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1]。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2]。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巿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巿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巿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巿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巿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6、7三个月就减少了3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巿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3]。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份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4]。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5]。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3%的工业、5.8%的商业和5%的手工业未实现社会主义化。在各城镇仍保留有少许的私人修配摊点和私人诊所，仍存在私人出租的房屋。城巿的寺庙教堂虽然统属政府宗教事务管理部门领导，寺庙教堂内也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但是个别庙庵仅有一两僧人主持，以致无法落实该项制度。

虽然1958年以前江苏的农村已全部实现社会主义化，但农民尚保留有自留地，各农业社仍可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耕种何种农作物。在政治方面，对地富份子的管制还不十分严密，在苏南经济富庶的农村地区，某些地富份子尚可自由进入茶馆议论时事，地富子女在升学和就业方面也未受到特别限制和歧视。综合各方面资料分析，利用发动大跃进运动占领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控制的领域或许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的理想。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但是毛在1958-1959年确有不少强调国家权力方面的论述。在毛的理念世界里，一个权力无限扩张的国家和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社会是有机地重迭在一起的。

根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毛在谈到国家职能时说，今后「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毛又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7]但是，毛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军事化管理方式的赞赏。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强调要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9]。尽管毛泽东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十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83，000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10]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巿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11]。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巿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巿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五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巿、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巿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六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12]。此项决定的意义在于，作为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各级政府的工作权限实际上已被党委完全取代，换言之，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将主要由党来体现。

进入1958年后，要求加强党对工农业和文教科研工作的领导，成为来自北京的不断重复的声音。江苏省委将12名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21名省委部长、副部长调往地方。副省长韦永义、周一峰分别调往无锡巿委和南通巿委任第一书记，原省委组织部部长高啸平被调往扬州地委任第一书记。4月，南京巿委又抽调六百余名干部分配到学校工作[13]。向知识分子集中的文教单位「掺沙子」，其实早在反右派运动后就已着手进行。1957年9月下旬，江苏省委就已从工矿企业抽调了500名干部派往省内的学校、医院、报社和其它文化单位。1957年12月，江苏省委又选调五十余名领导骨干，分别到省内各高校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系总支书记等领导职务。

在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巿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4]。

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自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待查」的干部是不会被派往基层担任领导的。大跃进高潮中，从上级机关下放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从工矿企业选调到文教单位的干部，作为权力和权威的化身而受到基层单位的尊崇，他们的到来使基层单位更生动地体会到国家权力的力量。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过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15]，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16]，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17]。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18]。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由于毛已将他的个人声望与国家威权全寄放于实现「1，070万吨钢」的指针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区在巿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二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幺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它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9]，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20]。在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巿、县的肃反现场会议[21]。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22]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巿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巿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人人知道大跃进的含义，人人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它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大跃进的「敌人」则是对密植持异议的所谓「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23]。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三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

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24]。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在大跃进年代中，江苏文教单位的大批判也虎虎有生气，与其它战线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各高校也普遍修建了小高炉，并动员广大师生在高炉工地日夜奋战，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尽管知识份子已表现出对大跃进的强烈激情，但国家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的那份激情，于是又有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的「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巿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25]。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26]。4月4日，南京巿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巿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27]。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28]。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29]。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根据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就可以使斗争有了目标，并且推动各项中心任务的实现。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30]，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31]。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对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公开批判和惩罚，只会进一步加强民众对国家威权的认识和对大跃进的支持。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领导机关「有破有立」，在批判和处理了有问题人员后，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32]。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针」，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人们似乎普遍患上了「失语症」。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党委决定一切」、「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巿，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33]。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人）[34]。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35]，1961-1962年又动员了4，672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36]。至1962年6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37]。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38]。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39]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40]；中等专业学校从281所压缩到37所[41]。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4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43]，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44]。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

注释：

[1][2][3][12][14][33][34][35][36][39]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苏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页38；14；58；74；70；82；92；96；115；108。

[4][16][18][19][20][22][24][26][29]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页165；194；197；167；166；167；167-68；202-03；179；179。

[5][32][40][43]《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页90；168；193；194。

[6]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春风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党史专题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页11。

[7][9]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747；706；739。

[10][42][44]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424；448；470。

[11][13][25][27][37]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南京：无出版时间），页105；115；102；104；145。

[15]参见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页201。

[17][23][28][38]《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96；95；315；106。

[30]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页167；另参见注[1]，页117。

[31]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页168。

[41]《当代中国的江苏》，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