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
我们在《引论》里［注：参看《哲学》第1章[190]。］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191]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92]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193]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94]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195]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平的唯一保障。[196]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舌战，是需要有更多的勇气的。[197]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98]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99]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200]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201]，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二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二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202]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203]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204]。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205]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206]；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207]，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高无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向下俯视着的人们，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它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可惊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实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象真有几部圣西门的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二十七页中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象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地徒劳无益，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幻想的夸张，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种描绘得象小说上那样细致的关于未来的幻想，为了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胜过傅立叶，这比起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是“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象是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十二页，那末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可怜的传记，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208]。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任何坚决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即使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末他在这本书里就不仅可以看到规定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的最坚决的共产主义陈述（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规定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附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象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在只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上，那末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捏造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坚决的共产主义”，而且在五年之中（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还在汉普郡的协和[209]移民区实行了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在坚决性方面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了。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个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关于1836—1850年之间的欧文的活动，萨金特绝对地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无知的深沉黑暗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八十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