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20-1]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的民主表达敬意。最初开始集会时，他们表现出对中共的尊重，游行过程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起先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应。但是他身居幕后，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最初想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会给示威者火上浇油。但是他从事发之初就相信必须立场坚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开始更为直接地参与掌控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在1989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严密的控制阻碍了有组织的独立学生运动的发展。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于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于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像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