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人类世：节点八
我们已超越全新世。我们已进入了人类世。
——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2000年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
作为食物采集者的人群与信息采集者相比，再次表现出发展的不协调。能够利用电子媒介采集信息的人，其角色正如旧石器时代的先祖一样，都属于游牧。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
进入20世纪，人类开始改造自身周围的环境、人类社会，甚至还包括人类自身。人类可能并无意这样，但由人类引发的变革却异常迅速且规模巨大，以至于人类本身俨然已成为一种新的类地质营力。正因如此，有许多学者主张：行星地球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时代，或称“人类主导的时代”（era of humans）。这在整个生物圈40亿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即某个单一物种业已成为诱发变革的主导力量。仅仅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人类便凭借化石燃料革命提供的巨大能流及与之相伴的翻天覆地的锐意创新，俨然承担起地球主宰者的身份，虽然我们真的还不知如何驾驭这行星飞船，不知该按动哪个按钮，也不知该在哪里着陆。这对整个人类、整个生物圈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人类史的大加速期
如果暂不问细节而仅从总体看，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世时代似乎就像一部三幕剧，而未来更多的变化还在酝酿中。
第一幕始于19世纪中叶，化石燃料技术开始改造整个世界。大西洋地区的少数国家获得了巨额财富和权力并挥舞着可怕的新式武器。由此，在最早使用化石燃料的大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一权力和财富上的鸿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逐渐缩小。
上述差异造就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充满不平等的帝国世界。几乎转眼之间，先前农业时代一直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大西洋诸国开始主导甚至统治世界大部，包括非洲大部分地区，而此前，这里曾是印度和中国等亚洲大帝国统治的地域。在新的大西洋枢纽地区之外，化石燃料技术的最初影响主要是破坏性的，因为新技术最先落入了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包裹之中。世界史上第一艘蒸汽动力铁甲舰“复仇者号”（Nemesis）装备有17门大炮，且能在浅水区快速航行，正是它在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帮助英国占领了中国的港口。中国海军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却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炮舰。
仅几十年的时间，欧洲凭借其商业和军事力量彻底颠覆了诸多古国连同后者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由蒸汽机驱动的纺纱机破坏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而印度的手纺棉布一直是农业时代的支柱产业。伴随英国对印度次大陆实施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这种不平衡发展局面就被锁定了，因为英国政府明令不允许印度棉布进入英国市场。就连印度主要铁路的建设也使英国——而非印度——受益更大：这里大部分的铁轨和铁路车辆是英国制造的，印度庞大的铁路网主要是为了英国快速而廉价地调动军队、出口廉价的印度原材料，以及进口英国制造的货物。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市场对蔗糖、棉花、橡胶、茶叶和其他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也鼓励了对环境极具破坏性的种植园经济，而且这类种植园通常是由准奴隶劳动力支撑的。在非洲，更是一场机枪对梭镖长矛（assegai）的战争，因此，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并在那里统治达一个世纪之久。
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征服助长了一种欧洲或西方优越感，许多欧洲人由此开始将其征服视为欧洲或西方的使命，目的在于引领世界其他地区步入文明、实现现代化。对这些欧洲人来说，工业化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欧洲人改造世界使命的一部分。这种思想首先发端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目标是“改善”世界，即把人类世界变得更好、更富有、更文明。
人类世时代的第二幕异常暴力。这一幕始于19世纪末叶，持续至20世纪中叶。在这一幕，最早使用化石燃料的大国开始刀枪相向。先是19世纪末，美、法、德、俄、日挑战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随着竞争的加剧，各大国均试图保护自己的市场和供应来源，并阻止竞争对手入内，国际贸易因此趋于衰落。而到了1914年，这种竞争竟演变成彻头彻尾的战争。此后的30年，整个世界陷入极具破坏性的全球战争，其间调动了所有的新技术以及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人口。
世界其他地区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中国和日本展开的战争与在俄国和德国的一样残酷。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交战各国政府竞相开发更具破坏性的武器。科学给参战人员带来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其中有些武器开始利用潜藏在原子核内的巨大能量。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Superfortress）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起飞，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原子弹摧毁了城市的大部，同时杀死了8万人。（同年内，另有7万人死于战争和辐射。）1945年8月9日，长崎市也遭到类似核武器的攻击。
人类世时代的第三幕包括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美国和苏联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中一跃而崛起为前所未有的全球超级大国。战后又有许多局部战争爆发，大多数都是为推翻欧洲殖民统治。但冷战时期却没有重大的国际战争爆发。时至今日，所有大国都明白：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但有时核战争几乎一触即发。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不久，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坦言，当时，爆发全面核战争“也就是从一数到三的样子，甚至比这还要危急”。[1]
“二战”后的40年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一段时间，可谓人类史的大加速期（Great Acceleration）。
在这一时期，全球交流又得到恢复且不断升级。据一颇有影响力的权威部门估计，在“一战”前的40年里，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为3.4%左右；1914—1950年，这一比率下降到0.9%；而后，1950—1973年，又猛增到约7.9%，虽然在此后的1973—1998年，增长率又稍有下跌，约为5.1%。[2]1948年，有20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降低国际贸易壁垒。至此，战时技术找到了更和平的用途。石油和天然气的应用在19世纪的能源富矿上又锦上添花；此外，战时的核武器也演变成现在被和平利用的核能。生产力首先在最早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出现猛增，而后不久又有其他国家跟上。与此同时，消费也出现猛增，生产商同时在国内外寻求新的市场。在较富裕的国家，这俨然是一个汽车、电视机外加郊区梦幻屋的时代，后来又有了电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亦开始浮现。此时，工业革命早已不限于最初实现工业化的少数核心地带，至21世纪初，工业技术已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亚洲、南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其势头丝毫不亚于当初的欧洲社会。如同世界其他工业化地区一样，这些地区的财富和实力都出现大幅增长。世界再一次出现有多个权力和财富中心的局面。所以说，在第一台现代蒸汽机问世后的250年里，化石燃料技术改变了整个地球。
在人类史的大加速期，人类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利用能量和资源，以至开始改造整个生物圈。正因此，许多学者都主张：人类世时代始于20世纪中叶。
改造世界：来自科技的力量
由廉价能源驱动的创新是历史变革的主要驱力。创新造成了财富与实力呈现更加陡立的梯阶，从而进一步诱发竞争并驱动创新，形成强大的反馈循环。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及各国政府都在追踪可能的创新，以借此获得工业或军事上的优势，并大力投资企业、科学团体、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所等，希望由此生发并传播新技术、新技能。
20世纪初的战争迫使人们展开了创新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出现天然肥料短缺，以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什（Carl Bosch）为首的德国科学家们遂研发出从空气中吸取氮气的技术来制造人造肥料。氮不易反应，所以很难吸取。其实在数十亿年前，原核生物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哈伯与博什可谓是最早成功解决大气固氮问题的多细胞生物体。哈伯——博什制造法要用大量能量来解决氮不易化学结合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化石燃料的世界中才可行。但人造氮肥的问世极大程度地改造了农业，提高了全世界可耕地的生产率，这样才使得世界有可能多养活几十亿人。究其实质，这等于将化石燃料能源转化成了食物。
石油是一种液态化石燃料，最初在19世纪末叶是被用于照明，以取代鲸油。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的内燃机问世，从而把石油转化为机械力。内燃机不同于蒸汽发动机，后者的热源在发动机运动部的外面，而在前者，来自化石燃料的热能直接驱动活塞、转子或涡轮叶片。内燃机在20世纪下半叶迅速普及，最主要的原因是战时急需机动车输送士兵和装备，而且内燃机还为最早的坦克提供动力。最早的军用飞机使用的也是内燃机，有了飞机就可以从空中向敌方投掷爆炸物。战争一结束，汽车与飞机制造商迅速转向民用市场，制造出大量个人用车或飞机，乘坐汽车和飞机的人也很快多了起来。因此说，全球贸易被油轮、集装箱船和大型飞机彻底改变了。
信息是人类世技术的核心。一旦各国政府大规模投资教育与科研，一旦公司企业大力投资研发并积极传播新产品、新服务，信息技术就被彻底改造了。为破译敌方密码，战时各国政府均大力资助信息与计算的数学研究。这一研究与20世纪40年代末问世的晶体管技术相结合，为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商业、政府、金融和日常生活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同样是在“二战”中成型的火箭技术最终把人类送入了太空。战时还有多国政府曾发起大规模的核武器研发项目。美国政府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研制出了最早的原子弹，包括1945年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这种武器利用的是铀核分解时释放的能量。不久以后，苏联靠参与“曼哈顿计划”的间谍泄露信息的帮助也很快开发出自己的原子弹。此后仅10年内，美国和苏联又分别制造出氢弹，释放出质子聚变时产生的超大能量，要知道，质子聚变是驱动所有恒星的动力。世界上第一枚氢弹是1952年试验成功的。
这一波创新的大部分灵感来自现代科学提升了集体知识环境并从而造就的诸多突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20世纪的头20年发现了相对论。相对论改进了牛顿对宇宙的理解，证明物质和能量会扭曲时空，而这种扭曲正是重力的真实根源。爱因斯坦还证明，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这一洞见为核武器与核能的利用提供了科学基础。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量子物理学更揭示了原子核内部充满概率事件的离奇世界。假如缺少这一洞见，那么核武器、晶体管、全球定位系统和现代计算机就不可能出现。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哈勃等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始于大爆炸的最初证据。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及费希尔（R. A. Fisher）改进了的统计学方法相结合，共同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诸如此类的新见解、新技术在人类史的大加速期极大地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的人口增长遂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1800年，地球上共有9亿人，而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15亿。195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地球上已有25亿人，虽然“二战”中人员伤亡惨重。在我有生之年，人类数量又增加了50亿。这样巨大的数字真的会让人感觉大脑麻木，所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领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里，人类的数量增加了60亿以上。要知道，每增加一个人，就必须有额外的能力去喂养，让其有条件穿衣、居住、就业，而且大多数人还必须接受教育。可想而知，在短短200年内要生产足够的资源来养活额外的60亿人对人类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
令人惊讶的是，借助现代技术、现代化石燃料和现代管理技术，人类迄今已成功应对了上述挑战。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生产率均大幅提高。虽然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不总是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但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养活70多亿人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人工肥料和农药，使用有化石燃料驱动的农业机械，建设成千上万座有利灌溉的水坝，以及开发出新的转基因作物。现代农业技术已开发出不少新耕地，使耕地面积从1860年的5亿公顷增加到1960年的近20亿公顷。[3]装备有强大的柴油发动机、声呐探测设备和巨型渔网的渔船能够捕捞到捕鱼区附近的大部分生物。1950—2000年，人类捕捞鱼类的总量从1 900万吨增加到9 400万吨，尽管过度捕捞意味着许多渔场现已面临崩溃的风险。
改进了的信息技术使得积累、存储、追踪和利用海量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而海量信息正是驱动创新、保持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借助现代通信技术与交通运输技术，人类第一次创建了全球一体、互联互通且能随时管理和追踪通过电子存储的海量新信息的知识网络，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造了集体知识。智慧圈，即人类心智连缀在一起构成的智慧网络（sphere of mind），业已成为驱动生物圈变化的主导力量。廉价但功能强大的联网计算机使数十亿人能够接触到大量信息，甚至超过他们在前现代世界所有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信息。在计算机上，这一技术与现代统计分析的复杂数学技术完全可以实现完美结合，由此，政府、银行、公司和个人就可以追踪巨大的资源流动。与此同时，无论一个人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报、电话和互联网实现即时通信。如果说彼此间的信息分享造就了人类的强大，那么联网计算机可谓把这种力量增强了无数倍。只不过有得必有失：正如文字的普及使人的记忆力下降一样，计算机与计算器的普及也导致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出现下降。
截至2000年，化石燃料革命已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得到普及，包括许多古老文明的核心区域。19世纪后半叶的那种国与国之间财富、实力相差悬殊的局面出现扭转，差距也开始缩小。欧洲列强由于在世界大战中遭到削弱，所以虽不情愿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殖民地，因此，传统亚洲的核心区域、地中海东部地区、北非及美洲诸国在技术、财富和实力方面都有提升。
然而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背后，却依然是来自化石燃料的廉价能源。煤炭产量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大幅提升，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同时也在增加。人类在阿拉伯半岛、伊朗和苏联，甚至在众多大陆架上，也开发出了数不清的新油田。仅在中东，石油产量就从1948年的280亿桶增长到1972年的3 670亿桶，前后不过25年。天然气在大加速期也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人类消费能量的总量在19世纪翻了一番，而到了20世纪竟一下上升了10倍。人类的能源消费比起人类人口总量的增长要快得多。
改造世界：来自管理与社会的力量
人类世时代的新能流与新技术同样彻底改造了社会与政府的性质。全人类曾一度都生活在觅食群落之中，那时的政府其实不过家庭，处理的只是家庭内部关系。农耕社会方式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规模不大的村落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事农耕。在农耕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从农民那里征调能量和资源。时至今日，人类中的大多数早已不再靠采集或农耕获取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相反，他们都靠挣工薪过活，就如同古苏美尔的制陶工一样，每个人都做着不同的专业工作。这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的性质，因为现在的政府不得不卷入所有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工薪雇员与农民不同，离开了政府，工薪雇员就活不下去。从事农耕的村落完全可以游离于农业文明的边界之外而怡然自得，但工薪雇员却高度依赖有政府才能正常运作的法律、市场、雇主、商场及货币。从事专业工作的工薪雇员，就如同有机体里面的神经细胞一样，根本无法独立成活。正因如此，一个充斥着工薪雇员的世界要比农民世界整合密实得多。现代政府要规范市场与货币，要保护提供就业的各行各业，创设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以帮助大多数人习得文化，建设基础设施以供物品和人员适时流动，等等。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然吸纳大量人口加入政府并从事管理工作。
19世纪，伴随工业化的起步，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工薪雇员，政府亦开始在越来越多的人流中调配资源，所以传统政府明显向现代型政府转变。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内部既经革命的改造，外部又遭欧洲多数国家的攻击，所以率先从全部人口中招募士兵，以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向。美国的政府也是在战争时期塑造成型的，因为当时不得不动员大量人口。因为战争之故，政府需要详细备案公民人数与公民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技能水平、财富多寡以及效忠取向。传统政府大致可以忽视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革命时期的法国和美国政府开始通过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动员国民效忠政府，民主化有助于把更多的人口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民族主义迎合了人们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渴望。通过选举，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按照有钱人、其他男人及女人的顺序）在政府中扮演某种角色。通过学校教育和迅猛发展的新闻媒体，政府试图触及国民的内心世界并激发新式的忠诚。民族主义试图把有着不同传统、宗教信仰甚至讲着不同语言的国民团结起来，因而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在调动传统的血亲本能，所以试图在千百万公民的内心中间建构一种庞大的、想象中的家庭感，既是家庭，儿女就须为之效忠、服务，在极端的战争危机中，甚至应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20世纪前期的全面战争把政府变成了经济管理机构，因为政府要动员现代工业经济体系中所有的人员和资源。如今，我们可以大致廓清这一时段政府不断提升的经济管理角色。19世纪末期，法国政府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虽然这里的数字只是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粗略估算。在当时，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同时期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10%。20世纪初的战争迫使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管理积极干预的力度，到20世纪中叶，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角色普遍提升。至21世纪初，经合组织（OECD，成立于1960年）各成员国政府操控或管理的国家支出平均达到GDP的45%，大多数较富裕国家的比率在30%~55%之间。[4]有些政府，比如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与中国，曾试图对整个国民经济实施事无巨细的全面管理。现代政府的强制力范围也远非传统政府可比，前者掌控的军队和警察都装备有现代武器。如此规模的强制力是古印度治术手册《政事论》的作者根本无法想象到的。相比现代政府的规模、管制范围、实力及掌控资源的额度，农业时代哪怕最强大的政府也不过是前者九牛之一毛。
在当今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政治治理还呈现出更多的全球性质。20世纪后半叶，已有许多政治架构（political structures）问世，它们均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建议、政治运作，虽然这种政治架构还称不上是政府，其中包括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多家大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如红十字会，其活动范围遍及许多国家。这类机构实乃新式全球治理的萌芽，代表全球治理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而这在几个世纪前还根本令人无法想象。
崭新的生活与存在方式
伴随科技与政治的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即人具体的生活经验，也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肯定会让我们的祖先感到迷惑不解并充满恐惧。先前农户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下述活动展开的：耕种、播种、收割、饲养牲畜、挤奶、砍柴、采集蘑菇或草药、生养孩子、烹饪食物、编织衣物等等，而且前后持续数千年，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这样。而今，大多数种田人都成了农场主或工薪雇员。他们工作的场所是规模巨大的工业化农场，且专门生产少数几种农作物，其中有些还是经过基因改造的。他们种田要使用大量化肥、杀虫剂，收割靠的是耗能巨大的收割机，运输则有拖拉机和卡车。现代农场主种庄稼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卖。他们还经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从大公司购买种子、肥料和拖拉机。
大多数人早已不再生活在村落，而是搬到城里居住。他们远离乡间的田野、溪流和树林，生活环境几乎全部是人类活动塑造的。由于工作种类、技能要求和专业知识的愈发不同，所以人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从事学习。信息——包括专业知识——才真正有用，而不再是农民具备的一般技能。现代农业及现代医药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享有较高的营养和健康水平，这在一个世纪前还非常罕见。现代麻醉技术早已结束了大多数传统医疗干预时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再不像过去那样，截肢或拔牙时只让患者喝上一口酒就算止疼了。）不过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仅一个世纪的时间，上述变化已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两倍多。
尽管20世纪发生了多场战争，但总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变得不再充满暴力。这种改变的背后有其自身的逻辑：强制作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手段在最近一两个世纪已变得不再有效（你上一次看到公开鞭笞是什么时候？），慢慢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奖惩（你可能最近要求加薪了吧！）。今天，大多数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奴隶制和家庭暴力是不对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须记得：甚至到了18世纪，奴隶贸易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却仍然相当受人尊敬；人因小错便遭酷刑甚至被处死实乃司空见惯，当时很多人会把这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殴打或体罚学生曾被视为维持家庭及学校秩序的正常且完全可接受的方式。如今，个体间发生暴力冲突虽然也很常见，但相对于当今世界的总人口，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要比过去少得多，并且不再被认为是控制行为的可接受的方式。
在农民的世界里，大多数人居住在离谋生地点较近的地方，生活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富裕仅意味着有一个稳定的家、没有外债、收入足以缴税并养家糊口。当今的消费主义世界与此完全不同：受当今经济体系的驱动，尤其是在世界较富裕的地区，人们会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以至要维系这一经济体系就必须有全球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实施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消费。而今，我们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进步观念本身其实也是新的，因为在人类史的大部时期，人们总觉得，除非发生灾难，子女大致能像父母那样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人们对家庭和子女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出于最近几个世纪营养及健康保健出现较大改善，因此有更多的子女能够活到成年。然而传统农民的态度却依然是尽可能多生孩子。正是这种态度，再加上粮食增产、高生育率、死亡率下降，推动了近几个世纪人口异常迅速的增长。但随着更多家庭迁入城镇，教育及抚养子女变得更加昂贵，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孩子活到成年，传统的态度最终开始改变。城市家庭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生育率也因此开始下降。先是死亡率下降，而后又出现生育率下降，人口统计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即低生育率与低死亡率并行的新人口格局。20世纪人口增长率开始放缓的原因正在于此，先是在较富裕的国家，然后是全世界。与此同时，人们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妇女已不必像过去那样牺牲整个成年期去生育或抚养子女，这一转变模糊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传统划分，使妇女有机会扮演其在农业时代大多被排除在外的角色。
对于今天活着的人来说，现代生活方式的这些方面是颇为熟悉的，但人们却很难理解目前业已消失的农民世界。不过更难理解的，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惊人增长，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形成的网络密不可分，这一网络为我们提供食物和就业、医疗保健、教育、电力、汽车燃料、身上穿的衣服等等。这种相互连接的每一个链条都关乎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他人，网络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在机场候机的闲暇时刻，我总喜欢计算：究竟要多少人共同参与才能建造并维护一架空客A380飞机呢？比如只是从悉尼飞到伦敦这一航线？这种联系一旦被削弱，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崩溃，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有些业已崩溃的国家结构中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政事论》一书的作者考底利耶可能会说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大鱼吃小鱼的池塘法则”中求生。
改造生物圈
化石燃料革命与人类史的大加速不只改造了人类社会，还同时改造了整个生物圈。人类的活动改变了生物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与数量以及大洋与大气中的化学构成，重置了自然的景观与江河的布局，打破了生物圈内部古老的氮、碳、氧和磷的化学循环。
研究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对维持生物圈的稳定而言，当今人类活动的影响堪比主要生物地球化学过程（biogeochemical processes）。我们人类并未真正理解自身究竟在做些什么，只是一味地在戏弄生物圈恒温器（biospheric thermostats），虽然这种恒温器在过去40亿年间一直维持着地表温度，使其处于适合人居的范围。
碳是生命化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碳在大气、海洋和地壳中的分布决定了地表的温度，在整个地球的演化史上都是这样。如今，我们大力开掘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实际上等于把大量的二氧化碳抽回到大气中。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才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一做法对碳循环可能造成的影响。1958年，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在夏威夷开始测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几年以后，基林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正在迅速上升。在化石燃料革命开始前，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根本不足以影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可如今，人类活动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大约为一万兆吨（megatons），如果从工业革命肇始计，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已达40万兆吨。[5]科学家们想尽办法对过去数十万年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进行了历时性研究，由此，上述转变所造成的影响便一目了然。科学家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研究含微小气泡的冰芯（ice cores），这些气泡是历史上逐年捕获的，所以足以显示地质时间尺度上大气构成的变化。这项研究显示：从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的两个世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幅度之大，实为过去100万年之所未见，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水平。
基林发现的变化真实可靠，同时震撼人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改变碳循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就意味着气候变暖，而气候变暖则会导致更强烈的飓风、暴雨、气流变化及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又会造成低洼地带的城市被淹没。而且这种效应还会持续数代，因为二氧化碳一旦被排放至大气中，就会经久不散。加之，二氧化碳并非人类活动造成大气中含量增加的唯一温室气体。事实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甲烷水平上升得更快，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容易淹没的田地里大面积种植水稻以及家畜数量的大幅增加。甲烷是一种更强大的温室气体，尽管它分解得要快一些。
20世纪末期，气候科学家借助计算机已为上述变化可能对大气造成的影响建造了日益精准的复杂模型。由这些模型可知，在未来几十年内，伴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暖，融化的冰川和冰盖将会提升海平面并淹没多座沿海城市，不断增加的热能和蒸发将指向一个更加不稳定、不可预测和极端的天气模式，使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困难。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全球气候会变得与全新世相对稳定的模式迥然不同。用一位美国气候学家的话说：“气候是一头愤怒的野兽，而我们正用棍子挑逗它。”[6]
氮和碳一样对生命至关重要。1890年，人类活动对氮循环的影响还微不足道。当时，人类每年从大气中提取大约15兆吨氮，主要是通过农耕作业，而野生植物提取大约100兆吨氮，几乎是人类的7倍。而在100年后，人类与植物交换了角色。到1990年，人类的耕地面积出现猛增，人类通过农耕作业和化肥生产从大气中提取的氮已升至118兆吨，相比之下，野生植物只提取大约89兆吨。
人类活动对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影响也是深远的。1900年，野生陆地哺乳动物大致相当于10兆吨的碳生物量（carbon biomass），人类约为13兆吨，而人蓄养的家畜——如牛、马、绵羊和山羊——则达到惊人的35兆吨。但到了21世纪，上述比率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野生陆地哺乳动物的碳生物总量已下降至约5兆吨，人类的碳生物量迅速增至55兆吨（我们已了解到人类人口的大幅增长，所以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而家畜的碳生物量更猛增至令人惊骇的129兆吨。这一指标充分表明，人类的活动在不断加大，因此夺取了生物圈内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从而挤压了其他大型动物的生存空间。
这一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大多数对人类没有直接价值的动植物数量都在锐减，其锐减的速度之快，使我们俨然正在目睹——正如有些学者所推测的那样——另一场业已肇端的物种大灭绝。而且这场物种大灭绝的速度要比过去几百万年快上几百倍，且已接近6 500万年前上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速度。我们人类甚至把最亲近的亲戚都驱赶至灭绝的边缘，其中包括类人猿尼安德特人，此外还有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所有这些物种都在野外濒临灭绝。
化石燃料革命还加剧了人类在其他许多领域的影响。采矿、道路建设和城市普及动用的土壤甚至比自然侵蚀和冰川移动还要多。柴油泵从地下蓄水层（aquifers）中抽取淡水的速度也比自然水流补充的速度快10倍。我们还生产出大量矿物质、岩石及此前从未有过的物质形式，包括塑料（由石油制成，目前，废塑料在城市的垃圾场简直堆积如山，而且在大洋中也几乎随处可见）、纯铝、不锈钢和大量混凝土等；混凝土是一种人造岩石，而制造混凝土是碳排放的主要渠道。新物质的扩散规模之大，实为24亿年前富氧大气出现以来整个地球所仅见。[7]
但在人类所有的变革中，最可怕却莫过于不断升级的武器生产能力。就在几个世纪以前，人间最致命的武器还只是长矛或抛石机（rockthrowing catapults）。从中世纪晚期始，发端于中国的火药革命使人类使用上了火枪、步枪、大炮和手榴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众多新式武器，这些武器能够在短短几小时内使整个生物圈退化，堪比小行星撞击地球所造成的恐龙彻底灭绝。
衡量人类世的变化
新的信息流和能流已将人类、动物和植物，以及地球、海洋和大气中的化学物质编织成一个单一的主要服务于人类自身利益的体系。维持这一体系的是来自化石燃料的巨大能流。我们可利用附录中的统计数字大致估量一下此类能流在人类世的影响。
首先，这里最显眼的是最近几个世纪巨大变化的规模。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的总人口（B栏）从9亿上升到60亿以上，相当于1 000年内增加260亿人，这一增长速率比农业时代快1 000倍，因为农业时代平均每千年增加2 500万人。这样的增长率根本不可持续；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在放缓。但尽管如此，这些数字还是能够说明化石燃料革命对人口增长的惊人影响。
快速的人口增长有赖于我们这一物种能够获取更多的能量（C栏）。从上一季冰期末至2 000年前的8 000年间，人类能源消耗增长了约70倍，而在过去短短的200年间——1800—2000年——人类消耗能量的总量就增加了约22倍，从2 000万千兆焦耳（20艾焦耳）增加到5 200万千兆焦耳（520艾焦耳）。这一增长速度相当于每千年增长2 500艾焦耳，是农业时代增长速度的20 000倍。
化石燃料的能源富矿，如同此前农业时代来自农耕的能源富矿一样，为人口增长缴纳了熵索要的复杂税，但前者为提高人们生活水准缴纳复杂税的数额要比农业时代多得多。这是因为，在化石燃料时代，生活水准提高的远不止人口的10%，还包括比这庞大得多的中产阶级。
来自化石燃料的大部分能源被用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类人口。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化石燃料支撑了新增的五六十亿人的衣食住行。但化石燃料富矿蕴含能源的总量比农耕富矿大得多，所以除了养活更多的人口之外还有剩余，还可支持其他用途。由附录中D栏可看出，在过去1 000年中，人均可用能源增长了近8倍，而在上一季冰期末至2 000年前的8 000年间，人均可用能源的增长还不到一倍。在过去的200年间，人类数量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但能流的增长更快。
其间，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一定要缴纳大量的熵索要的复杂税，即大量额外的能流。这类能流基本都属于无用功，或称发散出的热能、废弃的污染物、垃圾、战争的破坏行为等。也就是说熵所做的就是降低复杂结构的复杂性。我们对熵索要复杂税的具体数额还缺少精确的统计，但这一数额肯定是不小的。除此之外，熵还会为当今全球社会的基础设施索要一定量的复杂税，包括能量和财富。在过去的200年里，最大城市的规模从大约100万人口（这一规模几乎2000年来也没有多大改变）增加到2 000多万（见F栏）。现代城市都必需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下水道系统、道路、公共交通等，而要保障2 000万人在狭小的城市地带安居乐业，还必需大量的警务和监管，这显然是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和技术复杂性发生了某种飞跃式的质变。熵索要的复杂税还包括众多设施的兴建与维护，比如建筑物、公共交通、火车和渡轮、下水道、道路等，此外还有垃圾回收、电网、法律法规、警务、监狱和法院，以及把世界各地的城市连成一个整体网络的轮船、飞机、火车和互联网等等。如果没有上述品类不一且均由巨大能流驱动的多个系统，现代城市的复杂结构很快就会崩溃。这些大城市还要依次通过复杂的公路、法律和电子通信等基础设施与数十万的小城镇、村庄和孤立的定居点相连。虽然我们还无力精确测量熵索要的复杂税究竟是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复杂税占化石燃料能流的份额不会太少。
但化石燃料的能量非常之大，所以总还有剩余的能流去完成另一项任务，那就是提升整个人类的福祉。如同在农业时代，财富中总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奉养极少数精英，所以一如既往，我们在此也把相当比例的能源分配给精英消费。但是，鉴于当今能源和财富增长的幅度异常巨大，所以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球中产阶级数十亿人口消费水平的同时上升，而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农业时代行将结束时的世界人口的总量。据托马斯·皮凯蒂估计，在现代欧洲国家，有40%的人口控制着相当比例的国民财富，其幅度在45%~25%之间不等。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而且随着极端贫困人口的减少，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新的中产阶级行列。
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财富的增长也同时意味着不平等的加剧，虽然能够维持温饱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生活在赤贫中的总人数却比人类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托马斯·皮凯蒂估计，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着国家财富的25%~60%，而最底层的50%控制的财富却不超过总量的15%~30%。相比“一战”前的水平，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弱。但在21世纪初，不平等现象似乎再次上升，以当今在世的巨大人口总量并按绝对价值计算，目前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2005年，全世界有超过30亿人（比1900年的世界总人口还要多）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2.5美元。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从化石燃料革命中得到任何收益，他们还过着狄更斯与恩格斯曾生动描述的类似工业革命早期的那种生活：羸弱病态，生活环境肮脏龌龊，而且朝不保夕。
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不断增长的能流和财富流，而且生活得颇为惬意。能流和财富流不但提高了数十亿人的消费水平，而且还改善了这些人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莫过于人们的预期寿命（见E栏）。在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还不到30岁。这倒不是因为人们不能活到六七十岁，而是因为许多孩子早早地就夭折了，还有许多成年人死于创伤和感染，而这在今天根本不足以致命。人类的预期寿命在过去的10万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然而仅在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人的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因为人类获得了更多信息和更优质的资源，可以更好地照顾年轻人和老人，让更多人吃上饭，还能改善病人和伤者的治疗与护理。
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富矿与来自农耕的能源富矿竟如此不同，这一点颇令人惊叹。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富矿量特别大，所以除了可以支付人类自身繁衍、社会精英的财富需求、熵索要的垃圾税、复杂社会的基础设施之外，还有一部分可用来提高人的消费水平并改善日益增多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变革，而且主要是在刚刚过去的100年内——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史的大加速期——发生的。
这是人类世时代善的一面（善是从人类的角度而言）。善的人类世（Good Anthropocene）是说它改善了数十亿普通人的生活，这在人类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果你对改善还心存质疑，请试想一下没有现代麻醉技术做手术会是什么样子。）
但人类世时代还有恶的一面，亦可谓恶的人类世（Bad Anthropo-cene）。称其恶，是因为它威胁到善的人类世业已取得的诸多成果。首先，恶的人类世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异。虽然人类世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仍有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现代世界虽然从名义上取缔了奴隶制，但全球奴隶指数（Global Slavery Index）2016显示：目前全球仍有4 500万人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恶的人类世不只道义上无法让人接受，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它注定在人类的核武世界制造冲突，而任何大的冲突都可能为整个人类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恶的人类世还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甚至破坏从一万年前持续至今的稳定气候。支撑人类消费的能流及资源流异常巨大，所以致使其他物种出现贫困化，而且危及现代社会赖以为生的生态根基。从前，煤矿工人曾把金丝雀带到矿井中探测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可如今，二氧化碳水平不断上升、生物多样性不断下降、冰川正在融化，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危险正在逼近，人类亟须警惕。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正面临巨大挑战，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是否有能力光大善的人类世而同时避免恶的人类世所带来的种种危机呢？我们能否实现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能量和资源，以避免灾难性的冲突呢？我们能否像最早问世的生物体一样，学会使用更温和、更细微的资源流实现上述目标呢？我们在处理全球事务时，能否找到类似精密质子泵一般的机制来驱动全身的活细胞呢？还是继续仰赖既有的巨大能流和资源流，以至最终让我们在过去200年中成功建立的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轰然解体？
[1]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 271.
[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127.
[3] Tim Lenton, Earth Systems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82.
[4] Ha-Joon Chang,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New York: Pelican, 2014), 429, 该书采纳了世界银行的数据。
[5] Lenton, Earth Systems Science,82, 96 – 97.
[6] 这里的科学家是指沃利·布洛克尔（Wally Broecker），转引自David Christian, “Anthropocene Epoch,” in The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Sustainability,Vol. 10: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ed. Ray Anderson et al. (Barrington, MA:Berkshire Publishing, 2012), 22。
[7] Jan Zalasiewicz and Colin Waters, “The Anthropocene,” in The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