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约的政治经济学：评高全喜“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化约的政治经济学：评高全喜“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8)

高全喜教授文章（“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值得肯定，他提出了三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能不能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表示不满。经济学帝国主义形成以后，我们质疑经济学本身的权利是否还存在？我 是为这种权利辩护的。当我们致力于对经济或者社会现象的学术解释时，学术本身的苍白是否不足以承受被解释对象的不足。我认为，中国的失败并不能被说成是经 济学的失败，或者社会学、政治学的失败。所以，高教授的论点可能会遭到来自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双方的不满。不过，自休谟以来，知识的自我质疑就是知识完善的前提。即使我们断定了经济学的失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所有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的变迁时，都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的 “双重失败”。

其次，高教授在时空架构上的重组也具有挑战性。一方面，他努力划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间隔，但这种对杂拌的 现实的理想化划分，很难有解释应对。当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中国基本都可以找到根据。而你把中国安顿在前现代进入现代的时间限度里，并号召回归古典 政治经济学，这样，文章不仅在前面的学科挑战中会引致不同学科学者的不满，在时限划分上，也会招致站在后现代批判前现代，或者站在现代批判前现代，或者站在现代为现代辩护的学者的不满。

但我对高教授的时限划分是持认同态度的。因为，虽然这种断定与现实不能一一对应，但跟总体状况是吻合的：今天的 中国确实还没有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总体转折。我也支持高教授的说法，中国今天要解决政治问题。但这似乎也表现了另一种心态，即政治学因为不能进入学术话 语场，而对经济学在学术中心挥舞大棒感到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总之，时间上的对应需要审慎，但总体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

是否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专业化程度不够，就不能够解决现代的总体争端？我认为，总体争端恰恰需要学科的含糊 性。学科部门化以后，很难解决边际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导向确实很多，但它能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看成一个整体，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但 后来，尤其到了现在的成熟阶段，宏大叙事就很困难了。今天中国面对的就是双重困难，一方面，我们需要宏大叙事，以建构国家哲学；另一方面，又需要专业学 术，以解决具体问题。所以，政治经济要双头并进。我将高教授“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论点认读为回到宏大叙事，这也是政治哲学历来的偏好。

在空间上，高教授特别强调区别中国和西方，这就产生了反讽。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的流派，如果我们一方面对 它加以区分，一方面又要回归它，那么，区分的限度在哪里？这里的矛盾和第一个挑战有关，你试图用学理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而经济学实在是流派众多，著 作浩如烟海，会为你的双线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另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关注宪政的人，不能由布坎南来替代。我对茅于轼老师和张曙光老师是非常敬仰的，不过， 茅老师和张老师对制度变迁的关注也是以微观变化为主，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人，经济学界确实不多。但如果因此就说现代经济学是失败的，则忽视了布坎南等 人的贡献。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不仅有公共政策上的意义，更是从经济学的专业视角出发，逐步解决现代政治学所关心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也一样，可以进入社会哲学，关心同样的政治问题。所以，大家是汇合，而不是用政治经济学替代现代经济学。而在空间遭遇挑战的情况下，就要回到中国关怀。新生代的大学生，中 国关怀太强烈；而70、80后的学生，学术关怀显然强于现实关怀。当我们解决现实关怀时，西方的理论是躲不开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超越癖”的发作期，追求 制度创新，独立于西方。我们已不能靠国别来判断基本的理论处境，也不能通过举例论证来忽略处境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路子走向民主。因为 民主是国家实体下具体操作和妥协的结果，是博弈的结果，具有很大偶然性。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新的民主模式感兴趣，是美国缺乏理论创新余地的 表现。《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或必将是世界市场的中心，而不再是边缘了。作者满怀信心的宣告引来很多中国学人给他推荐、作序。

第三个具有挑战性的地方是，高教授试图把古典学派，或者启蒙运动的理论产物，作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从理论概括角 度来说，这是有必要的。目前，由于“超越癖”的发作，我们对现代典范都不敢认同了。而中层制度结构和微观制度结构在具体操作上，差别也很大。但是，其中有 没有基本制度或者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呢？这其实就是罗尔斯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难道因为是西方提出的，我们就一定要抗拒吗？第 二，基本制度上，我们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高教授刚才区分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好坏之分。严格按照市 场逻辑贯彻下去，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因为垄断资本和垄断权力的存在，市场要素也没有市场化，所以，中国还不是严格的市场经济。

而对我们来说，既要解释理论，也要提供对策，所以，高教授的努力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刚才景教授批评说，中国的问题好像政治哲学无能为力，只有政治科学才能解决。但我觉得，微观政策是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处理的问题，而宏观政策，一定要由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或者 社会哲学来解决。

我把高教授总体的断定解读为：中国缺少现代转型国家所需要的理论建构，而以不确定性作为替代性国家哲学。三十年 以来，我们是哪个不行改哪个，摸着石头过河，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如今，再这样继续下去显然是不行的。在我们需要提供确定性的国家哲学时，高教授等政治学家 的努力非常关键。像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等，都是在提供超越民族国家的基本国家哲学，即基本价值理念和基本制度。古德诺认为，政治和行政要二 分，但其实行政不能独立。政治决定行政，行政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是勾连在一起的。这个前提条件下，还有三个问题需要高教授进一步澄清。

第一，对政治经济学的归类是否妥当。初稿中，你把政治经济学归为了八种，而不是三类。我想，你可能为了支持自己 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对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切割。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与我们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并不一样。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他认为任何民族要想生存，就不能拒绝资本主义。单纯对马克思的解读，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后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文章中还应该包括新马的解读。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亚细亚不受制约的东方专制主义与我们市场要素运作 的结合，这也是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要素。西方强调大社会、大资本、大政府，而我们还坚持大社会、小政府的陈词滥调。现在应该是政府、市场、社会都大， 三者相互制衡。面对资本的张狂，我们需要培养规制的政府和自治的社会。有社会施加道德压力，政府施加法律压力，再加上内部接受价格机制的压力，大资本自然 会受到节制。总之，分割古典政治经济学时，可能推敲的脉络还要更细致一些。我们也要勇于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实体组成部分的价值，否则，就无法解释美国如 何通过人民资本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该书1989 年出版，至今一直没有重印。但这本书非常有价值，它是从极权主义的西方研究转为极权主义的东方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对高教授的研究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第二是国内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高教授有两个宣告：社会主 义，即苏联式的、刚性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彻底失败了；部门经济学支持的市场经济学也是失败的。但是，由于你把政治经济学切割得太细了，所以没有料 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带来的新的解读市场经济的眼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像你解读的那样，只是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形式的探讨，扩展为在市场分工体系里，解决国家间不平等的经济运行问题。洛克、孟德斯鸠解决了国家权力制衡的问 题，但“三权分立”已经过时，因为它只讲权力的内部分工，而现实中的权力远远超越于“三权分立”。不同于这种“以权制权”的逻辑，后来人们强调“以权利制 约权力”，这才保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个人权利。之后，人们又开始关心“群体权利”和“国家权利”。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围内，没有出现一个国家权利 侵蚀他国个体权利的问题，所以，国家主权等只是对一国内部而言。但当遭遇他国主权时，我们该怎么办？这在今天是个大问题，比如，美国不负责任地退出《京都 协议》，但中国因为缺乏话语权，无法进行有力的批评。国际政治经济学恰恰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并非只有批判性，没有建构性。面对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 如何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自由平等的保障从个人层面扩展到国家或者群体层面。中国的说法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主权和人权都重要，否则，主权就可以欺诈人 权。主权与主权之间如何保证平衡至今仍没有解决，这也是罗尔斯晚年设计《万民法》的最主要原因。不管他如何解释，都被人指是以美国为背景，主要讲美国主权 国家范围内权利的保障，如果美国去保障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就践踏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群体权利。所以，要想强调民主国家的主权进步，就不能忽视国际政治经 济学。从这个角度讲，重回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论证，但要对接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轨道。这样，就不会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拱手送给了所谓 的左派。总结起来，你的基本判断是社会主义只能批判，自由主义可以从事建设。哈耶克和庞巴维克等，号召我们对经典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保持 警惕性，这是有道理的。在这点上，奥地利学派无可替代。此外，公共选择学派、立宪经济学又对奥派进行了有效的继承和矫正，强调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也要保持 警惕。我认为，趋同论就比“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论点要高明。所以，高教授还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个薄面。五十年代东欧改革开始到现在，虽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没有成功，但还不能说失败。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组合显示出了活性的状态。我们是学习型的社会，不断在纠正社会主义中不合适的地 方，比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竞争性的党内民主。越南已经成功地在社会主义中引进了竞争因素，其总书记和总理都是直选。但越南的市场经济能否在竞 争的社会主义之下获得成功，我们还需要观察。

三，我总体上认同你对理论的断定，但如果论证得更细一点，不妨承认政治学也是失败的。所以，你反省的是，为什么 所有社会科学都失败了。这可以引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学风问题：为什么90年以后，中国知识界都把问题换算成学理？高教授今天虽然一直在进行学理上的探讨， 但掩饰不住他对现实的关注。我想，这可能是“八九事件”的后果。此前，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可以对中国的改革道路畅所欲言。回头看求实出版社、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著作，里面很多话我们现在都不敢讲。所以，你断定的失败其实是知识界总体的失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直面中国的问 题，而要把文章写得那么学究？像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他们当年并不是为了建构精致的理论，而是英国已经走到了光荣革命这一步，却还没有总结出政府的运 转方式。按萨拜因的说法，洛克被高估了，他只是把常识组合成了《政府论》。但我认为，洛克没有被高估，因为四百多年的宪政历程中，还没有人能把这些“常 识”归纳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教授是在做中国“洛克”的工作。而在中国，政治学、经济学正遭受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压力：现实上，我们要找寻出路；理 论上，我们要考虑精致的理论体系。后者是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写文章时，不引用英文文献就会感到脸红，而洛克当时就不会有引用法国文献的压力。所以， 这篇文章中重要的建构工作就是，我们要逃出知识的圈套。面对问题，需要动员哪个学科的资源我们就动员哪个学科的资源，不能把人的研究领域限制在某个学科 上。比如，汪晖虽然早期是研究文学的，但他可以用文学思维研究社会问题。而且，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容易在整体学风上，陷入“事后英雄”的状态。我同意杨教授 的观点，不能说格林斯潘当年是失败的，他毕竟用利息政策维持了美元体系。而我们的新左派，把中国社会政策的出现说成是自己批评的结果，这简直是自美。在中 国，政策博弈的逻辑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和学术压力并无关系。所以，不需要说谁在建设，谁在批评。并且，批评也能理直气壮。批评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如果 大学教授可以像基辛格、赖斯那样成为国务卿，他们也可以对实际事务负责，具体担负起建设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