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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叛儿
西曲歌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
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
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杨叛儿》是童谣歌的调名，属于南朝民歌中的《西曲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归入“清商曲辞”类。现存八首，都是爱情诗。除第三首只有三句外，其余都是五言四句体。这里选析的是第二首和第五首。第二首也见于《吴声歌曲》的《读曲歌》中。
先看第二首。第一句中的“暂”，是偶尔的意思；“白门”，指门上不施油漆的普通人家，这里是女主人公指自己的家门。一、二句说，她偶然走出门来，发觉春意渐浓，杨柳渐密，不觉生出即使乌鸦停在柳树桠杈上也不会被发现的联想。这两句用赋体，直写所见，一个“暂”字表明，这满眼春光是那女子偶然之间的发现，她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这两句又于赋中兼兴。古人所谓“兴”，是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眼前，“杨柳可藏乌”，满目生机、盎然诗意也引发了那女子心底的春情，一个近似于“杨柳可藏乌”的抒写恋情的新颖比喻不觉油然而生：“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沉水香”，即沉香，由入水能沉而得名，是有名的香木。“博山炉”，炉面刻有重叠的山形及奇禽怪兽等，是有名的香炉。爱情是美好的，相爱是幸福的，故女子以幽雅高洁而配对的沉水香与博山炉作比喻。女子设想，情郎（“欢”）是沉水香的话，那自己（“侬”）就是与其相伴的博山炉。这一比喻有意思的是，她将情郎比香，将自己比炉，而非相反，将自己比香，而将情郎比炉来维护她，陪伴她，这表现了这位女子爱情的热烈、大胆与主动。外温婉而内奔放，这就是这首诗中的女子的独特个性。
再看第五首。如果说上一首的表现手法主要在于巧用比喻的话，那么，这一首则主要在于善用谐音双关。诗中的“莲”，谐“怜”，意思是爱、恋；“莲子”即怜子，意思是爱你；“芙蓉”，谐“夫容”，代指情郎。这样，这首诗就具有了直接描叙以叙事写景与借助谐音以传情达意两个层次。在直接描叙这一层次上，意境新奇，令人耳目一新。诗中的女子对她情郎说，你想要方便地随时欣赏到荷花，那就把荷花池搬过来放在房间里，荷花便开在床铺的四周，躺下去就能抱着莲蓬睡觉。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奇思妙语。而在借助谐音以抒情的深一层次上，景语全都化成了情语，全诗又成了女子对情郎的殷勤叮咛与热烈表白：你想要被爱的话，那就主动到我屋里来相会吧，那样，我就能够时刻见到你，日夜可以和你相偎相倚。可以明显看出，一经将窗户纸捅破，将谐音双关的意思明白揭出，诗作的优美意境就不复存在，有余不尽的情韵就荡然无存，读去也就索然无味了。这首诗的韵味，全在于字面意思与深层意思的半离半合之间，景物描写与感情抒发的似与不似之中。此诗中女主人公不卑不亢的语气也颇值得玩味：明明是她想与情郎欢会，而且也作了“眠卧抱莲子”的热情洋溢的表示，却又给自己留下了主动回旋的余地，巧妙地以“欢欲见莲时”作为彼此相会的前提。由此可见，诗中这位富于想象、善于措辞的女子，不仅是热烈的，而且也是聪慧的，这就更加增添了她的思想性格的光彩。
以上两首诗，一首用比喻，一首用谐音双关，具体手法各有不同，但与北朝民歌相比，又可看出这两首诗作为南朝民歌在抒情风格上的共同性。同样是写男女希望相聚，南朝民歌娇滴滴地吟唱“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北朝民歌则毫不掩饰地表示：“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都是写男贪女爱，南朝民歌借助“芙蓉”、“莲子”曲曲折折地寄写情怀，北朝民歌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枕郎左臂，随郎转侧。”一个委婉含蓄，一个率直明朗，其间的界线是很清楚的。
（陈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