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转轨的阐释：评朱云汉等《台湾民主政治转型》

台湾转轨的阐释：评朱云汉等《台湾民主政治转型》 (10)

朱云汉教授等的著作，描述了台湾从党国走向宪政的转轨，基本事实陈述与对民主价值的承诺，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从政党定位上讲，对于国民党这样一个全能性政党，必须确认，在它经过1924年的苏联式政党改造之后，完全成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列宁主义的政党。相对而言，中共则在此后发展成一个超级列宁主义的政党。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完全成为一个超级的列宁主义政党，因为它没有完全通吃社会。这是它后来发生政党转轨的一个内在组织结构的动力因素。在这里，朱教授对国民党的列宁主义性质似乎看得较低了一些。对于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政党领袖的作用非常关键。这个领袖在列宁主义政党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是党国的象征；在其非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则成为它是否转变的决定性动力。在1980年代后期，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进宪政转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治理推动宪政转轨的政党领袖。在一个复杂的内外政局中，台湾的政治转轨，导致了如当下情形的民主转型结果。不过需要对列宁主义政党领袖的政治整合能力怀抱一个质疑的态度。这样的政党领袖究竟对政党内部要素的整合能力有多强，是与他的政治信念紧密相关的。由于蒋经国的权威确实比较强，而且他怀抱着民主的信念，因此足以推动台湾的民主转型。但蒋介石在权威很强的时候，却没有能够整合国民党的多重派系，国民党的党内派系一直是非常复杂的，加之他缺乏现代民主信念，因此并未有效推动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但仅仅从政党领袖的角度审视1987年台湾的民主政治转轨，我们很容易引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转轨的权威主义结论。在民主转型的解释上说，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转型来讲，它要推动政体的宪政转型，怎样才能真正做出实质性的运作，朱教授这方面的解释可能直贯性太强。在某种意义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台湾的宪政转轨乃是国民党的两次重大结构分裂的产物。新党和亲民党用的出走，造成国民党内部自身组织的崩溃。这种崩溃，对于国民党而言，可能不是灾难性的。但这种组织结构分裂，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列宁主义的全能性政党本身兑现它的宪政承诺的时候，政党裂变和民主转轨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曲折相同的复杂关系。

观察民主转轨，对其外部压力因素要予以重视。台湾的民主转轨对于大陆的相关转轨，是具有强大的压力感的。我觉得台湾学者在解释其宪政转轨的时候，可能因为体量小的原因，自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其实，我从外部来观察，某种政体选择的优越性跟体量大小的关系，是不成正比的：不一定体量小的政治体，其政体选择就没有优越性；相反，体量大政治体的政体选择，也不一定就是典范。对于政党自身的自信心来讲，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应该对台湾的政体选择所具有的长处，怀抱信心。

我注意到朱教授的一些具体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对大陆的民主转轨，也很有借鉴意义。但是有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商量的余地。比如，第一，朱教授指出，1999年台湾在李登辉的直接推进下，由国民党主导的、一党支配式的转轨基本完成的时候，出现一个宪政转轨后民主所得到的民意支持的下滑现象。这种下滑，至今没有上升到转轨初期那种对民主的支持程度。以对民主的民意支持程度，来判断民主的前途与命运，是一种政治科学的解释，其规范的意义稍微弱了一点。从规范意义上讲，转轨阶段人民对民主的政治期待非常强，这时候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就会非常高。到了后来，民主本身作为一个复杂运行的机制来讲，它的复杂现实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可能会导致民众内心的一种复杂感受，因此民众对之的支持率势必下滑。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对民主感受性评价的正常下滑，而不是一个对民主价值的评价性下滑。这样的下滑，不等于说台湾民众现在对民主整体转轨支持率的下滑，也不代表民众对民主政体好坏的判断。朱教授的分析，是一个事实性描述。但还需要对民众关乎民主的规范性认同问题加以重视。如果在事实描述后面没有规范性考量，可能会使人觉得民主政体其实也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体。

朱教授简略地分析了台湾的民主转轨对中国大陆的相关转型具有的多重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是发生在华人社会的政治转型。中国大陆是一个核心性的、华人的政治社会。台湾的民主化转轨，对于大陆的民主化转轨究竟在哪些方面意义上具有借鉴意义呢？继文教授主要是从台海两岸同属于“华人”社会这个角度，来论述大陆借鉴台湾经验的根据的。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对民主转轨解释的族群预设。假如民主转轨的经验借鉴依赖于族群预设，其借鉴作用恐怕就有限了。继文教授的这种解释，在台湾和大陆是比较流行的。在台湾民主政治转轨的过程中，政治体内部的族群建构，是其引发民主转轨的复杂化状态的直接原因之意。民进党致力于将族群建构与政治竞争紧密联系起来，导致国民党政治动员方式的衰变性状态。因为国民党就此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不知道怎么去进行相关的族群动员。民进党则以族群建构来获取政治动员的资源，争取在“国家”转轨、民主转轨中政治动员的优先权。可见，以族群理由解释民主经验的贯通性，这个解释可能蕴含着一种危险，什么危险呢？华人处境的族群类似性，可能降低了对他们政治体建构差异性的关注。对大陆来说，台湾的政治转轨之所以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一个族群相关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差异性相关性的问题：中国大陆今天在政治上要找出路。寻找这一出路，不是基于与台湾的族群类似，我们华人因此找到共同的政治转轨经验。今天中国大陆的解释也是这样，台湾有这个经验，甚至香港有这个经验，因此大陆就拿这个族群的既有经验来用，就可以促成相关转轨了。事情不是这样的。对今天的中国大陆而言，民主转型的动力在于，大陆面临着一个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政治必须转轨的问题，这是一个内缘的动力机制，而不是一个外缘的、基于华人族群一致性的动力机制。

从总体上讲，我同意朱教授的断定，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往运行的历史背景，具有某种同构性。但另一方面，需要看到，两个政党之间在结构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中共来讲，其超级列宁主义政党的定位，简直全面吞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这对国民党来说，从来没做到过，共产党是绝对做到了。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还能继续做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大陆民主转轨的一个非常巨大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标准的、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有局限性的，权力之间的竞争还有限地维持着。而超级列宁主义政党，使党内的权力竞争变成一个权力垄断的状态。一旦这种权力垄断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就会转换为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对民主转型具有强烈的破坏作用。作为标准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与未曾破坏的台湾礼俗社会结合，促成民主转型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作为超级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要想顺当实现民主转型，将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国共两党的列宁主义政党相似性，恐怕对它们推进民主转型难以发挥一致的积极效果。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以“分歧付款”的形式实现的。中国大陆目前的改革，也可以被称为是“分期付款”，但与台湾相比较，不存在政治上的“分期付款”。中国大陆的“改革”，仅仅是经济上的“分期付款”行为：第一笔付款是要有一个绝对收入的提高，第二笔付款是要有一个较为公平的分配状态。但是现在大陆面临着分配结构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分期付款”已经很难付下去了。因为公平分配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是经籍与政治联动的付款形式。今天大陆最大的麻烦政治上的“分期付款”很难开展起来，分期付款已经处于一种回流性的状态。所谓回流性的“分期付款”，就是国家为公民付出的各种款项，需要公民逐渐回付——以前在经济上填满你的腰包，现在则要掏空你的腰包；以前在政治上从基层开始选举，现在则要将之纳入执政党的全方位控制（如现在村委会的选举必须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名单）。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推进“分期付款”的改革，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李登辉当初推进“分期付款”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台湾内外的政治局面和社会运动强大的压力所致。而大陆官方似乎对于同样的压力，采取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姿态。

我还想简单申述的一点是，谈论“台湾经验”，对大陆的学者，以及对台湾的学者来讲，可能会出现双重的错位。大陆学者是依据对大陆所需要的东西去看台湾转轨的，而台湾学者是以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来陈述台湾转轨的。这样就可能陷入一种“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的一种尴尬。

为此，需要重审描述与解释台湾民主转型的进路。第一，对台湾民主转型的定位来讲，我们审视的范围和时段可能都需要扩展。审视范围的扩展，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即我们不是在台海两岸的政治发展视角，来看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人对自己民主转轨意义的认识比较奇特：在受到大陆学者夸奖的时候，似乎显得不好意思，并且认为大陆人怎么总是觉得我们台湾啥都好。其实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值得台湾人羡慕。这一认知具有现实支持理由。但似乎小看了台湾民主转型的意义。从政治大视野角度看，必须把台湾民主转型放到现代政治发展或者民主第三波的浪潮中来定位，在足以领会台湾民主转型的巨大作用。而且在政党国家的转型上，台湾的民主转型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理由。我刚刚把台湾的国民党说成是标准的列宁主义政党，就是为了引出我现在的、以政党国家转型定位台湾民主转型的结论。

韩国或者日本的转轨，他，由于他们从来不是一个政党国家，因此不涉及党化国家转化的问题。实际上，在独立的政治体当中的、政党国家的政治转轨，台湾是唯一的成功经验。现在的俄罗斯走了回头路。而台湾是在现代转轨中，按类型来讲，是第一个政党国家成功转型的政治经验，这是值得中国大陆格外重视的最重要的理由。这里绝对不含有大陆学者的献媚，和对自己政治发展的设想来做出的评价的意味。

第二，台湾的政治转轨，最重要的是成功催生了来种美式分化。这跟台湾悉心学习美国具有紧密关联。即台湾政治转轨不是一个自然状态的生成，而是来自于制度转轨设计中的、人为推进的分化。这些分化中有那些值得重视呢？台湾的六位专家做出了非常好的陈述。第一、一个最重要的分化是政府与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优先性。“国家”权力在这方面采取的克制态度，跟社会显示出的力量感，即NGO的迅速增长带来的政治压力，构成国家与社会分化的双重动力。这样的分化，比政党内部、权力体制和政体里面的变化更重要。第二、政商关系和国家发展经济的意志所带来的另一重分化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那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化。我觉得解析台湾经验，可能不必要强调蒋经国时代那种以国家带动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蒋经国之后，市场本身怎么样独立应用价格杠杆来撬动经济发展才是关键。我更愿意看到政府与市场的分离，经过磨合之后，带来的国家意志和市场动力相结合的发展。现在的大陆，似乎想一直坚持以国家意志带动的发展。这就有些令人担忧了。上述两重分化，对台湾的民主转轨来说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第三、台湾人自己会认识到，尤其是六位学者批评大陆学者对台湾民主看得太理想化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意思在里头，那就是民主品质不高的时候，民主自身发展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危机意识，将对民主品质的提升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台湾民主转轨以后成长出来的政治观念，即民主社会中的人们不能把民主看得太理想。从近期台湾的五都选举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还没有走出列宁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模式，政党的换血、政党自身的评价和政党高层动员与底层动员的脱钩，表明国民党还不太适应民主运作的政党组织危机。而民进党呼天抢地的选举操作、以及党内候选人的社会道德品质的低劣，也成为台湾民主优化的重要题目。

我觉得六大专题做得非常棒。第一，在论述的面上，考虑将台湾民主转型的诸多因素加以纳入，全书的六篇文章比较平衡，没有遗漏重要的评价性因素，应予考虑的基本因素都容纳在里头，而且得到比较良好的陈述。第二，表述特别亲切易懂，有数据，有规范性陈述，既带给人们民主的期待，又尝试对民主进行客观介绍和展现其复杂的过程。第三，全书对台湾民主转型的、重大的结构性转轨的陈述，优于功能性的描述。第四，全书对大中华地区的政治发展的关怀是比较明确的。六位学者声称自己对大陆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我看各位的论述中，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大陆针对的，这跟六位同仁跟大陆学界的密切交流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略微感觉到有三个方面还不太过瘾：第一，在前三位同仁对政治领域的权力变局进行陈述的时候，对与台湾落实五权宪法的时候，五种权力内部的博弈比较忽略。在我看来，其间对于考试和监察两种权力的明显忽略，还需要加以强化。一个像台湾那样的政治体的转型，是不是要回归到一种规范的、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结构上来，还是维持分类并不正当的五权宪法，这是一个问题。在台湾转轨过程中，对五种权力的安顿，已经变成台湾政治发展自身的一个难题。

第二，从亨廷顿转轨政治论述的角度，考虑更宽泛的问题，就是六位论者对民主转型中的军文关系较为忽略。在台湾的民主轨转中，军文关系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在台湾国防部政战学校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在六位专家的陈述里面，基本上忽略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台湾的宪政转轨里头，军队领袖的自我克制，以及文官对军人的治理，是民主转轨成功的重要动力。在台湾民主转轨中，郝柏村被李登辉玩了之后，就是一阵郁闷，也没有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报复。不管这中间是什么原因促成的，但对之进行描述与分析还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大陆情境中，更有了解军文关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公认大陆的军人是有强烈的政治主张的。一旦大陆发生民主转轨，怎样防止军事力量的介入，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

第三，虽然全书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结构都做了很好的陈述，但是对社会运动本身的发展和市场力量本身的政治介入，还有强化的余地。比如刚刚移民新加坡的IT业的巨子曹兴诚，就起草过两岸和平法草案，企业家是有强烈的政治意图的。台湾的市场要独立，怎么样表达市场主体的企业家们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涉及市场与政府合谋经济发展的问题。市场独立，政府支持，这之间可能有复杂的关系。而就社会运动来讲，茂桂教授陈述的非常棒。不过奇怪的是，在台湾社会转轨相对成熟以后，社会运动反而严重衰落了。在今天的台湾，学生运动几乎没有了，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社会的自我动员似乎与日益成熟的民主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