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注定的场地。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平衡，不管个别人所生产的物品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生产”，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个别的经济公社，将在它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贩卖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货币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那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的认识。”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考虑到参加劳动的人数，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象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价值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第一次恰如其份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是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工资的高度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做了六小时工，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这样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象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权利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的赞许和尊敬的表示……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比较好的工作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227]融合起来，而这样令人感动地惦念将来杜林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即使假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是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末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生产要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会用交换或购买的方法向他取得，但是绝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遗产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贮藏财产……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做六小时工，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个工作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十二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耗损、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一百个工作社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一千二百马克的商品，一年以三百个工作日计算，生产三十六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社员，每个社员每日就获得十二马克，或每年获得三千六百马克，他们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末，在这个时期内，它就根本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提高价格，把它的年产品卖四十八万马克，而不是卖三十六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赋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社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社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每人以少于六小时劳动（譬如说四个工作小时）的产品，就是说，每天不是付十二马克，而只付八马克，但是商品的价格照旧。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十二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注：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英国人所称呼的、在德国也很有名的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进行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上，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228]因此，它可以为任何证件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面记下工作小时，在另一面记下作为劳动代价的享受资料[229]。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工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证件，无论是一张废纸、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硬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末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会计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预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的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损，那末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总不能不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欠其他公社的债的话）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自己的亏损。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绝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230]。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和贵金属的这种特性一起，在个别的经济公社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而独立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变卖个人所积累的财富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它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如果它真的成立起来并支持下去，那末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且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的出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从公社溜之大吉。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无知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意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假使要滥用欧文的劳动券，就需要预先把它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但是却想禁止它执行简单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滥用，在杜林这里，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就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特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运用的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种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末这个社会正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进了一步，正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地，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美妙，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把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合理幻想的劳动呵。［注：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是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231]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到共产主义社会。］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和好象是违反意志地）也是社会的产品。那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的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的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变为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的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好象不为生产者所知和所愿地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数量的一定的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五十马克，那末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定，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在社会上已被计量出来，而且被发现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象在其他情况下用工作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相对地、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工作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始终不知道工作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和商品本身相区别而在货币中得到独立的存在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陈述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地知道的因素的唯一的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正确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的条件下的分子容量，拿来比较；如果我们以摄氏零度和七百六十毫米压力下的一公升气体为单位，那末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研究它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为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给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造成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简化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相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用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注：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232]。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末，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公社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233]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相当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234]。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工作小时和另一个工作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社会在最好的情况下，穷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要使将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是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活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不应该有的情形。流通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末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努力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象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象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后面跟着他的威武的桑科·判扎——阿伯拉罕·恩斯，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