的综述。
[26] Peter Hiscock, “Colonization and Occupation of Australasia,” in Cambridge World History,vol. 1, ed. Merry Wiesner-Han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52.
[27] Peter Bellwood, First Migrants: Ancient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Malden,MA: Wiley-Blackwell, 2013)一书对这类迁徙有很到位的描述。
[28] 有关早期人类扩散的模式，可参阅Hiscock, “Colonization and Occupation of Australasia,” 433–38。
[29] 此处的数据来自Christian, Maps of Time,143。
[30] Marshall Sahlins,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Stone Age Economics(London:Tavistock, 1972),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