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求真实

最近，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了一批建国初的外交档案，总数达1万余件，这是我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欢迎。其实，早在1987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三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在这之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这些公布的历史资料都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在强调档案重要性的时候，也要对其作具体分析。因为有关当代史档案的背景较为特殊，前30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许多档案中的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完全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许多为自诬之词，如果以此来判断顾准在文革中的思想状况，可能就会有较大的出入甚至偏谬。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因为任何资料，都离不开研究者的消化和分析，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只需把档案资料排列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不是历史学，充其量只是历史资料汇编。所以，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新近出版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则是另一类档案资料，该书由历史原件、整理者的说明及与当事人的对谈等组成，因此它已不是简单的资料排序，而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档案资料。和一般档案集有所不同的是，它所反映的不是某一领导人或某一领域某一地区领导层的决策过程，而是一部特殊的个人档案集。该书通过杜高这个被莫须有扣上“小家族分子”的交代、反省、思想汇报和围绕他和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有关部门对论、处理决定等展现了极左肆虐的年代知识分子艰难生存的复杂图像。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杜高是原中国剧协的一个普通创作人员，他不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杜高档案》一书只能称作是杜高个人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史，但是从中折射的又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个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存状态。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者，自然包括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那些引领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上无疑是正确的，同样，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经验感受也是不容忽略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多重面相，《杜高档案》及类似的民间档案资料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在运用中国的档案研究当代史时，还应重视外国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档案。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重要现象，这就是中国被广泛、深刻的卷入到世界进程。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密前苏联档案，中国的历史学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也几下莫斯科，收集翻译了一批极为珍贵的前苏联档案。中国学者利用前苏联解密档案和中国方面的资料纂写的有关论著，对我们认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重要的帮助。

当代史的档案和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另一方面，相关资料既多又杂。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因为许多资料可能存有错讹之处，需要研究者更注重资料的考证和彼此的切磋，所有目的都是一个：在历史中求真实，从历史中获取前进的养份和教益。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