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1.危机下的退却

“大跃进”失败是毛泽东难以吞下的苦果。他满怀信心通过“大跃进”创造一个发展奇迹，通过人民公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将亿万人投入了饥饿之乡。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坏事是由两种人干的：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一些县社坏人当道，把坏事做尽。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必须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整风整社的基本方式是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给刘子厚写信说：“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议，那里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2]中南局的报告称：“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组织起来’。”[3]在各地整社中，不少社队干部被划为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遭到批斗抄家，并使用肉刑。这里已经看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的影子。当时，邓子恢、张鼎丞就私下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4]其实，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从根上说源自“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一方面，干部将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另一方面，一切资源集中到人民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里，难免干部不滥用权力，甚至胡作非为。湖北沔阳海口公社在整风整社中发现，干部整群众的方式有20多种。[5]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基层干部。1960年12月30日，他在听取汇报时说：“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6]这里讲的“人祸”，应当包含了某种自责。1960年底到1961年中，毛泽东是感受到压力的，他在小范围内对直接与他有关的三件事做过自我批评，一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为过渡设定时间表；[7]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使大家不敢讲真话了；[8]三是1960年初提出“五个大办”，使“共产风”卷土重来。[9]196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最为冷静的一年。在人民公社政策体制上，毛泽东退了四步：第一步，1960年11月发出紧急指示信，遏制疯狂的“共产风”，有限度地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同时压缩水利农田建设，充实农业劳动力，并动员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帮助整风整社，仅中央国家机关就动员了近万名干部下放农村。第二步，1961年3月广州会议，着手制定农业六十条草案，大大缩小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第三步，1961年6月北京会议，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这是挽救农村局面的关键一步，农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第四步，1962年2月，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初级社）。调整后的人民公社仍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行政体制，不过农村体制的行政化止于公社一级，公社以下的生产大队干部未列入科层序列，它已超出了国家财政可以负担的极限。

毛泽东多次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但他又说，只有搞了才会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10]这一半是辩解，一半是实情。毛泽东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是得到一些教训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所有制过渡不能那么急，对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导致两度大刮“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的。他说，得罪了农民，“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11]“文化大革命”后期，陈永贵曾向他推荐大寨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验，毛泽东也没有贸然采纳。[12]一条是搞经济建设并不那么容易，承认他本人对经济不怎么懂。[13]他说，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14]这与1958年信心满满地提出几年、十几就可以“超英赶美”，三五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状态，已经冷静了许多。然而，毛泽东决不放弃总路线。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路线上，而是出在执行当中。错误主要是“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等；原因是没有经验，疏忽了调查研究，下面又封锁消息，导致“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毛泽东抱怨干部素质低，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毛泽东的调整思路是，通过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完善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组织全面调整。在管理体制上，把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包括企业管理、财税、计划编制、基建审批、商品收购、文教事业、劳动招工、物资调配等管理权限重新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一系列调整措施中，有两项是“伤筋动骨”的：一是大量下放城镇职工和人口。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2500多万职工，在1961～1963年几乎全部被辞退，同时下放农村的还有1957年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共计200多万人，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逆向流动。它带来的社会性后果是，更加严格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二是大规模压缩工业和基建规模。这更被称为一项“壮士断腕”的举措，到1961年、196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减少了4.3万家，相当于1960年全部企业数的44.8%，农村社办企业绝大部分停办。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一年内发生了微妙变化。从1961年初的一系列谈话和举措来看，他对困难局面是看得比较重的，心情也是比较抑郁、沉重的。然而，到8月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开始表露乐观的情绪来，认为经过1961年的调查研究，情况摸清了，政策制定出来并已经见效，形势应该很快好起来。毛泽东说：“现在已经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到了年底，毛泽东说：“久病之体，现在应该是起床的时候了。”他提出：明年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都要“跃进”。[15]这里潜伏着一种危机。毛泽东的判断与干部们的感受，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了解到的情况差距甚大。农村政策虽然制定，农村形势却不可能立即好转。城市的问题刚刚暴露，真正“伤筋动骨”的调整还没有开始。这种对形势估计的重大差异，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政策分歧。

1961年，干部们早没了1958年那种亢奋和狂热，情绪普遍低落。不少干部面对受灾百姓有强烈负疚感，“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16]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怀疑，但不敢明说，思想迷茫，不知下一步怎么走。干部们顾及本地民生，不愿再无条件地执行粮食征购指令。10月9日，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最近我听到一些消息，说有些地方在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17]在11月中央会议上，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也说：“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其他中央局书记都有同感，表示本地完成征购任务很困难。[18]这使得全国粮食征购和上调任务落实不下去，京、津、沪等大城市有断粮的危险。中央领导人急于星火，不得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打通思想，提振士气。为了粮食征购需要把地委、县委书记都召来，本身就表明形势的严峻和党内情绪的低落。

多数中央常委与毛泽东的想法也拉开了距离，部分原因是调查研究让他们对农民正在经历的大饥荒有了切肤之痛。1961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运动，主要是下农村调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下去了。虽然了解真实情况并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但这种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弯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则直接走到农民中间去。面对面黄肌瘦的老百姓，直接听到农民尖锐的批评，许多领导人被触动了，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家破人亡。”[19]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20]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21]面对受灾百姓，领导人内心产生了强烈冲击和愧疚，这可能是他们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情感来源。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

这里要重点说说刘少奇。1958年，刘与多数领导人一样，热衷于“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试验。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批判彭德怀，尽管刘内心希望继续纠“左”。[22]1960年下半年以后，刘开始感到了形势严峻。特别是1961年四五月间，刘在湖南老家蹲了44天，这在常委里是独一无二的。这次调查让他刻骨铭心，他说要“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23]在5月31日的北京会议上，刘少奇首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24]疾呼“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借下面之口说，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还不是路线错误，如果现在还不回头，“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25]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不是刘少奇动议召开的，但刘高调介入了大会的筹备，特别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大家都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刘的态度更加坚决，要求起草小组“错误要摆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26]

2.调整及其分歧

然而，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做到“摆开来讲”。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三面红旗”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会前定的基调是：过去几年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指导思想错了，而是总路线执行中的问题。1958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很多毛病，毛主席的指示没有错误。[27]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正确的，彭的问题不是在会上提的那些意见，而是他有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所以，其他人可以平反，彭、黄、张、周不能平反。七千人大会维持了这种基调，小心地避免涉及毛泽东的责任。只有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提到中央常委包括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的本意是从另一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但这种议论很快被周恩来制止了。[28]庐山会议不能触碰，决定了七千人大会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是有限度的。

不是说大会没有议论和质疑。对“三面红旗”，可以说是“议论纷纷”，对几年来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更多。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讲得很直接。他说：当前经济形势有相当大的困难；造成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与成绩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缺点还不止三个指头；这几年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使人不敢讲真话，使错误长期不能发现和纠正。刘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流行口号，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29]显然，刘对“三面红旗”是有保留的。

刘少奇的这些话，触动了三根敏感神经：一是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二是推倒了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三是对“三面红旗”没有肯定的支持。毛泽东的感受是，刘有向他“施压”的味道。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感受到毛的处境有些难堪，否则就不会有不止一两个重要负责人去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不会有林彪用心讲出的那一番维护毛泽东的话。[30]林彪讲“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未必能让所有人心服；但林讲“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肯定能为多数人接受。在林讲话前，周恩来也说过：现在“要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31]当然，周是在小范围讲的，与林当着七千人的面讲影响大不一样。不过，与会者并不觉得林的讲话有什么不妥；相反，一些高级干部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32]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原则性的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领导责任。在个人崇拜的年代，这已经让与会者感动得当场流泪。

七千人大会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带来了一度的民主宽松空气，为1962年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加深了毛、刘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不只在情感上，更是在政治上。七千人大会后，刘与毛渐行渐远。刘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领导人，对于在他国家主席任上大量饿死人这件事十分懊恼。刘少奇在整理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脱口而出，令在场的人十分震动。[33]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34]刘对形势看得相当严峻。6月，他在私下甚至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35]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就是基于这种常识理性，调整力度和范围都远超上一年。大批下马重工企业和基建项目，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农业和市场，默认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让农民尽快走出饥饿。不过，调整的趋向不是市场化，而是回归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话题并没有提出。[36]原因在于，“大跃进”的失败与其说是计划体制的危机，不如说是破坏计划体制带来的危机，解决之道是重新修复计划体制，加强中央集权，这是当时处理危机唯一可行的办法。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预，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会早二十年，这种看法只有在农村政策方面接近事实。如果不强行干预，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调整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政治领域，对几年来挨整的干部群众，重点是县以下农村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总共平反了600多万人，有限度地放宽对知识分子的管控，甚至涉及更为敏感的对外政策领域。其基本想法是，创造一个缓和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利于尽早渡过国内困难。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37]

3.毛泽东强力干预

毛泽东赞同调整，但有一个前提不能触动，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路线。对错误的批评，对困难的分析，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都必须与之合拍。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引起毛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离京外出，向地方领导人征询对农村形势的看法，主要有上海柯庆施、广东陶铸、湖北王任重、河南刘建勋、山东谭启龙、河北刘子厚等，地方官员对形势的估计比北京乐观，这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支持。[38]一些军队高级将领如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等也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对中央常委关于形势的判断有意见。[39]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反击了。毛泽东认为，对形势的估计，暴露了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真实态度。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在向他施压。[40]毛泽东的不满还不只这些。他认为，出现了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有“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必须强力干预。

所谓“三和一少”，是对时任中联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的概括。1962年2月，王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上应采取缓和的政策，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苏联要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方针，强调要高举和平旗帜，“低调”提到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知道后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41]在北戴河会议上，王稼祥的建议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少）并受到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1962年平反“过头”的批评。主要有两件事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一是1962年7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1957年右派分子问题“应该进行甄别”，这个意见被中央否决。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不分是非”的平反之风。还有一件事对毛泽东刺激更大。七千人大会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但对彭德怀不予平反。虽然不再讲庐山会议彭给毛写信的事，却坚持彭有“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结论，并加了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新罪名。彭德怀会后得知，对指控他里通外国感到莫大屈辱，大哭一场，奋起为自己辩诬。6月16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申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这封信长达八万多字，被称为“八万言书”。他写道：“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彭的上书引来更严厉的批判。

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问题。这是引发毛泽东反击的导火线。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的底线，但农民强烈要求再退一步，搞包产到户。1962年农民闹单干是自合作化以来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党内同情农民诉求的干部最多的一次。[42]据统计，各地不同形式单干的生产队占20%～30%，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43]安徽一度达到90%，几乎覆盖全省，曾希圣为了避分田单干之嫌，想出了一个名称叫“责任田”。不少“小人物”如安徽太湖县的钱让能，浙江的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等等，他们向《人民日报》投稿，直接给中央、毛泽东写信，极力主张包产到户，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有的信十分大胆，指出：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生产力并不适应，很多做法都是“左”倾空想；造成目前农村的困难，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也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如何克服危机，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杨伟名的信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指出市场紧张源于1954年开始的工商业改造。他提出，对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当用“节制”代替“改造”；农村“恢复单干”，办法是“土地到户，权归集体”，让农民“劳动致富，生产发家”。[44]

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高级干部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他含着眼泪向毛泽东写信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45]然而，1962年上半年，他奉毛泽东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做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46]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回到北京，他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汇报，并向毛泽东进言。[47]另外两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高层领导人是邓子恢和陈云。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需要8年时间，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可缩短到4年。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回集体经济。他在与刘、周、邓、林彪分别交换看法，达成基本一致后，7月6日向毛面陈。[48]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谈了相同的意见，邓子恢还在中央党校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单位做报告，主张允许部分农民包产到户。[49]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农民要搞包产到户，但他绝不允许冲垮集体化的防堤。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在他看来，与迁就农民相比，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50]令毛泽东恼怒的，不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而是党内许多人主张单干，而且越到上层越厉害。他认定，“分田单干”必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警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51]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邓子恢，没有点陈云的名。邓子恢成为会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会后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其实毛泽东的批评所指不只是他们，包括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尤其是刘少奇。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当面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52]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许多人感到震撼，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53]刘少奇迅即转向，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重，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中国“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54]应当指出，当时高层都是把包产到户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的权宜之计。依当时的观念，不可能有人有长远放弃集体经济的想法，社会主义必须是集体经济，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政治共识。

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他关于形势、阶级、矛盾问题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工业以及在党内都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把国际反修斗争同党内斗争联系起来，把“右倾机会主义”径直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认为在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没有丝毫缓和，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随之日趋激进。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问题，站在了意识形态制高点，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在长时期内，一直到阶级消灭都是管用的”。[55]毛泽东的观点在全会公报中做了理论概括，后来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从国际反修到国内四清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