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搞了六七年，毛泽东希望结束乱局，逐步把局势引入正轨；另一方面，毛泽东担心，这种努力有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文革”所预设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怀疑“文革”的人却越来越多，“文革”本身成了毛泽东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

林彪事件后，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产生的权力架构，基本上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一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136]中央文革派因林彪事件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主要阵地仅限于文化宣教系统，很难染指国家强力机关。他们在地方的基础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137]随着老干部的回归，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尽管不见得是原班人马。中共十大一个重要变化，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191名中央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复出的老干部，其中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震等。[138]毛泽东执意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些人，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并选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以支持他的继续革命路线，起到平衡老干部的作用。[139]然而，从基层直接上来的这些人，既缺乏政治资源，又无政治经验，多数场合是党内斗争的看客，很难独立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人是“文革”期间从地方擢拔到中央的，这些人可称之为“文革上台派”，但很难融入中央文革派。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主要依靠周恩来维持大局，从《毛泽东年谱》看，这一时期毛泽东单独谈话最多的是周恩来，而与张春桥、江青的单独谈话几乎没有见到记录。1972年1月，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一个姿态，表明毛泽东有意弥合与老干部的裂痕。周恩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140]毛泽东需要修复中央权力架构，除了重新启用老干部别无他途。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出面收复局面，在他的授意和认可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以北京为例，1969年下放、解职的6627名处以上干部90%得到解放。中央专案组管的670名审查对象，1975年春夏有300多人得到释放。[141]不少人是本人或亲属直接向毛泽东申诉或陈情而得到解脱的。然而，当周1972年批极左时引起了毛的不满。毛泽东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利用中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十分恼火。1973年11月，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周对美国太迁就，有损中国独立主权。毛泽东亲自部署中央政治局批评周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周一个警告。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阻止。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寻求历史依据。他要让人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却遭到怀疑和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并不想把批林批孔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经不住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了。当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众多老干部时，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斥责。虽然对周多有不满，毛仍然让周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使江青对“组阁权”的争夺受挫。

邓小平的复出具有标志性意义。重新启用邓并不太意外，邓历来受毛泽东的器重。“文革”伊始打倒刘邓，但自1967年起，毛泽东几乎在所有重要场合都讲，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他还提出九大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九大保留了邓的党籍，虽然未能留任中央委员。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不是被彻底打倒而是被“冷藏”的。当然，只有在做出“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邓才可能重新得到毛的信任。1975年，毛泽东赋予邓小平“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重任，让邓接替周主持国务院工作。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失望后，又让邓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制止江青等人对邓的纠缠和发难，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让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应当说，毛对邓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的努力是寄予希望的，给予了很大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触动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面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一面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写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含有约束邓的用意。他告诫全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很容易”。[142]1975年，毛泽东从批“四人帮”转向批邓，不能说与毛远新等人传递的信息无关，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如纪登奎所说，“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143]邓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邓小平以其惯常的强硬、果敢作风，整顿经济和社会秩序，打击和处理派性头头，成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论总纲》等文件，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精心选择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来支持自己的政策。邓虽然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但无可回避地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断定，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44]邓后来也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45]1975年11月，毛要求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然而，邓以不了解“文革”，“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了毛的要求。这种不让步的姿态，导致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抛弃邓小平，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46]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泽东对这种政治状况做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47]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然而，时移势易。毛泽东这样定性当前党内分歧和斗争，已经很难被党内接受和得到民众呼应。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的确使部分被压制的造反派头头受到鼓舞，激起东山再起的幻想，一些地区再次出现派性武斗、停产停工、交通阻塞的乱局。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反复无常的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承受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文化凋敝、普遍贫穷的后果。各种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受政治上的迫害和株连。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纠“左”和邓小平的整顿上，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成效立见，广获人心。“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围攻、对邓小平的纠缠等高层斗争的内幕，通过各种渠道暴露在民众面前，激起广泛的议论和反感。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抗议由北京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这次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首先，它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其次，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三，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借地下读书活动讨论时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末路，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当然，不止是年轻人，也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148]毛泽东历来自认为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却站在了舆情的对面。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生命走向尽头，真正的继承危机降临。从维护“文革”遗产来说，毛泽东自然倾向于中央文革派。然而，他对王洪文已大失所望，属意张春桥却深知其在党内难孚众望，终究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而是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华才能和资历都不足，但毕竟是“文革”中选拔上来的，忠诚不用怀疑。华为人敦厚平和，两派都可勉强接受，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耿耿于怀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业绩之一，另一个业绩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然而，毛泽东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已经无力决定未来，慨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预感有一场“腥风血雨”。事实上，党内斗争接近摊牌，高层老干部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私底下多有串连。按叶剑英后来的说法，只是“投鼠忌器”，碍于毛泽东还在，隐忍未发。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即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一场持续10年、欲罢不能的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