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当邓小平1977年夏天恢复工作时，为了签订一个加强中日关系基础的条约而进行的谈判已经拖延多年，其中关键的症结是日本不愿接受中方将反霸权条款写入其中的要求，该条款规定两国同意不谋求在该地区称霸，也反对任何其他寻求称霸的国家。[10-1]中方谈判人员想让日本进一步疏远苏联，他们清楚这个反霸权条款会激怒苏联。1976年9月一名苏联飞行员驾战机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国人一起分析了飞机的性能，并且拒绝将其归还苏联，从而导致日苏关系的恶化。不过，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当时它在境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全面对抗，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它不想跟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对抗。

中方最初提议两国政府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但日方回答说，它已在1952年与代表中国政府的蒋介石签订过《中日和约》。于是中国又提出建议，就像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两国签订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但是直到1977年这一思路仍未解决问题。田中角荣的继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1976年12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作出过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拒绝与立场坚定的中方妥协。无论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邓小平都对慢吞吞的民主议事过程感到不耐烦，他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不过尽管日本人有国内政治的麻烦，他仍然和他们保持着交往。

双方仍在僵持不下时，邓小平于1977年9月和10月分别接待了一些来访的日本政界领袖，中方认为他们对中国抱有同情，这些人中包括二阶堂进和河野洋平。邓与他们探讨了达成条约的可能性。[10-2]同时，日本国内的各种商业团体和地方社团热心于增加对华交往，也在游说以更灵活的方式签订这样一份条约。[10-3]前财政大臣福田赳夫是个聪明的前大藏省官员，曾经提出过由日本向东南亚邻国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则”，因而得到其他亚洲领导人的赞扬。福田在1977年11月28日组阁时任命园田直担任外相。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园田直是最有可能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官员。[10-4]福田赳夫鼓励园田直与中国外长黄华举行谈判，早日解决阻碍签约的争议。[10-5]

从1977年末到1978年7月中旬，中日双方几乎不间断地举行了数轮有关条约细节的谈判，但反霸权的条款仍然是主要症结。1978年3月谈判出现了进展的迹象，日本似乎愿意接受一个稍作修改、措辞更为谨慎的说法。[10-6]日方认为，如果写入一个缓和语气的条款，说明条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苏联也许能够容忍。

1978年7月21日，在邓小平引导下正式谈判开始，双方举行了第一轮会谈。整个谈判总共进行了14轮。在随后的几轮谈判中，双方交换了若干次条约的修改稿。8月初的时候在北京的日方谈判人员已经充分相信，中国会在缓和条款语气上作出让步，于是园田直亲赴北京加入了谈判。后来据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副局长东乡和彦说，邓小平显然已经作出“政治决定”，当黄华外长接受了日方的措辞时，“我们非常高兴，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紧紧握了一下手”。采用缓和语气的反霸权条款措辞如下：“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10-7]该条约于8月12日在北京由黄华和园田直签署。[10-8]

经过八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佈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作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出所料，苏联因这一条约而对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为有缓和语气的条款，苏联容忍了它。[10-9]

这个和平友好条约并不需要中国高层领导人亲临日本参加签订仪式。不过对田中角荣1972年的访华，本应有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回访，但六年来还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日本。现在很清楚，邓小平准备出访这个岛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