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农耕时代：节点七
在亚当耕田、夏娃纺线的时代，又有谁是绅士？从天地之初，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束缚和奴役是坏良心的人后来强加到我们头上的。假如上帝真的愿这世间有人被奴役，那上帝一开始就会指定哪些人为奴，又有哪些人是自由的。
——约翰·鲍尔（John Ball），在英国农民起义期间的布道
在最初的20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觅食者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期间，源源不绝的创新活动使觅食效率不断提高，觅食环境也变得日趋多样化，这样直至一万年前——最后一季冰期末期，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有人类生存。在过去的一万年间，大量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将这种的创新活动称为农耕或农业。
农耕可谓是一种重大创新，有点儿像早期的光合作用或多细胞结构问世。农耕为人类史开辟出了新的更富活力的进路，我们的祖先因之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能流，有了更多作为，还创造出多种新式的财富。就如同发现黄金富矿一样，新的巨幅能源引发了众多变革，并最终改变了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关系，因为，伴随农耕社会的不断扩大，整个人口数量也大幅提升，而此时的游牧部落也逐渐胜过觅食群落的规模。更多的能量、资源、人口以及不同社群间日益增多的关联造成了一种正反馈循环，而这又加速了变革的过程。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农耕看作标志不断提升的复杂性的第七个节点。
集体知识一经形成，便为人类的变革创新提供了巨大潜势。而今，这种潜势在三种主要金凤花条件的促动下渐次成为现实，包括新技术（加之集体知识同时让人类对自然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全新世时期的温暖气候。
什么是农业？
伴随人类收集和管理周围环境信息能力的提高，其对采集狩猎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技能也愈发娴熟，从而导致人类对周边环境和动植物的影响在不断加大。比如，火棒耕作改造了广袤的地貌，提高了人类生活所需的动植物产量。1770年，库克船长率领的船队沿澳大利亚东海岸向北航行，映入眼帘的并非一片荒凉景象；相反，他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焚烧土地时冉冉升起的浓烟；他们还看到了因人类活动而被改造的自然景观，就像英格兰故国的乡间花园。昔日里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巨型生物早已不见，而性喜火烧的桉树（eucalyptus）在澳大利亚却是漫山遍野，这都是流行数千年之久的火棒耕作所赐。
如同早期的觅食者一样，从事农耕的农民也在使用累积数千年的知识信息。但后者使用的方式颇有不同，并凭此把人类控制环境的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农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简便。基于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农民们知道哪些动植物最有用，他们会因此增加这些品种的产量，并减少那些不能使用的品种。他们会除草、浇水，以帮助那些人类所需的植物更好地生长，比如小麦和水稻；他们还把对人类有价值的动物放在围栏里圈养，比如绵羊和山羊。他们会除掉杂草，驱赶或杀死那些不受欢迎的动物，像蛇和老鼠。诸如此类的人类活动改造了整个的自然景观，而动植物本身也会对这种新环境做出反应，正如此前它们以改变基因和进化的方式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一样。正因如此，伴随农耕对环境的改造，新的动植物物种也开始渐次生发。最繁盛的物种都是人类喜爱的，因为人类会格外精心地照料这些物种。更富营养的植物，比如经人工驯化的小麦和水稻，以及对人类有用的动物，比如家犬、马匹、耕牛和绵羊，也因之进化成型。家畜可以帮忙捕猎、驮运人与货物，还能提供羊毛和牛奶。家畜宰杀之后，还能提供肉食、毛皮、骨头和肌腱等可资利用的产品。
不过，农民们也发现，要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绝非易事。但作为回报，经历砍伐、耕作、除草、排水和围栏之后，他们的确能够从周围的土地、河流和森林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珍视的那些植物会更加繁茂。这种作为使最早的农民从流经生物圈的光合作用中获取了更多能量。当然，光合能量的总量倒未必增加，而且很有可能因农民砍伐掉产量更高的植物——如树木——而有所减少。但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既有能流中分得更多的能量。
农民从农耕中获得的不只是食物、木材和纤维，他们还因此间接地获取了新的能流。比如，人类不能直接吃草，但马和牛却可以；于是农民们就学会了利用吃草的马、牛，如骑行、负重、宰杀食肉，实际上等于从草场资源获得大量的光合能量。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一个人至多能发出约75瓦的能量，而一匹马或一头牛可以却可以超出这一量级十数倍。牛、马身上这种超出的能量就可以被利用来深耕——远超过人用锄头所能达到的深度——驮运货物或者载人。农民们还可以提高其他非食品动植物物种的产量，因为它们有其他用途，比如，亚麻和棉花可用来制造纺织品。另外，他们还可以种树，然后使用木材建造房屋、农场、谷仓和栅栏，或用于烹饪食物、房屋取暖。
简而言之，农耕是聪颖机智的单一物种对能流和资源的攫取，凭借的是其日渐丰富的信息资源，并以此实现对周边环境更好的开发利用。换言之，人类凭借神奇的集体知识，学会了如何从生物圈中分得更多的能流和资源以为己用，而且后来又学会了把大江大河分流以灌溉自己的田地或输送到城市以提供饮用水。
对生物学家来说，农耕看起来像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不同物种之间的一种亲密互利关系。觅食群落曾利用并了解数百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而农民则只关注他们青睐的少数物种，因此后者与这少数物种之间发展出极为亲密的关系。强烈的共生关系常导致两个物种在行为和基因结构上发生变化。例如，现代蜜蚁（honey ants）会“驯化”蚜虫，它们能保护蚜虫，给后者提供食物并帮助其繁殖。如今，蚜虫已发生很大变化，而且仅靠自身已不能生存。蜜蚁轻触蚜虫，蚜虫会吐出蚜蜜以换取食物和保障。相比之下，我们更熟悉的是植物与蜜蜂之间的共生关系，而这对我们人类而言也更重要。蜜蜂从植物的花朵获取花蜜，而植物花朵亦因蜜蜂把花粉从一枝带到另一枝得到更有效的繁殖。过度捕杀蜜蜂，那今日数十亿人所需的口粮就会成为一个大难题。
农民曾为之付出大量精力和劳动的物种——经过驯化的物种——本身的生活质量其实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对这些受人青睐的物种而言，其最大的收获是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伴随被驯化物种数量的急剧攀升，野生动物（也就是那些农民不感兴趣的动物）的数量却骤然下降。依据2000年的数据，所有生活在野外的哺乳动物总量仅有家养哺乳动物的1/24。[1]
在不同物种共同进化的过程中，上述共生关系改造了所有参与其中的物种。例如，比较一下现代玉米与其先祖墨西哥类蜀黍（teosinte），便不难发现后者形容枯槁且生长在无人关照的野外。或比较一下野生默隆羊（wild mouflon sheep，又译欧洲盘羊）及其经驯化的现世血亲，也不难发现其间的巨大差异。那些经驯化的动物看上去就好像天生是为了取悦人类：温顺（有些人甚至不怀好意地认为，看样子就不如其乡下的亲戚机灵！）；身上的毛远超自身所需；其肉质对人而言异常鲜美且脱离了人类便无法生存下去。如果仅从数量上讲，这些物种的进化策略可谓异常成功。如今，全世界被驯养的绵羊数量已超过10亿，而相比之下，默隆羊的数量已寥寥无几。
当然，这一共同进化的过程中，人类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人类的变化大部分体现在文化上，而不是基因的改变。人类确曾有过基因上的改变，而且是农耕生活方式导致的。比如，出身牧民从小喝牛奶或马奶的人，即使长大成人也可能更容易消化奶制品，因为他（她）身上还会分泌乳糖酶（lactase），一种能够消化并吸收乳糖（即奶中的糖分）的物质。一般狩猎采集部落的幼儿只是在幼年四岁前吸收母乳，而待长大之后，体内便不再需要也不再分泌吸收牛奶的乳糖酶了。但在以牛马奶为主食的地区，人们即便成年之后，体内还是会分泌乳糖酶，也就是说发生了基因突变（genetic mutation）。
不过总的来说，人类对农耕生活方式促发的共生关系做出适应性调整主要不是在基因变化方面，而是在人类发展出一系列新的行为模式，包括由集体知识累积支撑的技术创新、社会创新和文化创新。人类发明出了用于耕地、造林和航运的新方法。而与此同时，人类还学会了如何合作与共同生活。文化变革远比基因变化来得快，所以说农耕仅用几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早期农耕的历史与地理分布
人类历经10万至20万年的时间才把自身的觅食技术应用到地球上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而农耕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却只用了不到一万年，在此期间，农民们还依据各自不同的物种、土壤和气候条件调整了农耕技术。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像追溯传染病从不同传染中心传播一样，去追溯农耕生活方式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
农耕生活方式并不是以一种平稳而均衡的方式向外传播的。其传播的速度在有些地区要快一些，有些地区慢一些，而在其他地区则几乎没有得到传播。这一差异对人类史的地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农耕兴起之初，地球上的人口还极为分散，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很难对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产生影响。人类史上的重大变革通常是在某个群体中间肇端，而后传播至另一群体，传播依赖局部的网络。不过久而久之，不同地区的思想观念还是会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但直至500年前，人口、观念和包括农耕在内的技术传播或流动依然存在根本性的障碍。最后一季冰期结束后，海平面的上升阻断了欧亚大陆与美洲之间的联系；欧亚大陆与澳大利亚及西太平洋诸岛屿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虽然这些岛屿上的居民早在3万年前就已经来此定居了。事实上，此时的人类还生活在彼此分立的少数几个世界岛屿或世界地带（world zones），彼此的居民相互隔绝，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一样，而人类的历史恰恰就是这样展开的。
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地区是亚非欧大陆（Afro-Eurasia）。这是人类开始进化的地方，而且由于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有陆路连接，所以观念、人口和货物可实现接力式的长距离传播。规模仅次于此的另一个历史悠久世界地带是澳大利亚。人类来此定居的时间大约可追溯至6万年前。在最后一季冰期，澳洲地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与欧亚大陆却几乎没有往来。第三大世界地带是美洲。人类最早来此定居的时间距今至少有1.5万年之久。不过，伴随最后一季冰期结束，白令陆桥被海水淹没，美洲地区便与欧亚大陆断绝了大部分往来。而在最近数千年的时间里，世界第四大地带也在太平洋浮现。位于该地带西部的岛屿，如所罗门群岛（the Solomons），可能早在4万年前就有人居住，但东部和南部的岛屿（包括新西兰、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却直到3.5万年前才有人定居，因为在此前后，曾出现一波接一波的海上移民潮，场面颇为壮观。
世界呈现为不同地带，这一事实本身启发我们对自然格局与历史演进之间的关系展开思考，如此回望过去，我们会进一步看清人类历史在不同境遇中究竟是如何展开的。[2]不同世界地带的历史进程存在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世界各地，人们都是通过集体知识造就了新技术、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传统。但不同世界地带发展变化的速度却颇为不同，也就是说农耕生活方式在不同地带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并因此成就了不同的历史轨迹。当世界不同地带在1500年后重新被联结到一起时，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就蓦然凸显了出来。
农耕生活方式最早是在亚非欧大陆兴起，而且在这里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因而产生的影响也最深远。另外，农耕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很早就出现了，并最终传播至整个美洲。而在其他地区，虽然间或也有一些群落尝试农耕，但农耕生活方式却未能引发实质性的变革。
至1.4万年前，觅食群落已遍布世界各大地带，其中某些地带（尤其是亚非欧大陆）已有人定居并重新规划周边环境。5 000年后，非洲与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出现了一座座从事农耕的小村庄，主要集中在尼罗河畔，以及地中海东岸被称为新月沃土地带（Fertile Crescent）的弧形高地上。又过了2 000年，在另一处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也出现了从事农耕的村庄。而到了4 000年前，农耕村落已遍布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如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大部，以及美洲世界地带。至此，很有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仰赖农耕过活，因为农耕比觅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但在世界其他一些较大的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以及美洲、亚非欧大陆多地，人口却依然分散稀少，而且多是从事游牧的觅食群落，虽然有些地方也有人逐步向农耕模式靠拢。
农耕或类似农耕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是彼此独立地演进的，而且农耕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发明创造。这一点提示非常重要：彼此独立的人类社群在不断积累技术和生态知识的同时，很有可能经由觅食阶段积累的知识而最终发展出农业技术，而不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但觅食群落走向农耕还需具备一个条件，即觅食群落一定特别急切地渴望只有农耕才能提供的额外资源。毕竟，农耕是很艰苦的劳作，而且意味着整个社群的生活方式都要随之改变。
人类为何要从事农耕？跨越节点七
在最后一季冰期末期，整个世界经历了两大变化，而在这两大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才出现很少一部分适合从事农耕的地区。其一，全球气候逐渐变得更加温暖湿润；其二，及至此时，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已被觅食群落占据，以至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人口过剩问题。
这两大变化均促使人类向农耕转向。由于这两大变化在各主要世界地带的不同区域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前后相差不足数千年的时间里，世界多地均发展出了农耕生活方式，而且彼此间相互独立，并无关联，可谓既真实又令人感到奇怪。
大约2万年前，地球的气温开始反复无常地上升。至1.3万年前，全球平均气温已接近现在的水平。此后曾出现过一段气温骤降的时期，即人们所熟知的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时期，前后持续至少有1 000年，不过之后的气温再次升高。自此大约1万年的时间，全球气候颇为罕见地保持稳定状态。气候温暖湿润且能保持稳定，恰好使农耕生活方式变得切实可行，为人类转向农业时代提供了良好的金凤花条件，实为此前至少10万年所未见。从过去6万年间世界平均气温的数据记录看，即使在远离热带的地区气温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但过去1万年间的气候总体非常稳定。
全新世早期更加温暖湿润的气候在少数几个地区造就了植物生长异常繁茂多样的局面，对当地的觅食群落而言，俨然是一个丰饶的“伊甸园”（Gardens of Eden）。在其中有些地方，丰富的自然资源让觅食群落甘愿定居下来，并逐渐形成永久性的社区或村庄。最近，有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西海岸附近的丹皮尔群岛（Dampier Archipelago）发现了圆形石屋，据说已有9 000年的历史。[3]同样，有学者对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新月沃土地带进行了仔细考察，认为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即1.4万年前，人类学家所谓的纳图夫人（Natufians）开始在此建立永久性的村庄，定居者达数百人。他们把尖锐的燧石镶嵌在驴颌骨中，并以此为镰刀收割野生的谷物。他们还把瞪羚放在围栏里圈养。此外，村民们还建造了房屋，并将逝者安葬在公墓里。只不过在此时，农耕还尚未开始：研究人员在此发现的花粉均来自野生谷物。但村民们确已在此定居。考古学家把这种业已定居但尚未从事农耕的群落称作“富裕的觅食者”（affluent foragers）。
人口压力同样是纳图夫人在此长期定居的一个动因。大量纳图夫人在此定居，这说明在新月沃土地带，人口增长的速度正逐渐加快。因为新月沃土地带横跨非洲与亚欧大陆，所以毫不奇怪，这里吸纳了许多新移民。
定居生活方式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人口增长。觅食群落非常清楚一定量的土地可以养活多少人，因此总设法限制人口增长。而在定居的村落，农民不必再背着幼儿四处游走，而且渐渐地，孩子也会在农耕中派上用场。村落中的人甚至因此改变了对家庭、子女乃至性别角色的态度。在村落中，子女多了就能为家庭劳作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孩子还可以担负起保护和照顾老人的职责。因此，在定居社群，人们总是期待妇女多生孩子，当然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生下的孩子可能有一半还不及成年就会夭折。这种期待使性别角色问题显得愈发突出，而且决定了大多数妇女一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和抚养孩子，在整个人类史的农业时代均如是。基于同理，上述丰裕的觅食者不过几代人的时间，就已感觉到了人口过剩的挑战。[4]
由于人口增多，纳图夫人不得不尝试从土地中开采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要更加悉心地利用土地资源，并最终开启了某种形式的农耕。不过这样一来，纳图夫人就掉进了一个甜蜜的陷阱（honey trap）。他们最初兴建的村庄仿佛是一个生态乐园，然而仅几代人的时间，他们就再一次经历了新一轮的人口危机，而且由于附近社群也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局面，试图利用更多土地资源的想法也落空了。所以摆在面前的唯一选择是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以提高现有土地的产量。于是，纳图夫人在这种增产的压力下，可能非常不情愿地开始了艰苦的农耕生活，而待他们习惯了农耕生活方式之后，也就逐渐忘记了先前曾是觅食者。集体知识就是这样，在人们不断积累新知的同时，那些旧有的知识和见解就慢慢被淡忘了。同样，在世界其他地区，伴随人口的增长，许多觅食群落也被类似的人口压力所改造。[5]
地处幼发拉底河附近、当今叙利亚北部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就曾见证人类从丰裕的觅食者转向农耕的一幕。这一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的，但随后的考古发掘刚刚进行了半年，就因修建大坝而被水冲毁了。在最早的农耕社区，通常是多座房屋围成一圈儿，典型纳图夫人的风格，建造时间可追溯至1.3万年前。村民照样还会去猎捕瞪羚和野驴，并采集各种食物，包括坚果、水果及野生谷物。而在随后长达千年的新仙女木寒流时期，气候环境恶化，只在温暖气候中才能生长的水果已无迹可寻，村民们只能靠谷物才得以谋生，虽然谷物很难采集到，也不易加工。最终，村民们培育出了能够适应严寒气候的黑麦（rye）品种。因此我们看到，至少在阿布胡赖拉，是气候变化迫使当时的觅食群落最终转向农耕。在此次寒流结束前的好几个世纪，这一遗址事实上早已被放弃，差不多直到1.1万年前，这个地方才有人重新居住。而此时的村庄规模也大多了，往往有数百所长方形砖混结构的住房，居民的数量达到数千人，他们一边种植各种人工培育的谷物，一边还到野外猎捕瞪羚和绵羊。自此，遗址中羊骨的数量猛增，也就是说，此时的绵羊已被完全驯化。而从人类的残骸来看，我们也不难觉察当时最早的农耕生活有多么艰难。所有人的牙齿都严重磨损，因为时人要用牙齿来碾碎坚硬的谷物，而在陶器出现之后，牙齿磨损有所减轻，因为有了陶器就可以把谷物熬成粥。女性的骨头有明显磨损的痕迹，因为她们要双膝跪地，长时间地研磨谷物。[6]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最早的农民从事农耕是很不情愿的，因为早期农庄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呈下降趋势。从新月沃土地带发掘的早期农庄的人类遗骸看，其身材普遍要比临近觅食群落要矮一些，这说明农民的日常饮食不如后者那么丰富。农民虽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他们也更容易面临饥荒，因为，俨然不同于觅食群落，农民只能依赖少数几种主要粮作物，而一旦收成不好，麻烦就大了。早期农民的遗骨还显示，他们体内都缺少维生素，这或许因为在青黄不接之际，他们往往有一段时间要挨饿。另外，从这些遗骨还可以看出，时人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他们要耕地、收割庄稼、伐木、维护房屋和篱笆、研磨谷物等。同时，村庄还会产生垃圾，而垃圾又招来害虫，害虫多了就会引发疾病的传播，而这在规模较小且不断移动的觅食群落则根本不会出现。以上事例均说明，早期农耕者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早期农民是被迫步入农耕互联且日益复杂的生活方式的，而不是受农耕的种种优势所吸引。
那么早期农民是如何做到从有限土地中获取更多粮食的呢？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农耕的途径的呢？在此，集体知识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上文曾提到，其他大多数物种遭遇类似的生态危机会无计可施、颓然衰落，所以大多数生物生长衰落的轨迹呈S形曲线：一个新物种最初总会经历数量成倍增长，而待消耗尽其生态位的所有食物之后，很快就出现个体饿死的现象，生育率迅速下降，增长亦随之陷入停滞期。而相比之下，人类的可选项要多一些，因为人类有更多的信息。这类信息中的大部分在以前并未有明显的需求，属于潜在的知识，就像潜能一样，提前储备起来，直到真正需要时才会被激活或启动。现代觅食群落就具备大量诸如此类的潜在知识，遭遇危机，就可以马上激活，而纳图夫人也同样具备类似的知识。他们知道，经常浇灌那些自己喜爱的植物品种，或经常除草，也就是铲除其余的竞争者，这些植物就会生长得更加茂盛。在澳大利亚，觅食群落在最近几个世纪也引进了一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比如收割谷物（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人们会把尖石做成镰刀，还在手柄上装上动物的毛皮）、磨碎种子等，还学会了在人工修建的小沟渠里饲养鳝鱼。[7]不过，觅食群落多数时候不大在意这种技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需要它，而且还因为使用起来太费时费力。因此我们说，在新月沃土地带，全新世早期的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为使用上述潜在的知识和技能创造了机会，也提供了动机，从此，人们才开始大致连续地使用集体知识的。而觅食群落也由此步入了农耕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气候变暖使少数条件适宜地区建立村庄并从事农耕成为可能，人口压力有时会使这一举措变得很有必要，而几千年来觅食群落积累起来的知识储备则为最早的农民提供了启动技术。
早期农耕的地理分布是板块构造的偶然性决定的，此外还有特定地区动植物类型的进化状况。有些动植物相对更容易被驯化，而有些则不可能被驯化。类似新月沃土地带的地区自然对受觅食群落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这里有很多动植物物种都很适合驯化。[8]可以想见，当时的觅食群落肯定物色了多个物种作为驯化的对象，其中最受人喜爱的是种子里含有丰富营养物质的植物，比如果树。那种长有块茎或硕大种子的季节性植物当然更好，因为里面丰富的营养能帮助人类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段。至于小麦和水稻，如果适时收获，更能提供异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所以早期农民才会不辞辛苦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种植、看护、灌溉、收割并储存。[9]
同样，动物对人的用处也各不相同。比如，斑马天生脾气暴躁，所以很难被驯化。狮子和老虎太过危险，而且肉质也不十分可口。相比之下，山羊、牛和马之类的群居动物则更容易控制，特别是人能置身其中并充当首领的时候。如果被驯化的是食草动物，那这些动物就可以把吃进去的草变成肉、奶、纤维和能量，等于使人类驾驭并充分利用了地球上广袤的大草原，更何况这种动物的肉质既美味又营养。但在农业开始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之际，可惜只有亚非欧大陆才能找到可供驯化的大型食草动物了。诚如上述，在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美洲生活的大多数巨型动物（类似南美的美洲驼等骆驼科动物除外）早已灭绝，而且很可能是在人类到来后不久。正因如此，相比其他世界地带，农业在亚非欧大陆兴起得要早一些，而且传播得也相当广泛。
早期农业时代：农耕传遍全世界
从事农耕的乡村生活模式最初在几个核心世界地带出现之后，便很快向世界各地传播、蔓延。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们磨炼了自己的农耕技术，也学会了能够增产的新方法，并把农耕生活方式带到了新的地区。
世界各大主要河流——比如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黄河、长江，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恒河——历经数千年沉积下来的肥沃的冲积土吸引了为数众多从事农耕的农民。可能早在1.1万年前，新月沃土地带和尼罗河流域就出现了从事农耕的村落，而在随后的一两千年里，长江和黄河流域也出现了这样的村落。至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原上栽培类似芋头的农作物了。到了5 000—4 000年前，印度河流域及西非地区也发展出了农耕村落。而就在此时，美洲地区也有农耕者在作业了，有的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有的在今日墨西哥及中美洲部分地区，还有的在安第斯山脉附近，那里的群山造就了周边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物种资源，有的就可以被驯化。
当然，农耕生活方式并非是在核心区域产生后就必然自发地向外传播。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耕模式就未被传播至沿海低地，因为在高原上长势良好的芋头和甘薯到了沿海低地却颇不尽如人意。
迫于人口压力而迁徙到新居住环境的农民也不得不根据新环境调整自己的耕作技术，有时还要等待被驯化的物种进化出新品种。在8 000—4 000年前，农耕从新月沃土地带扩散至中亚和土耳其，而后又传播至巴尔干半岛、东欧和西欧。一旦农耕传播至气候凉爽、草木茂盛的地区，鉴于这里的土质、生长季节以及害虫的种类均有不同，农民和农作物都需一段时间去适应新环境。所以，中欧和北欧的农民培育出了新型的谷物品种。而在林区，人们则采取轮耕或火耕（swidden agriculture），本质上属于游牧式的农耕作业。从事火耕的农民会焚烧并砍伐大量树木，然后在树桩之间灰黑色的土壤中耕种。这样，几年后，一旦这里的土壤不再肥沃，他们便会迁移到新的地方去耕种。在印度河流域，农耕在4 000年前就已兴起，后来虽经历了一段衰退期，但到大约3 000年前，农耕再次兴旺，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广泛传播，直至遍及整个印度次大陆。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时的气候比现在要湿润，物产也更丰富），养牛业在5 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相当发达。至3 000年前，西非的农业已非常成熟，而后又从这里，继续传播至中非和南非。同样，生活在美洲的农民也需适应新环境。比如，这里进化出一些独特的玉米品种，是从中美洲沿密西西比河一路北进传播过来的。
伴随农耕社群数量上的猛增，农耕社会变化的速度也在提升，因为农耕的生活方式比觅食传播得更快，由农耕带来的变革速率也自然加快。不过，农耕为何能够快速传播的原因并非一目了然，因为农耕生活方式毕竟非常艰难，而且正因如此，觅食群落才得以延续数千年，甚至与农耕比肩。在某些地区，如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农耕的劣势甚至超过了其可能的优势，所以直到现代，觅食群落还依然健在，甚至颇为红火。但在另外一些适合农耕，或可以改造成农耕模式，或人口增长严重威胁到既有资源供给的地区，农耕的优势则远超与其为邻的觅食群落。甚至在从事火耕的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足以养活二三十口人，几乎是等量土地上觅食生活方式能养活人口总数的100倍。[10]一旦遭遇迫不得已的境况，农耕社会通常能够调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加以应对，远非觅食群落所能比拟。农耕社会在人口数量上完全压制了觅食群落，如果有必要，前者还可以击败后者。正因如此，可能早在5 000年前，人类中的大多数就开始仰赖农业过活，而且自此以后，农业社会及其遂行支撑的体制也开始主导人类史。
随着从事农耕的农民在数量上的增长，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周围的环境。他们砍伐树木，搭建村舍；他们深翻土地，驱赶害虫，割除杂草。农耕活动本质上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操控。觅食群落通常会觉得自己与整个生物圈密不可分，而从事农耕的农民却相信人类可以操控、开发、利用、改善，甚至征服自然。集体知识赋予了农民操控自然环境所需的认知，而从事农耕更为他们带来繁衍生息所需的食物和能流，因此，经农民们改造的周边环境也越来越大，其自身的实力越来越强，技艺也愈发精湛。
集体知识与新能流，正是这两个因素驱动了农业时代动荡的历史发展，释放出一种旧石器时代所未见的具有颠覆性的变革力量。
农耕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
在最后一季冰期结束后大约5 000年的时间里，从事农耕的村落构成了人类史上农业时代的主体。这种村落正可谓当时的大城市，是地球上最复杂、人口最稠密、最具实力的社会群体。随着农耕生活方式的传播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小村落的数量也在成倍增加，直到最终，人类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搬到了村子里居住。如果你恰好生活在农业时代，没准儿你自己就是农民，或至少生活在农民中间。
出现人口如此稠密的社会群体可谓人类史上的新鲜事儿。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当时的村落可能看上去很简单，但若按旧石器时代的标准，当时的村落绝对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大块头了，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村落的形成不仅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还需与之相应的新型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以及共同生活的新观念、避免冲突的方法、分配财富的方案等等。如果英国人类学家及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所言不误的话，即进化只能使人的大脑应对不超过150人的群体规模，那面对比这个大得多的群体规模，就必然需要新的社会技术才能把这么多人拢到一起。
在人类史上农业时代的前半段，大多数的村落还只是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而且村落的规模很小，只靠传统的亲缘规则就足以应对了。虽然村落之间人员、物品和观念的交流变得愈发重要，但当时还不存在国家、帝国、城市或军队等庞大的组织形式。最近5 000年主导人类史的巨型复杂社会是在农耕生活方式广泛传播之后才出现的，传播使人类史的发展达到某种人口、资源和新技术的临界状态。但农业文明的源头却只能到早期农业时代的村落中去寻找。
此前我们已经了解到，觅食群落具备多种潜在知识的储备，其中包括如何管理较大规模人群的信息。其实，这种有助于社会复杂性不断提升的潜能，以至后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网络，甚至包括所有农业文明中都可以发现的巨型建筑，都可以在觅食群落和早期的农耕社群找到原型。
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遗址就足以向我们展示隐藏在早期觅食群落和农耕社会背后的人类智慧与技术潜能。哥贝克力石阵最初被人占领是在纳图夫村落时期，后来在12 000—9 000年前之间也曾不时地被人占领。[11]整个石阵用大约200根雕刻精美的石柱围成20个圈儿，其中有些石柱超过5米高，重达20吨。许多石柱上刻有奇特的浅浮雕图案，比如带爪的或尖嘴的鸟兽。石阵中间并未见有人能居住的房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石柱是通过某种仪式埋在这里的。人类学家还在遗址间发现了酿造啤酒的痕迹，而这一点也暗示着此处曾举行过多种仪式活动（包括酒神节狂欢）。这说明哥贝克力石阵，就像英格兰的巨石阵（Stonehenge）或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一样，可能是供周边族群举行仪式庆典的中心场所，类似现代的奥运会或联合国。哥贝克力石阵也可能是时人的天文台。但无论如何，要搭建哥贝克力石阵需要时人极大的付出，而这种付出又显示出在一个人口激增的时代，不同族群之间的对外交往与技术往来有多重要。无论是石柱的尺寸、雕刻的精美程度，还是运送和雕刻巨石动辄数百的人力需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业已达到新的层次和复杂度。这一点颇令人惊讶，因为最早从事石阵建设的人可能还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倒像是纳图夫人一样的早期定居者或丰裕的觅食者。
随着村落与村落间网络的不断扩大，传统的亲缘关系准则也遭遇挑战。[12]早期的农耕村落在向外扩张的同时也与邻村建立起了新的关系网络，有时还进一步发展成小城镇。这时，传统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准则就必须加以修正或补充，增添一些新规，以维护财产、权利、等级、权力等不受侵犯。而原先只适用于一二百人的传统社会模板也必须链接到更大的社会网络中，而这种网络不可避免地是按等级划分的。这样，伴随农耕制度的逐渐普及，在很多地方，一种新型的等级制的社会形态取代了由传统亲缘关系准则维系的村落社区。
要追溯千人村落中邻里与等级关系的真实状况，我们可从传统的亲缘关系规则入手，然后沿时间轴向后逆推。具体运作如下：如果你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均是他们那一代的长子，那么你和你的小家庭在整个大家族中的地位就会在众人之上。通过这样的机制，整个家族中每个人的地位和等级就可以根据谱系辈分排序了。而这正是阶级与种姓制（castes）的源头。不过与此同时，个体的才能或天分也很重要。由于时人居住在较大而密集的村落中，有关土地权、继承权、人身攻击与财产损失的纷争可谓有增无减，就像最初恒星形成期间收缩的物质团中质子必然发生相互碰撞一样。但要在规模庞大的村落中解决人际纠纷显然与平息家人之间的拌嘴有天壤之别。调停者或是法官要处事老练圆滑，同时还需兼具智慧与经验，甚至有时还需动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针对小型村落社会的当代研究表明，在处理诸如此类的矛盾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产生某种形式的领导阶层，尤其是那些更为宽宏或力量强大、通晓传统和法规、特别虔诚或谙熟纷争处理的个体，会被赋予某种形式的权威，地位明显高于其他普通的村民。这些人会比其他村民更适合享有权威。如果这些人同时又善于交际且有政治手腕，那他们就很容易成为众人眼中的“大人物”（big men），以慷慨大方、领导卓越和组织能力高超著称。基于家族谱系或才能的简单等级为后世的阶级和种姓制奠定了基础。后世帝国的权力架构其实在古代村落的盛宴与争斗中已见雏形。
伴随人口的增长和交流往来的日益频繁，集体知识机制也开始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协同作用和力量。大量的创新活动提高了不同地区的农耕效率，有些创新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农耕模式。这其中有两大创新需要特别说明，一是驯化大型动物，二是用于灌溉农作物的大型工程问世。
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的时间很可能与最初培植农作物的时间大致重合。甚至早在觅食群落时期，人类就已经驯化了狗，狗可以协助先民狩猎或充当护卫，甚至在冬季还可以帮人取暖。但起初，人类驯养动物的效率并不高，至多是把动物放到围栏里圈养，花销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些牲畜只能被最后宰杀，为人提供的也只有肉食、皮毛、骨头和肌腱。至六七千年前，尤其是在能够牧养大批牲畜的草原地区，农民和牧人在屠宰牲畜之前，会先用一些方法对它们加以利用。他们学会了从牛、马、山羊及绵羊身上获取奶，同时剪下羊毛，还骑马出行或让牛马拉车。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把这种新型技术称为“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因为人类除了利用牲畜的原始产品（即宰杀牲畜后直接获得的资源）之外，还学会了如何利用次级产品（即牲畜在未宰杀之前能够提供的能量和资源）。不过直到现代，也只有亚非欧大陆这一世界地带的人才掌握这种强大的农业技术，因为在美洲，人们对巨型动物的大量宰杀已造成大型动物物种数量锐减，几乎不存在可供驯化的动物了。而在亚非欧大陆的某些地区，如中亚、中东以及北非，来自次级产品的收益非常高，以至整个社群的人都完全依赖这种牲畜过活，他们赶着牲畜，从一片草场到另一片草场，平时就住在帐篷里，俨然回归了从前的游牧生活。我们把这类人称作游牧民族（pastoral nomads）。由于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四处迁移，遂成为遥远地域之间理想的沟通使者，他们沿着所谓“丝绸之路”（Silk Roads）在亚非欧大陆间传递着思想、技术、人员、货物，甚至还包括疾病。
用于灌溉农作物的大型工程同样发挥了巨大的改造作用。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人口压力迫使大量农民从新月沃土地带水源充足的高地迁移到干旱贫瘠的南部地区，也就是当今伊拉克的核心地带。该地最主要的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都流经此地。但此地干旱少雨，若要从事农耕，就必须引河水灌溉。起初，农民们只是开挖了简单的沟渠，但后来，整个社群的人通力合作，建造了复杂精巧的运河和水坝并悉心维护。其中规模最大的工程有数千人共同参与，包括众多头人和工程协调人员。但此举的收益非常巨大。由于有了河水灌溉，此地的土壤变得异常肥沃，且数千年不辍。农耕在适合灌溉的地区得到突飞猛进的大发展，这些地区包括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以及后来美洲的部分区域。灌溉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更多的人口解决了生计问题，而另一方面，这类工程往往需要社会群体之间更多的相互协作。因此，灌溉工程的建设有助于把农耕村落融入规模更大的社会与政治网络。
随着农耕技术的提高及农耕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人口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此前，在最后一季冰期末期，人口数量至少经过10万年才达到500万，而到了5 000年前，人口数量骤然猛增至两亿，几乎是最后一季冰期末期的40倍。
但人口增长却从来都不是稳步上升的。在世界各地，人口增长都会被各种灾难打断。基督教《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即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整个农业时代是颇为肆虐的。正如前述，农耕村落不同于可以到处游走的游牧民族，农民要长期住在村子里，因此会产生大量垃圾，垃圾又招来害虫，从而导致疾病的快速传播。而一旦新型的疾病暴发——类似人们毫无免疫力的传染病，如天花——就可能出现一半的人口死亡，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此外，饥荒对从事农耕的人造成的威胁也比觅食群落要大，因为前者赖以谋生的农作物品种非常有限。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人们会以杂草、橡子或树皮充饥，但这些东西并不能支撑多久。此时对孩子和老人来说最难熬，他们也最容易被饿死。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间还会为土地、水源及其他资源而你争我夺。频发的争斗会导致战争，而战争的破坏力更甚于疾病和饥荒。更糟糕的是，在历史上，战争、疾病和饥荒往往结伴而行。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但在农耕社会，会有更多的人卷入战争，而且此时的武器也变得更加致命，拼杀的双方会使用金属制成的长矛、双轮战车，甚至还有攻城器械。上述四骑士之一的死亡常常躲在三骑士之后。
福兮？祸兮？不管怎么说，人类历史已步入一个更富活力的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伴随人类社会在群体数量、规模和复杂性几方面的不断提升，农业文明的根基就这样被奠定了，并构成过去5 000年人类史的主基调。
[1] Vaclav Smil, Harvesting the Biosphere: What We Have Taken from Nature(Cambridge: MIT Press, 2013).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London:Vintage, 1998)一书的最后一章曾提出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的观点。
[4] 有关人类史上性别角色不断改变的近期综述，可参阅Merry E. Wiesner Hanks,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2nd ed.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1)。
[5] Marc Cohe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65提出：“在全世界范围，有多个群体在前后不过几千年的同一时段被迫接受了农耕生活方式。”
[6] Chris Scarre, ed.,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5),214–15.
[7] Bruce Pascoe, Dark Emu: Black Seeds: Agriculture or Accident?(Broome,Australia: Magabala Books, 2014)，该书介绍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多种耕作技术，比如在loc. 456, Kindle还介绍了镰刀的使用方法。
[8] 这是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的核心观点。
[9] Peter Bellwood, First Migrants: Ancient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Malden,MA: Wiley-Blackwell, 2013), 124.
[10] Smil, Harvesting the Biosphere,loc. 2075, Kindle.
[11] Merry Wiesner-Hanks, ed., Cambridge World History,vol.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1, 224–28.
[12] Robin Dunbar, Human Evolution(New York: Penguin, 2014),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