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续后）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有「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等内容，被毛批评为「太复杂……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结果被改成「同劳动同食堂」，「办事公道」等一团和气的文字。[90]
使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刘少奇讲话中流露出的那股」算账」的意味。刘的许多话在毛听来，句句犹如赫鲁晓夫的「黑报告」。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91]刘的这番话已涉及毛统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后，刘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他说「将来会出毛病的」。[92]1962年冬春刘少奇加大了对大跃进以来错误的批评，刘的态度有广泛的党内基础，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极为不满，江苏省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一些代表甚至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93]江苏省常务书记刘顺元也不同意所谓错误在于「天灾」和「民主革命不彻底」，他说：「复辟那有这么大的面，硬是五风严重，那里是什么天灾，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呀！」[94]刘顺元放言：根本问题是出在「君臣相见」。[95]所有这些在毛眼里都被认为是「尖锐的指向」他个人的。
刘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断谈形势的严重性，也使毛愈来愈相信，刘是心怀叵测。对于形势问题，早在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上，毛就下过明确的判断，然而刘少奇却自说自话。庐山会议前，刘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月24日，刘试探性地提出「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96]刘虽然迫于毛的压力，未能公开提出反「左」，但刘的语言愈来愈尖锐。1961年8月28日，刘在庐山会议上插话，提到「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97]刘更谈到，「如果搞不好，我们要跌下台」一类的话。[98]从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上半年，刘几乎逢会必讲困难形势，在2月的西楼会议上，竟出言不慎，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99]直到5月，还认为「国民经济要崩溃」。[100]尽管刘所述的困难皆是事实：1962年初，国内情况仍极其严峻，仅河南省6个专区统计，外流人口就达32万人。贵州省的断炊户达1万多户。[101]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还有1千多高炉，占用9万多职工。[102]但以毛的敏感观之，则会得出另一种判断：「非常大总统」已不安于份，无非是以讲困难为由，逼毛彻底交权！
毛泽东可以接受刘少奇「形而下」的纠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后也亲自做了一些调整政策的工作，但绝不容许纠偏涉及「形而上」，因为「形而上」已与毛水乳交融，稍一触及，就有可能导向对毛权威的怀疑。1962年上半年，刘主持的纠偏，已逼近「形而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提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代表团会上有关党内缺乏民主的讲话-陈云说，这几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103]周恩来、陈毅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种种迹象表明，刘等已开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来的路线。
毛泽东已看到经济形势全面趋向好转，他心中有数，虽然还有「非正常死亡」，但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蒋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陆，但蒋的底线毛完全掌握，毛、周急电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飞京，再返华沙向美国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当陈云以对付蒋反攻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户（刘、周、邓均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根本不能接受。[104]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开始将其态度逐渐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周多次请毛表态，他就是不答复。毛得到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支持，陆虽然私下对大跃进有异议，但在人民公社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与毛基本一致。[105]2、毛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刘、周、邓、陈都倾向于支持邓子恢的意见，但陶铸、胡耀邦等党内许多高干都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甚至连彭德怀也反对。3、在毛的影响下，党内刊物大量刊载歌颂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视着刘等的一举一动，他守住底线，准备反击。
1961－62年，刘少奇因力主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其个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尽管刘具事实正确，却因毛独享「解释权」，而不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刘在1962年春之后，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释，刘只能默认地方悄悄干，不是「光明正大」。毛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因为从1961年以来，党内的主流意见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刘自己长期也是持这种观点。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其议题之一即是批评「三自一包」，会后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单干」。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省常委会议讲话，转达刘少奇对安徽责任田的意见，刘认为责任田「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106]3月，北京已在内部批评湖南5县「刮分田黑风」。[107]刘少奇已将自己置放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刘主持对过往政策的全面调整，但八届九中全会要求，「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刘有着很大的约束力。1961－62年，虽然刘主要抓经济调整，但党内也一直在讲「民主革命不彻底」，刘少奇已被毛和自己双重封住嘴。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他试图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释，但是马上遭到毛的还击。8月6日，毛开始谈「阶级、矛盾、形势」，一旦毛反击，刘除了接受毛，别无其他选择。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少奇言语不多（姚依林称「刘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严重），[108]毛既已开口，刘、周、邓、陈还能说什么呢？除非顺着毛的话说，刘平静地接受毛大搞阶级斗争的决策，仅向毛进言，搞阶级斗争勿影响经济调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逆转，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应激流勇退。1962年8月，陈云告病休息，1963年胡乔木称病，开始长期休养。同年，曾被毛钦定的「老右倾」，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经其老友，中央委员郑位三的点拨也主动隐退，[109]以后他们皆渡过文革劫难。
1962年10月后，各省都已调整好姿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甚至已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10]下一步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是为「四清运动」，其主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其方法就是「扎根串联」，只是距毛首先提出这些口号已推迟了两年。
（原载《二十一世纪》第60期）
注释：
[1]1959年部分省区就有饿死人的报告。1959年初，南京远郊的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就有饿死人现象，高淳县在1959年饿死1529人。见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页312。江苏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而死。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曾分别派工作组前往该县调查。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48。
[2][3][7][9][10][11][12][13][14][16][17][18][20][21][22][23][24][25][28][29][31][32][33][34][35][36][37][46][59][75][77][78][79][80][81][82][83][88][90][10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1；98；40；64－65注释1；100－101注释2、3；59注释1；58；72、74－75注释3；44、45注释2；68；69、71；161；207－208注释1；207；326；32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注释2、368－69注释1；页334－35注释1；356及注释4；374；384；14、262、264；402、419－20及注释1；406－407；408－409注释3；页555注释1；页129注释1；页458；425；517；619注释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注释4。
[4][15][27][30][40][41][42][43][45][101][107][110]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史料。
[5]李树杰：《谈”中宁事件“》，载《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页110。
[19]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二十一世纪》，总48期，页45－46。
[26][74][89][93][94][95][109]《刘顺元传》，页329；315；321；343；335；344；352。
[38][49][72][73][87][103]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92；232；224；224；219；233。[39][68]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页107－108；121。
[44][48][50][51][52][85][86][91][92][96][97][98][10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10；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以下简称《刘年谱》。
[47]《刘年谱》，下卷，页458。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03、105。
[53][54][55][56][10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69；299；377；296；468。
[57]《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页454－56。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册，页1537。[60]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孙颔序，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页5。
[61]《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535。
[62][63]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304、401－402。[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1026。
[65][70][71]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15－16；213；212－13。
[66]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页160。另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13。
[67]《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69]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页253。
[76]《刘源、何家栋谈刘少奇与四清运动》，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邓立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页133。
[84][104][108]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53；165－67；167。
[99]姚锦：《姚依林百夕谈》，页165；另见《刘年谱》，下卷，页549。
[106]刘以顺：《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页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