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带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集体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1.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避免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谈到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认为党中央没有坚决斗争，是有责任的。他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接着说：“也许不可能”，自己否定了这个假设。[87]为什么党中央没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坚决斗争”，答案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寻找。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共识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分歧只在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上。一种意见或做法即便在实践中证明有效，一旦被认为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趋向和危险，自然就在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当性。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88]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89]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90]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不过，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91]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共产党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92]因此，当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时，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提不出任何异议。刘、周等人能做的只有说服毛泽东同意，不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中断复苏的步伐。在这之后，党内多数人越来越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93]但大家都在认真地跟，而且不能说只是被动地跟。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这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刘、周等人指证的“修正主义”，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都认为，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不能熟视无睹。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做了《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周恩来说，1952年三反主要反贪污，1957年反右，都没有着重反对官僚主义，许多干部放松了。看来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不仅存在，而且相当肥沃。官僚主义发展结果，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追求享受，最后要滋长修正主义，党要变质，国家要变颜色，亡党亡头。“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94]周恩来把“文革”看成城乡社教运动的自然延续，“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95]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干部十年未搞五反，很多人手脚不干净，革命意志衰退。过去干革命准备牺牲，现在有权有势，容易产生腐蚀作用。现在如何恢复朝气，是个重要问题。[96]不过，他们都避谈1962年的政策分歧。

在毛泽东导演的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两场大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扮演了仅次于毛本人的重要角色。邓小平说，自己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97]“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是苏斯洛夫。”“1960年跑了三次莫斯科”。[98]特别是1963年7月邓小平率团赴莫斯科，他与苏斯洛夫之间这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成为中苏两党最终决裂的标志。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99]起草小组每写一篇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9篇文章（通称“九评”），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100]正是“九评”为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措施，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思想主要来自毛泽东，但没有根据说邓与“九评”观点有抵牾。邓小平在反修斗争中态度坚决成为“文革”后期毛泽东重新启用邓的一个理由。

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毛泽东要求他国际国内“两面都管”。[101]1963～1964年，中央会议上几个反修报告都是由刘少奇做的。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没有看到刘与毛有什么不同。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和毛都讲农村1/3的领导权在敌人手里；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如果说这还是毛出题目、刘做文章的话，那么会后刘的一系列提法和做法，就很难完全用迎合毛泽东来解释。8月5日，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在此前后，刘在外地和北京的一系列讲话、他极力向中央推荐的“桃园经验”以及主持修改的“后十条”，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了。刘提出，“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领导权，把持领导权。刘认为，这次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开座谈会已经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了，应该搞对敌斗争，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干部躺倒不干“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102]在刘的指导下，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大兵团“打歼灭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发现，基层干部大多数是“敌对阶级分子”。一些地方重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干部群众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103]高压之下，一些基层干部走上自杀道路。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的恐怖，有领导的动乱。

人们都为“党变修、国变色”而担忧，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投身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然而，这场斗争不像民主革命，也不像土改，革命对象捉摸不定。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人心惴惴，人人自危。都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人组成的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谁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呢？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不可能不紧张起来。陈云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批评，原本以沉默相应对，这时也感到不检讨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日，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再次当面向毛泽东做检讨。[104]由此可以看出高层的紧张气氛。“修正主义”就像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事”时，没有任何人出面说情，反而群起而攻之，刘、周都说了重话，党内斗争这种一哄而起的风气由来已久，此时尤烈。《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李雪峰回忆说：“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105]事实是，最初没有一个人动过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念头，更不用说行动，大家都在顺从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的意志不可拂逆，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文革”如何搞。刘、周、邓都把“文革”看成以往运动的延续。如果让刘继续主持文化大革命，很可能搞成第二场反右派运动。陈云说，中央领导集体对“文革”的发动负有责任，是符合历史的。

2.群众是如何卷入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1966～1968年，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除了中学生和大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外，教师、工人、农民、干部、文艺工作者甚至部分军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有人估计，全国参与组织性活动的人，有上亿之众。所有人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运动。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两个文革”的说法在历史中找不到根据。首先看谁在造反。地、富、反、坏、右等“经典的”敌对阶级，在“文革”期间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公安六条”强调要“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专政对象列举了21种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不准外出串连，不准参加群众组织。[106]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把这类人视作“牛鬼蛇神”，避而远之，甚至对其实行“群众专政”。各类群众组织都希望自己的头头没有“政治问题”，不给对立派以攻击的口实。在“文革”初期，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资本家等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

的确，在“文革”初期，群众获得了某种结社的自由，建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都未经批准，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他们都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最初被动员起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即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舆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躁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明确支持造反派，号召大中学生“大串连”，把“文革”之火引向全国。随后，毛泽东又号召工人、农民、普通干部参加运动，各类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虽然有不同派别，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107]“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毛泽东语录中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毛泽东的忠诚、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谓“大民主”是发动群众的方式，言论一旦越出允许的范围，就会受到压制，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公安六条”明确宣布：“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08]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群众组织的发展被严格限定在一省之内，绝不允许跨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初，出现了一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的组织，很快被中央发专文予以取缔。一个群众组织的盛衰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既可让一个组织绝地逢生，也可让一个组织顷刻瓦解。

“文革”在下层得以发动，肯定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结合了。尤其是随着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普通干部甚至军人加入造反行列，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矛盾，集中为干群矛盾。“文革”发动前，群众对领导干部颐指气使、官僚主义是有怨气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激烈批判引起广泛共鸣，人们借着这个机会将内心的怨气发泄出来。“文革”中被揭露的各种特权内幕，与以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反差巨大，最容易激起群众愤怒。人们认为，领导干部正过着过去地主资本家的生活，已经腐败了，堕落了，背叛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在人间建立起天国。他们坚信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这些“走资派”，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

客观地说，“文革”前存在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但远没有发展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革”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即因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