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墙：1978年11月–1979年3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社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他们被称为“走资派”——的大字报。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间，墙上又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9月11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9月20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8-1]但是到了报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月19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8-2]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1976年清明节的镇压。最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1967年后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700万人获准回城。[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复。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8-7]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8-8]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11月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8-9]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12月13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8-10]尽管《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8-11]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1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们宣佈“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怒的一群人。”[8-12]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功。然而，当2月8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8-14]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月25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享“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民主的旗帜。”[8-15]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南战争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18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佈：“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月29日，即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魏京生被捕后，去西单民主墙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30人——与1957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8-17]一些剩余的大字报被转移到了月坛公园，那里距西单太远，步行前往很不方便，游客相对西单也少得多。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报的文章。在月坛公园也派了干部，查问想贴大字报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8-18]西单的大字报在1979年12月才被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3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8-19]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从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