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徐州的典型推广到煤矿和钢铁业

徐州的整顿大获成功后，邓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经验推动其他地方的整顿。他在3月25日让万里汇报徐州的进展，但不是向铁路干部，而是向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邓小平在这种汇报会上一般不说话，但这一次他却表现得很急切，数次打断万里作一些补充说明。

此后，邓小平的部下从打击徐州的派性转向打击徐州所属的整个徐海地区的派性，然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江苏省在1975年是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江苏却下降了3%。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就像在徐州一样，他打击派性，选拔能够带来稳定和发展的干部。不到三个月，万里就报告说，在整顿江苏的新领导班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6月2日中央发佈12号文件，它实际上是在9号文件的基础上通报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苏其他地区取得的进展。邓小平赞扬这个报告说，江苏的经验也可以用于指导其他地方的工作。[3-53]于是改革又从江苏推向浙江。尽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负隅顽抗，问题特别棘手，但是到7月17日就基本得到了解决。根据浙江的经验出台的16号文件，使这一经验又成了其他各省开展整顿的样板。[3-54]

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中国的基本能源供应是煤炭，住屋取暖、发电厂和工厂都离不开煤。运输是关键：煤炭运输大约占到铁路总运量的40%。但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运输拖后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积在矿区附近，使煤炭生产失去了动力。

铁路运输的难题在1975年夏天已开始得到克服，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煤炭生产。实际上，9号文件出台后，邓小平就给煤炭部长徐今强打气，让他利用运输条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产。1975年春天，徐今强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铁路运输便利的产煤区：陕西、河北、河南、安徽和东北。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徐今强对派性发起打击，首先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省份。这些省份的煤矿所供应的煤炭数量占华东地区的40%，对这些省份钢铁厂的煤炭供应至关重要。整顿工作使它们的生产大为改观：1975年二季度的煤炭生产迅速增加，上半年结束时煤炭运输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5.5%。[3-55]

在这个时期，化肥、轻工产品和电力生产也有所改善，但是钢铁生产仍然停滞不前。钢产量在1973年达到2,530万吨的峰值后，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1974年降至2,110万吨。1975年初确定的当年生产指标是2,600万吨。[3-56]在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万里报告了如何把徐州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之后，邓小平说：“现在解决钢铁问题是头等大事。”[3-57]

在当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副总理余秋里直言不讳地说：“搞了26年，花了五六百亿投资，职工300万人，只搞2,000万吨钢。”他说，为了增加钢产量，必须做到（1）保证煤炭的长期供应，要专列直达，定点供应，必要的重油和电力供应也要得到保障；（2）发动群众，要让懂技术的管理人员担任负责人；（3）克服薄弱环节，特别是鞍钢、武钢、包钢和太钢四大钢铁厂。不干工作的要免职，“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3-58]

5月初，李先念副总理把12家大型钢铁厂和当地政府的党委书记召集到一起，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3-59]未完成指标的钢铁厂的领导要向一群严厉的与会者解释为何没有完成指标；他们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批的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他们担心毛的政策会有反复，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经济和生产，他们又会挨批。

5月21日，邓小平结束为期一周的访法之行回国三天后，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牵头的全国钢铁工作座谈会。[3-60]邓小平不能公开谈论让很多干部担心的事——毛泽东有可能变卦，在“四人帮”的怂恿下再次打击那些注重抓经济的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曾在1975年3月和4月分别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经验主义”，这是指只重视经济生产，忽视意识形态的做法。邓小平当时心中明白却不宜公开说明的是，毛泽东曾在4月18日让他放心，并就姚文元4月23日的文章写下批示，进一步表明他现在反对批判经验主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邓小平在5月份的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冶金、电力、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解决老大难。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3-61]谷牧开始向与会者介绍钢铁问题的严重性，但邓小平插话说：“这样讲还不够。应该说，这样继续下去，对钢铁工业是破坏！”他又说：“谷牧说每年增加250万吨钢没问题，我说每年增加300万吨也不难。⋯⋯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3-62]

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月1号以后就不客气了。⋯⋯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3-63]他说，“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铁道部已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但在这里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他接着又说：“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他说，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那么复杂，杂事很多，但是高层管理人员不能每天只抓技术性的小事。“公司必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3-64]

在5月29日召开的关于钢铁工业的会议上，邓小平强调企业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他把重点放在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的八大钢铁厂上，并批评四家最大的钢厂——鞍钢、武钢、太钢和包钢——都没有完成指标。他说，鞍钢的问题最大，关键是领导“软、懒、散”。[3-65]

1975年6月4日，经毛泽东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钢铁主管部门下发了13号文件，内容与整顿铁路的9号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1975年2,600万吨的目标产量。国家计委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直接向国务院汇报，保证钢铁生产指标的完成。为了给钢铁厂所需物资提供保障，电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关部委都向这个小组派出了人员。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3-66]

各大钢铁厂都召开了贯彻13号文件的职工大会，有些大会的参加者多达四万人。[3-67]直属国务院的最高领导小组也每周开会，讨论各项计划，确保指标的完成。[3-68]不过领导小组在8月1日开会评估钢铁生产时，与会者承认，要完成之前定的高额指标颇有难度。其中一个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春天他还在大胆领导着推动钢铁行业的工作，可是夏天生病以后，他无法再提供一贯的坚强领导后盾了。干部们仍然担心如果只抓生产，忽视极左政治，他们以后有可能遇上麻烦。确实，“四人帮”当时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正在犯这种错误了。

中国在1975年生产了2,390万吨钢，与1974年的2,112万吨相比显著增加，但并未达到2,600万吨的目标。邓小平接受了这一进步幅度，宣佈工作取得胜利。从12月15日到23日（此时邓小平已在上层受到小范围的批判），谷牧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负责钢铁生产的省级干部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会上仍在唱高调，但高层干部们已经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气氛中，邓小平受到围攻，地方干部对继续致力于抓增产已变得心有余悸。果然，邓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当年的钢铁产量下降到2,046万吨。

1975年中国钢铁生产的改善与当时日本的钢产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三年后参观一家现代化的日本钢铁厂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仅这一家工厂的钢铁产量就是1975年中国钢铁增产后总产量的数倍。邓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过政治动员增加钢铁产量的最后一次尝试。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勐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2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3-69]到2010年，拥有现代技术的钢铁厂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用进行政治动员，中国就能达到6亿吨的钢铁年产量，几乎相当于1975年钢铁产量的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