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苏东变局：读《从“东欧”到“新欧洲”》
澄清苏东变局：读《从“东欧”到“新欧洲”》 (11)
金雁教授的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是一部对于坊间流传的苏东叙事，大有矫正、澄清作用的著作。
第一，金雁指出，关于“苏东”，是一个具有两种指向的概念，即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苏东，与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苏东。人们常常从意识形态视角将之混为一谈，以至于引发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迷茫。其实，中国人一般所谈苏东，仅仅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苏东，并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苏东，其间包含了中国人随意楔入的意识形态想象。而本书可谓是打破这个意识形态迷梦的重要成果。
读书界最近会注意到坊间的一些权威人士撰写一本大部头的、纪念苏共亡党20年的情深意切的大作。在这部大作里，凸显了中国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人们对苏东变局的一种定型化认知，这一定型化的认知可以说是中国关乎苏东认知的主流。金雁这部书对于苏东变局的描述与分析，恰好构成对中国主流的苏东认知定势的澄清。这一关于苏东变局的主流政治认知显现出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苏东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共同破产，表示出万分的遗憾，遗憾到以至于不能自拔的地步。这些人士的苏东反思，常常试图把苏东的破产，转换成自己的破产来看待，因此充满了一种惺惺相惜的不舍感。这样的认知进路，存在非常严重的误导作用。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清醒意识到苏东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破产必然性，是极为不利的。当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对苏东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以如此亲和的立场进行“反思”的时候，事实上就根本无法对苏东变局的内在、综合的原因加以系统描述和深度分析，因此苏东变局就始终处在一种云遮雾障的状态中。我们中国人就始终无法走出情绪化地对待苏东变局的被动境地。
处在这种描述分析苏东变局的精神氛围中，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网络愤青们，对苏东的一切似乎都表现得过度热情。网上有个故事说：俄罗斯人说你们中国人对列宁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如此热爱，对列宁本人也如此热爱，现在正好我们保存列宁的尸体非常困难，我们乐意把他送给你们中国人，让你们去保护列宁的尸体。这个故事可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反映出部分中国人对于苏东变局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态度，无法面对一个后列宁主义、后苏联的政治苏东。这其间实际上体现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迷茫状态。出现这一迷茫状态，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后，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从来没有认真加以清理，既对苏东发展的事实，也对苏东的社会政治结构，缺乏认真的描述，更无深入的研究。而金雁这本书，通过对苏东变局20年的一个长程历史的回顾、变局发生后的真实状态的描述与分析，实在地刻画了苏东的真正面目，从而对中国人走出简单、幼稚的苏东想象，必然发挥促人直面真相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于苏东变局、尤其是晚近阶段的转型政治过程的描述，尤其是对局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真实作用、对整个社会矛盾结构的一般陈述，进行了积极的清理。从而有利于我们了解苏东政治转轨中一些重大人物与事件的真相。譬如在一般中国人的认知中，前南斯拉夫总统米罗舍维奇，就总是给人一种坚定捍卫民主利益、同时坚决维护铁托社会主义遗产的印象。人们甚至超越左派右派的价值立场，在欣赏米氏方面达成了某种一致。在本书中，金雁的描写特别具有摧毁力度。她使米罗舍维奇的光辉、伟大而正确的形象一下子坍塌了。人们看到此人又是搞暗杀、又是不重视铁托遗产，又不重视南共作用，对南联盟也缺乏忠诚。这么一个虚构出来的伟大人物，不过是一个仅仅忠实于自己权力的政客而已。
从米洛舍维奇这样的人物身上，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从而促使人们重新去认识苏东转轨时期那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重新去看待他们在历史转轨时期的一些作为。那些在苏东“面包时代”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统揽国家统治大权的人们，他们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采取了相应的什么行为，实在是需要认真加以重新清理的糊涂账。
从这一视角切入，人们也可以发现，苏东知识阶层反抗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张力如此之大的原因。一个只见面包、不见其他的政治社会，知识分子对于面包以外的东西的关注，似乎完全不为主体人群所认同。因此知识分子的反抗，也就势必成为清醒少数对抗糊涂多数的滑稽之举，公众对之缺乏应有的呼应。
第三，在苏东改革过程中，所谓左派和右派之争的问题，是中国学界中人描述最混乱的问题。金雁这本书对之的描述和分析，是最值得重视的方面。
我觉得在这方面金雁的两个清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转轨时期，或所谓“分家”的情况下，苏东国家左右不同的立场，跟我们今天中国的左右立场似乎是恰好相反的。从应当的角度看，在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内来看，极左派是应该拒绝分家的，新左派是应当转帐分家缓行的，分家必定是右派最为积极推动的事情。但在事实上，苏东改革晚期阶段，左派对分家的推进却非常积极，右派反而对分家怀抱疑虑态度。可见，激进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常常是左派人士更为热心的事情。而且就此可以说，社会政治改革方案并不见得与左右立场直接对应。相反，在改革的不同情势下面，左左右右的选择具有各自的复杂性内涵。在金雁的这本书中，对之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这促使我们对今天中国遭到同样难题时，所出现的左左右右方案选项，也应怀抱一种审慎的观察态度。对各种关乎“分家”的设计方案，人们应当以不同的参照系，去看待它、理解它，既分析它的文本，又审查它的政策举措，更注重它的实际效果。从而不流于对各种主张抱持激进和保守的简单感觉。
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复杂转轨来讲，东欧在改革和转变中，一直面对苏联的压力和国际的压力，跟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压力，相当接近。而苏联自己的改革，也一直陷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之思维中，似乎无法免除意识形态的自我宥限。而这也是今天中国向纵深处推进改革的难题所在。同苏东国家一样，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成就格外沾沾自喜，自以为解决了面包问题，就足以证明正在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金雁这本书看开去，曾经从左左右右不同角度影响了苏东政治转轨的诸种主张和实际举措，在苏东崩盘之后，都流于简单和草率了。从大处来讲，一个将面包逻辑看得比天大的国家，从治国逻辑上看，必然遗忘比面包逻辑更为重要的国家事务。因此，长期处于面包逻辑中的苏东国家后来的走势，给同样在面包逻辑中寻求自我慰籍的中国人一个决定性的提点：国家绝对不可能运行在面包逻辑的轨道上，需要及时将国家的综观治理逻辑作为国家治理的轴心理念。否则国家免不了陷入危机状态的危险。
金雁这本书应该与她和秦晖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合在一起来看。苏东变局，倏忽之间，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对于苏东变局的局中人来讲，无论是变后十年，还是变后二十年，金雁、秦晖都给人指出了人们的重重不满。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种种不满的表达，是以绝对拒绝变局发生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这与中国主流社会对苏东变局前的依依不舍，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苏东变局的局中人与局外人，感觉原来可以如此天差地别。也许是局外人误把自己当局中人对待，才对无悔的苏东局中人心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是否如此，人们无权猜度。
由此倒是引伸出一个话题，那就是苏东变局与中国走向的关联性问题。苏东本不可同日而语。从苏东作为中国效仿的对象上看，其整个原生结构跟中国的次生结构，完全是两个结构。东欧和苏联从来没有真正把列宁主义落实到底，斯大林主义甚至将国家转变为一个列宁激烈反对的官僚体系。在苏东国家中，除开执掌国家权力的超级政党之外，国家对宗教势力和知识阶层的吞噬性吸纳，从来都没有达到一个掌权者预期的结果。苏东知识分子的批判张力，促使社会良心空间的绵延。即使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流亡中，他们表现的生存能力、对他们国家发展真相的说明能力，以及对国家发展的集群性介入，都是他们自己国家转轨的重要动力。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赶不上的。
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真正兑现了列宁主义的国家建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非常矮化。正像金雁所描述的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典型的面包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对的时代主题，不是面包与自由的问题，而是面包与面包的问题。不论是不掌权的人士，还是掌权的人士，精神的自我流亡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国家在精神上根本没有自控能力。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大都各自为阵。即使合谋，也大多是对现实进行正当化和合理化。他们对权力的屈从甚至恭维，连掌权者都会觉得脸红。工具化的知识分子自认是批判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倒错，使得中国社会在严峻的转轨关键时刻，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这与中国国家权力的渗透力度和全面程度是成正比的。这种权力渗透，它的强度远远超过东欧和苏联。因此为中国转轨进行探究的弹性空间非常小，因此中国的转轨将会更加艰难。
在中国的转轨当中，左左右右设计的国家转轨方案，缺乏通融性。因此改革的共识已经丧失。而恰恰在这种鲜明的思想对峙中，权力的左右取向惊人地不明。金雁、秦晖为揭示出，在苏东转轨过程中，那些在改革当中看起来非常保守的极左派，到了转轨关键时刻，反而大力促进转轨；而改革中所谓的开明派，恰恰成为动用国家暴力来对付转轨的人士。对于中国的转轨来讲，也许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促使人们放弃对开明领袖的简单寄托和政治幻想。在苏东转轨的启发之下，促使人们形成关于转轨的复杂性想象，而不是简单立定谁开明就会给我们带来希望的看法。
值得强调的是，金雁这本书的写作艺术，对于人们理解苏东变局，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金雁认为自己是不属于学院派的。但在苏东研究的学院派手中，写的几乎都是高头讲章，而且正统性强到不给读者任何怀疑余地。倒是蓝英年和金雁这类似乎是随笔性的作品，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苏东变局的真相。这样的笔触，既可以从小人物、小事情上切入苏东变局这样的大话题，又可以不经意之间刻画出让人信赖的人、事、物，并且给阅读者留下对话的空间。这不是一种霸道的宣誓真理，而是一种娓娓道来、摆事实、讲道理的“民主”写作进路。实在让人觉得这种描述性的笔触，胜过那种说服性取向明确的写作方式。金雁书中对苏东转型故事的敏锐捕捉能力，与她巧妙的分析说理融洽交汇，形成了全书情理交融的叙事品格。这才是苏东变局最具有说服力的陈述与分析。这对于那些用意甚深的、关于苏东20年转轨的高头讲章，特别具有颠覆力。但我不知道这种颠覆力断言是表扬金雁，还是让某些人士对金雁提高警惕，其效果实在不在书内，早在书外了。
(1) 1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由中华能源基金会主办、人大国学院承办的“中华文化，今天再出发——五四研讨会”的发言记录稿。
(2) 《乞校正陆贽奏议札子》，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四。
(3) 在200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4) 曲格平、于今主编：《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第一二部分所引数据，除另有注释外，均引自该书。
(5) 参见中国环境生态网，http://www.zsr.cc/zsrAttention/EntironmentEgis/201012/544891.html。
(6) 参见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ysc/newmain/jdpd/hb/201003/21/t20100321_20300019.shtml。
(7) 本文是对高全喜2010年6月26日在北京大学法学社以“人民也会腐化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为题的讲演所做评论的记录整理稿。
(8) 本文是对高全喜2009年10月23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以“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为题的讲演所做评论的记录整理稿。
(9) 本文是对高全喜2010年6月2日在博源基金会以“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为题的讲演所做评论的记录整理稿。
(10) 本文是对朱云汉教授等2011年5月8日在博源基金会以“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为题讲演所做评论的记录整理稿。
(11) 本文为2011年5月24日在万圣书园为金雁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