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原为单行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现收入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文集）2005年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1949-1965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1921-1927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2]。在1924-1927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拔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拔、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提拔、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冈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借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8]。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9]。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创，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子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积极在工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资产阶级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产阶级中上层知识份子，和旧军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认中共党纲，愿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党员。
在1928-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出身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出身论”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户，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1932主已调整肃反政策，但是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级出身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党[10]。少数社会经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泽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出身论”也被转换，但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是穷人的政党”[11]。党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级看问题，根据阶级决定问题”[12]。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弃了、背叛了原来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了”[13]。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子“阶级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一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1942——1945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态度三个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立场的转变问题，并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学习和接受的问题，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极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党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谢觉哉这样在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14]。
在1943—1944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部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好。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风、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于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据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地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的。1944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15]。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与这个政策相配合，从1947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16]。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17]。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于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18]。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于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19]。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20]。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1]。
从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会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在1927-1949年中共22年的武装斗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共党员的阶级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万1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比重的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22]。中共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共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很少依靠工人阶级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23]。
同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24]。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级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作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二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年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中国共产革命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的论断[25]，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规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50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26]。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农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27]。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28]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于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29]，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30]。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31]。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32]。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35]。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36]。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1952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37]。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38]。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白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39]。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40]，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于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41]。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42]。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43]。
1952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所有它们都——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44]。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由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划分敌、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45]。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50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46]。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47]。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48]。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49]。
相比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单位普遍进行了“阶级摸底”，这顶工作在的50年代的整整10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根据统一部署，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冬训政治学习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忠诚老实学习”。在重点学习了刘澜涛、钱正英关于忠诚老实的讲话后，经过动员，在该公司的152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仅据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统计，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隐瞒国民党团长身份一人；隐瞒国民党排长身份一人；隐瞒“伪机关科长”一人；隐瞒国民党党员身份共14人；“国民党地下党员”一人，三青团员4人，军统、中统特务5人，一贯道23人等等。公司领导对于上述人员，采取了“稳定情绪”的指施，一方面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失业”，并及时和公安部门联系，部署对他们展开调查工作[50]。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中等技术学校学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经调查也基本摸清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新生班共115人，其中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军队、封建迷信组织的有46人；叛党政治变节份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属被镇压或劳改者有56人（有些是一人兼几种）[51]。
1953年，位于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1022名职工中，有997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753人被认为“有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有54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34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81人，曾是国民党特务的有31人[52]。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三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53]。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则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份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54]。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55]。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56]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57]。
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分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58]。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59]。
陆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60]，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化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61]。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于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不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年福建省委党校对375名县级干部和区委书记进行入学考试，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因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62]。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了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认“许多同志胸襟狭隘”[63]，“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又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64]。不言而喻，有战争和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出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环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65]。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拔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干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视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66]。对于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67]。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68]。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69]。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年江苏省一些农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70]。“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年后，在文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人群也[71]。
但是由于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分析”的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出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队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72]，（因三轮车夫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73]。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74]。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份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75]。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伪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76]。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77]。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等[78]。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79]。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80]。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81]。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50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和“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滨市某区在1955年4月连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82]。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本家”。在新环境下，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83]。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下，部分地区将工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许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84]”。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工作，“总派党团员同他们一起去”[85]。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顽伪人员”[86]。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来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87]。一些县区经常随意开中小学教师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88]。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发现有问题者高达教师总数的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89]。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至斥骂：“小学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门。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90]。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91]，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582人[92]，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93]。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94]；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95]。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96]。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97]。“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家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98]。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99]。
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100]。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101]。
有关资料显示，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1955年3月底为止，北京市有15万青年没有职业[102]。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304977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103]。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4万多[104]。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纯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正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年12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1949—1955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105]。陕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106]，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107]。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58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108]。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109]。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110]。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11]，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112]。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13]。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1956-1957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114]。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115]。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116]。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117]，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118]。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19]。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120]。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情”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东城区又从69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37人，占被查总人数的53％。而南京市对夫子庙18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是妓女的为1人，是妓院老板的为2人，是烟毒贩子的为1人，是旧军官的为1人，是流氓的为1人，是旧职员的为3人，是家庭妇女的为4人，是小商业主的为5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26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家共8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11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121]。
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进入到党内，革命专政的对象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打击“旧社会基础”，演变到同时打击革命阵营中的“坏人”，在“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处理了一大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抵触的干部，其中，凡出身不好者，蒙受的打击更重。1959年庐山会议后，山东省委“揭发出”一个以泰安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人部分为“阶级异己分子”，其罪名为“破坏公社”
“恢复单干”[122]。凡此种种，都大大加深了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出身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极左的出身歧视倾向已向中小学学生身上漫延。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别出心裁，在出身问题上自定“土政策”，公开在中小学中鼓动歧视、打击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届成立10年，在中小学就学的地富子女多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已不同于建国初期就读的大学生的历史背景，但是一些教育部门为了显示“宁左勿右”，就是有意为之。1958-1959年，重庆市第一中学一个班主任提出：“依靠工农子弟，团结改造非工农子弟”。云南省有的学校提出：“依靠贫雇子弟，孤立打击地富子弟”的口号。云南省盐兴中学把一个班上的工农学生和地富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教师给地富子弟班上课讲得很简单，而给工农子弟班上课就讲得很详细。浙江省有的学校规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党员）不允许领奖学金。上海、昆明、合肥等地有些学校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共青团、少先队干部一律撤换[123]。上述现象以后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8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例如1959年陕西省乾县创造出一种对基层干部的审查办法，即审查对象为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正、副队长，采取“普遍摸底排队，逐个过滤，重点审查”的办法：“即不公开，不做动员报告，也不找干部谈话”，“背靠背”地审查干部的政治面目，最后建全起生产大队干部的档案[124]。
从1959年到1961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导致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在部署“救灾救荒”的同时，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在1961年初召开的党的六届九中全会上，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125]。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126]。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入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在这段非常时期里，由于特大饥荒，各地领导都忙于救灾，农村对地富的批斗基本停顿了下来。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年初，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前三年经济建设中的盲动倾向提出了批评，会后又接着对农业，工业交通，科技，文教，以及知识份子和统战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中央新政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也得到缓和。然而刘少奇的新方针并没有得到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反而被毛认为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年的8-9月，随著经济形势趋于好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党出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以阶级斗争治国。由此，执行半年多的宽松政策正式宣告结束。国家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打成“右派”的文史学家何满子1961主从宁夏劳改地请假回上海治病，而到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何满子的感觉是“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想过“逃出国境到国外”，但最后考虑到家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127]。
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在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火炉的烘烤下，被全面激活，从1962年下半年始，执政党原先在阶级出身问题上的正式表述：“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在所有涉及人和人群的领域，从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即是区分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从而把社会人群正式分为“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类别。
所谓“成份好”者，即革命血统纯正之谓也，1962年后，国家政治形势虽然变化极大，“自己人”和“敌人”经常变换位置，但大体上还维持着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政治分层的类别。所谓“成份坏”者，反动阶级、反动势力之代表也。1957年后，在原有的反动势力四大部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部类：右派份子，通称“五类份子”。在所谓“右派份子””中，不乏出身工农阶级者，但依“阶级出身论”的新发展——思想不纯正，即等同于血统不纯正，所以工农出身的右派份子也一并被列入“阶级敌人”的序列。
在60年代前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大大扩展，从中央到地方、军队，都“揭露”出一批“反党集团”，而依新形势下的政治标准：血统纯正还必须与思想纯正相匹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对待5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党政机关清理出的“反党集团”成员？在当时省一级的“反党集团”就有13个，此较著名的有：浙江的“沙文汉、陈修良反党集团”；河南的“潘复生反党集团”；安徽的“张凯帆反党集团”；山东的“赵健民反党集团”；辽宁的“杜省衡反党集团”；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反党集团；新疆的“伊敏诺夫反党集团”等；在中央级则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谭政反党集团”等，对这些革命资历雄厚，但思想不纯正的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对这类人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被开除党籍或投入监狱的人，明确将其定性为“阶级敌人”，对其家属子女虽不搞株连，但不予重用，例如高岗之子高毅在1939年就被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年仅9岁，可谓“根正苗红”，1952年高毅返国，后因受其父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128]，而对那些保留党籍的人，则暂时模糊他们的政治类别（其中潘复生等人在1962年上半年得到平反，1965年秋，彭德怀、黄克诚等也被降级，暂时重新分配工作），若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则将他们迅速划入“异己份子”、“阶级敌人”的行列。
依据60年代后对干部“纯化”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对于高级干部也要进行思想排队，对此当时就有高级干部公开表示了不满。1960年夏，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在北戴河会议小组会上发言，针对“有人在省委书记里排队，要把一些省委书记划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事”提出了批评，他问道：“为什么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不排我们的队，现在胜利了，就要排队整我们了？”[129]然而，随看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中苏论战的爆发，这种质疑的声音迅速消失，其代表人物很快受到党内批评或处理。
1963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开始全面掀起“反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语境下，“修正主义”的内涵是：同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主张或支持“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反对阶级斗争，“鼓吹战争恐怖”，散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等。1962年夏之后，继中央解除或调离了部分被指责犯有“右倾”、“修正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职务（邓子恢因主张‘三自一包”被免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调任名誉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稼祥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被停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因在“对资产阶级态度上的右倾”被停止职务。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在所辖范围内将某些被怀疑思想不纯正的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刘顺元审时度势，主动向江苏省委提交要求退休返乡的报告，得到了批准。
1963年，各级党政机关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洗，清洗对象为两类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这两类似都被陆续调出上级领导机关。1963年下半年后，全国党政机构中的“肃反小组”改名为“五人领导小组”，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变。而在这之前，在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内，甚至成立了“贯彻阶级路线办公室”[130]。1965年，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开展“机关革命化运动”，以精简为名，又清洗了一批成份欠佳的干部。在此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教机构普遍成立了政治部。在基层，则创立“政治指导员制度”，又清理了一批“阶级异已份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和“蜕化变质份子”（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使纯化的空气更加炽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60年代前期的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政治分层外，还存在一个较荐宽阔的灰色地带，这些人群包括：旧知识份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成份不好”或“不纯”，对他们疏远、排斥有之，但在阶级斗争相对和缓时，尚未把这些人群明确视为“阶级敌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至少在理论上还主张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他们马上被推向右边，1962年后，灰色地带逐渐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
从1963年开始“阶级出身论”已表现在对敌对阶级子女的各种歧视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类的子女在就业、升学、婚姻等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除个别情况外，入团已不可能。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规定，小学生升入中学的条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131]。
面对1962年后被主观虚幻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新形势，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忙于制定各项政策，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但是在1962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1964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这种认识最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自那时起，社会上就弥漫一种鄙视、蔑视知识份子的浓厚的空气。湖南常宁的农民甚至称知识份子为“鸡屎份子”[132]。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剥削阶级”的论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首次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更为苛刻的新观点以党的理论新概念的形式公之于众，在当时就受到某些知识份子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高级知识份子普遍对刘少奇的论断“感到触目惊心”[133]，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从意识上确定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134]。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人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个新论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职工就“对把知识份子划成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135]。然而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虑，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整体性的否定评价已从过去的半公开，迅速演变为社会的公开的主导性意识。虽然在1962年初，因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调整了对知识份子和原工商业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2年下半年后各项政策又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知识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级，进而深入到对党员知识份子的否定。只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级党组织对已入党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仍相对和缓，具体政策由党委在内部掌握。
在这一阶段，政治分层进一步深入到革命队伍内部。对原有的几个革命阶层：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也进行复杂的分层。与60年代初林彪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增长相适应，军人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在四个革命阶级中，最高阶层为革命军人。在革命军人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又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和军中技术干部。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军队、对军中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视以及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军队干部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较小，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在抵拒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态度上也更为坚决。1959年后，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军人出身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其部下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136]。
随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党机关不满的加剧，革命干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让位于革命军人，而处于第二层次。在革命干部中也划分出不同的梯级：军队出身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军人出身的干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脑机关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门。去过解放区的知识份子干部又高于原地下党干部，这又反映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特色，即新政权的基础来源于军队与农村。在革命干部的最底层，是40年代后期地下党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因为30年代的白区干部许多人以后进入根据地工作，被认为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40年代后期己是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这个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份子干部既未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未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因而无法与前几类干部并列。在单位类别上，党委系统、公安政法部门的干部蒙受党的信任度较高，政府、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次之，文教单位的干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60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伴随着“备战”的升温和“大三线”的建设，在产业工人中，军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都高于一般大厂的工人。因为军工企业的职工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政审”，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而民用大厂的职工，虽经多次清理，就是到了60年代前期，还是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例如：1960初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2576名职工，但“不纯份子”竟有558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6％强[137]。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的区别；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的区别；有国营工厂工人和集体工厂工人的区别；有地方国营工厂工人和直属中央大厂工人的区别等，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138]。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139]。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于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1963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140]，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150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3271户，相当于原来的1、2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5992户，占全县人口的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4305人，被关、管、斗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六种人的有1931人[141]。
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142]。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143]。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1949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50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144]。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145]，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至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146]。
在60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1939年3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147]。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1963年5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从1963至1965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各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于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148]。《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149]，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于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50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首长子弟学校”的特殊化问题，信中说：“这些学校和托儿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超过了一般人民生活条件，如原来的八一小学，学生可个个着呢服……首长子弟托儿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车成队地来回接送”[150]。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干部子弟学校陆续被撤消。但在某些地区，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学仍设有“干部子第班”[151]。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点中学事实上具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性质，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中学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领导的子弟。50—60年代初，“干部子弟”的分层尚未明显，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子弟统属“干部子弟”的范畴。然而到了1963年后，随着对革命血统纯正性的不断强调，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弟迅速从一般干部子弟中脱颖而出。在这些高干子弟中，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子弟的地位最为显赫，因为他们父母所担任的职务足以证明他们在血统上和思想上更为纯正。这类青年一般都被视为是“革命接班人”，较早被吸收入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152]。
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
结论
“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原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应根据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考察阶级关系，家庭出身和思想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阶级属性的标准。原典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有差别地给予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正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阶级出身论”现象存在着矛盾，从瑞金——延安时代起，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未正面论述过“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问题，它只是依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下被宣传和普及。在争取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阶段，它是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革命成功后，执政党又以此意识和原则对敌对阶级进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会。但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毛泽东之所以长期坚持这套原则和意识，除了它曾经是一种行必有效的革命新传统，而且也与他的“纯化观”有关，因为推行这套原则及意识，可使党内和社会保持长期紧张，有助于建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而这种结构就是毛泽东所理想的实现了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新社会。
“阶级出身论”与苏共的关系也需具体分析，早期中共虽受到苏共“唯工农阶级至上”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因素更为关键，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井岗山就开始了“洗党”，当时苏共经验还未传来，在选用苏共经验时，毛泽东一切以实用为前提。1953年后苏联开始“解冻”，毛泽东反而加紧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出身，政治分层有利于维护专政秩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极端主义的地步，在他那里，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会修改和调整政策。
毛泽东的“纯化观”与斯大林的“肃反”有着明显的差异，斯大林对其认为的反对力量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镇压一批，而用“阶级出身论”动员群众，分化敌人，将敌对阶级份子分散于群众之中，以分而治之，并通过对他们出不断打击，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来“锻炼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借口简单（“叛国”、“间谍”、“反动富农”），毛泽东则有较丰富的理论，在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立场”、“思想正确”、“过关”（革命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文化大革命关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统纯正，但思想不纯正，也仍然会成为被斗争和镇压的对象。
以红色恐怖形式出现的阶级歧视，在文革初期发展到登峰造极，完全取消了“革命对象”的基本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迫，“阶级出身论”至此完成了向“阶级血统论”的转换。“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阶级血统论”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论的色彩。尽管如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与种性制度仍有所区别，这不仅表现为，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未对此意识和原则作出正面肯定的论述，也在于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纯化”的大前提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1966年9月后，红卫兵在“红八月”下旬针对“黑五类”的乱打乱杀的现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随着运动方向的转移，北京市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派”路线产生抵触，由此，江青、陈伯达等对“联动”、“西纠”和“血统论”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组成的群众组识的产生。1972年后“阶级血统论”趋于缓和，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由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干部的子女进入部队、大学，对非革命血统家庭的子女，虽在就业、升学、升迁等问题上继续歧视，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缓和。
70年代中后期“阶级出身论”——“阶级血统论”己走到尽头，由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打击面不断扩大，国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间接打击，尤其是原先血统和思想都纯正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暗涛汹涌的“文革”中也整体沉没，在瞬间成为了新的“阶级敌人”遭遇到和过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样的凌辱、歧视，至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的荒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四化”、经济建设已成为动员和组织原则，“阶级出身论”遭到全民的厌恶，与阶级斗争相随相依的“阶级出身论”最终走向终结。
注释：
[1]转引自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2]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3]陆定一：《大文学家茅盾》，《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7页。
[4]参见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晓出版社1999年）第251-252页；另参见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
[5]陆定一：《回忆海陆丰斗争》1988年1月21日《陆定一文集》第853-854页。
[6]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8、307页。
[7]《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8]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册，第173页。
[9]参见高华：《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记》，1999年8月号，第60-71页。
[1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390页。
[11]徐特立：《论党的性质与社会性质》，《徐特立文存》（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7、184页。
[12]徐特立：《论党的性质与社会性质》，《徐特立文存》（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7、184页。
[13]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
[14]《谢觉哉日记》（上）第524页；另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3-436页。
[15]龚子荣（原中共晋绥分局委员）：《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8辑，第21页；另参见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8-239页
[16]1950年8月26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55。
[17]李新（原晋冀鲁豫根据地河北永年县县委书记）：《百年之才》，《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4-36、41-44、55-56页。
[18]龚子荣：《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8辑，第23、26页；
[19]转引自傅锺（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1947-1949年）：《新式整军运动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6辑第28-29页。
[20]胡开明（原晋察冀根据地四地委副书记）：《在晋察冀的日子里》（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46辑第83页。
[21]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22]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第236、243页。
[23]奥·鲍·鲍里索夫（罗满宁）、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24]1949年10月25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926。
[25]毛泽东：《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修改》，1951年11月18日，12月15日、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册，第509-510页，及注释3第，第511页。
[26]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3年5月23日，第166号，第350页。
[27]《内部参考》1953年4月23日，第92号，第350页，第481页。
[28]《内部参考》1953年5月23日，第116号，第351-353页。
[29]1949年11月15日《罗申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问题与周恩来的谈话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45。
[30]1951年4月25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55。
[31]孔令朋：《风雨人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第237-238页，转引自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见《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300页。
[32]1950年8月26日《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纪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55。
[33]《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6-217页。
[34]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载《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年）第175页；薛建华：《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引言第1页。
[35]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51年3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54页
[36]萧乾：《风而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37]杨宪益：萧乾：《漏船载酒忆当年》第152-153、163页。另参见《风而人生：萧乾口述自传》第214、233、237-239页。
[3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记》，1997年4月号。
[39]刘乃元：《历劫不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40]《内部参考》1950年11月23日，第276号，第107-108页。
[41]刘乃元：《历劫不悔》第53-54、61、65页。
[42]周鲸文：《风暴十年》（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第158页。
[43]1951年7月25日《罗申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与董必武的会谈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68。
[44]1952年3月18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70。
[45]《内部参考》1953年7月15日，第163号，第247页。
[46]《内部参考》1953年4月13日，第83号，第2262页。
[47]《内部参考》1953年5月13日，第107号，第167页。
[48]《内部参考》1953年5月27日，第119号，第413页。
[49]《内部参考》1953年6月25日，第144号，第425页。
[50]《内部参考》1953年1月27日，第21号，第443-444页。
[51]《内部参考》1953年4月8日，第79号，第171页。
[52]《内部参考》1953年7月21日，第168号，第317-318页。
[53]《内部参考》1953年4月27日，第95号，第538-541页。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83-384页。
[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16-417页。
[56]1952年3月18日《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70。
[57]1951年7月25日《罗申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与董必武的会谈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68。
[58]牧惠：《松仔岭事件真相·前言》，五柳村网（http：//www.Taos1.net/dirl/muhui001.htm）
[59]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年8月号（上）第26-27页，总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
[60]《陆定一文集》第822页。
[61]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年8月号（上）第26-27页，总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
[62]《内部参考》1956年4月21日，第82期，第267-268页。
[6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76页。
[6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05、506-507页，注释2、3、4。
[65]1955年11月15日《费德林与刘晓关于中共第六次全体会议的谈话备忘录》，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32。
[66]《内部参考》1956年6月30日，第150期，第504-507页。
[67]《内部参考》1953年11月5日，第259号，第55页。
[68]《内部参考》1953年11月10日，第263号，第129页。
[69]《内部参考》1956年6月19日，第1911号，第429页。
[70]《内部参考》1954年9月25日，第218号，第379-380页。
[71]萧乾：《标尺单一化》，《这一年》（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72]《内部参考》1955年8月22日，第191期，第173页。
[73]《内部参考》1955年9月13日，第205期，第199-200页；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96页。
[74]《内部参考》1954年10月6日，第226号，第64页。
[75]《内部参考》1953年4月23日，第92号，第485-486页。
[76]《内部参考》1953年7月1日，第149号，第9页。
[77]《内部参考》1953年4月22日，第91号，第469页。
[78]《内部参考》1955年10月15日，第220期，第70页。
[79]《内部参考》1955年8月22日，第191期，第429页。
[80]《内部参考》1955年8月2日，第178期，第14页。
[81]《内部参考》1953年3月24日，第66号，第573-574页；《内部参考》1953年4月30日，第98号，第590-591页。
[82]《内部参考》1955年4月26日，第95期，第381页。
[83]《内部参考》1955年6月30日，第150期，第504页。
[84]《内部参考》1955年10月19日，第222期，第86-90页。
[85]《内部参考》1956年1月16日，第3期，第38-39页。
[86]《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2页。
[87]《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5页。
[88]《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7页。
[89]《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8-289页。
[90]《内部参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第286页。
[91]《内部参考》1953年7月2日，第150号，第29页。
[92]《内部参考》1953年7月2日，第253号，第28页。
[93]《内部参考》1953年4月25日，第94号，第508-509页。
[94]《内部参考》1955年1月15日，第12期，第237页。
[95]《内部参考》1955年1月15日，第12期，第237页。
[96]《内部参考》1953年2月12日，第35号，第54页。
[97]《内部参考》1953年4月7日，第78号，第134-135页。
[98]《内部参考》1954年9月25日，第218号，第377-378页。
[99]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
[100]《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50页。
[101]《内部参考》1955年10月15日，第220期，第70页。
[102]《内部参考》1955年3月30日，第72期，第467页。
[103]《内部参考》1955年4月29日，第98期，第444-445页。
[104]《内部参考》1955年10月15日，第220期，第720页。
[105]《内部参考》1956年1月16日，第3期，第39页。
[106]《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4页。
[107]《内部参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第46页。
[108]一听：《57年广东反右运动始末》（故乡网(http：//www.Guxiang.com）.2001、7，8。
[109]和凤呜：《经历：我的1957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523页。
[110]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901。
[111]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112]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6页
[113]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苏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0页。
[114]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115]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7-168页
[116]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第102页。
[117]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118]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第104页。
[119]《当代出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9）第315页
[120]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121]《内部参考》1959年7月15日，第2822期，第11页。
[122]《内部参考》1959年12月13日，第2934期，第17-20页。
[123]《内部参考》1959年5月13日，第2760期，第13页。
[124]《内部参考》1959年12月31日，第2949期，第11页。
[125]参见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第59页。
[126]《内部参考》1961年1月13日，第3162期，第9-12页；1961年1月18日，第3164期，第9-14页；1961年2月1日，第3170期，第10-11页；1961年2月8日，第3174期，第13-16页。
[127]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126页。
[128]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
[129]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1999年），第319页
[130]《内部参考》1960年12月5日，第3144期，第12页。
[131]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注1。
[132]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年8月号（上）第26-27页，总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
[133]《内部参考》1958年6月3日，第2496期，第17页。
[134]《内部参考》1958年6月11日，第2503期，第15页。
[135]《内部参考》1958年6月2日，第2495期，第22-23页。
[136]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1999年），第290页
[137]《内部参考》1960年5月24日，第3065期，第11-12页。
[138]《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139]徐城北：《有家难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40]《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玄武档案局编1992年），第137页。
[141]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第34页。
[142]《内部参考》1953年6月25日，第144期，第426-427页。
[14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25-126、128页。
[14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124页。
[14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125、149页。
[146]《内部参考》1964年8月28日，第3654期，第10-11页。
[147]《谢觉哉日记》，上册，第298页。
[148]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149]《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6-17页。
[150]《内部参考》1959年11月26日，第2061期，第591页。
[151]参见李南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载李南央等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52]陆定一：《关于半工半读问题的报告》，《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