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总结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的地缘政治被剥夺了它在5至15世纪“千年王国”时代所具有之明确的神学和末世论功能。200年“第三罗马的莫斯科”与这个“神圣”时期相邻，对于东正教意识而言，这与成熟的传统时期是相同的。在分裂和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一个更加模棱两可的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俄罗斯仍然在最普遍的意义上遵循以前的地缘政治路线，同时失去了教义的严谨性。整个后拜占庭时期的特点是东正教本身框架内的二元论，其中，与俄罗斯国家的地缘政治直接相关的俄罗斯东正教，反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希腊‑法纳里罗路线，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体现着一类东正教，与政治现实严格分离，并在整体奥斯曼系统的结构中大有作为。

俄罗斯本身采用拜占庭式的传统，与“拉丁主教礼冠和土耳其头巾”对抗，被迫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层面单独捍卫东正教的利益。这条路线迫使俄罗斯参与巴尔干政治，在巴尔干半岛俄罗斯面临地缘政治的敌对倾向，包括持续不断施加的“法纳里奥”反俄影响。

最后，苏联时期的地缘政治，看似矛盾，却延续了俄罗斯国家的总体全球战略，扩大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传统上敌视东正教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然，这里不能谈苏维埃维持俄罗斯东正教教义的连续性，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那些教义证据在彼得大帝统治下就已经无可救药地丢失了，在东正教的“分裂”时期更是受挫动摇。如果从“谢尔盖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成功，视为俄罗斯教会和东正教的地缘政治成功，此超级大国征服了半个世界，传统上对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以及我们国家怀有敌意。毫无疑问，这最后一个论点是极具争议的，但严格来说，同样有争议的是，将罗曼诺夫的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认定为真正的东正教国家。尽管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明显的地缘政治连续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没有沙皇也没有苏俄，只有一个垂死的、残疾的、被掠夺的国家，这个国家已经卖给了我们宿敌——西方。我们能够公正客观地理解东正教的整个地缘政治历史，确定它是亘古不灭的，并永世不变地写在这个希望被称为“俄罗斯”的新强权国家的牌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