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月13–24日

对邓小平来说，戈巴卓夫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0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他之前曾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个条件，将按照邓小平的条件前来北京访问。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后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营扎寨。

5月13日上午，离戈巴卓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同时相信政府不会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抓人，于是他们宣佈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佈：“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没有权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没有学生受到攻击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给他们提供大客车避雨，为他们提供公厕，派人清扫广场卫生。同情学生的医务人员在广场上治疗晕倒的人，把情况严重者送往附近医院。据官方统计，从5月13日到24日，共有8,205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20-35]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月13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当邓小平问到群众的情绪时，赵紫阳说，广大学生知道不能拿国家的荣誉当儿戏，不太可能干扰欢迎仪式。赵紫阳承受着压力，他要保证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北京平安无事。他也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广场。

5月14日，几位著名知识分子意识到戈巴卓夫到访之前清场的重要性，同时也担心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尽最大努力试图化解对抗。12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戴晴、刘再复和严家其在内，发表声明批评政府对待学生的方式和不公布运动真相的错误。为了达成和解，他们呼吁政府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但也敦促仍留在广场上的学生返回学校。[20-36]他们劝解学生说：“民主是逐步创建起来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恳请你们充分运用学生运动最宝贵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暂时离开广场。”[20-37]

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5月16日看望了学生。阎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于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佈公地向学生们披露了党内的分歧，敦促他们离开广场以保护赵紫阳。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返回校园，就不会受到惩罚。阎明复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他们受到保护，自己可以充当人质。[20-38]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尽管参加绝食示威的学生是在争取民主，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遵从多数原则。举止大胆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说，他们有一个协定，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想留在广场上，运动也要继续下去。[20-39]学生们一直举止得体，升国旗时会庄重地起立唱国歌。但是全社会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情，也坚定了他们绝不退让的决心。看到学生显然不会离开广场，阎明复明白这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意味着什么，也担心由此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不禁伤心落泪。[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