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年5–9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代表团成员在出国前听过简单的情况介绍，但他们对西方都了解甚少。这些备受尊敬的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邓小平在1975年对法国的五天访问侧重于外交关系，只短暂考察了企业。与此不同，谷牧的访问为期五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观念。谷牧回忆说，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8]

谷牧代表团的20名成员是由华国锋指定的。[7-9]出访成员中至少有六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像岩仓使团成员一样，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7-10]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团动身时，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中国与考察团出访的五个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正常邦交，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曾派出高级代表团访华。因此，当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出访这些欧洲主要国家时，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时驻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国驻华大使都飞回本国，陪同中国代表团访问他们各自的国家。[7-11]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准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7-12]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80个不同的地点。[7-13]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7-14]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他们几乎没有观光时间，但还是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考察德国资本主义成就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表达他们的敬意。[7-15]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就像几年前的邓小平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7-16]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7-17]欧洲人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佈准备提供多达200亿美元的贷款。[7-18]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作出决策。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19]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3点召开。政治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才结束。[7-20]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并且建议说，所有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细研究。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老干部——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7-21]既然其他国家能够引进资本和原料从事出口商品加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7-22]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于6月30日提交政治局。邓小平因为听力不好，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而是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外借款。[7-23]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增加布匹的供应，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对外开放的价值，进一步获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况且由于粮食短缺，难以通过迅速扩大棉花种植来增加衣物的供给。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台湾、南韩和香港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7-24]

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政府的规章制度，以便外国企业来华经营。西方资本家是否会利用中国对国际惯例的无知，占中国的便宜？这样的疑虑并未消失，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大步前进。他们思考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允许哪些中国企业跟外国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国人占它们的便宜？如何将外贸融入中国的计划体制？如何决定哪些地方和单位可以接受贷款和技术？

明治时期的日本有宽松的时间，岩仓使团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21卷《殖产兴业建议书》，作为产业发展的指南。与之不同，谷牧出访之后的几周之内，代表团就完成了报告，中国领导人立即组织了相关单位对考察的内容进行讨论。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在开幕式上，谷牧做了关于他们考察过程的长篇报告，并谈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会议由当时主管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李先念主持。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邓小平因为正忙于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一直看会议简报，并在看过会议总结报告的草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7-26]

不同于与会者被关在宾馆里数日的工作会议，务虚会在两个月里开了23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华国锋认为这些会议很重要，因此参加了其中的13次。[7-27]会议当日的下午干部们回各自单位汇报上午的讨论，并准备其单位对会上所提问题的书面回复。务虚会让60名主管经济的部委代表介绍各自单位的整体工作和计划。这样一来，各单位能够了解其他单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对具体分配和生产指标进行争论——这些细节将在以后的计划会议上讨论。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着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佈，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他宣佈，为达到这个目标，从1978到1985年要进口价值180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7-28]

在1978年的夏天，参加务虚会的人刚刚开始了解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还未准备好进行市场化试验。但是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下，与会者得以提出将在未来20年不断被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市场、放权、价格、外贸、微观和宏观管理等等。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在务虚会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对未来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访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兴奋情绪。有些设想——例如，中国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钱为进口新工厂设备买单——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在前所未有的机会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经验的干部们要为国家抢回失去的20年的愿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过，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外国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要通过与外贸有关的特定政府部门，由这些部门中会讲外语、对外国人有一定了解的干部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所说的话。陈云自1962年受到毛的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务虚会临近结束时，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7-29]陈云说：“从外国借钱是对的⋯⋯但一下子借这么多⋯⋯我们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我国的现实。我们的工业基础没法跟人家比，我们的技术能力也赶不上人家。他们只看到我们可以借钱⋯⋯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7-30]但是与会者都想大干快上，华国锋没有延长会期听取其他的观点。

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他一直在看会议通报，对乐观情绪也未给予限制。当听说决定借价值180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时，他随口说道：“怎么不借800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在务虚会两个月前曾与邓小平见过一面，他准确地观察到了邓小平当时的心情（见第11章），他对卡特总统（JimmyCarter）说，邓小平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