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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由内阁“明发”,一开头说:“大学士伯张廷玉,三朝旧臣,襄赞宣猷,敬慎夙着,朕屡加曲体,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学士日直内廷,寒暑罔间,今年几八秩,于承旨时,朕见其容貌少觉清减,深为不忍。”
这段话,体恤老臣,情见乎词,但下面那句话,便显得有些轻薄了,“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等于将张廷玉当作古董看待。承旨时皇帝特别指示,这句话不可漏掉,所以汪由敦述旨时,照样书写,接下来便是转笔:“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朕御极以来,弼亮寅工,久远一致,实乃勤劳宣力之大臣,福履所绥,允为国家祥瑞。”说张廷玉的福禄寿考,为国家的瑞征,再配上“勤劳宣力”四字,无异暗示张廷玉不过福气好、恩泽厚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相业,接下来便又谈到归田之事:“但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里,谊所不可。”
然则“年几八秩”,且“容貌少觉清减”,既觉“不忍”,应有处置,因而提到宋朝文彦博的先例:“考之史册,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节劳优老,古有成模。”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议事之处,名为“都堂”,这里当然是比作军机处,上谕中交代:“着于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
上谕中重要的文字是,反复申言,张廷玉并无归田的必要,先说“大学士绍休世绪,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这是说,张廷玉想回桐城,毫无理由,人之既老思乡,或者由于少时游钓之地,魂牵梦萦;或者子孙居乡,舐犊之情,不能自己。张廷玉从小生长京师,子孙绕膝,两个思乡的理由,都不存在。倘真以林泉为乐,则“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长承渥泽,副朕眷待耆俊之意”。
此外,上谕中还有期勉张廷玉为朝臣做个榜样之意,道是“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国家优崇元老,恩礼兼隆,而臣子无可已之,自应鞠躬尽瘁,以承受殊恩,俾有所劝勉,亦知安心尽职”。
凡此规劝,如果不听,一下子反过来,都可以成为罪状。最后所附的御制七律一章,便等于提出警告。头两句是:“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用《荀子》与《尚书》的典故,说张廷玉与皇帝为臣为君,任劳皆由天定。中间第一联说“休哉元老勤宣久”,不过“允矣予心体恤频”,这“允矣”二字出于《诗经》,“允矣君子”乃诚信之意,张廷玉虽然勤劳王事已久,但他亦有足够的报答。
第二联用了两个典,一个是封潞国公的文彦博,“潞国十朝事堪例”,这里的“十朝”是皇帝独创的用法,意味“十日一朝”,并非经历了十个朝代。另一个是唐朝平安禄山之乱的汾阳王郭子仪,道是“汾阳廿四考非伦”,这个警告就严重了。
本来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是说他久任中书令,历经二十四次考绩,以年资而论,张廷玉拜相二十余年,不能说是“非伦”。因此所谓“非伦”者,是郭子仪与张廷玉的相业不同,郭子仪身系唐室安危二十年,张廷玉不能与之相比。换句话说,他实在并无配享太庙的资格。
最后便是公然告诫了:“勖兹百尔应听劝,莫羡东门祖道轮。”“祖”作“送”字解,送别之筵称为祖饯,祖道便是送行。劝张廷玉莫作归田之想。
这道上谕除明发以外,还特缮一份,派御前侍卫颁赐张廷玉,照例摆设香案跪接,高供大厅正中。接下来还有件事,便是缮折谢恩。
“你去把谨堂请来!”张廷玉这样吩咐次子。
“这个谢恩折子,也不必他来拟。”张若澄说,“快过年了,刑部本年该定谳的案子,赶着要出奏,不必找他了吧。”
“不!我另外有话问他。”张廷玉说,“等他刑部的公事完了,请他来喝酒。”
于是张若澄写封短简,派人送到刑部,汪由敦直到上灯时分,方应约而至。
“听说这道上谕,是你拟的?”
“是。”
“诗呢?”张廷玉又问,“每一个字都是御笔?”
“皇上的诗,老师知道的,除了失粘、出韵,要想动也无从动起。”汪由敦答说,“而况这首诗是给老师的,我更不敢动了。”
“我也看得出来。”张廷玉点点头,“不通之处仍在,足征为原作。”
批评皇帝“不通”,虽在私室,亦不宜出口。汪由敦沉默不答,暗示为一种规劝。
“谨堂,‘莫羡东门祖道轮’,连羡慕都不行吗?”
听老师咬文嚼字,足见对这首诗很在意,汪由敦出言便越发谨慎了,“我想,这个羡字没有什么深意。”他缓慢地说,“这里要用仄,羡字去声,比较来得响。”
“皇上的诗,还用得着讲声调吗?”
“爹!”张若澄也觉得需要劝阻,所以为皇帝辩护着说,“前一阵子,皇上还特地到南书房来要过赵秋谷的声调谱。”
“好,不谈这一句了。谨堂,”张廷玉有些激动了,“‘汾阳廿四考非伦’,是指的什么?”
汪由敦何能直说,劝慰似的说:“老师何必看得这么认真?”
“不!我要弄弄清楚,因为皇上的诗,常有以词害义之处,说不定是词不达意。”
这“非伦”两字是很清楚的,汪由敦无法曲解皇帝是如何措辞不当,便依旧只好保持沉默。
“皇上另外还说了什么没有?”
谈到这里,张廷玉忽然咳嗽大作,后房出来两名女子,年纪都在三十左右,却依旧是青衣打扮。这使得汪由敦想起了他的“太老师”张文端的一则传闻。文端是张英的谥,他是康熙六年丁未科的翰林。但三藩之乱以前,人才出在他以后的一科,康熙九年庚戌的徐乾学、李光地、赵申乔、王掞、陈梦富、邵嗣尧、张鹏翮、郭琇,还有旗人牛纽,而且庚戌科一榜二百九十九人,丁未科只有一百五十五,众寡之势,亦不相敌,因此张英颇受排挤,幸而他甘心自下,始获保全。
自康熙三十五年以后,诸皇子争位引起朝局的大翻覆,党争更为激烈。张英是东宫保傅,看太子失父皇之欢,情况不妙,因而在康熙四十年,以衰病请放归田里,其时他才六十五岁,平时养生有道,体气一如壮年。圣祖亦知他之告老,是因为在东宫未能善尽辅导之职,内心不安而求去,有引咎之意在内,便准如所请,容他优游林下。
张英既有终老林下之志,自然要兴土木来娱老,好在他的身子好,年过七十,依然能够亲到工地,指点经营。这年——康熙四十七年夏天,花园中有座正厅要上梁,梁木植置路口,哪知有个十六七岁的丫头行经此处,跨梁而过。那时在许多重忌讳的地方,连妇女的亵衣都不准在露天晒晾的,正梁是何等重要之物,这丫头胆敢如此,工头大为恼怒,厉声喝住:“你简直要造反了,你怎么可以跨过正梁!”
“咦!为什么不能跨过?”
“贱物,你真不懂、假不懂?你那个‘东西’跨过正梁,阴气冲犯,这根梁不能用了,禀告老太师,一顿板子打死你。”
那丫头失笑了,“你尽管去禀告。”她说,“我的‘东西’怎么样,公侯将相不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工头为之气结,果然去禀告“老太师”。张英觉得这个丫头,出语不凡,找来一看,生具贵相,心中一动。有天丫头服侍他“更衣”时,成就了一段“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韵事。
谁知到了这年九月里,接到京中的信息,太子为皇帝所废。据说在热河行宫回銮途中,太子每夜逼近皇帝所住的“布城”,撕开一条缝,往内偷看,有弑父的逆谋。
皇帝特召王公大臣,面数太子之罪,且哭且诉,有“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哭诉到此,仆倒在地,几于昏厥。
信是张廷玉写来的,他在南书房行走,又兼日讲起居注官,凡有巡幸,例必随扈,信上所写,都是亲见亲闻,格外真切。因此,张英看完这封信,亦像圣祖一样,“几于昏厥”——从康熙二十六年起,他一直兼管詹事府,这个衙门是“东宫官属”,其中有个官职叫作“洗马”,而正式的职称却是“太子洗马”。太子的教育,归詹事府负责,不道教出来的太子,竟是如此大逆不道!怎生交代?
而且圣祖凡事皆能循理衡情,做出公平宽恕的处置,独独一牵涉到皇太子,便有牢不可破的成见,横亘胸中,而且早年溺爱不明——由于元后在生太子时,难产而死,以悼念爱妻之情,寄于其子;再则太子长得英俊而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做得极好的诗,为他的曾祖母孝庄太后视如心肝,圣祖亦不知不觉陷于溺爱之中,为了便于他需索,将他的乳母之夫凌普派为内务府大臣。但当太子成年,种种乖谬荒唐的积习,已成无药可治的痼疾以后,圣祖竟归罪于凌普及跟随在太子左右,满洲话名为“哈哈珠子”的一班小太监,很杀了一些人。
这就是张英惊悸的由来,在圣祖认为太子是第一等的资质,所以不成材,都是他左右的人教坏的,如今坏到竟要弑君,试问多年任“东宫官属”之长的人,该当何罪?
张英越想越害怕,惊悸成疾,而且不肯服药,只求速死。可是他的那个“出语不凡”的侍儿却有孕了。
世家大族,最怕这种事,尤其是在退归林下的大老去世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事件,更为棘手,首先是不知未出生的婴儿,究竟是不是老主人的骨血?事实上恶仆设计诬赖的情形,亦多的是。素车白马,吊客纷纷之际,忽然出现一个身穿重孝的少妇,拖个披麻戴孝的孩子,到灵堂大哭,说孩子是老主人所生,且有恶仆出来作证,说老主人生前确有此外室。于是要归宗、要分家。有些“诗礼之家”,认为析产事小,“乱家”事大,到谈判不成时,不免涉讼,这种无头官司,遇到心狠手辣的“灭门县令”,非破家不可。
但亦有确是老主人的亲骨肉,而门生故旧,认为死者的清誉,必须维护,所以教唆死者家人,狠心不认,当然也要动用官府的力量,硬压软骗,乃至治以诬控之罪。那怀孕的侍儿,所恐惧的便是这一点。
据说,张英虽在病中,神志湛然,问那侍儿:“你的打算怎么样?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当然要生。”
“生了以后呢?”张英问道,“是不是另外替你择配?”
“不!我请少爷拨一处房子给我,带发修行。”
“这是你终身大事。”张英郑重提醒她,“你再想想。”
“不用想。老太师得病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了。如今只请老太师做主,跟大少奶奶说明白。”
张英的长子,亦就是张廷玉的胞兄,名叫张廷瓒,是康熙十八年的翰林,去世好几年了,大少奶奶便是他的妻子,现在当家。
“你别傻了!告诉了大少奶奶,还不是把你弄到小产了事。”
“可是,我这肚子鼓——”
“你回娘家去生。”
张英密密地嘱咐了一番话,然后把大少奶奶找了来,说那侍儿不听话,让他生气,非撵走不可。
“唤她父亲来,把她的契约给他,叫他领回去。”
大少奶奶不疑有他,检出那侍儿的卖身契,还附送了几两银子,唤她的家人来将她领了回去。
不多几天,张英去世,遗疏去京,恤典甚优,谥文端,表示皇帝承认他是正人君子,辅导东宫,并无不端的行为。张廷玉兄弟亦就能安心在原籍守制了。
到了第二年,那侍儿遣他的父兄来告,说为“老太师”生了个遗腹子。有老太师生前所写的一首诗为证,这首诗是遗嘱,且已为未生的儿子或女儿命名,生的是儿子,命名按照“廷”字辈,第二字“玉”字旁排行,叫作“廷玑”。
这件事在张家是个忌讳,虽以汪由敦这样亲近的关系,亦从没有打听过“太老师”的这桩韵事,只是听说而已。这时候忽然想到,是看到那三十上下的两名青衣女子,知道“老师”亦不免有内宠,掌朝之年,这种情形不是好事,但又从何规劝?
正在这样想着,张廷玉的咳嗽已经止住了,“你跟谨堂在这里,我有几句搁在心里的话,不吐出来,只怕要带入泉台了。”他看一看左右说,“叫大家都出去。”
这是嘱咐他儿子的话,张若澄奉命唯谨,交代下人回避,而且亲自去查看,确知绝无隔墙之耳,方始回进房来,端着椅子放在张廷玉左首,这是为汪由敦预备的座位,他自己在门背后取个小板凳,坐在他父亲右膝旁边。这样都坐拢来,张廷玉说话就可以省好些气力了。
“照现在的情形看,想终老‘龙眠’,必成妄想。而且,就算有恩旨,许我回籍扫墓,恐怕亦只能心领了。”张廷玉停了下来,看一子一门生都只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等而未发问,便又接下去说道,“这话,何以言之?长途跋涉,就算安然到家,可是涉猎江河,虽无风涛之险,而方寸之间不能无风涛之忧。你们现在年纪还轻,还不能体会我的心境,到了六十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沉默了片刻,汪由敦开口问了:“老师的意思是,惮于远行?”
“是的。”张廷玉说,“不过这‘惮’与不惮,不可执一而论,‘境由心造’,在思乡正切、归心如箭的时候,不惮冒险;倘或已经到了我觉可以安身立命之处,再叫我回京,那时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了。”
“老师的意思是,一回桐城,就惮于回京供职了。”
“是啊。我所顾虑就是这一点。”
“老师这话,我斗胆要驳,如果皇上格外优遇,老师酬主心切,回京亦就会像回籍一样自然而然地不会担心风险。”
“但愿如此,而究竟不是如此。此生我已不做回乡之想,而且自觉有朝不保暮之势,心里有些话,不止是发我自己的牢骚,也让你们自己有个抉择。”
“太老师要训诲的是——居家之道?”
这是汪由敦故意这样说,实际上他所希望获得的训诲,是“居官之道”。
“我要诉诉我的委屈。”张廷玉说,“有人在皇上面前说:鄂文端配享太庙,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至少还有在云贵征苗,‘改土归流’,不妨说有开疆拓土之功;至于张某人,不过笔墨之劳,述先帝之旨称职而已,如此而入太庙,名器未免太滥。皇上把这话听进去了,进谗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搁在肚子里,不知道也就不必去打听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可说是知道了一半,他们都听人谈过,但不便去问张廷玉,此刻似乎有了澄清的机会,便都静静听着。
“先帝一向重视翰林,对庚辰一榜,更加注意,为什么呢?”张廷玉问,“谨堂,你总明白其中的道理吧?”
“是。”汪由敦答应着,不多说什么。
“我们那一榜,三甲点翰林的,有史铁崖、我、年亮工。那年我二十九,史铁崖小我十岁,也是一榜之中年纪最轻的,他是三甲第一,而且口才极好;至于年亮工,他之点翰林,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他的出身的关系。”
张廷玉说得很含蓄。年羹尧是世宗封雍亲王“分府”时,归入门下的包衣,后来进妹封为侧福晋,以此双重渊源,托了人情,才得点为翰林,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汪由敦与张若澄都很清楚。
“年亮工自己知道,他是当督抚的材料,当督抚必须朝中有人,所以最看重同年;史铁崖少年大才,前程无量,年亮工跟他很投缘,不过史铁崖绝顶聪明,看先帝待年亮工的情形,每有出乎情理之处,就存着戒心。雍正元年,年亮工入觐,那份威风,举朝失色,唯独对史铁崖特假辞色。陛见的时候,先帝问起人才,年亮工回奏:‘史贻直才堪大用。’于是先帝召见,说是‘年羹尧保你。’他说:‘保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你们听他的回奏,是不是很得体?”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但相传史贻直——字儆弦,号铁崖,江苏溧阳人,他是在年羹尧事败后,召见时如此回奏,现在才知道,早在被荐时,便已向世宗输诚了。
“他是真心话吗?不是。他心里还是感激年亮工的举荐之德的。因为如此,他对我就有误会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都曾听说,史贻直跟张廷玉不和,如今是证实了,而且还知道了,事由年羹尧而起。
“办年亮工是先帝的意思,我不过述旨而已,而且有些地方我还绞尽脑汁,为他父兄开脱。这份苦心,唯天可表,不求人知。但史铁崖认为我对年亮工落井下石,我不能承认。”张廷玉停了一下又说,“我自己觉得我事先帝,咎在未能犯颜直谏,但果真如此,只怕你们也不能过今天这种日子。”
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犯颜直谏”,忤世宗的意旨,以后的遭遇就会不同,张若澄固不能靠他的荫庇;汪由敦亦不知是否能在雍正二年中进士,成为他的门生。原来圣祖在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驾崩,相隔一个多月,便是雍正元年癸卯,应举乡试,但改元例开恩科,两科并开,先恩后正,如照乡试秋闱,会试春闱的常例举行,前后需要三年才能完事。因而世宗特命仿照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旬万寿开恩科之例,春天乡试,秋天会试,恩正两科都是如此。
其时为了网罗人才,亦为了侦察各省对他的得位不正,是否有反抗的情形,对乡试主考的人选,非常慎重。顺天的正主考是以讲理学著称的朱轼;副主考便是张廷玉。到了秋天会试,向例遣派四总裁,而世宗为了以专责成,特旨仍派朱轼、张廷玉两人主持,殿试以后,三鼎甲皆派在南书房行走。
第二年甲辰,补行前一年的正科,会试四总裁,仍以朱、张居首,汪由敦便是经张廷玉的识拔,在这一科成进士,入翰林。如果张廷玉不是主眷优隆,就不会连着两年当会试总裁,汪由敦能不能脱颖而出,便颇成疑问了。
“现在要谈我如何入南书房了——”
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南书房翰林承旨撰拟上谕,并备顾问,即等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康熙中叶,朝中的人才,非杨即墨,不是拥护皇太子,便是为皇八子胤禩所罗致。以后夺位的纠纷扩大,皇太子与皇八子两败俱伤,而圣祖选定了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居储位,胤禩倾心拥护,举朝人才,皆归门下。世宗既然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大位,便成了举朝皆敌之势,要想物色几个能不受胤禩影响,而一意为己所用的人,非常困难。
当然,他是早就在留意的,张廷玉便是世宗所看中的一个人,因为他承老父遗教,深知卷入夺位的纠纷中,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平时跟胤禩一系,颇为疏远;而由于张英曾是废太子的保傅,所以张廷玉亦自然而然对胤禩有一种敌视的倾向,世宗认为用他是一定可以寄以腹心的。
其时还有一个人,被选入南书房,参与密勿,此人是海宁“三查”之一。三查的老大查慎行,本名嗣琏,字夏重,他是朱竹垞的表弟,诗名甚盛,早就点了翰林。康熙二十八年,发生一件国丧期间演戏,朝士纷纷获罪的大案,查嗣琏亦被革职。后来改名慎行,自号悔余,应康熙三十二年的乡试;复由大学士陈廷敬的举荐,入直南书房修书,康熙四十二年再度成为翰林,未几请假回籍,就不再入京了。
老二叫查嗣瑮,字德尹,与张廷玉同榜,亦是翰林。老三便是为世宗所选入南书房的查嗣庭,字润木,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翰林。世宗用他,别具深心,其中内幕,汪由敦是第一次听他老师揭露。
原来查氏兄弟应该算是胤禩一党。胤禩党中有一员大将,为权相明珠之子,词坛大名家纳兰性德之弟揆叙,他在诗词上的造诣,虽不及纳兰,但亦是八旗有名的诗人,诗笔通敏,而且篇章甚富,他学诗的老师便是查慎行。
至于查嗣庭,是因为世宗发现了一首诗,才知道他跟胤禩的关系不浅。这首诗是胤禩送一个椒房贵戚的寿诗:“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庭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这一贵戚是领侍卫内大臣,长日追随,而生日在“柳色花香正满枝”的三月,恰与圣祖三月十八寿辰相近,所以结句有“龙楼献寿”的话。
诗不是胤禩做的,代笔的就是查嗣庭。胤禩的门客,世宗居藩时都有侦察的记录,从未见查嗣庭上门,但居然为胤禩代笔作诗,可见得别有秘密的交往途径,世宗用查嗣庭,便是想从他口中打听胤禩的秘密。
但是查嗣庭不承认与胤禩有交往,他说那首寿诗是有人来托他作的,只说是替某皇子代笔,并不知就是皇八子胤禩。
“先帝是何等样人?就有心试他了。因为隆科多曾经保过他,就先试他跟隆科多的关系。”
张廷玉谈到这里,停了下来,抬眼环视一子一门生,很认真地告诫:“你们记住,‘受禄公堂,拜恩私室’在先帝跟今上,是最犯忌的事!举荐人才是大臣分内应为之事,不应视为市恩;做官做的是朝廷的官,要感的恩是皇上,不是举主。史铁崖至少在表面上,能把这番道理现出来,是他最聪明的地方。谨堂,你将来是要大用的,更不可忘记我这几句话!”
“老师的训诲,门生绝不敢忘。”汪由敦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说,“不过东汉风义,门生是最仰慕的。”
这就是张廷玉教汪由敦的居官之道,要以“受禄公堂,拜恩私室”为戒,但特意提出史贻直的“聪明”,暗示只是“表面”应该如此。汪由敦答以“东汉风义”,便是充分领会的表示。因为东汉最重“举主”,一旦受恩,终生不忘,甚至有弃官为举主服丧的。汪由敦特拈此义,张廷玉当然深慰老怀,连连点头,接着又谈查嗣庭。
“查横浦就没有史铁崖那么聪明了。”他说,“先帝有时候召见我跟查横浦,有意无意批评隆科多,或者处置失当,或者太不经意,过个两三天,隆科多就会找机会跟先帝辩解,认错时少,自以为是之时居多。你们想呢!”
“那当然是查横浦把先帝的话透露给隆科多了。”汪由敦说,“不过隆科多‘认错时少’,查横浦就要糟糕了。”
“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呢!”张廷玉说,“有一回先帝交代查横浦,拟上谕斥责漕督,其中有一句话应该是:‘廉亲王曾向朕称道该督处事精敏’,查横浦竟把这句话删掉了,皇上问他,他默不作声。”
“这不太傻、太糊涂吗?”
“糊涂不在这里。”张廷玉说,“我也是听人说,有人问他,皇上既然这么交代,你照写就是。没有写是疏忽,就承认了也不要紧。你们道他怎么说?”
“他是不承认疏忽?”
“不但不承认,竟是这么回答:那天皇上召见皇八子廉亲王,问起张大有为人如何,廉亲王答说:‘漕督张大有亦不免有糊涂的时候。’这是我亲耳听见的,皇上交代的话,与事实不符,所以我略而不书。你们看世界上有这么糊涂的人。”
“那就怪不得他要获罪了。”
赋性率真、处事轻率,只是说他易于获罪,究非获罪真正的原因。汪由敦对这件荼毒至惨的文字狱,一直觉得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以前不敢谈,如今难得张廷玉自己提到,当然要问个明白。
于是张廷玉谈了许多内幕。查嗣庭两主乡试,雍正元年癸卯主考山西;到了四年丙午又放江西主考,副主考叫俞鸿图,他的父亲俞兆晟是康熙四十五年查嗣庭那一榜的传胪。
由于彼此通家之好,而且俞鸿图自京师至南昌,始终以“年家子”的身份,处处尊敬查嗣庭,所以查嗣庭在他面前,言论毫无避忌,日夕相处,视如家人,几乎没有什么隐秘可言。
在出京之前,俞鸿图间接奉有密旨,要一路留意查嗣庭的言语行为,这本来不过是防备查嗣庭言语失检,或有或无,俞鸿图只要据实密奏,便已尽到责任,哪知俞鸿图不是这样的想法。
“他是怎么个想法呢?在他以为查横浦为先帝之所必去,叫他留意查横浦的言论,可有什么不当之处,就是要他搜罗查横浦有什么悖逆的证据。有一天动手打开查横浦的箱子,翻了翻他的日记,大狱由此而起。”
汪由敦记得,当时的上谕是这样说的:“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由其荐举,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言语虚诈,兼有狼狈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漓乖张,必有平日记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两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当时觉得奇怪,因为那年江西乡试三场题目,除第二场为副主考所出以外,第一场、第三场的题目,为“不以人废言”等,说是心情怨望,已属牵强,至于由于出题不甚妥当,而即“料其居心浇漓乖张”,推测他“必有平日记载”,而派人搜查他的寓所及行李,更是自唐太宗开科以来,从未有的怪事。如今听张廷玉所说,方知是俞鸿图先下的手,按他的行为来说,先已犯了窃盗之罪,先帝不便说破真相,因而才有“遣人”之语。
“查横浦遇见他这么一个‘年家子’是大不幸,又遇到李靖达这么一个‘父母官’,更是不幸中的不幸。”
雍正四年的浙江巡抚李卫,谥靖达,当时他奉旨到海宁查家去搜查,大事张皇。原来很小的一件事,变得非常严重,便非从重处置不可了。这就是张廷玉说查嗣庭“不幸中之不幸”的缘故。可是外传所谓试题的“维民所止”而“维止”二字为“雍正”斩头去足之象,因而被指为大逆不道,但并无“维民所止”的试题,则此语由何而来?
“查横浦著过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这部书曾经进呈,大意说,明亡如大厦之倾,得清维之而止,先帝还很嘉许他的立论。到得一旦获罪,有人进谗,说此书明为颂扬本朝,其实诋斥满洲,这话亦无根据。真正的原因是,查横浦的日记中有几句话替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其实只得两个字。”
据张廷玉说:查嗣庭在圣祖崩于畅春园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惹祸的只是‘奇哉’二字,俞鸿图入告,亦就因为有此二字,先帝疑心他得位的经过,查横浦必有详细记载,于是革职拿问,一面搜查他在江西的行李;一面旨下浙江,派人到海宁去查。结果呢,如说有谤讪之语,仅仅只有‘奇哉’二字,可是此案已成骑虎,要小也小不下去了。”
汪由敦到此方始恍然大悟,全案之起,是由于俞鸿图误会了意旨,希图出卖查嗣庭邀功;而世宗因为有心病,而又有查嗣庭一直不大听话,疑心他私下必有秘密记载,因而遽然下令严办;而李卫与俞鸿图的想法相同,推波助澜,真的将查嗣庭认作大逆不道。及至几乎通国皆知,查嗣庭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时,才发觉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什么有关世宗得位不正的记载,亦找不到有何谤讪怨望的话,这一来就成了一个无可再僵的僵局了。
“试问,到此地步,先帝怎么办?既不能偃旗息鼓,也不能轻描淡写。总而言之,此案如果办轻了,就表示自己办错了;如果不肯认错,就非重办不可,查横浦这一案,也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冤狱。不过,先帝到底是英主,后来处置俞兆晟父子那一案,无异表示认错,而查家的冲霄冤气,亦不至于变成戾气。”
这一案在汪由敦是记忆得很清楚的。俞兆晟、鸿图父子,后来都很得意,俞兆晟早就升到了户部侍郎,是“当家”的堂官;俞鸿图由翰林院侍讲,外放为湖北学政。这个差使称为“学差”,三年一任,只要平平稳稳地做去,三年下来仅是收受秀才的贽敬,便足以偿还“京债”而有余,倘或放到富庶而文风盛的大省,更是“班生此行,无异登仙”。至于贪心不足,受贿让文武童生进学成为秀才,亦是常有之事,只要不太过分,至多风评不佳,不至于会出“参案”。
但俞鸿图的情形就不同了。湖北亦是大省,所派学政,纵不如江苏、浙江文风特盛之区,每以二品大员的侍郎或内阁学士充任,至少也要底缺是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方够资格;俞鸿图以侍讲派充湖北学政,恩出格外,而世宗另有打算。
他的打算是,俞鸿图在查嗣庭这一案上,所犯的过失极重,世宗简直是吃了一个有苦难言的哑巴亏。公然惩处既不可,索性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派他出任湖北学政,如果能够实心任事,且又能够用学政得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将湖广的官吏贤否、政事得失,秘密奏报,那就不但可以原宥他在江西的过失,进而还可重用。
如果俞鸿图不明此意,敷衍塞责,那就惩处有名了。因此,在派俞鸿图为湖北学政的同时,便在湖北巡抚王士俊的密折中批示,要他留意俞鸿图在湖北的所作所为。王士俊是田文镜一路人物,好以讦告博主知,等俞鸿图到任,第一次“按临”湖北各府,巡回岁试生童,尚未回省之前,便胪列证据,举劾俞鸿图有贿卖情事。
这一下,世宗便决定要杀俞鸿图了。但不宜出之过遽,因为俞鸿图之被重用,是举朝皆知的事,如果刚一重用,便加诛戮,为情理所不容,便会有无数的流言出现。同时,他也可以说还稍存恕道,或者俞鸿图由于负债太多,急于清偿,贿卖之事,偶一为之,还清了“京债”,或许就会奉公守法。因此,密谕王士俊不动声色,继续密查密奏。
这俞鸿图利令智昏,不知死期将至,只以为自己在江西出卖查嗣庭,是立了一件大功,因此在湖北大贪特贪,甚至不必王士俊密奏,皇帝在京里都能找到证据——俞鸿图经常派他的一个名叫曹楷的家人,将在湖北所得的贿银,运送到京,交给俞兆晟存放在殷实的典当中生息。
到得雍正十一年九月,终于东窗事发了。俞鸿图赃私累累,固属罪有应得,但上谕中说他“原系查嗣庭案内获罪之人,朕格外宽宥,复加任使”,不免使得知道当年内幕的人,大为诧异。查嗣庭获罪的表面原因是,两场的题目,一题出于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当下诏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时,认为此题意存讥刺;另一题出于孟子“今茅塞子之心矣”一章,指为“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即令是欲加之罪,毕竟也还要有个说法,至于俞鸿图出第二场题,并无不妥,且副主考对正主考并无监督之责,如果查嗣庭出题差错,与俞鸿图毫不相干。当时明诏免罪,如今欲又说他“原系获罪之人”,皇皇上谕,前后矛盾,岂非怪事。
到得细看上谕,进一步探究,便不免要为俞鸿图捏一把汗了。上谕中认为俞鸿图必当“感激黾勉,考校公明,以图报效”,而竟如此,实出意外,且正当“天下学政澄清之会,俞鸿图一人,首先犯法,纳贿营私,甚属可恶”。这意思是很明白的,要拿俞鸿图来开刀,做个杀鸡骇猴的榜样了。
结果是“获罪之人”,加上“首先犯法”,一共八个字,为俞鸿图带来了仅次于“凌迟”的苛刑“腰斩”。传说俞鸿图处决后,一时不死,以指濡血,连写七个“惨”字,方始气绝。这当然是齐东野语,但亦不难想象俞鸿图死状之不忍令人目睹。
在世宗看,俞鸿图当年欺君罔上,误导他入于歧途,大伤他英明的名声,也摧折了他刻意笼络士林的苦心,一死尚不足蔽其辜,于是俞鸿图便“祸延显考”了。
俞兆晟治罪是在雍正十二年三月,刑部以“平日不能教子,家人曹楷来往京中送银,俞兆晟懵然不觉,应降三级调用”复奏,世宗勃然震怒,命军机大臣拟了一道明发上谕,说“俞兆晟向来品行不端,与利瓦伊钧结为姻亲,又依附年羹尧门下,皆朕所深知,因伊痛自悔过,办事尚有才干,用至户部侍郎。自怡贤亲王仙逝,复萌故智,弊端种种,将王数年苦心整理之成规,任意更张,甚属可恶”。这便见得当初之重用俞兆晟父子是别有渊源的。
接下来又说:“今伊子俞鸿图纳贿婪赃,紊乱学政,非寻常私弊可比,伊有此逆子,岂真一无见闻,而欲脱然事外乎?”然后便是责备刑部堂官:“刑部审理时,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条,希冀从轻完结,大徇情面,着将刑部堂官交都察院严察。”
刑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都为此案受到申饬。俞兆晟虽不至于死,纱帽当然亦保不住了。
“你们想,先帝是这样子猜疑的性情,又有查横浦这个例子在那里,我能不小心吗?”张廷玉又说,“我当时最有利的一点是,从不卷入党争的旋涡,无荣则无辱。这句话,你们千万要记住。”
“是。”汪由敦与张若澄同声答应。
“可是,有时候事不由人。”张廷玉的语气忽然一变,“既有荣辱之分,就一定要争!”
这话便使得他的一子一门生,无从赞一词了,只都用眼色催请他说下去。
“今上即位之初,刻意笼络几个他用得着的人,首先,当然是鄂文端跟我。此外,今上当然自己要培植几个人,平郡王是一个,讷亲是一个,傅中堂以椒房贵戚,更是一个。我当时心里在想,一个人要笼络人的时候,唯恐人家不受笼络,示好无所不至;到得人家既受笼络,想想优待太过,就有悔心了。因此,对于皇上加恩,我屡次辞谢。哪知皇上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以退为进,反而迭施恩沛。这一来,我只好受之不辞,哪知皇上又疑心了,觉得有尾大不掉之势。于是而有刘延清乾隆六年一疏——”
“啊!”汪由敦不由得失声而将他老师的话打断,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开始要打破了——刘延清便是现在署理漕督的刘统勋,他是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的翰林,循资升至詹事府正詹,由于在上书房行走多年,当今皇帝居藩时,便已默识在心,所以一即位便将他升为内阁学士,派到浙江修理海塘;第二年调为刑部侍郎,丁忧回籍,服满起复,升为左都御史,真所谓“官符如火”。刘统勋感恩图报,便上了一个张廷玉所说的“乾隆六年一疏”。
奏疏中说:“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谨堂,你知道的,这完全是为我而发。姚家从端恪公以后,并无显宦,何足与我张家相提并论?恶毒的是‘姚氏与张氏世婚’这句话,意思是姚家的仕宦,都由于我的提拔。当然,这也是实情,但又何足为奇?”
张廷玉所说的“端恪”是桐城姚文然的谥,此人前明两榜出身,入翰林不足一年,明朝便已亡国;在清朝被荐仍是庶吉士,改授礼科给事中,又转工科,迁兵科,告终养起复后,复补户科。六科给事中掌封驳,上谕在窒碍难行之处,姚文然侃侃而言,尤其对前明的折辱大臣及士林,深以为非,曾多次力争,康熙十年,中过状元的满洲麻勒吉,在两江总督任上,因案逮捕,仍旧是锁拿到京,姚文然上疏抗论,从此定下规制:命官到案,概免锁系。因此满汉官员都很佩服他。
姚文然不仅尊重体制,尤其注重刑狱,康熙十五年当刑部尚书时,正在修改律例;他认为“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所以主持这件事,非常慎重,反复研讨,务求其平。决狱时有所平反,是他最高兴的事。有一次是一件疑狱,上疏力争而不得,回到家长跪自责,认为自己有亏职守。明朝刑罚残酷,南北镇抚司如同人间地狱,入清后数有大臣争议免除,但直到姚文然当刑部尚书时,方始禁绝。
姚文然清介绝俗,深研性命之学,他因为没有当过外官,所以在民间的名气,没有汤斌、陆陇其、于成龙、张伯行等人来得大,但却是真正的理学醇儒。但他的子孙,并非显宦,两子都只是知县。至于刘统勋所提到的姚孔,本身就是雍正十一年的翰林,刘统勋自己也说:“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荫袭议叙”,出身不为不正,而且姚氏仕宦,亦仅得十人,就算都出于张廷玉的援引,以他二十年入阁拜相,久掌枢要的经历来说,亦确是无足为奇的事。
“论姚为攻我的陪衬,攻我又是攻他人的陪衬。此人谁何?就是讷公。那才真是尾大不掉,为什么呢?”
张廷玉细说讷亲的家世,他的曾祖父额亦都,比太祖小三岁,在四大从龙元勋中居首。他有十六个儿子,第六子名遏必隆,生女就是圣祖的元后;遏必隆又是世祖顾命四大臣之一。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家世贵盛无比。当今皇帝居藩时,虽然早为世宗默许为继统之子,但出身寒微,须引亲贵以自重,除了平郡王福彭,从小便亲密以外,后来所要笼络的便是讷亲。
但讷亲一得势,许多沾亲带故的勋臣之后,亦都位居要津。此辈由荫袭而来,升腾容易,黜陡却难;同时讷亲意气骄溢,处事深刻,皇帝对他早就不满了,所以刘统勋在论张廷玉以后,又论讷亲:“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讷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其锋,部中议处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谨堂,”张廷玉谈到这里,忽然说道,“你是吃过讷公的苦头的。以前大家都不谈公事,所以若澄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跟他讲一讲讷公的荒谬。”
汪由敦知道,老师即令不能回乡,从明年起,也会不常入宫,希望张若澄能渐渐大用,他虽亦在内廷行走,但现在的南书房,不是雍正初年的南书房。政事全出于军机处,老师的意思便是要将枢要之地的种种规制,以及大有出入的关键之处,教导张若澄。这是他义不容辞的事,而且他也愿意这么做,因为张若澄如果能担当得起大事,不仅是报答了老师,而且自己能添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军机处经纬万端,一时也谈不尽,只好依老师的话,先谈讷亲,“讷公还不止刚愎自用,说得率直一点,叫作愚而好自用。譬如议覆事件,历来所奉谕旨,或者成例,有可以两用的,司官一定两引,请他去决定,再说得率直一点,就是让他去‘过瘾’。他是过了大权在握的瘾,事往往就弄糟了。”
汪由敦接下来便教导张若澄:“部里凡百事务,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这是最稳当的办法。不过,有时候也要看情形不同,不能援用成例,必得另定新章,这一来,就有两个例并引,可是要说明何以只引一例的道理,才算是好司官。对皇上来说,两请亦是非万不得已不可用——”
所谓“两请”是按道理应该这么办,但因为有特殊原因,或许在皇帝的意思应该这么办,那就只好“两请”。譬如说,某大臣犯法,按例应处死罪。但此大臣为某妃嫔的亲属,是否可按“八议”中的“议亲”这一条,稍从末减?这是顾虑到皇帝想施恩,但不便开口,预为设想。当然,此妃嫔如已失宠,这一“两请”就一定会受斥责。汪由敦很含蓄地用“识时”二字,指点张若澄“做官要懂行情”。
“讷公就是不大懂行情,有时候用不着两请,他也要两请,皇上就觉得很为难。本来用他是要他来分劳,结果还是要皇上自己来操心,又何必用他。二弟,”汪由敦很恳切地说,“你要知道,两请由于两引。所以将来你当堂官,遇到司官两引的‘堂稿’,你一定要问个清楚。照常理两引之例,往往后胜于前;就因为前引行不通,才创新例。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引新例复引旧例,简直是不明事理。”
“嗯,嗯。我明白了。”张若澄问道,“老爷子说的吃他的苦头,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承老师栽培,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早晨,大家一起见面,皇上说什么,我也听清楚了的,要我述旨,当然不会文不对题,可是,讷公‘宿卫’的日子,皇上往往在黄昏晚膳以后单独召见,第二天由他转述,话说不清楚,拟的上谕当然就不是皇上的意思,非打回来重拟不可。有时一而再,再而三,那苦头真是吃足了。”
“这就是傅中堂比他高明的地方。”张廷玉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知如此,做事亦是如此,自己估量办不了,不如荐贤为是。这一点,你也要谨记在心,有时求荣反辱,就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之故。”
“傅中堂”是指傅恒。讷亲出差,傅恒宿卫,亦常有单独召见的情形,有一次散值时,他跟汪由敦说:“请你慢点走,皇上也许会召见。”
及至皇帝召见傅恒,是谈修浚运河,傅恒率直陈奏,说他未去过两边,运河所经的许多地名记不住,述旨只怕有误。汪由敦尚在直庐,请赐同时召见。
开了这个例,傅恒固然很轻松了,皇帝也觉得傅、汪同召,处事迅速顺利,是个好办法。这一来,讷亲便更失宠了。
“讷公之败,败在既无自知之明,又不识时务,更坏的是他愚而好自用,尽管皇上一再告诫,他始终不懂什么叫‘君子闻过则喜’。因此,就从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真话。如果他知道刘延公那一疏是为他而发,急流勇退,就不至于会有今天的下场。”
“他还有一个毛病,”张廷玉接着汪由敦的话说,“皇上的话,有时是故意说反了的;有时取瑟而歌,别有弦外之音,他一概不作理会,只从正面去想。谨堂,你道我的话,是与不是?”
“是。”汪由敦答说,“譬如他跟人说:‘皇上只担心我胆子大,我如何当得起?’我不知道皇上是怎么跟他说的。不过即令有这话,只可认为是体恤之意,益当奋发,如果皇上只担心专征之将,胆子太大,奋不顾身,怕会阵亡,那干脆就不必用兵了。”
“我也听人谈过讷公不明事理,到了可笑的地步,说他在西边跟派去的云梯兵说:‘这都是我的罪过,没有把军务办好,以至于圣心烦躁,又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吃苦。’把士兵派到前线去打仗,应该说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如何说是吃苦?照他这么说,皇上派云梯兵,就是有意叫他们去吃苦?这还成话吗?”
“讷公是完了,平郡王去世了,鄂文端以外,我即使不能归田,也只是朝廷的一样摆设。当初皇上刻意笼络的人,就只剩下一个傅中堂了。”张廷玉又说,“其实刻意笼络傅中堂,也只是今年的事,他只能说是皇上培植的人。还有,”他问汪由敦,“谨堂,照你看,皇上栽培的人,还有哪几个?”
“有——”汪由敦屈着手指说,“方问亭是一个,尹望山自然是一个,舒、孙两公,似乎也是。”
汪由敦所列举的方观承、尹继善、舒赫德、孙嘉淦,确都是正在红的时候。这四个人,大致明敏通达,内外皆可。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的进士,他跟方观承的洞达洽体,都得力于平生行万里路,不过方观承熟悉的是由南徂北,以达关外的风土人情;而孙嘉淦徒步于东南数千里,所至考风问俗,早就存着做官的打算,因而在人情世故上,不如方观承的练达。但皇帝却偏赏识他那份“戆”态,有时奏事激切时,皇帝便会提醒他说:“你又拿出古大臣的面目来了。”
“谈到古大臣之风,我倒是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尹望山。”张廷玉说,“皇上爱巡幸,尹望山曾有密奏,说国家危机,多伏于升平之日,请皇上宵衣旰食,未可驰驿观山。这种直谏,现在也很难得了。”
“可是,”张若澄说,“皇上定在大后年,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南巡,尹制军不是奉旨办差吗?”
“一定会把他调开。”张廷玉问道,“谨堂,你看呢?”
“是。皇上曾经提过,想把川陕划开,分设两督。尹望山不是调陕甘,就是派到四川,大概一开年就会这么办。”汪由敦也问,“除了尹望山,老师还嘉许哪一位?”
“刘延清。”
居然是刘统勋!汪由敦便不便赞一词,张若澄只当他不以为然,因而沉默,刚要开口相询,张廷玉却还有说辞。
“方、尹、舒、孙虽见重用,多少是先帝所识拔,只有刘延清是皇上自己看中的,此人的将来,不可限量。”他看着张若澄说,“你们不要以为他议论过张家,心存芥蒂!”
这意思是应该结纳刘统勋,张若澄尚未意会到,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汪由敦便答一声:“是!我会提醒二弟。”
“好!”张廷玉说,“至于说他有古大臣之风,我想谨堂应该首肯吧?”
汪由敦点点头说:“不愧延清二字。”
刘统勋亦很清廉,但胜人之处是在并不将清廉二字摆在脸上,汪由敦是很佩服此人的,但毕竟他与师门不协,所以不肯多说。
“我的话到此为止。”张廷玉说,“从明年起,我一个月进宫三趟,一切听其自然,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