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费了好些工夫，曹雪芹终于将他所作的那篇《青州红丝砚考》，在一本诗集中找到了。
这篇考证中说，首先引证宋太宗朝的状元苏易简，所著“文房四谱”之一的“砚谱”的记载：“天之下砚四十余品，青州红丝石第一。”接着又引顺治年间余怀所著的“砚林”，说“砚之美者，无出端溪之石，而唐彦猷作《砚录》，乃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冠。”指出“黑山”有误。
他说，山东青州府多山，益都县东南青山、黄山，亦有黑山，是在益都西南、博山之东。青山、黄山、黑山都以本山所产石头的颜色命名，黑山之石皆黑。青山之石深青细润最有名，黄山之石，其色黄赭。而唐彦猷记红丝石说：“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恰与黄山之石具黄赭两色相合，因而考定红丝砚出于黄山而非黑山。
红丝砚的好处，苏轼、陆游的笔记中都谈过，却都引用唐彦猷的话，至于唐彦猷本人的说法是：“文之美者则有旋转，其丝凡十余重，次第不乱。姿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
曹家祖传的这方红丝砚，正就是唐彦猷所说的美石，底子是深黄色，砚面上一大圈红丝，好像老木的年轮那样，一重又一重，细数一下，计有十七圈之多。
曹雪芹试过，将红丝浸入清水中一天，取出阴干，砚上一直有滋润的水汽，说“膏液出焉”，似嫌夸张，不过贮入砚盒，三五天墨渖不干，却是事实。
这是曹雪芹的旧稿，如今旧事重提，听曹说到张云章有一首诗，其中亦有关于红丝砚的描写，便须找出原作，做一番新考了。
张云章其人，曹雪芹听他祖母谈过，是当年曹家全盛时，众多清客之中，往来踪迹较密的一个。他是江苏嘉定人，康熙初年，嘉定有个县官陆陇其，是雍正年间从祀文庙，与汤斌齐名的理学名臣，张云章便是由陆陇其“县试”取中的秀才，执贽拜师，学问很有些根柢，所以颇为曹寅所看重，他的《朴村诗集》便是曹寅在扬州开书局刻《全唐诗》时，附带替他刻印的。
《朴村诗集》中与曹寅酬唱的诗很多，一首一首翻过去，终于找到了，题目叫作《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荔轩是曹寅的别号，他加衔至通政使，这个官职在宋朝称为“银台司”，所以有此称呼。计算这首诗应该作于康熙四十八年。
看第一句，曹雪芹便知所谓“得孙”，是指他出生未几便夭折的长兄，那句“天上惊传降石麟”诗下有注：“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贺人生子，称为“充闾之庆”。其时他的父亲曹颙正在京师当差，当他祖父准备进京述职时，恰好有得孙的喜信，预定回江宁后，举行汤饼宴，所以这首诗的结句是：“归时汤饼应招我，视砚传看入座宾。”
这方“祖砚”便是红丝砚。但它的来历，似乎“母亲”与“四叔”都不甚了了，最使曹雪芹不解的是，祖母在世之日，何以亦从未谈过？那么，如今还有什么人，能为他解说呢？
这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何谨，“老何，”他说，“既然‘祖砚传看入座宾’，见过的人一定不少，怎么我从未听人提过这方红丝砚？”
“诗是那位张先生这么说说而已。当时老太爷本来打算回来之后，做‘双满月’大大请一回客，哪知道，等老太爷到京，你大哥已经惊风不治，没有汤饼宴，亦就无所谓‘传看’了。”
“可是，”曹雪芹仍有疑问，“老太爷的《楝亭十二种》，有一篇《砚笺》说，‘红丝砚为天下第一石，有脂脉助墨光’，这样一件难得的珍物，为什么老太太亦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提起来不是什么好高兴的事，何必提它？”
一听这话，曹雪芹越发诧异，急急问道：“莫非其中还有一段不如意的经过？”
年高八十的何谨，精神矍铄，记忆不衰，从容答说：“提到这段经过，只怕太太跟四老爷都未必清楚，太福晋或许有点知道，也不会多。”
“那，我是找对人了。”曹雪芹欣慰地，“你快说吧！”
“不忙。你先得把《楝亭诗别集》找出来——”
“那是现成的。”说着，曹雪芹便走向书架，待去取他祖父的诗集。
“不对！这是第三回刻的，连第二回的都不行，要初刻本。”
“为什么？”
“老太爷有一首诗，只有初刻本才有。”
这可费事了，找秋月、杏香一起帮忙，寻寻觅觅，始终不见有初刻本。
“初刻本原来就刻得不多。”何谨思索了好一会说，“我仿佛记得锦儿奶奶夹丝线的那本书，好像是初刻本。”
曹雪芹心急，当时便打发桐生送杏香去看锦儿，果然桐生带回来一本《楝亭诗别集》的初刻本。
何谨接过来，略为翻一翻就找到了，那首诗在第一卷第十五页上，题目叫作《咏红述事》，是一首五言排律，曹雪芹一眼望去，最怵目的是，诗中有两个“墨钉”，亦就是挖去了两个字，不言可知，这两个字是犯忌讳的。
“‘谁将杜鹃血，洒作晓霜寒。’”曹雪芹念了两句，停下来说，“是咏的红叶。”
“不光是红叶，你再往下念。”
于是曹雪芹又念：“‘客爱停车看，人悲仗剑寒。昔年曾下泪，今日怯题笺。’”他又停下来了，“这首诗很怪。‘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面又用红叶题诗的典故，应该六句一气呵成，何以中间又挟上一个苏武的典故，‘蹈其背以出血’？”
“这首诗的毛病就在血上面，你再念。”
“‘宝炬烟销尽，金炉炭未残。小窗通日影，丛店杂焰燃。睡久犹沾颊，羞多自倚栏。爱拈吴线湿，笑润蜀丝干。一点偏当额，丹砂竞捣丸。弹筝银甲染——’”
念到有“墨钉”的地方了。这首排律是照试帖诗的做法，用各种情景来描写一个“红”字，刚熄的烛芯，在燃的炉炭；窗纸残阳，旅舍烤火；睡得太久或者少女害羞，避人倚栏，脸贴在柱子太久而生的红晕；以及用“烂嚼红绳，笑向檀郎吐”的词意，还有女孩用丹砂点额，捣烂凤仙花染指甲。下面对“弹筝银甲染”的那一句，挖掉了第二、第三两个字，成为“刺背□□圆”。
“这两个是什么字呢？”曹雪芹想了一下，很轻松地说，“对了！应该是‘金针’，用岳母刺字的典故，金针刺背，是一个个的红点，所以叫作‘刺背金针圆’，啊，不对！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这第三个字非用仄声不可，不能用‘金’字。”
“芹官，你说得不错，不是‘金’，不但平声，而且前面有‘金炉炭未残’，也犯重了。”
“那么应该是什么‘针’呢？”
“这很容易，你多想一想。”
“绣针？”
“对！绣针。”
“这两个字何以犯忌讳呢？”
“忌讳的不是两个字，是一句诗，这句诗的典故，实在是典故中提到的一个人，在当时是犯忌讳的。”
曹雪芹恍然大悟，原来“岳母刺字”中的岳飞犯忌讳。清朝皇帝出于女真族，“爱新觉罗”的本意是金；清朝之清，实由辽金之金而来，岳飞与金对敌，亦就变成清朝的仇敌了。
“当时正是老太爷最得意的时候。还有件事，就不但是咱们包衣人家，连真正满洲八大贵族都很眼红，那就是咱们姑太太配了老王爷——”
这一段缘由，曹雪芹倒是听过不止一遍了。平郡王是世袭罔替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多少满洲世家巨族，想跟平郡王联姻，但圣祖“拴婚”，将曹大小姐指名许配平郡王讷尔苏。
包衣家的女儿成为王府的嫡福晋，真正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不知羡煞了多少出身于内务府的显宦。
“老太爷一向谦和好客，不论什么人的缘都要结，皇上左右的人，更是没有一个不敷衍到的，可是到底太满、太盛了，就有人在康熙爷面前进谗，说的就是这首诗。”何谨又说，“明朝的遗老，没有一个不跟老太爷好的，这原是当初老太爷奉旨笼络——”
笼络前明遗老，以及名虽不彰而矢志反清的岩壑之士，原是圣祖的伟略远见，除了特开“博学鸿词”制科以外，曹寅受命秘密活动，为清朝所收揽的人心，更是圣祖削藩治河、打定清朝基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进谗的人，并不明了其中的原委，竟拿“刺背绣针圆”这句话，指控曹寅鼓动前明的遗民志士“精忠报国”。幸而圣祖英明，深信曹寅的本意无他，置之不问。
“话虽如此，老太爷怎么敢大意？本来书版刚刻出来，就有清客说这句诗不妥。”何谨又说，“这句诗之不妥，是第一，芹官你刚才看出来的，前面六句应该一气呵成咏红叶，来入‘刺背’见血这一句，格外显眼。其次，这首排律一共廿二句，变成十一夹——”
“是啊，”曹雪芹插嘴说道，“从来排律哪怕多到一百韵，总是成双的，何以会变成十一韵？”
“这是老太爷搜罗‘红’的典故，再没有得可说了，马马虎虎就变成十一韵。无心之失到了有心人嘴里，就又是一番说法了。老太爷一想不错，因为版已刻成，只好拿‘绣针’两字，换上‘墨针’。后来觉得还是不妥，书也没有多发，毁了版再印第二次，干脆把这首诗拿掉了。”
“怪不得！”曹雪芹说，“第一次印的本子，连我都没有。”
“回来再说那方红丝砚，是康熙爷‘拴婚’不久以后的事，苏州有个卖古董的，姓胡，外号‘胡老实’，来兜这方砚台——”
“慢来，慢来！”曹雪芹急忙插进去问，“不是祖传的吗？”
“你别打岔，先听我说完。”何谨接下去说，“那胡老实一张嘴能把死的说活了，他说他久知这方红丝砚的名气，想觅了来卖给老太爷，机缘不巧，未能如愿；这回听说大小姐嫁了贵婿，心想那方红丝砚不就是‘镶红旗’的好兆头吗？于是再去找那收藏的人家。他说：‘我跟人家说，凡是宝贝都有它的主儿，不该得的得了，是祸不是福，这叫‘庶人无罪，怀璧其罪’，这方红丝砚天下第一，不错，不过他的主子姓曹，人家女婿是镶红旗的王子，早就应在这方红丝砚上了。合该是人家的东西，你不如脱手得个善价为妙。’那家人家肯了，不过开的价吓人一跳。”
“怎么呢？”曹雪芹说，“就算漫天要价，也可以就地还钱，而且总也得有个说法。”
“自然有说法，据胡老实说：原主自以为这方红丝砚，底子跟‘田黄’一样，田黄是论金子算的，多少重就是多少两金子，他也得论金子算。”
“好家伙！那方红丝砚，怕不有几斤？”
“不多，四斤半，七十二两金子。”
“老太爷照给了？”
“明摆着是敲竹杠，也只好让他敲。”何谨说道，“为了镶红旗王子买这方红丝砚，还让人家敲了竹杠，这要说出去有多寒碜！所以托名祖传。”
“是这么回事。”曹雪芹想了下说，“当时的经过，太福晋当然知道？”
“大概知道。”
“如今她要这方红丝砚，我得给她送去，要问起当年的情形，我怕说不完全，最好你陪我一块儿去。”曹雪芹又问，“后来是不是因为那首诗的缘故，连带红丝砚也给冷落了？”
“可不是。人家已经在妒忌镶红旗了，何能再拿镶红丝的砚石来炫耀？”
何谨的话在曹雪芹的心湖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自从抄家归旗以来，淡忘的辛酸，又让他感受到了。多少年来，他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家门不幸，是从祖父在扬州病故以后才开始的，在他生前都是好日子，甚至直到他咽气的那一刻，圣祖专差赏赐来自西洋的、治疟的特效药，亲笔标明服用的方法，以及比递送紧急军报还要严格的程限，祖父是死在应该一无所憾的浩荡皇恩之中，哪知即令是全盛之时，也是充满着种种令人不安的疑惧。这样说起来，祖父可能没有一天过的是舒坦的日子。
对于他的从未见过的祖父，曹雪芹觉得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感到亲切过，他忽然觉得心头发酸，眼眶发热，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他祖父垂泪。
“芹官，”何谨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亦颇为伤感，“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想把自己的命跟运抓在手里，可是办不到！富贵荣华，转眼成空。横逆之来，往往事先毫无征兆，到你发觉不大对劲，还来不及细想一想，变化已经来了。这两天，我看兆头又不妙了。”
“你是说王爷去世？”
“芹官，这件事你别小看了！”何谨很认真地说，“关系很重。”
听他这么说，曹雪芹就无以为答了。他想不出有没有平郡王福彭，会有什么重大的关系，这几年平郡王已不大管事，曹与曹震的差使不坏，都是他们自己巴结，受内务府大臣的提拔，说起来他也出过一臂之力。既非由于平郡王的奥援，当然不会受平郡王去世的影响。
何谨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心里，便用略带开导的语气说：“人在大树下面，只觉得阴凉，不会想到是托大树的福。王爷这几年虽没有什么照应，可是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如意，这就是有王爷的影儿遮在前面，倘或有什么风吹草动，总还可以请王爷出来挡一挡。以后呢，你看着吧！”
“怎么？”曹雪芹问，“只要自己多小心，不出错！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你能保得住不出错？而且，就算不出错，也不能包你无事。我看得多了，内务府的人，天生下贱，看不得人好，一看人好了，就会打主意。”
这话入耳心惊，但亦不免将信将疑，“真的是这样子吗？”他问。
“老太爷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世的时候，得罪过谁了？用了个岳母刺字的典故又算得了什么？就有人打算扳倒他。喔，我又想起一个人，岳大将军，不也是同样的例子吗？”
何谨是指岳钟琪，曾有人说他是岳飞之后，亦是天生与清为敌的。这重公案出在雍正年间，曹雪芹当然很清楚。
事在雍正六年九月，代年羹尧而为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手握三省重兵，驻节西安，有一天有个名叫张熙的人，到总督衙门投书，岳钟琪拆开来一看，函中有函，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自称“南港无主游民夏靓”，函中列举雍正的过失九条：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又说，清朝是金人的后裔，而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与金世仇，如今手握重兵，身居要地，应该乘时起义，恢复明室，且为宋朝复仇。
岳钟琪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成都已有谣言，说他要起兵造反，亦是拿为宋明复仇作为他要造反的理由；岳钟琪上疏自辩，虽蒙皇帝谅解，说这几年谗言岳钟琪的“谤书盈箧”，但他深信岳钟琪忠贞不贰，并命四川巡抚严究谣言的来源。
但岳钟琪知道，雍正的疑心病极重，而且向来使用先奖许，后翻脸的手段，眼前的安抚，并不表示他真正的信任，现在又有这样一个人来投书，越发会加重雍正的怀疑。
因此，他对处理这件事，非常慎重，处处站稳地步，先把臬司硕色请来，说明经过，将硕色安置在一间密室中；而相连的另一间密室，则是他接见张熙之处，命坐赐茶，颇为礼遇，然后和颜悦色地问他夏靓是什么人。
张熙只说是他的“老师”。再问他以及他的老师的住址，张熙便不肯说了，只说“老师”只命他来投书，他非所知，至于他本人，连年漂泊，并无一定的住址。
其时陕西巡抚西琳，得信赶到了，此人是个草包，贸贸然闯入密室，大声喝问，问不出实话，一怒之下，叫仆役动手“掌嘴”。岳钟琪虽是总督，但汉人遇到跋扈的旗人，即令是属下，也只能容忍。好在他的目的只求表明心迹，便任凭西琳去处置。
倒是硕色头脑比较清楚，急忙出面阻止，悄悄劝告西琳，此人有备而来，莫说“掌嘴”，便行杖，亦未见得能有实供。虽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如所本无供，熬刑不过，胡说一通亦是常有之事。那时他的话无从判断真假，如何复奏？
岳钟琪亦认为这样的大案，如果不能以实情复奏，不但是他本人，巡抚与臬司亦脱不得干系。因而建议，仍旧由他来处理，只请西琳与硕色从旁监视好了。
于是岳钟琪好言相慰，推衣解食之余，提议与他一起在神案前焚香设誓，这样才把张熙的实话骗了出来。
原来所谓“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本名曾静，字蒲潭，湖南郴州永兴人，在安仁县设馆教书，由于偶然的机缘在郴州得读浙江遗民吕留良评选的诗文，内有严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等论说，曾静大为倾倒，特遣他的学生张熙专程到浙江石门县吕家，访求吕留良的遗书。
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送了他一部《吕子文集》，其中多慷慨不平之鸣，曾静大受影响，反清复明的念头，油然而生，而且进一步与吕留良的弟子结成至契，谈剑论兵，大义凛然。
其时雍正杀年羹尧，杀允禩、允禟，王府属下，多充军到滇桂边瘴之地，而入西南必经湖南，沿途宣扬雍正的种种恶德，使曾静越发觉得这样的无道暴君，应该推倒，于是想到岳钟琪，因而特派张熙到西安来投书。
内幕既明，岳钟琪一面敷衍张熙，一面飞递密折，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前都统海兰，驰驿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连同张熙一并解到京里。当然，吕家亦是大祸临头，吕留良的子孙门生，都是浙江巡抚李卫奉旨抄家搜捕，锒铛入狱。
曾静到京后，雍正命六部九卿，反复审问。雍正还有个破天荒的举动是，以皇帝之尊，与自称“弥天重犯”的曾静辩驳，朱笔亲书“问讯曾静口供”，先是十三条，随后又加二十四条，曾静一一服辩，不但如此，雍正还特地检出岳钟琪的奏折及他的朱批十来件，交曾静阅看，表示他们“君臣一德”，绝无如曾静所想象的，岳钟琪因为是岳飞之后，可能会起兵为宋明复仇。
这一件清朝开国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钦命案”，从雍正五年秋天开始到雍正七年秋天结案，整整办了两年，内阁九卿共同拟议的罪名是，曾静谋反大逆，凌迟处死，祖父以下亲族，男丁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其子的妻妾，给付功臣家为奴。张熙共谋，照律亦应凌迟处死。
此奏一上，谁也想不到的是，雍正竟赦了曾静与张熙，说是曾静、张熙“误听人言，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又说他“望天下之人改过，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如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可是吕留良的子孙亲族，以及门生故旧受牵连的，皆杀无赦。
对于雍正的处置，举朝骇异，私下议论纷纷，最有力的一派看法是，曾静该不该杀，姑置不论，但与吕家的情形比照，执法显失其平，因而由怡亲王领衔，抗疏力争，说曾静师徒“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等之罪，乃三宥之所不及”，因而请求“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兴歼除”。
在此以前，雍正曾特召亲贵大臣至乾清宫，亲口宣谕，说他之不杀曾静，另有隐衷，张熙投书以后，对他的来历，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实情供出。上谕中说：“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屈，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意思是岳钟琪当日与张熙有同生共死、祸福同当的誓约，鬼神昭鉴，不可违背。如果曾静、张熙伏法，岳钟琪亦将应誓，不能独生，冥冥中将为鬼神所诛。
雍正自觉话已说得很透彻，而怡亲王等仍旧重申前请，使得他深感困扰，只好断然抹杀一切了，他说：“曾静这件案子，本来是臣下所无法表示意见的，天下后世，以我的处置为是，或以为非，都是我自己负责，与大小臣工不相干。我的决定是再三考虑过的，以前谕旨，剖析详明，诸王大臣，不必再奏。倘或各省督抚、提督、总兵等，凡有类似陈奏，由通政使将原本发还，不必呈进。”
这些上谕，辑成专书，题名《大义觉迷录》颁行各省，每逢朔望，由当地的学官，集合生徒讲解。
这本书曹雪芹亦曾读过，当时的困惑，不止一端，此刻跟何谨谈了起来，勾起重重疑云，并作一句总话问道：“先帝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居然赦免了曾静？这器量实在也太大了。”
“他没法子！非表示器量大不可。为什么呢？”何谨自问自答，“为的是要表示曾静的话，毫无踪影，都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门下所捏造的。曾静随口附和，就像‘犬吠鸱鸣’，不必理他，世上岂有听见狗跟夜猫子在叫，就要杀狗、杀夜猫子的？不但如此，他还得谢谢曾静。”
曹雪芹越发诧异，“老何！”他问，“你这叫什么话？”
“一说你就明白了。当时宫里闹得天翻地覆，雍正爷以为外面不知其详，也不敢说，等看到曾静亲笔所写的口供，才知道已经通国皆知了。不是曾静，永远没有哪个大臣或者督抚，敢把外面有这么难听的话告诉他；如果不是曾静，他不知道真相，更没有借曾静这一案来辩解的机会。岂非要谢谢曾静？”
“原来是这样的用心，不过假得太过分了。”
“做官的，没有一个不假的，当皇上的，假仁假义，更是天经地义。”
“此所以我对做官，一点兴致都没有。”
“这话——”何谨沉吟了一回，摇摇头说，“咱们这会儿不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