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新一版) -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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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新一版)
编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责任编辑:吴艳萍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8-01
ISBN:978753264942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撰稿人
(按文章先后排列)
马亚中 马兴荣 马祖熙 王兆鹏
王家伦 王锡九 王韶华 方智范
尹占华 邓小军 邓红梅 龙文玲
龙向洋 叶佳声 叶 辉 叶嘉莹
田 遨 史良昭 吉明周 回达强
朱则杰 邬国平 刘书成 刘扬忠
许志刚 农作丰 孙 立 孙京荣
孙琴安 杨海明 杨绵勤 李占鹏
李秋新 李保民 李祚唐 李梦生
吴全兰 吴定中 吴 晶 吴翠芬
邱鸣皋 何林晖 何春环 沈时蓉
沈维藩 宋子俊 迟宝东 张宏生
张金耀 张修龄 张涤云 陈文忠
陈邦炎 陈 列 陈伟军 陈如江
陈志明 陈国安 陈学广 林 笛
欧阳忠伟 罗立刚 罗忠族 周啸天
周 铭 周满江 庞 坚 单 芳
承剑芬 赵山林 赵维江 赵逵夫
胡 同 胡邦彦 钟振振 祝振玉
秦惠民 莫砺锋 夏咸淳 顾 伊
顾复生 徐安琪 徐培均 钱仲联
钱学增 翁敏华 郭维森 郭 锋
涂小马 黄宝华 曹明纲 萧华荣
萧宿荣 龚喜平 梁德林 彭国忠
董乃斌 蒋哲伦 舒 涓 赖汉屏
熊盛元 潘啸龙 薛玉坤 戴元初
原书责任编辑:庞 坚
修订者:祝振玉
责任编辑:吴艳萍
编者前言
本书是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之一。
词作为中国韵文之一,至宋而臻于高峰。元代以降,词成为纯文学性的诗体,在文学史上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清词号称中兴,流派纷呈,名家迭出,其成就上追两宋,为人瞩目。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自2002年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而多次重印。然而物换星移,随着这十多年来社会文化的发展,本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颇落后于当今读者的需求。为此,我们请有关专家在这次中国文学鉴赏辞典整体升级换代之际,对其中的内容资料信息进行适当修订,并撤换了个别篇章,又扩大版式,提升装帧,调整字体,以期更好地服务大众。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三月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元、明、清三朝403位词人的词作843首,其中元词58家127首,明词77家134首,清词268家582首。
二、本书正文以词人的生年先后为序。生年相同,则卒年早者列前。生年不明,则据科第、交游等推测其出生的大致年份,再定序次。各家之词均以词调字数多少为序,小令在前,长调在后。
三、易代之际作家的朝代归属,生于元末(或明末)而在明代(或清代)生活时间较长者,一般归入明代(或清代)。惟南明抗清殉难者仍归明代。
四、本书所收词,元词选自《全金元词》,明词选自《明词综》、《明词汇刊》及某些词话,清词选自《瑶华集》、《国朝词综》、《国朝词综续编》、《箧中词》、《国朝词综补》、《清名家词》、《全清词钞》、《词综补遗》、《近代文学大系·诗词卷》、《近代词钞》、《全清词·顺治康熙卷》及某些词话、词别集。
五、本书所收词,创作年代以清王朝结束、中华民国建立为下限,晚清词人入民国后所为词,概不阑入。
六、本书原则上一首词配一篇鉴赏文章。为便于理解,有时或几首合在一起讲析。
七、本书使用简体字。在使用简体字造成重韵或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八、本书所收词中的文字典故的解释,一般放在鉴赏文章中。为了不影响行文的流畅,有时也在文末酌加注释。
九、本书附录有《词派词社并称别称简介》、《元明清词书目》,并编有《佳句索引》、《篇目笔画索引》。
序1
钱仲联
我国韵文,《诗三百篇》而后,一变而有楚骚,再变而出现汉赋,再变而出现六朝乐府;诗至李唐,有登峰造极之势,不特大家如李、杜、韩、白辈出,且五、七言近体兴起,拓原有四言、杂言、乐府各体式而广之。至于词,本为隋唐间燕乐兴起后所配之歌词,因有曲子词之称。由民间而渐入文士之手,由唐末五代至两宋而全盛。由是词与诗,双峰并峙。词家巨匠,飙举云兴,论者或以为宋诗非宋词之匹,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
然而事物发展,每有波折,极盛而衰,亦为恒律。词至元、明,乃趋下坡。然斯就大体言耳,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乃有“词至于明而词亡”之极贬,则过当矣。苟加采撷,则丛林之中,非无嫣红姹紫。元代之刘秉忠、白朴、王恽、刘因、张埜、许有壬、张翥、萨都剌俱掉鞅词坛,明初之刘基、高启、杨基,明末之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明遗民彭孙贻、屈大均、王夫之、金堡,亦皆名大家也。
至于清而词又号中兴矣。前期朱彝尊、厉鹗创浙派之先河,陈维崧树阳羡派之大纛,纳兰性德、顾贞观、曹贞吉,派外名家。嘉、道之际张惠言力尊词体,倡常州派,至同、光间谭献而总结其局。清末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号四大家,文廷式复称尊于四家外,王国维又以小令夺诸家之席。不列宗派者,又有项廷纪、蒋春霖,谭献举以与纳兰性德分鼎三足,而龚自珍亦谭氏所推尚之人也。综观一代,叶恭绰氏编《全清词钞》,初选作者,已达千余家,可谓洋洋乎大观矣。上海辞书出版社曩曾有《唐宋词鉴赏辞典》之编,赏析名篇,示读者以赏析之准的,有功于词苑匪细。兹复继之而编《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选词几近千阕,导读者以承先启后之途。前后两编,双峰并峙。余于此道,不过浅尝,编者不弃弇陋,嘱为引喤,余奚敢辞。
二〇〇二年一月九十五叟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序2
马兴荣
隋唐时代兴起的词,在宋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其后,历元、明、清三代六百三十余年,虽有兴替起落,但始终呈现多姿多态。有异于前代的是词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纯粹的格律诗;词坛出现了众多少数民族词人与女词人。现分述于后:元词据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所收有二百一十二家,三千七百二十一首。词的作者大都社会地位较高,词的题材比较狭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在艺术上,受南宋词影响较深,可以说是因袭多于创造。
元词的发展,大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蒙古时期及改国号为元以后的至元、大德时期。这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来自宋、金的词人较多,词的风格也比较多样。著名词人有耶律楚材、耶律铸、刘秉忠、张弘范、白朴、王恽、刘因、张埜等。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他的词仅存一首《鹧鸪天·题七真洞》,写人事无常,感慨极深。他的儿子耶律铸有《双溪醉隐集》一卷,词富理致而有豪气。刘秉忠、张弘范都是元朝的佐命大臣兼词人。刘秉忠有《藏春乐府》。王鹏运《藏春乐府跋》评论刘秉忠的词“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张弘范有《淮阳乐府》,词风与《藏春乐府》相近。这一时期的大词人是由金入元的白朴。他在元代不愿出仕,徙家金陵,放情山水,诗酒优游。他的《天籁集》多长调,内容大多是写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也有一些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的作品。朱彝尊《天籁集跋》云:“兰谷词源出苏、辛,而绝无叫嚣之气,自是名家,元人擅此者少,当与张蜕庵称双美,可与知音道也。”这是对白朴词比较中肯的评价。来自金的另一位词人是和白朴同师元遗山的王恽。他有词集《秋涧乐府》四卷,词内容多样,风格凝丽典重或清浑超逸,均近两宋。刘因有《樵庵词》一卷,多抒怀之作,笔力雄健,逼近东坡。王鹏运《樵庵词跋》说:“《樵庵词》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余遍阅元人词,最服膺刘文靖,以谓元之苏文忠可也。文忠词以才情博大胜。文靖以性情朴厚胜。”晚于刘因,与赵孟!、卢挚等唱和的张埜有《古山乐府》二卷,词风清劲自然,颇有苏、辛意味。来自于宋的仇远和赵孟!各有词集,词也颇有风致。
这一时期的女词人,以张玉娘最著名。玉娘自幼好文墨,尤擅诗词,有《兰雪集》一卷,存词十六首。李之鼎称这些词为“几欲继轨《漱玉》、《断肠》之作”。
元武宗至大以后直至元亡,这是元词的后期。这时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但这样的现实在词里很少反映。这时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许有壬、李齐贤、倪瓒、萨都剌、邵亨贞等。张翥有《蜕岩词》二卷,词宗南宋,多咏物、写景、赠别之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张翥词说:“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张仲举规模南宋,为一代正声。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间,而真气稍逊。”“仲举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则不可得矣。”与张翥同时的许有壬有《圭塘乐府》,词有“长枪大戟”气度,风格近刘龙洲。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之为“元词中上驷也”。与张翥、许有壬同时的李齐贤,是朝鲜词人中的巨擘。他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随忠善王至元大都(今北京市),与姚燧、赵孟!、钟嗣成诸名公交往密切。他在元生活甚久,曾历游河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地。著有《益斋集》,词存集中,《彊村丛书》辑为《益斋长短句》一卷,存词五十四首(实为五十三首,其中一首有题无词)。况周颐《蕙风词话》说:“《益斋词》写景极工”;又说,《益斋词》中某些句子“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其后的倪瓒、邵亨贞(按:本书中邵亨贞词收入明代部分)、萨都剌的词已经是元词的尾声了,在他们的词里,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点社会动荡的气息,同时也带着一种凄怨的情调。倪瓒是元代著名画家,有《云林词》一卷,多隐居五湖三泖时期之作。他的《人月圆》(伤心莫问前朝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是“南宋诸巨手为之,亦无以过”的佳作。倪瓒的学生邵亨贞有《蚁术词选》四卷,这些词正如郑文焯《蚁术词选跋》所说的:“清丽婉约,学白石而乏骚雅之致。声律亦未尽妍美。”萨都剌是回族词人,是元代少数民族词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天锡词》以行旅、怀古之作为多。《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情深辞苦,感慨良深,是萨氏冠冕之作,也是金陵怀古的名作。李佳《左庵词话》说萨氏词“多感慨苍莽之音”,很确切。
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五年。
明朝的词,钱允治在《国朝诗余序》中说:“我朝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拈弄,才为句掩,趣为理湮,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则说:“金元工小令套数而词亡。论词于明,并不逮金元,遑言两宋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词至于明,而词亡矣。”实事求是地说,词发展到明代并没有消亡,但衰落了。明代的词人虽然不少,但成就不高。词作格律多乖,且多雅俗杂陈、词曲混淆之作。迨晚明云间词人出,以雅醇高浑为旨,力追五代北宋。但为时已晚,不久,明王朝就倾覆了。
明词的发展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初期是指明朝建立至明英宗天顺时期。这时期的词基本上是沿着元代后期张翥词的道路走的,可以说是尚保存了宋元遗风。代表词人有刘基、杨基、高启。刘基有词集《写情集》,他的词抑郁情深,悲慨苍凉。内容则多反映社会动荡和个人的苦闷。他的代表作《水龙吟》(鸡鸣风雨潇潇),陈霆《渚山堂词话》评说:“此词当是无聊中作,‘风雨潇潇’,‘不知昏晓’则有感于时代之昏浊。而世无刘表,‘登楼王粲’,则自伤于身世之羁孤。”刘基这种思想感情,不仅在这首词里有反映,就是在一些写花、写草、咏柳、咏月之类的词中也有所反映。杨基工诗,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当时有“吴中四杰”之称。他的词工秀清俊,远宗白石,内容则颇多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尤工小令,为世所称道。高启有《扣舷词》一卷,词不多,内容较充实,艺术上以疏旷见长。
初期词人中的瞿佑、聂大年、马洪在当时也是比较著名的。瞿佑有《乐府遗音》一卷,存词一百一十三首。数年前在台湾发现的明抄本《天机余锦》中又发现了他的一百二十八首词,两者合计共二百四十一首,这是明代词人中存词较多的。就瞿佑现存词来看,内容比较丰富,词风疏俊,但与曲有混淆处。聂大年是当时的制曲大家,有《东轩词》一卷,存词仅十首。马洪以词名东南,自谓四十余年仅得百篇,颇为杨慎所称道。朱彝尊则斥之为“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
中期是指明宪宗成化至明穆宗隆庆时期。这时期词坛上的著名人物是杨慎、王世贞。杨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官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忤旨,遭廷杖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死于贬所。杨慎学识广博,能诗文词曲,著述甚富。词有《升庵词》二卷,这些词大都带着人生感悟或愤慨之情,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词风清丽自然,有的一览无遗,有的笔意回环,刻画细腻,如《转应曲》(银烛,银烛)仅仅三十二字,三次转韵,离情愁思全在其中,声情十分谐合。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却说:“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盖难语于大雅。”未免失之偏颇。杨慎对于传统的词律并不墨守,他的词有的近乎曲,因此也常常受到责难,万树《词律序》就曾批评说:“撷芳则可佩,就轨则多歧,按律之学未精,自度之腔乃出。虽云自我作古,实则英雄欺人。”王世贞为“后七子”首领,他对于自己的词是颇为自负的,沈雄《古今词话》说王世贞自谓:“填词末艺,敢于数子云有微长。”其实他的词内容狭窄,题材单调,只是有的小令如《忆江南》(歌起处)、《浣溪沙》(一夜春波酿作蓝)颇为清丽动人。晚期是指明神宗万历到明亡。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变动异常激烈,词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与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往往密切相关。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明末词“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充分肯定了明末词。
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云间词派”,其影响不仅当时很大,而且一直影响到清康熙时期。“云间词派”的领袖是陈子龙。他与李雯、宋徵舆等为了挽救明词颓风,开创了“云间词派”,推尊南唐二主和北宋的周邦彦、李清照,标举“妍婉”之旨,以雅正纠正了明词的俗陋。但是他们的词题材狭窄,所咏不外春花秋月、风霜雨露,和明末动荡的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清兵南下以后,他们的词风才有所变化。特别是陈子龙后期的词饱含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词风也变秾纤婉丽为绵邈凄恻。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是颇有见地之论。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现存词四十余首。他前期的词多摹拟之作,明亡以后,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起了极大的变化,颇有悲歌慷慨的特点。
在明代词坛上,还有一大群女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沈宜修母女。沈宜修字宛君,叶绍袁妻,夫妇偕隐汾湖,以山水诗词自娱终。著有《鹂吹集》,存词一百九十首。宜修词颇有功力,但题材狭窄。其长女纨纨,次女小纨,三女小鸾皆工词,以小鸾最著名。小鸾字琼章,未嫁而卒,有诗词集《返生香》,存词九十二首。陈维崧《妇人集》谓叶氏三女“俱有才调,而琼章尤英彻。如玉山之映人,诗词绝有思致。”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二百六十八年。清朝统治者虽然对汉族文士的迫害十分残酷,但是中叶之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也有一些笼络人心的举措,学术文化有较大发展,词坛也非常活跃,加之阳羡、浙西、常州等词派的迭兴,词学著作的繁多,这对词的发展,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清词的兴盛。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
清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初期是指顺治时期,这个时期不长,仅有十几年时间。这时期的词仍是明词的继续。“云间词派”的影响还存在,主要词人都来自明末,代表人物除云间词人外,有吴伟业、王夫之、屈大均、徐灿等。吴伟业以诗词著称,著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余》。其词前期多侧艳,后期多悲感。王夫之著述甚多,诗、词、文皆工,有词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词》。他的词多写亡国之悲,即使是写景、咏物的词也无不饱含故国之思,而且信笔所至,往往突破传统限制。屈大均诗为“岭南三大家”之一,词有《道援堂词》。其词以雄豪健举胜,内容则多复明的决心与亡国的悲伤。这时著名的女词人是徐灿。灿字湘",著有《拙政园诗余》三卷。她的词清丽婉秀,多兴亡之感、故园之念。陈维崧《妇人集》以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闺秀工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
清词的中期是指从康熙到嘉庆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清朝的极盛时代,词坛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也是清词的极盛时代。首先出现的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这一个词派形成于顺治时期,盛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维崧逝世之前约二十余年间。他们把词的地位抬到和经、史等同,力辟词为“小道”之说。词风主要是受苏轼、辛弃疾的影响。陈维崧有《湖海楼词》三十卷,内容丰富,风格多样。高佑#《湖海楼词序》说陈维崧词“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虽嫌夸张,但也近乎事实。阳羡词派成员有近百人之多,其中主要成员有陈维岳、任绳隗、徐喈凤、蒋景祁、万树、史惟圆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形成于康熙前期,风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初期成员皆浙西词人,后流风广被,便不囿于浙西了,正如文廷式《云起轩词序》说的:“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浙西词派的主张是:宗尚南宋,师法姜(夔)、张(炎),崇尚醇雅,标举清空。但所作多咏物酬赠、流连光景,内容比较贫乏。到后期更是模拟堆砌,空泛无物。朱彝尊词现存《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蕃锦集》一卷。其词虽注重声律技巧,但也颇有怀古伤今的作品,如《卖花声·雨花台》《桂殿秋》(思往事)之类都自然流畅,情真语切,是相当感人的。况周颐《蕙风词话》就曾说:“或问国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朱彝尊号)对。问佳构奚若?举《捣练子》(思往事)。”对其词的艺术成就深表钦佩。浙西词派的主要成员有初期的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汪森及中期的领袖人物厉鹗以及晚期的吴锡麒、郭麐等。浙西词派到了后期,词人一般都在词的声律格调上下功夫,词作大都模拟堆砌。为了挽此颓风,词坛兴起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张惠言于嘉庆二年(1797)编纂了《词选》,在《词选序》中他援引《说文》“意内言外”的训诂学释义来解说“词”的性质,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意,骚人之歌”,力图提高词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要注意词人“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和“低徊要眇”的寄托用心。到了周济,他在张惠言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而且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建立了一个词的序统,他认为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是“领袖一代”的词人,倡导学词应该“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常州词派的主要成员还有张琦、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董士锡等。常州词派对晚清及现代词坛都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不为词派所左右的著名词人有彭孙遹、曹贞吉、王士禛、顾贞观、纳兰性德和女词人贺双卿等。彭孙遹有《延露词》,为当时人所称许,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阮亭戏谓彭十是艳词专家。余亦云:词至金粟,一字之工,能生百媚,虽欲怫然不受,岂可得耶。”曹贞吉早年以诗名都下,是“金台十子”之一,后以词名于世,王炜《珂雪词序》说贞吉词“骯髒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圆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潇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对曹贞吉词的风格、特点,可谓论列精当。王士禛为清康熙间诗坛宗师,倡“神韵说”,最能代表他风格特色的是七言绝句,他的词亦以小令为佳,著有《衍波词》。对王士禛的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渔洋小令,能以风韵胜,仍是做七绝惯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郁顿挫之致。”又云:“渔洋词含蓄有味,但不能沉厚,盖含蓄之意境浅,沉厚之根底深也。”顾贞观,工诗文,尤长于词,著有《弹指词》二卷。自谓:“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可信必传。”(见诸洛《弹指词序》)。他的词风格清劲明爽,无雕琢迹。其寄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缠绵宛转,情词恳切,是清词中感人肺腑的绝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纳兰性德是清代少数民族词人中的佼佼者,王国维称许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见《人间词话》)。对于词,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这说明他是很重视李后主词的,他的词自然深受李后主词影响。另外,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陈维崧、朱彝尊、严绳孙、顾贞观等都有交往,都有很深的情谊,他们对他的思想影响和词艺影响也是不小的。纳兰性德有《饮水词》传世,他的词真切自然,缠绵婉丽,内容多写对逝去爱情的思念,对世事变化的感伤,对塞外风光的描写等。对于纳兰词,周之琦说:“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箧中词》引)。王国维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一时期的女词人,以贺双卿最著名,她是农家女,嫁樵家子为妻,姑恶夫暴,劳苦而死。后人辑其词作为《雪压轩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又赞其“日用细故,信手拈来,都成异彩”。
清词的后期,也就是从道光、咸丰直至清朝结束的时期。从道光二十年 (1840)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朝内忧外患频仍,国势危迫,不少有识之士,忧时忧国,不为词派所左右,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的词作。邓廷桢、龚自珍、项廷纪、蒋春霖、王鹏运、张景祁、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王国维以及女词人吴藻、顾春、吕碧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邓廷桢是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志士,有《双砚斋词》,其词表现了抵抗侵略胜利的豪情和对国家前途的隐忧。龚自珍有《定庵词》,主要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和怀才不遇的心情。他在《己亥杂诗》第七十五首中说他的词“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就是说他的词的气质与风格和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词都不同。谭献《复堂日记》评龚自珍的词“绵丽飞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项廷纪自称“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忆云词甲稿序》),有《忆云词》,谭献以之与纳兰性德、蒋春霖并列为清词三鼎足。
女词人吴藻、顾春也生活在这个时期,吴藻有《香雪庐词》,魏谦升序谓吴藻词“为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时传唱大江南北”。赵庆禧序云:“花帘主人工愁者也,花帘主人之词善写愁者也。”陈文述的序说吴藻词“豪宕尤近苏辛”。把他们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吴藻词的评价合起来就可以大致看清楚吴藻词的面目和影响了。顾春,满族西林觉罗氏,有《东海渔歌》四卷。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云:“曩阅某词话云:本朝铁岭人词,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窥北宋堂奥。”的确,其词不刻意烹炼而能臻自然浑化之境,在满族女词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但题材比较狭窄,触及时艰的作品是比较少见的。主要生活于咸丰、同治时期的蒋春霖,有《水云楼词》,词风沉郁悲凉,大都抒写太平天国据有江南时,士大夫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对清朝没落的悲叹。谭献《复堂日记》说:“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处在清朝末期的王鹏运、张景祁、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王国维等人则以他们多姿多彩的词笔或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表达对清朝前途的担忧、对清朝覆亡的叹息,或对前途的迷茫、对人生的思考。有的激越,有的悲怨,有的是一时之感,有的是深思之见,颇堪玩味。清末有不少女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吕碧城。她遍游欧美,因此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大有创新。有《晓珠词》四卷,一些表达故国之思和感时忧国之作是比较感动人的。
以上略述元、明、清三代词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主要流派,主要词人。下面再简单地谈谈关于词鉴赏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对同一首词的不同理解。在词的鉴赏活动中,有时会出现对同一首词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张惠言《词选》卷一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云:“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云:“此首写闺怨,章法极严,层次极清。”为什么会出现同一首词有不同的理解这种情况呢?就一首词来说,它是固定的客观存在,但它的内涵却并非绝对固定,有的词还留有一些可变的因素,如物象的描绘、典故的运用、托喻方法的采用等都可能使人产生联想。而作为鉴赏者来说,又并不是绝对固定的。所以同一首词,由于客观的因素和鉴赏者的变化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常有的。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就曾说:“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蔡嵩云《柯亭词论》也曾说:“自来评词,尤鲜定论。”二是关于鉴赏过程中的再创造。鉴赏者对所鉴赏的词,产生独特的感受,出现认识的飞跃,对词有不同于词人原意的解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鉴赏者的再创造。再创造最突出的例子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当作‘柳’)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从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几首爱情词中,各截取若干句,重新组合,用以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三个境界的大道理,显示出深刻的哲理意义。与晏殊、柳永、辛弃疾原作之意无涉,这就是再创造。这样的再创造的确像王国维说的:“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王国维说的:“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当作“柳”)诸公所不许也。”这就是说,晏殊、柳永、辛弃疾诸词人在写上述词时,并没有像王国维所说的这些意思。这些意思是王国维读这些词时的再创造。其实,这一点稍早于王国维的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已经说过“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名言了。这就是说,谭献也肯定读者鉴赏词过程中的再创造,鼓励读者发挥在鉴赏词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当然,“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我想并不限于鉴赏词,但在词的鉴赏活动中,读者无疑是应该注意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以与备受读者欢迎的《唐宋词鉴赏辞典》配套,承邀为序,谨书愚见,聊供读者参考。错误之处,希得到指正。
辛巳夏序于沪西忆邛泸斋
这是第一篇元 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