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他，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朝鲜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朝鲜访问，并且他回国后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于4月23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20-13]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1986年的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佈将在5月4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推翻了这一决定，宣佈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20-14]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20-16]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20-17]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语气太强硬了。[20-20]84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创建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4月29日下午会见45名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20-22]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于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20-24]6月4日以后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于同情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