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

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不但使外国人、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同时，中国领导层竭力控制住国内的问题，但他们的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报道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压倒，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真相。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12月25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于和齐奥塞斯库——他曾表示赞成北京6月4日的镇压——同样的命运。

这种担忧的程度，大概可以从政府对中国民众掩盖罗马尼亚动乱的做法中看出。当齐奥塞斯库在12月17日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时，中国媒体未作报道，只是在四天以后简单地报道说，齐奥塞斯库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怖活动，宣佈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无法避免报道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冲突时，中国媒体仅仅承认了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一些窗户被子弹击碎。12月27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发佈了一则只有一句话的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佈，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22-45]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据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他证明了共产党能够顶住自由派的勐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了惊恐。[22-46]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齐奥塞斯库在1985年10月访问北京时，曾向邓小平颁发罗马尼亚的最高勋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早在1965年7月，当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仍有一些交往时，在如何争取对苏联和华约组织保持更大独立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观点一致。齐奥塞斯库在1982年和1985年访华时，曾获准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正是在齐奥塞斯库1985年访华时，邓小平请他向戈巴卓夫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条件，这为戈巴卓夫1989年的访华铺平了道路。[22-47]《人民日报》在1989年9月引用过对齐奥塞斯库的一次采访，他当时宣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合作”。[22-48]同时，《参考资料》详细翻译了西方有关齐奥塞斯库的反对派日益壮大的报道，但一般群众是看不到这类报道的。[22-49]

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他在12月的前半个月有六次会见活动，但从12月17日——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到来年的1月18日（这一天他会见了香港商界领袖李嘉诚）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纪录。[22-50]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12月21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八年以后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么一直忧心忡忡。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要在紧张的局势中表现出镇静；他解释了为何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创建政权，是依靠自己的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取得胜利的结果；中国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泽民解释说，在中国实行戒严不是为了对付不守规矩的学生，而是为了维护秩序。就像1957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22-51]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取信于民。1989年6月4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6月10日，即邓小平向戒严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早在1980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之拍手称快；而在1989年11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22-52]

从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月7日（东德共产党统治40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不良影响。当11月11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年2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垅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佈“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垅断权力的消息。[22-54]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1950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1989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从1989年到1992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从1989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叫到一起，让他们增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年10月5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打开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就曾宣佈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干几个共和国宣佈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佈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