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1.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

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能像中苏分裂那样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复杂。对外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两党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屈辱感，两个毗邻大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强烈个性，都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所有上述公开争辩的或隐藏在背后的因素，也都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然而，在当时并不如此轻松。反修论战是被看作“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头等大事来对待的，[57]形成了全党同仇敌忾的政治氛围。

中共批评苏共“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但在理论上，中方固守“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时代的误判。虽然战后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但双方都意识到，核时代战争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世界大战并非完全不可避免。战后也不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确风起云涌，尽管共产党人都想把它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毕竟性质不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由民族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今天，回头来看，赫鲁晓夫关于大战可以避免、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无疑是对的；而他提出“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对于社会主义最终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的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超越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使得中苏意识形态争论难以妥协，在当年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下，双方的做法都被可以用来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危机早就潜伏了。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先是南斯拉夫，后是匈牙利、波兰等国相继走上了改革之路。赫鲁晓夫也想改，政治上主张缓和阶级斗争，经济上尝试引入利润机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性”，实行物质刺激等。赫鲁晓夫迈出的步子其实很有限，但在中共看来，苏联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南斯拉夫跳出斯大林模式，搞市场社会主义，更被认定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所列举的证据有：解散农业合作社，允许农村发展小生产者经济，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取消国家统一计划，工厂实行工人自治，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以及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举债，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原料基地和装配车间，打着“不结盟”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等。[58]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59]撇开细节不说，所谓“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指责，本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激辩。

任何改革都是对原有教义的修正，这使得苏共在论战中不得不做自我辩护，因而略处下风。[60]中共因坚守经典而占据上风，显示出逼人气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党和西方左派中，中共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执政的共产党中跟中共走的并不多。除了坚定的阿尔巴尼亚、“骑墙”的越南及朝鲜和据中调停的罗马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德、法、意、英、西等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方，批判中共。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61]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问题的严峻性在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给出了近乎宿命的结论：不注意会出，注意也会出，而且已经出了。为了反修防修，“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消除人们思想里的私有观念。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

2.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1963年，毛泽东还比较谨慎，主要从社会层面“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就是城市的五反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共领导层从苏联“变修”中得到结论：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所谓“挖修根”重点也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打击社会上“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方面，打击机关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毛泽东认为，后者有些本来就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些是被地主、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更多的是官僚主义者，他们享受着高薪和各种好处，脱离群众，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毛泽东对干部的腐化堕落忧心忡忡，说：“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62]

毛泽东对官僚特权的抨击，有其合理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建立了工资等级制。起初，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近30倍，经过几次调整，差距有所缩小。除很少数量的高级教授外，拿高薪的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干还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享受医疗、保健、疗养、专车、高级住宅、特供（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等各种特殊待遇。各种企事业单位也都比照党政体系设置行政级别，形成以“官本位”为特征的等级制度。实行工资制势在必行，但差别过大，毕竟有违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目标。毛泽东本人偏好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一向不满于等级工资制。毛的不满，不只是等级制本身，更在于它诱发出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党内“闹地位，闹名誉，争权夺利”多起来了，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消失了。[63]毛泽东的不满不无道理，但官僚主义的根源不只在工资等级制，更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出来的弊端。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经济上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又悉数委之于各级官员之手，难免不滥施权威和以权谋私。早在1956年4月高级社高潮时，邓子恢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高级社的干部不比过去的农民协会，权力比乡长也大，“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人家生活资料都在他手里，饭碗端在他手里”。邓子恢警告说，必须“慎重挑选干部”，“确立社内民主制度”，否则“再好的干部过些时候就坏了、变质了”。[64]刘少奇也触及了这一点，1961年1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看来，农民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脆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65]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66]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67]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毛泽东真正关注的重点，不在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而在高层的“路线”之争。1963～1964年，毛泽东频繁地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同他们谈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批评1962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主张单干，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68]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69]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明确提出：“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到了1965年，毛泽东对于四清运动基本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些运动只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70]

从四清运动转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71]本来，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设置的。刘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选定的。然而，毛泽东感到，由于他退处二线，中国社会和党内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央第一线偏离了他的路线，刘少奇更不堪信任。1962年，已经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72]当年的北戴河会议把问题“抖出来”，是对刘少奇等人一次严重警告。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许多提法和做法与毛泽东不合拍，在不只一件事上冒犯了毛的权威，甚至激怒了毛泽东。修改“后十条”时，毛泽东让田家英带去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刘不以为然，8月16日给毛写信，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改变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他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运动中，刘高调把自己的夫人推到前台，将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印发全党，并让王到各地做报告。虽然有材料说，毛泽东对“桃园经验”表示过赞赏和推荐，但其真实态度并非如此。他在与大区书记的谈话中已多次表露了对刘少奇一些做法的不满，质疑派万人工作队的做法是“倾盆大雨”，对刘少奇越过河北省委直接指挥王光美搞桃园四清不以为然。刘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称工作队撤走后一些干部向群众反攻倒算是“阶级报复”，是“反革命事件”，应“一律撤职，开除党籍”，严重的逮捕法办，甚至“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未置可否。[73]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刘少奇警告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他在中央会议上对刘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颇有弦外之音。[74]在这之后，又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75]不可能不在毛泽东的心里投下阴影。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不过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高层。他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指那些小队长、支部书记，而是指部长、省委书记乃至更高层的干部。毛泽东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76]在毛泽东看来，基层充其量不过是些多吃多占问题，刘集中那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后来，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77]毛泽东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78]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79]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3.毛泽东的目标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标，众说纷纭。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毛泽东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毛泽东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

“大跃进”的失败，确实影响了毛泽东的威信，毛感觉“大权旁落”了。然而，即使是这样，要改变大权旁落的局面，在毛泽东并非难事。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都不是被群众运动轰下台，而是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解决了。“文革”要清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文化大革命把文化批判作为突破口，其来有自。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80]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泽东感受到的危险，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是一种趋势。他觉得，照目前的趋势下去，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81]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82]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和操控，无出其右者。同时，毛又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有他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可以动员任何手段。“文革”期间，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他的几次谈话和指示，即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83]“文革”期间，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整党建党、精兵简政、管理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反映了毛泽东按照自己想法重构社会的努力。不过，一则“文革”始终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则鉴于大饥荒的教训，毛泽东深知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而无法取消，不敢贸然在制度上有大动作。“文革”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破”而非“立”。然而，“文革”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至今仍然有人为之倾倒，拿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左派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84]譬如，法国就出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85]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86]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