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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上谕，由内阁“明发”，一开头说：“大学士伯张廷玉，三朝旧臣，襄赞宣猷，敬慎夙着，朕屡加曲体，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学士日直内廷，寒暑罔间，今年几八秩，于承旨时，朕见其容貌少觉清减，深为不忍。”
这段话，体恤老臣，情见乎词，但下面那句话，便显得有些轻薄了，“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等于将张廷玉当作古董看待。承旨时皇帝特别指示，这句话不可漏掉，所以汪由敦述旨时，照样书写，接下来便是转笔：“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朕御极以来，弼亮寅工，久远一致，实乃勤劳宣力之大臣，福履所绥，允为国家祥瑞。”说张廷玉的福禄寿考，为国家的瑞征，再配上“勤劳宣力”四字，无异暗示张廷玉不过福气好、恩泽厚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相业，接下来便又谈到归田之事：“但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里，谊所不可。”
然则“年几八秩”，且“容貌少觉清减”，既觉“不忍”，应有处置，因而提到宋朝文彦博的先例：“考之史册，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节劳优老，古有成模。”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议事之处，名为“都堂”，这里当然是比作军机处，上谕中交代：“着于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
上谕中重要的文字是，反复申言，张廷玉并无归田的必要，先说“大学士绍休世绪，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这是说，张廷玉想回桐城，毫无理由，人之既老思乡，或者由于少时游钓之地，魂牵梦萦；或者子孙居乡，舐犊之情，不能自己。张廷玉从小生长京师，子孙绕膝，两个思乡的理由，都不存在。倘真以林泉为乐，则“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长承渥泽，副朕眷待耆俊之意”。
此外，上谕中还有期勉张廷玉为朝臣做个榜样之意，道是“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国家优崇元老，恩礼兼隆，而臣子无可已之，自应鞠躬尽瘁，以承受殊恩，俾有所劝勉，亦知安心尽职”。
凡此规劝，如果不听，一下子反过来，都可以成为罪状。最后所附的御制七律一章，便等于提出警告。头两句是：“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用《荀子》与《尚书》的典故，说张廷玉与皇帝为臣为君，任劳皆由天定。中间第一联说“休哉元老勤宣久”，不过“允矣予心体恤频”，这“允矣”二字出于《诗经》，“允矣君子”乃诚信之意，张廷玉虽然勤劳王事已久，但他亦有足够的报答。
第二联用了两个典，一个是封潞国公的文彦博，“潞国十朝事堪例”，这里的“十朝”是皇帝独创的用法，意味“十日一朝”，并非经历了十个朝代。另一个是唐朝平安禄山之乱的汾阳王郭子仪，道是“汾阳廿四考非伦”，这个警告就严重了。
本来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是说他久任中书令，历经二十四次考绩，以年资而论，张廷玉拜相二十余年，不能说是“非伦”。因此所谓“非伦”者，是郭子仪与张廷玉的相业不同，郭子仪身系唐室安危二十年，张廷玉不能与之相比。换句话说，他实在并无配享太庙的资格。
最后便是公然告诫了：“勖兹百尔应听劝，莫羡东门祖道轮。”“祖”作“送”字解，送别之筵称为祖饯，祖道便是送行。劝张廷玉莫作归田之想。
这道上谕除明发以外，还特缮一份，派御前侍卫颁赐张廷玉，照例摆设香案跪接，高供大厅正中。接下来还有件事，便是缮折谢恩。
“你去把谨堂请来！”张廷玉这样吩咐次子。
“这个谢恩折子，也不必他来拟。”张若澄说，“快过年了，刑部本年该定谳的案子，赶着要出奏，不必找他了吧。”
“不！我另外有话问他。”张廷玉说，“等他刑部的公事完了，请他来喝酒。”
于是张若澄写封短简，派人送到刑部，汪由敦直到上灯时分，方应约而至。
“听说这道上谕，是你拟的？”
“是。”
“诗呢？”张廷玉又问，“每一个字都是御笔？”
“皇上的诗，老师知道的，除了失粘、出韵，要想动也无从动起。”汪由敦答说，“而况这首诗是给老师的，我更不敢动了。”
“我也看得出来。”张廷玉点点头，“不通之处仍在，足征为原作。”
批评皇帝“不通”，虽在私室，亦不宜出口。汪由敦沉默不答，暗示为一种规劝。
“谨堂，‘莫羡东门祖道轮’，连羡慕都不行吗？”
听老师咬文嚼字，足见对这首诗很在意，汪由敦出言便越发谨慎了，“我想，这个羡字没有什么深意。”他缓慢地说，“这里要用仄，羡字去声，比较来得响。”
“皇上的诗，还用得着讲声调吗？”
“爹！”张若澄也觉得需要劝阻，所以为皇帝辩护着说，“前一阵子，皇上还特地到南书房来要过赵秋谷的声调谱。”
“好，不谈这一句了。谨堂，”张廷玉有些激动了，“‘汾阳廿四考非伦’，是指的什么？”
汪由敦何能直说，劝慰似的说：“老师何必看得这么认真？”
“不！我要弄弄清楚，因为皇上的诗，常有以词害义之处，说不定是词不达意。”
这“非伦”两字是很清楚的，汪由敦无法曲解皇帝是如何措辞不当，便依旧只好保持沉默。
“皇上另外还说了什么没有？”
谈到这里，张廷玉忽然咳嗽大作，后房出来两名女子，年纪都在三十左右，却依旧是青衣打扮。这使得汪由敦想起了他的“太老师”张文端的一则传闻。文端是张英的谥，他是康熙六年丁未科的翰林。但三藩之乱以前，人才出在他以后的一科，康熙九年庚戌的徐乾学、李光地、赵申乔、王掞、陈梦富、邵嗣尧、张鹏翮、郭琇，还有旗人牛纽，而且庚戌科一榜二百九十九人，丁未科只有一百五十五，众寡之势，亦不相敌，因此张英颇受排挤，幸而他甘心自下，始获保全。
自康熙三十五年以后，诸皇子争位引起朝局的大翻覆，党争更为激烈。张英是东宫保傅，看太子失父皇之欢，情况不妙，因而在康熙四十年，以衰病请放归田里，其时他才六十五岁，平时养生有道，体气一如壮年。圣祖亦知他之告老，是因为在东宫未能善尽辅导之职，内心不安而求去，有引咎之意在内，便准如所请，容他优游林下。
张英既有终老林下之志，自然要兴土木来娱老，好在他的身子好，年过七十，依然能够亲到工地，指点经营。这年——康熙四十七年夏天，花园中有座正厅要上梁，梁木植置路口，哪知有个十六七岁的丫头行经此处，跨梁而过。那时在许多重忌讳的地方，连妇女的亵衣都不准在露天晒晾的，正梁是何等重要之物，这丫头胆敢如此，工头大为恼怒，厉声喝住：“你简直要造反了，你怎么可以跨过正梁！”
“咦！为什么不能跨过？”
“贱物，你真不懂、假不懂？你那个‘东西’跨过正梁，阴气冲犯，这根梁不能用了，禀告老太师，一顿板子打死你。”
那丫头失笑了，“你尽管去禀告。”她说，“我的‘东西’怎么样，公侯将相不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工头为之气结，果然去禀告“老太师”。张英觉得这个丫头，出语不凡，找来一看，生具贵相，心中一动。有天丫头服侍他“更衣”时，成就了一段“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韵事。
谁知到了这年九月里，接到京中的信息，太子为皇帝所废。据说在热河行宫回銮途中，太子每夜逼近皇帝所住的“布城”，撕开一条缝，往内偷看，有弑父的逆谋。
皇帝特召王公大臣，面数太子之罪，且哭且诉，有“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哭诉到此，仆倒在地，几于昏厥。
信是张廷玉写来的，他在南书房行走，又兼日讲起居注官，凡有巡幸，例必随扈，信上所写，都是亲见亲闻，格外真切。因此，张英看完这封信，亦像圣祖一样，“几于昏厥”——从康熙二十六年起，他一直兼管詹事府，这个衙门是“东宫官属”，其中有个官职叫作“洗马”，而正式的职称却是“太子洗马”。太子的教育，归詹事府负责，不道教出来的太子，竟是如此大逆不道！怎生交代？
而且圣祖凡事皆能循理衡情，做出公平宽恕的处置，独独一牵涉到皇太子，便有牢不可破的成见，横亘胸中，而且早年溺爱不明——由于元后在生太子时，难产而死，以悼念爱妻之情，寄于其子；再则太子长得英俊而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做得极好的诗，为他的曾祖母孝庄太后视如心肝，圣祖亦不知不觉陷于溺爱之中，为了便于他需索，将他的乳母之夫凌普派为内务府大臣。但当太子成年，种种乖谬荒唐的积习，已成无药可治的痼疾以后，圣祖竟归罪于凌普及跟随在太子左右，满洲话名为“哈哈珠子”的一班小太监，很杀了一些人。
这就是张英惊悸的由来，在圣祖认为太子是第一等的资质，所以不成材，都是他左右的人教坏的，如今坏到竟要弑君，试问多年任“东宫官属”之长的人，该当何罪？
张英越想越害怕，惊悸成疾，而且不肯服药，只求速死。可是他的那个“出语不凡”的侍儿却有孕了。
世家大族，最怕这种事，尤其是在退归林下的大老去世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事件，更为棘手，首先是不知未出生的婴儿，究竟是不是老主人的骨血？事实上恶仆设计诬赖的情形，亦多的是。素车白马，吊客纷纷之际，忽然出现一个身穿重孝的少妇，拖个披麻戴孝的孩子，到灵堂大哭，说孩子是老主人所生，且有恶仆出来作证，说老主人生前确有此外室。于是要归宗、要分家。有些“诗礼之家”，认为析产事小，“乱家”事大，到谈判不成时，不免涉讼，这种无头官司，遇到心狠手辣的“灭门县令”，非破家不可。
但亦有确是老主人的亲骨肉，而门生故旧，认为死者的清誉，必须维护，所以教唆死者家人，狠心不认，当然也要动用官府的力量，硬压软骗，乃至治以诬控之罪。那怀孕的侍儿，所恐惧的便是这一点。
据说，张英虽在病中，神志湛然，问那侍儿：“你的打算怎么样？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当然要生。”
“生了以后呢？”张英问道，“是不是另外替你择配？”
“不！我请少爷拨一处房子给我，带发修行。”
“这是你终身大事。”张英郑重提醒她，“你再想想。”
“不用想。老太师得病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了。如今只请老太师做主，跟大少奶奶说明白。”
张英的长子，亦就是张廷玉的胞兄，名叫张廷瓒，是康熙十八年的翰林，去世好几年了，大少奶奶便是他的妻子，现在当家。
“你别傻了！告诉了大少奶奶，还不是把你弄到小产了事。”
“可是，我这肚子鼓——”
“你回娘家去生。”
张英密密地嘱咐了一番话，然后把大少奶奶找了来，说那侍儿不听话，让他生气，非撵走不可。
“唤她父亲来，把她的契约给他，叫他领回去。”
大少奶奶不疑有他，检出那侍儿的卖身契，还附送了几两银子，唤她的家人来将她领了回去。
不多几天，张英去世，遗疏去京，恤典甚优，谥文端，表示皇帝承认他是正人君子，辅导东宫，并无不端的行为。张廷玉兄弟亦就能安心在原籍守制了。
到了第二年，那侍儿遣他的父兄来告，说为“老太师”生了个遗腹子。有老太师生前所写的一首诗为证，这首诗是遗嘱，且已为未生的儿子或女儿命名，生的是儿子，命名按照“廷”字辈，第二字“玉”字旁排行，叫作“廷玑”。
这件事在张家是个忌讳，虽以汪由敦这样亲近的关系，亦从没有打听过“太老师”的这桩韵事，只是听说而已。这时候忽然想到，是看到那三十上下的两名青衣女子，知道“老师”亦不免有内宠，掌朝之年，这种情形不是好事，但又从何规劝？
正在这样想着，张廷玉的咳嗽已经止住了，“你跟谨堂在这里，我有几句搁在心里的话，不吐出来，只怕要带入泉台了。”他看一看左右说，“叫大家都出去。”
这是嘱咐他儿子的话，张若澄奉命唯谨，交代下人回避，而且亲自去查看，确知绝无隔墙之耳，方始回进房来，端着椅子放在张廷玉左首，这是为汪由敦预备的座位，他自己在门背后取个小板凳，坐在他父亲右膝旁边。这样都坐拢来，张廷玉说话就可以省好些气力了。
“照现在的情形看，想终老‘龙眠’，必成妄想。而且，就算有恩旨，许我回籍扫墓，恐怕亦只能心领了。”张廷玉停了下来，看一子一门生都只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等而未发问，便又接下去说道，“这话，何以言之？长途跋涉，就算安然到家，可是涉猎江河，虽无风涛之险，而方寸之间不能无风涛之忧。你们现在年纪还轻，还不能体会我的心境，到了六十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沉默了片刻，汪由敦开口问了：“老师的意思是，惮于远行？”
“是的。”张廷玉说，“不过这‘惮’与不惮，不可执一而论，‘境由心造’，在思乡正切、归心如箭的时候，不惮冒险；倘或已经到了我觉可以安身立命之处，再叫我回京，那时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了。”
“老师的意思是，一回桐城，就惮于回京供职了。”
“是啊。我所顾虑就是这一点。”
“老师这话，我斗胆要驳，如果皇上格外优遇，老师酬主心切，回京亦就会像回籍一样自然而然地不会担心风险。”
“但愿如此，而究竟不是如此。此生我已不做回乡之想，而且自觉有朝不保暮之势，心里有些话，不止是发我自己的牢骚，也让你们自己有个抉择。”
“太老师要训诲的是——居家之道？”
这是汪由敦故意这样说，实际上他所希望获得的训诲，是“居官之道”。
“我要诉诉我的委屈。”张廷玉说，“有人在皇上面前说：鄂文端配享太庙，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至少还有在云贵征苗，‘改土归流’，不妨说有开疆拓土之功；至于张某人，不过笔墨之劳，述先帝之旨称职而已，如此而入太庙，名器未免太滥。皇上把这话听进去了，进谗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搁在肚子里，不知道也就不必去打听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可说是知道了一半，他们都听人谈过，但不便去问张廷玉，此刻似乎有了澄清的机会，便都静静听着。
“先帝一向重视翰林，对庚辰一榜，更加注意，为什么呢？”张廷玉问，“谨堂，你总明白其中的道理吧？”
“是。”汪由敦答应着，不多说什么。
“我们那一榜，三甲点翰林的，有史铁崖、我、年亮工。那年我二十九，史铁崖小我十岁，也是一榜之中年纪最轻的，他是三甲第一，而且口才极好；至于年亮工，他之点翰林，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他的出身的关系。”
张廷玉说得很含蓄。年羹尧是世宗封雍亲王“分府”时，归入门下的包衣，后来进妹封为侧福晋，以此双重渊源，托了人情，才得点为翰林，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汪由敦与张若澄都很清楚。
“年亮工自己知道，他是当督抚的材料，当督抚必须朝中有人，所以最看重同年；史铁崖少年大才，前程无量，年亮工跟他很投缘，不过史铁崖绝顶聪明，看先帝待年亮工的情形，每有出乎情理之处，就存着戒心。雍正元年，年亮工入觐，那份威风，举朝失色，唯独对史铁崖特假辞色。陛见的时候，先帝问起人才，年亮工回奏：‘史贻直才堪大用。’于是先帝召见，说是‘年羹尧保你。’他说：‘保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你们听他的回奏，是不是很得体？”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但相传史贻直——字儆弦，号铁崖，江苏溧阳人，他是在年羹尧事败后，召见时如此回奏，现在才知道，早在被荐时，便已向世宗输诚了。
“他是真心话吗？不是。他心里还是感激年亮工的举荐之德的。因为如此，他对我就有误会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都曾听说，史贻直跟张廷玉不和，如今是证实了，而且还知道了，事由年羹尧而起。
“办年亮工是先帝的意思，我不过述旨而已，而且有些地方我还绞尽脑汁，为他父兄开脱。这份苦心，唯天可表，不求人知。但史铁崖认为我对年亮工落井下石，我不能承认。”张廷玉停了一下又说，“我自己觉得我事先帝，咎在未能犯颜直谏，但果真如此，只怕你们也不能过今天这种日子。”
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犯颜直谏”，忤世宗的意旨，以后的遭遇就会不同，张若澄固不能靠他的荫庇；汪由敦亦不知是否能在雍正二年中进士，成为他的门生。原来圣祖在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驾崩，相隔一个多月，便是雍正元年癸卯，应举乡试，但改元例开恩科，两科并开，先恩后正，如照乡试秋闱，会试春闱的常例举行，前后需要三年才能完事。因而世宗特命仿照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旬万寿开恩科之例，春天乡试，秋天会试，恩正两科都是如此。
其时为了网罗人才，亦为了侦察各省对他的得位不正，是否有反抗的情形，对乡试主考的人选，非常慎重。顺天的正主考是以讲理学著称的朱轼；副主考便是张廷玉。到了秋天会试，向例遣派四总裁，而世宗为了以专责成，特旨仍派朱轼、张廷玉两人主持，殿试以后，三鼎甲皆派在南书房行走。
第二年甲辰，补行前一年的正科，会试四总裁，仍以朱、张居首，汪由敦便是经张廷玉的识拔，在这一科成进士，入翰林。如果张廷玉不是主眷优隆，就不会连着两年当会试总裁，汪由敦能不能脱颖而出，便颇成疑问了。
“现在要谈我如何入南书房了——”
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南书房翰林承旨撰拟上谕，并备顾问，即等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康熙中叶，朝中的人才，非杨即墨，不是拥护皇太子，便是为皇八子胤禩所罗致。以后夺位的纠纷扩大，皇太子与皇八子两败俱伤，而圣祖选定了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居储位，胤禩倾心拥护，举朝人才，皆归门下。世宗既然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大位，便成了举朝皆敌之势，要想物色几个能不受胤禩影响，而一意为己所用的人，非常困难。
当然，他是早就在留意的，张廷玉便是世宗所看中的一个人，因为他承老父遗教，深知卷入夺位的纠纷中，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平时跟胤禩一系，颇为疏远；而由于张英曾是废太子的保傅，所以张廷玉亦自然而然对胤禩有一种敌视的倾向，世宗认为用他是一定可以寄以腹心的。
其时还有一个人，被选入南书房，参与密勿，此人是海宁“三查”之一。三查的老大查慎行，本名嗣琏，字夏重，他是朱竹垞的表弟，诗名甚盛，早就点了翰林。康熙二十八年，发生一件国丧期间演戏，朝士纷纷获罪的大案，查嗣琏亦被革职。后来改名慎行，自号悔余，应康熙三十二年的乡试；复由大学士陈廷敬的举荐，入直南书房修书，康熙四十二年再度成为翰林，未几请假回籍，就不再入京了。
老二叫查嗣瑮，字德尹，与张廷玉同榜，亦是翰林。老三便是为世宗所选入南书房的查嗣庭，字润木，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翰林。世宗用他，别具深心，其中内幕，汪由敦是第一次听他老师揭露。
原来查氏兄弟应该算是胤禩一党。胤禩党中有一员大将，为权相明珠之子，词坛大名家纳兰性德之弟揆叙，他在诗词上的造诣，虽不及纳兰，但亦是八旗有名的诗人，诗笔通敏，而且篇章甚富，他学诗的老师便是查慎行。
至于查嗣庭，是因为世宗发现了一首诗，才知道他跟胤禩的关系不浅。这首诗是胤禩送一个椒房贵戚的寿诗：“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庭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这一贵戚是领侍卫内大臣，长日追随，而生日在“柳色花香正满枝”的三月，恰与圣祖三月十八寿辰相近，所以结句有“龙楼献寿”的话。
诗不是胤禩做的，代笔的就是查嗣庭。胤禩的门客，世宗居藩时都有侦察的记录，从未见查嗣庭上门，但居然为胤禩代笔作诗，可见得别有秘密的交往途径，世宗用查嗣庭，便是想从他口中打听胤禩的秘密。
但是查嗣庭不承认与胤禩有交往，他说那首寿诗是有人来托他作的，只说是替某皇子代笔，并不知就是皇八子胤禩。
“先帝是何等样人？就有心试他了。因为隆科多曾经保过他，就先试他跟隆科多的关系。”
张廷玉谈到这里，停了下来，抬眼环视一子一门生，很认真地告诫：“你们记住，‘受禄公堂，拜恩私室’在先帝跟今上，是最犯忌的事！举荐人才是大臣分内应为之事，不应视为市恩；做官做的是朝廷的官，要感的恩是皇上，不是举主。史铁崖至少在表面上，能把这番道理现出来，是他最聪明的地方。谨堂，你将来是要大用的，更不可忘记我这几句话！”
“老师的训诲，门生绝不敢忘。”汪由敦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说，“不过东汉风义，门生是最仰慕的。”
这就是张廷玉教汪由敦的居官之道，要以“受禄公堂，拜恩私室”为戒，但特意提出史贻直的“聪明”，暗示只是“表面”应该如此。汪由敦答以“东汉风义”，便是充分领会的表示。因为东汉最重“举主”，一旦受恩，终生不忘，甚至有弃官为举主服丧的。汪由敦特拈此义，张廷玉当然深慰老怀，连连点头，接着又谈查嗣庭。
“查横浦就没有史铁崖那么聪明了。”他说，“先帝有时候召见我跟查横浦，有意无意批评隆科多，或者处置失当，或者太不经意，过个两三天，隆科多就会找机会跟先帝辩解，认错时少，自以为是之时居多。你们想呢！”
“那当然是查横浦把先帝的话透露给隆科多了。”汪由敦说，“不过隆科多‘认错时少’，查横浦就要糟糕了。”
“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呢！”张廷玉说，“有一回先帝交代查横浦，拟上谕斥责漕督，其中有一句话应该是：‘廉亲王曾向朕称道该督处事精敏’，查横浦竟把这句话删掉了，皇上问他，他默不作声。”
“这不太傻、太糊涂吗？”
“糊涂不在这里。”张廷玉说，“我也是听人说，有人问他，皇上既然这么交代，你照写就是。没有写是疏忽，就承认了也不要紧。你们道他怎么说？”
“他是不承认疏忽？”
“不但不承认，竟是这么回答：那天皇上召见皇八子廉亲王，问起张大有为人如何，廉亲王答说：‘漕督张大有亦不免有糊涂的时候。’这是我亲耳听见的，皇上交代的话，与事实不符，所以我略而不书。你们看世界上有这么糊涂的人。”
“那就怪不得他要获罪了。”
赋性率真、处事轻率，只是说他易于获罪，究非获罪真正的原因。汪由敦对这件荼毒至惨的文字狱，一直觉得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以前不敢谈，如今难得张廷玉自己提到，当然要问个明白。
于是张廷玉谈了许多内幕。查嗣庭两主乡试，雍正元年癸卯主考山西；到了四年丙午又放江西主考，副主考叫俞鸿图，他的父亲俞兆晟是康熙四十五年查嗣庭那一榜的传胪。
由于彼此通家之好，而且俞鸿图自京师至南昌，始终以“年家子”的身份，处处尊敬查嗣庭，所以查嗣庭在他面前，言论毫无避忌，日夕相处，视如家人，几乎没有什么隐秘可言。
在出京之前，俞鸿图间接奉有密旨，要一路留意查嗣庭的言语行为，这本来不过是防备查嗣庭言语失检，或有或无，俞鸿图只要据实密奏，便已尽到责任，哪知俞鸿图不是这样的想法。
“他是怎么个想法呢？在他以为查横浦为先帝之所必去，叫他留意查横浦的言论，可有什么不当之处，就是要他搜罗查横浦有什么悖逆的证据。有一天动手打开查横浦的箱子，翻了翻他的日记，大狱由此而起。”
汪由敦记得，当时的上谕是这样说的：“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由其荐举，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言语虚诈，兼有狼狈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漓乖张，必有平日记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两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当时觉得奇怪，因为那年江西乡试三场题目，除第二场为副主考所出以外，第一场、第三场的题目，为“不以人废言”等，说是心情怨望，已属牵强，至于由于出题不甚妥当，而即“料其居心浇漓乖张”，推测他“必有平日记载”，而派人搜查他的寓所及行李，更是自唐太宗开科以来，从未有的怪事。如今听张廷玉所说，方知是俞鸿图先下的手，按他的行为来说，先已犯了窃盗之罪，先帝不便说破真相，因而才有“遣人”之语。
“查横浦遇见他这么一个‘年家子’是大不幸，又遇到李靖达这么一个‘父母官’，更是不幸中的不幸。”
雍正四年的浙江巡抚李卫，谥靖达，当时他奉旨到海宁查家去搜查，大事张皇。原来很小的一件事，变得非常严重，便非从重处置不可了。这就是张廷玉说查嗣庭“不幸中之不幸”的缘故。可是外传所谓试题的“维民所止”而“维止”二字为“雍正”斩头去足之象，因而被指为大逆不道，但并无“维民所止”的试题，则此语由何而来？
“查横浦著过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这部书曾经进呈，大意说，明亡如大厦之倾，得清维之而止，先帝还很嘉许他的立论。到得一旦获罪，有人进谗，说此书明为颂扬本朝，其实诋斥满洲，这话亦无根据。真正的原因是，查横浦的日记中有几句话替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其实只得两个字。”
据张廷玉说：查嗣庭在圣祖崩于畅春园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惹祸的只是‘奇哉’二字，俞鸿图入告，亦就因为有此二字，先帝疑心他得位的经过，查横浦必有详细记载，于是革职拿问，一面搜查他在江西的行李；一面旨下浙江，派人到海宁去查。结果呢，如说有谤讪之语，仅仅只有‘奇哉’二字，可是此案已成骑虎，要小也小不下去了。”
汪由敦到此方始恍然大悟，全案之起，是由于俞鸿图误会了意旨，希图出卖查嗣庭邀功；而世宗因为有心病，而又有查嗣庭一直不大听话，疑心他私下必有秘密记载，因而遽然下令严办；而李卫与俞鸿图的想法相同，推波助澜，真的将查嗣庭认作大逆不道。及至几乎通国皆知，查嗣庭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时，才发觉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什么有关世宗得位不正的记载，亦找不到有何谤讪怨望的话，这一来就成了一个无可再僵的僵局了。
“试问，到此地步，先帝怎么办？既不能偃旗息鼓，也不能轻描淡写。总而言之，此案如果办轻了，就表示自己办错了；如果不肯认错，就非重办不可，查横浦这一案，也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冤狱。不过，先帝到底是英主，后来处置俞兆晟父子那一案，无异表示认错，而查家的冲霄冤气，亦不至于变成戾气。”
这一案在汪由敦是记忆得很清楚的。俞兆晟、鸿图父子，后来都很得意，俞兆晟早就升到了户部侍郎，是“当家”的堂官；俞鸿图由翰林院侍讲，外放为湖北学政。这个差使称为“学差”，三年一任，只要平平稳稳地做去，三年下来仅是收受秀才的贽敬，便足以偿还“京债”而有余，倘或放到富庶而文风盛的大省，更是“班生此行，无异登仙”。至于贪心不足，受贿让文武童生进学成为秀才，亦是常有之事，只要不太过分，至多风评不佳，不至于会出“参案”。
但俞鸿图的情形就不同了。湖北亦是大省，所派学政，纵不如江苏、浙江文风特盛之区，每以二品大员的侍郎或内阁学士充任，至少也要底缺是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方够资格；俞鸿图以侍讲派充湖北学政，恩出格外，而世宗另有打算。
他的打算是，俞鸿图在查嗣庭这一案上，所犯的过失极重，世宗简直是吃了一个有苦难言的哑巴亏。公然惩处既不可，索性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派他出任湖北学政，如果能够实心任事，且又能够用学政得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将湖广的官吏贤否、政事得失，秘密奏报，那就不但可以原宥他在江西的过失，进而还可重用。
如果俞鸿图不明此意，敷衍塞责，那就惩处有名了。因此，在派俞鸿图为湖北学政的同时，便在湖北巡抚王士俊的密折中批示，要他留意俞鸿图在湖北的所作所为。王士俊是田文镜一路人物，好以讦告博主知，等俞鸿图到任，第一次“按临”湖北各府，巡回岁试生童，尚未回省之前，便胪列证据，举劾俞鸿图有贿卖情事。
这一下，世宗便决定要杀俞鸿图了。但不宜出之过遽，因为俞鸿图之被重用，是举朝皆知的事，如果刚一重用，便加诛戮，为情理所不容，便会有无数的流言出现。同时，他也可以说还稍存恕道，或者俞鸿图由于负债太多，急于清偿，贿卖之事，偶一为之，还清了“京债”，或许就会奉公守法。因此，密谕王士俊不动声色，继续密查密奏。
这俞鸿图利令智昏，不知死期将至，只以为自己在江西出卖查嗣庭，是立了一件大功，因此在湖北大贪特贪，甚至不必王士俊密奏，皇帝在京里都能找到证据——俞鸿图经常派他的一个名叫曹楷的家人，将在湖北所得的贿银，运送到京，交给俞兆晟存放在殷实的典当中生息。
到得雍正十一年九月，终于东窗事发了。俞鸿图赃私累累，固属罪有应得，但上谕中说他“原系查嗣庭案内获罪之人，朕格外宽宥，复加任使”，不免使得知道当年内幕的人，大为诧异。查嗣庭获罪的表面原因是，两场的题目，一题出于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当下诏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时，认为此题意存讥刺；另一题出于孟子“今茅塞子之心矣”一章，指为“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即令是欲加之罪，毕竟也还要有个说法，至于俞鸿图出第二场题，并无不妥，且副主考对正主考并无监督之责，如果查嗣庭出题差错，与俞鸿图毫不相干。当时明诏免罪，如今欲又说他“原系获罪之人”，皇皇上谕，前后矛盾，岂非怪事。
到得细看上谕，进一步探究，便不免要为俞鸿图捏一把汗了。上谕中认为俞鸿图必当“感激黾勉，考校公明，以图报效”，而竟如此，实出意外，且正当“天下学政澄清之会，俞鸿图一人，首先犯法，纳贿营私，甚属可恶”。这意思是很明白的，要拿俞鸿图来开刀，做个杀鸡骇猴的榜样了。
结果是“获罪之人”，加上“首先犯法”，一共八个字，为俞鸿图带来了仅次于“凌迟”的苛刑“腰斩”。传说俞鸿图处决后，一时不死，以指濡血，连写七个“惨”字，方始气绝。这当然是齐东野语，但亦不难想象俞鸿图死状之不忍令人目睹。
在世宗看，俞鸿图当年欺君罔上，误导他入于歧途，大伤他英明的名声，也摧折了他刻意笼络士林的苦心，一死尚不足蔽其辜，于是俞鸿图便“祸延显考”了。
俞兆晟治罪是在雍正十二年三月，刑部以“平日不能教子，家人曹楷来往京中送银，俞兆晟懵然不觉，应降三级调用”复奏，世宗勃然震怒，命军机大臣拟了一道明发上谕，说“俞兆晟向来品行不端，与利瓦伊钧结为姻亲，又依附年羹尧门下，皆朕所深知，因伊痛自悔过，办事尚有才干，用至户部侍郎。自怡贤亲王仙逝，复萌故智，弊端种种，将王数年苦心整理之成规，任意更张，甚属可恶”。这便见得当初之重用俞兆晟父子是别有渊源的。
接下来又说：“今伊子俞鸿图纳贿婪赃，紊乱学政，非寻常私弊可比，伊有此逆子，岂真一无见闻，而欲脱然事外乎？”然后便是责备刑部堂官：“刑部审理时，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条，希冀从轻完结，大徇情面，着将刑部堂官交都察院严察。”
刑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都为此案受到申饬。俞兆晟虽不至于死，纱帽当然亦保不住了。
“你们想，先帝是这样子猜疑的性情，又有查横浦这个例子在那里，我能不小心吗？”张廷玉又说，“我当时最有利的一点是，从不卷入党争的旋涡，无荣则无辱。这句话，你们千万要记住。”
“是。”汪由敦与张若澄同声答应。
“可是，有时候事不由人。”张廷玉的语气忽然一变，“既有荣辱之分，就一定要争！”
这话便使得他的一子一门生，无从赞一词了，只都用眼色催请他说下去。
“今上即位之初，刻意笼络几个他用得着的人，首先，当然是鄂文端跟我。此外，今上当然自己要培植几个人，平郡王是一个，讷亲是一个，傅中堂以椒房贵戚，更是一个。我当时心里在想，一个人要笼络人的时候，唯恐人家不受笼络，示好无所不至；到得人家既受笼络，想想优待太过，就有悔心了。因此，对于皇上加恩，我屡次辞谢。哪知皇上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以退为进，反而迭施恩沛。这一来，我只好受之不辞，哪知皇上又疑心了，觉得有尾大不掉之势。于是而有刘延清乾隆六年一疏——”
“啊！”汪由敦不由得失声而将他老师的话打断，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开始要打破了——刘延清便是现在署理漕督的刘统勋，他是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的翰林，循资升至詹事府正詹，由于在上书房行走多年，当今皇帝居藩时，便已默识在心，所以一即位便将他升为内阁学士，派到浙江修理海塘；第二年调为刑部侍郎，丁忧回籍，服满起复，升为左都御史，真所谓“官符如火”。刘统勋感恩图报，便上了一个张廷玉所说的“乾隆六年一疏”。
奏疏中说：“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谨堂，你知道的，这完全是为我而发。姚家从端恪公以后，并无显宦，何足与我张家相提并论？恶毒的是‘姚氏与张氏世婚’这句话，意思是姚家的仕宦，都由于我的提拔。当然，这也是实情，但又何足为奇？”
张廷玉所说的“端恪”是桐城姚文然的谥，此人前明两榜出身，入翰林不足一年，明朝便已亡国；在清朝被荐仍是庶吉士，改授礼科给事中，又转工科，迁兵科，告终养起复后，复补户科。六科给事中掌封驳，上谕在窒碍难行之处，姚文然侃侃而言，尤其对前明的折辱大臣及士林，深以为非，曾多次力争，康熙十年，中过状元的满洲麻勒吉，在两江总督任上，因案逮捕，仍旧是锁拿到京，姚文然上疏抗论，从此定下规制：命官到案，概免锁系。因此满汉官员都很佩服他。
姚文然不仅尊重体制，尤其注重刑狱，康熙十五年当刑部尚书时，正在修改律例；他认为“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所以主持这件事，非常慎重，反复研讨，务求其平。决狱时有所平反，是他最高兴的事。有一次是一件疑狱，上疏力争而不得，回到家长跪自责，认为自己有亏职守。明朝刑罚残酷，南北镇抚司如同人间地狱，入清后数有大臣争议免除，但直到姚文然当刑部尚书时，方始禁绝。
姚文然清介绝俗，深研性命之学，他因为没有当过外官，所以在民间的名气，没有汤斌、陆陇其、于成龙、张伯行等人来得大，但却是真正的理学醇儒。但他的子孙，并非显宦，两子都只是知县。至于刘统勋所提到的姚孔，本身就是雍正十一年的翰林，刘统勋自己也说：“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荫袭议叙”，出身不为不正，而且姚氏仕宦，亦仅得十人，就算都出于张廷玉的援引，以他二十年入阁拜相，久掌枢要的经历来说，亦确是无足为奇的事。
“论姚为攻我的陪衬，攻我又是攻他人的陪衬。此人谁何？就是讷公。那才真是尾大不掉，为什么呢？”
张廷玉细说讷亲的家世，他的曾祖父额亦都，比太祖小三岁，在四大从龙元勋中居首。他有十六个儿子，第六子名遏必隆，生女就是圣祖的元后；遏必隆又是世祖顾命四大臣之一。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家世贵盛无比。当今皇帝居藩时，虽然早为世宗默许为继统之子，但出身寒微，须引亲贵以自重，除了平郡王福彭，从小便亲密以外，后来所要笼络的便是讷亲。
但讷亲一得势，许多沾亲带故的勋臣之后，亦都位居要津。此辈由荫袭而来，升腾容易，黜陡却难；同时讷亲意气骄溢，处事深刻，皇帝对他早就不满了，所以刘统勋在论张廷玉以后，又论讷亲：“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讷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其锋，部中议处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谨堂，”张廷玉谈到这里，忽然说道，“你是吃过讷公的苦头的。以前大家都不谈公事，所以若澄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跟他讲一讲讷公的荒谬。”
汪由敦知道，老师即令不能回乡，从明年起，也会不常入宫，希望张若澄能渐渐大用，他虽亦在内廷行走，但现在的南书房，不是雍正初年的南书房。政事全出于军机处，老师的意思便是要将枢要之地的种种规制，以及大有出入的关键之处，教导张若澄。这是他义不容辞的事，而且他也愿意这么做，因为张若澄如果能担当得起大事，不仅是报答了老师，而且自己能添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军机处经纬万端，一时也谈不尽，只好依老师的话，先谈讷亲，“讷公还不止刚愎自用，说得率直一点，叫作愚而好自用。譬如议覆事件，历来所奉谕旨，或者成例，有可以两用的，司官一定两引，请他去决定，再说得率直一点，就是让他去‘过瘾’。他是过了大权在握的瘾，事往往就弄糟了。”
汪由敦接下来便教导张若澄：“部里凡百事务，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这是最稳当的办法。不过，有时候也要看情形不同，不能援用成例，必得另定新章，这一来，就有两个例并引，可是要说明何以只引一例的道理，才算是好司官。对皇上来说，两请亦是非万不得已不可用——”
所谓“两请”是按道理应该这么办，但因为有特殊原因，或许在皇帝的意思应该这么办，那就只好“两请”。譬如说，某大臣犯法，按例应处死罪。但此大臣为某妃嫔的亲属，是否可按“八议”中的“议亲”这一条，稍从末减？这是顾虑到皇帝想施恩，但不便开口，预为设想。当然，此妃嫔如已失宠，这一“两请”就一定会受斥责。汪由敦很含蓄地用“识时”二字，指点张若澄“做官要懂行情”。
“讷公就是不大懂行情，有时候用不着两请，他也要两请，皇上就觉得很为难。本来用他是要他来分劳，结果还是要皇上自己来操心，又何必用他。二弟，”汪由敦很恳切地说，“你要知道，两请由于两引。所以将来你当堂官，遇到司官两引的‘堂稿’，你一定要问个清楚。照常理两引之例，往往后胜于前；就因为前引行不通，才创新例。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引新例复引旧例，简直是不明事理。”
“嗯，嗯。我明白了。”张若澄问道，“老爷子说的吃他的苦头，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承老师栽培，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早晨，大家一起见面，皇上说什么，我也听清楚了的，要我述旨，当然不会文不对题，可是，讷公‘宿卫’的日子，皇上往往在黄昏晚膳以后单独召见，第二天由他转述，话说不清楚，拟的上谕当然就不是皇上的意思，非打回来重拟不可。有时一而再，再而三，那苦头真是吃足了。”
“这就是傅中堂比他高明的地方。”张廷玉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知如此，做事亦是如此，自己估量办不了，不如荐贤为是。这一点，你也要谨记在心，有时求荣反辱，就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之故。”
“傅中堂”是指傅恒。讷亲出差，傅恒宿卫，亦常有单独召见的情形，有一次散值时，他跟汪由敦说：“请你慢点走，皇上也许会召见。”
及至皇帝召见傅恒，是谈修浚运河，傅恒率直陈奏，说他未去过两边，运河所经的许多地名记不住，述旨只怕有误。汪由敦尚在直庐，请赐同时召见。
开了这个例，傅恒固然很轻松了，皇帝也觉得傅、汪同召，处事迅速顺利，是个好办法。这一来，讷亲便更失宠了。
“讷公之败，败在既无自知之明，又不识时务，更坏的是他愚而好自用，尽管皇上一再告诫，他始终不懂什么叫‘君子闻过则喜’。因此，就从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真话。如果他知道刘延公那一疏是为他而发，急流勇退，就不至于会有今天的下场。”
“他还有一个毛病，”张廷玉接着汪由敦的话说，“皇上的话，有时是故意说反了的；有时取瑟而歌，别有弦外之音，他一概不作理会，只从正面去想。谨堂，你道我的话，是与不是？”
“是。”汪由敦答说，“譬如他跟人说：‘皇上只担心我胆子大，我如何当得起？’我不知道皇上是怎么跟他说的。不过即令有这话，只可认为是体恤之意，益当奋发，如果皇上只担心专征之将，胆子太大，奋不顾身，怕会阵亡，那干脆就不必用兵了。”
“我也听人谈过讷公不明事理，到了可笑的地步，说他在西边跟派去的云梯兵说：‘这都是我的罪过，没有把军务办好，以至于圣心烦躁，又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吃苦。’把士兵派到前线去打仗，应该说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如何说是吃苦？照他这么说，皇上派云梯兵，就是有意叫他们去吃苦？这还成话吗？”
“讷公是完了，平郡王去世了，鄂文端以外，我即使不能归田，也只是朝廷的一样摆设。当初皇上刻意笼络的人，就只剩下一个傅中堂了。”张廷玉又说，“其实刻意笼络傅中堂，也只是今年的事，他只能说是皇上培植的人。还有，”他问汪由敦，“谨堂，照你看，皇上栽培的人，还有哪几个？”
“有——”汪由敦屈着手指说，“方问亭是一个，尹望山自然是一个，舒、孙两公，似乎也是。”
汪由敦所列举的方观承、尹继善、舒赫德、孙嘉淦，确都是正在红的时候。这四个人，大致明敏通达，内外皆可。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的进士，他跟方观承的洞达洽体，都得力于平生行万里路，不过方观承熟悉的是由南徂北，以达关外的风土人情；而孙嘉淦徒步于东南数千里，所至考风问俗，早就存着做官的打算，因而在人情世故上，不如方观承的练达。但皇帝却偏赏识他那份“戆”态，有时奏事激切时，皇帝便会提醒他说：“你又拿出古大臣的面目来了。”
“谈到古大臣之风，我倒是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尹望山。”张廷玉说，“皇上爱巡幸，尹望山曾有密奏，说国家危机，多伏于升平之日，请皇上宵衣旰食，未可驰驿观山。这种直谏，现在也很难得了。”
“可是，”张若澄说，“皇上定在大后年，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南巡，尹制军不是奉旨办差吗？”
“一定会把他调开。”张廷玉问道，“谨堂，你看呢？”
“是。皇上曾经提过，想把川陕划开，分设两督。尹望山不是调陕甘，就是派到四川，大概一开年就会这么办。”汪由敦也问，“除了尹望山，老师还嘉许哪一位？”
“刘延清。”
居然是刘统勋！汪由敦便不便赞一词，张若澄只当他不以为然，因而沉默，刚要开口相询，张廷玉却还有说辞。
“方、尹、舒、孙虽见重用，多少是先帝所识拔，只有刘延清是皇上自己看中的，此人的将来，不可限量。”他看着张若澄说，“你们不要以为他议论过张家，心存芥蒂！”
这意思是应该结纳刘统勋，张若澄尚未意会到，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汪由敦便答一声：“是！我会提醒二弟。”
“好！”张廷玉说，“至于说他有古大臣之风，我想谨堂应该首肯吧？”
汪由敦点点头说：“不愧延清二字。”
刘统勋亦很清廉，但胜人之处是在并不将清廉二字摆在脸上，汪由敦是很佩服此人的，但毕竟他与师门不协，所以不肯多说。
“我的话到此为止。”张廷玉说，“从明年起，我一个月进宫三趟，一切听其自然，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