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客为主
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阶级性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伍麦叶王朝很像是初期的满洲人，他们想把伊斯兰作为一种特权保留在阿拉伯征服者的团体内部，不想让被征服者接受伊斯兰教。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财政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些人也接受伊斯兰教，那么他们就没有交纳土地税的理由了。穆斯林内部是要交纳相当于慈善捐款这样的税收，这些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孤儿寡妇、战士遗孤，或者做各种善事、慈善功德之类的行动，从这些基金会或者慈善用途的基金当中，统治者本人能够捞到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统治者可以对异教徒征税或者是征取战利品，这样征到的钱就要多得多。伍麦叶王朝主要是依靠异教徒-非穆斯林的供养和军队打了胜仗获得的战利品的供养，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穆斯林越多，他们的日子反倒是越不好过。对他们来说，最好穆斯林就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再加上战士身亡以后留下来的那些孤儿寡妇，最好是不要太扩张，扩张以后对他们在财政上是不利的。土地税的收入比起慈善性的捐款显然是要多得多，尤其是在伊朗语地区，是古代世界灌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提供的土地税收入是极多的。
八世纪的河中地区绿洲城镇密集，是阿拉伯帝国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
hhh当然，最初的阿拉伯征服者没有能力经营这些复杂的土地财政，因此他们比起原先的萨珊波斯王朝更加依赖拥有“治国之术”的波斯人专家。这些专家有很多都是从神庙组织中间产生出来的，这些人擅长于计量土地，擅长于算账，继承了很可能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就已经产生出来的各种商业法则，他们懂得怎样搞钱，懂得怎样处理各种与经济有关系的、在现在被写进民法典的那些各种关系。而伊斯兰教，最初在四大法学派（马立克、哈乃斐、沙斐仪、罕百里）形成以前，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法规是相当简陋的。从阿拉伯人的最初几个总督，像纳斯尔（Nasr ibn Sayyar）①这些人看来，这种状况没有必要改变。但是被征服者，尤其是神庙集团产生出来的这些文官，他们反倒是比较积极地要改变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在财政方面是很有天才的，他们不可能看不出，如果他们自己的身份由佛教徒或者拜火教徒变成伊斯兰教徒，那么他们所在团体的财政负担就会急剧降低。而同时，因为他们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在伊斯兰教的四大法学派还没有形成以前，他们掌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法，技术困难并不是很大。你只要想一下，苏州士大夫在满洲人征服以后，他们觉得要在满洲朝廷上做官是多么容易、觉得在科举竞争中间很容易打败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情况，就可以理解这些波斯财政专家和治国之术专家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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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斯尔·伊本·色雅尔（Nasr ibn Sayyar，663-748），伍麦叶王朝的呼罗珊总督（738-748年），他在呼罗珊引入人头税（jizya）和土地税（kharaj）的区别。最初这两种税收并没有区别，穆斯林都不缴纳。他规定只有异教徒才缴纳人头税（犹太人的税收由犹太的大拉比征收，基督教徒的税收由主教征收，祆教徒的税收由马祖班征收），穆斯林（包括阿拉伯人和麦瓦利）只负担土地税。他在艾布·穆斯林发起的宗教战争打击下败亡。
细密画中的巴格达学者们，他们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拥有波斯背景
hhh他们的主要障碍就是伍麦叶王朝长期坚持的阿拉伯部族主义。伍麦叶王朝并不是没有虔诚的哈里发，但是为数不占优势，而且他们的虔诚也没有真正落实到政策上。因此阿拔斯王朝煽动反对伍麦叶王朝，以及什叶派煽动反对伍麦叶王朝，本身在阿拉伯人内部是一种宗派主义和部族主义的行动，但是在波斯语各族群眼中却是一个获得解放的极大机会。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信仰拜火教或者佛教的社团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起反对伍麦叶家族的起义，艾布·穆斯林①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所属的军队，在曼苏尔哈里发②已经在库法和巴格达站住脚跟以后，仍然是众所周知的拜火教徒，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似乎是在艾布·穆斯林本人已经死了以后。在东方，广大的呼罗珊地区发动叛乱的居民，大多数在发动叛乱之前都是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他们加入这场叛乱和加入伊斯兰教——他们是集体加入伊斯兰教的，主要动机就是利用伊斯兰的平等主义和乌玛对原有的各地教团输入的这种新的好战性和生命力，把原先的非阿拉伯语居民在伊斯兰的国际主义和平等主义之下团结起来，构成一种反对极少数阿拉伯部族主义分子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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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布德尔·拉赫曼·艾布·穆斯林（Abdel RahmanAbu Muslim，718-755），呼罗珊人，去麦加朝觐时参加了阿拔斯家族的秘密社团，被委派在呼罗珊策划针对伍麦叶王朝的反抗活动。他努力将伊斯兰教与各种信仰调和起来，成功把一切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当地人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伍麦叶王朝的呼罗珊总督纳斯尔·本·塞雅尔察觉后决定派遣军队镇压，然而对伍麦叶王朝不满的呼罗珊人迅速聚集在阿拔斯家族的黑色旗帜下，阿布·穆斯林很快夺取了呼罗珊大部分地区，并于748年将伍麦叶军队彻底逐出。749年，阿布·穆斯林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751年，其部将在怛罗斯之战中大败唐军。755年，被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设计杀死。他死后，呼罗珊地区很快掀起了针对阿拔斯王朝的反抗。什叶派穆斯林也将他作为殉教者加以崇拜。
2、曼苏尔（714-775），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原名艾卜·哲尔法尔·阿拔斯，曼苏尔意为“胜利者”，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五世孙，巴格达的建城者。艾布·穆斯林被他鸟尽弓藏。
阿布·阿巴斯·艾尔·萨法赫宣布自立为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开始。萨法赫所依仗的多为呼罗珊人。
hhh这场战争的阶级斗争性质和社会运动性质非常明显，而军事性质却非常不明显。本来呼罗珊地区——阿拉伯人所谓的呼罗珊，就是底格里斯河以外的整个广大的领土；从底格里斯河以外萨珊朝的核心领土，一直到遥远的索格地亚那，也就是所谓河中地区，相当于是伊朗和中亚国家、巴基斯坦大部分领土的整个地区，在阿拉伯人看来就叫呼罗珊；呼罗珊以前有其他名称，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个地区——在伍麦叶时期发生的宗派性战争，也就是说阿拉伯派和也门派阿拉伯部落之间相互的战争，是打了几场硬仗的，死伤了很多人，在军事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这些宗派性的战争都只算是伍麦叶王朝的内战，没有动摇伍麦叶王朝的整个结构。而推翻了整个伍麦叶王朝、席卷整个呼罗珊地区的艾布·穆斯林叛乱，却没有打什么硬仗。
九世纪的呼罗珊
艾布·穆斯林的进击
hhh艾布·穆斯林本人，就算他有一定军事才能，他也主要不是依靠军事才能来打败纳斯尔和伍麦叶王朝的各位总督的，他靠的就是他自己的虔诚。他基本上就是没有进入木鹿和内沙布尔打仗，只是做出了虔诚的表率，他的主要行动是宗教性的、教团性质的，与其说他像一个宗教统帅，不如说他像一个传教士。加入他阵营的人，就可以享受到不分种族和宗派的兄弟之爱，享受到各种平等待遇；而留在纳斯尔旁边的人，不仅是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享受不到平等待遇，就连阿拉伯人内部都要根据部族和南北矛盾，彼此之间相互掐来掐去。结果，纳斯尔本人好像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在还有能力打仗的时候多半是打赢的，但他在政治上总是失败的，甚至在打赢了以后，他也仍然不得不跟他的对手签署条约，而签署条约以后过不了几个月，他在政治上所处的形势似乎就跟他在打了胜仗以前一样糟糕。而艾布·穆斯林基本上没有打仗，等到他最后胜利进入木鹿和内沙布尔的时候，是木鹿本身的穆斯林把他抬进去的；而纳斯尔基本上是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像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杜鹤宁将军一样，就发现自己在自己的总司令部，四面八方都已经被敌人和叛徒包围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认真打仗，就带着少数随从狼狈逃走，然后在逃走的过程中间一命呜呼了。把革命者艾布·穆斯林送进木鹿和内沙布尔的这些新穆斯林，很明显就是最近才改信伊斯兰教的属于波斯语各个族群的居民，他们通过改信伊斯兰教、迎接艾布·穆斯林和阿拔斯王朝的这件事情，彻底颠覆了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统治。
木鹿也称梅尔夫，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古都
hhh阿拔斯王朝首先在呼罗珊站住脚跟，然后利用呼罗珊的兵力西进进攻叙利亚，在哈兰打败了伍麦叶王朝的残余势力（750年），摧毁了叙利亚人的势力，阿拉伯人的部族力量就此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朝廷首先在库法，然后就移到新建的巴格达。巴格达城的地理位置，跟原先萨珊和安息王朝的泰西封差不多只有不到一百米，从地图上看是两个挨得很近的黑点，而它们之间的大臣和军官，最初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波斯。阿拔斯王朝稍稍站住脚跟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在最大的几个行省——叙利亚和埃及，干掉原有的出身阿拉伯人的指挥官。这些人还能够逃得出来的，都像是伍麦叶王朝的末代王子一样，尽可能地逃到西班牙去了，加入了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政权①；留在埃及的那些阿拉伯军官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被朝廷用非正规的手段干掉了。这些手段有一部分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例如暗杀最大的革命功臣艾布·穆斯林这件事情，主要就是因为他尾大不掉，他立的功太大了。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呼罗珊人的势力，而呼罗珊人集结起来的新穆斯林大多数在艾布·穆斯林麾下，所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刺杀艾布·穆斯林以后，用罗马帝国式的方式——给这些军人大量发放犒赏的方式把他们稳住。但他们干掉埃及的阿拉伯指挥官的方式就只是纯粹的政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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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伍麦叶家族的幸存者阿卜杜勒·拉赫曼（即日后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逃至西班牙地区，并于公元756年在那里建立了后伍麦叶王朝，长期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广大地区，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教政权。
750年时的伍麦叶王朝
科尔多瓦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籍称“白衣大食”
hhh等到曼苏尔去世后，《一千零一夜》的男主人公拉希德担任了哈里发。拉希德去世以后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的呼罗珊留给他波斯妻子的儿子麦蒙①，西部留给他比较正统的妻子的儿子艾敏，然后这两部分之间很快就打起了内战。麦蒙依靠呼罗珊人的支持，很快地就统一了整个帝国。经过这一次革命以后，帝国基本上是变成波斯人的地方了。它在神学上产生的影响就是，高度国际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②占了上风。这一派的主要观点，照现在的很多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的观点来看，很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古兰经是受造之物，因为理性是上帝-真主唯一的语言，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真主，当然只会使用普遍的语言来对人类讲话，而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语言，因此，阿拉伯语没有必要享有特殊地位；而既然先知本人明确说过古兰经是天使交给他的，而他本人又明确说过他本人也是一个会死的凡人，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说，凡人产生出来的东西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此，即使古兰经本身也不是权威的绝对来源，权威唯一的来源就是普遍的理性。这是一个连伏尔泰都会赞成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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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蒙（Ma’mūn，786-833），全名阿布·阿拔斯·阿卜杜拉·麦蒙·本·哈伦·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813-833年在位。他以呼罗珊为基地，经过4年斗争，击败了艾敏。他开展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晚年尊奉穆尔太齐赖派。他在其八弟阿布-易斯哈格（后来的哈里发穆尔塔绥姆）协助下从中亚引入突厥奴隶作为禁卫军战士，很多人被提拔为中高级军官，从而部分取代了原来呼罗珊波斯人的位置。然而，突厥兵后来反客为主，主宰起哈里发政府来，861年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被手下刺杀，此后阿拔斯王朝陷入严重的内乱。
2、穆尔太齐赖原意为“分离者”，又称统一公正派。该派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灵魂论”与伊斯兰教教义学加以结合，运用理性主义观点解释《古兰经》，认为只有安拉是无始的，《古兰经》是被造的，理性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对安拉的“正信”不是盲目的顺从，而应是知识和理性。麦蒙任命该派教法学家伊本·艾比·杜尔德（776-854）为大法官，以法律手段推广该派学说。827年发布敕令，宣布“《古兰经》被造说”为官方信条；833年再次发布敕令，凡反对《古兰经》被造说者均不能担任法官，并设立宗教裁判所（米哈奈），审判和迫害对该信条的反对者。
《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希德，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
hhh麦蒙本人赞成这个教条，一方面是受到那些波斯知识分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高兴看到在伊斯兰创教最初一百多年内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阿拉伯教法学家的势力。这些教法学家主要的依据当然就是古兰经和圣训了，他们认为一切法律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古兰经和圣训。如果古兰经本身也是受造之物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经、训和教法的权威都要在理性的权威面前低头，只有理性的权威才是至高无上的。麦蒙本人当然认为自己的理性是很正确的，所以他本人作为最高的君主，他说理性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时候，在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说，教法学家的权威不是至高无上的，哈里发可以用他本人的解释去推翻教法学家的权威。所以，在哲学上看是最开明、最理性的观点，在政治上讲恰好代表着绝对君主对教法学家所掌握的那种司法独立的侵蚀。因为在伊斯兰世界能够秉持司法独立、能够保护穷人和弱势团体的利益、对抗君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唯一力量——即使不是唯一力量，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教法学家，教法学家把古兰经和圣训的地位抬得越高，把教法学家的传统看得越重，伊斯兰法庭的独立性就越强，在位君主干涉伊斯兰法庭审判的能力就越弱。
哈里发麦蒙与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
hhh在这种情况下，麦蒙当然会觉得阿拉伯人的传统部落势力很讨厌，因为部落长老的势力是分散的，他们出于宗派主义，不一定完全愿意听从最高君主的理论。另一方面，教法学家也是令人讨厌的，他们长期研究古兰经，研究律法，结果他们对古兰经和律法的理解很可能跟君主不一样，他们很可能认为古兰经和律法是永恒的，过去是这么解释，现在也得这么解释；而君主出于现实政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求你今年把古兰经向东面解释一下，明年又把古兰经向西面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政治需要是每年都要发生变化的。这样，君主本人的唯理性主义的倾向是不利于伊斯兰法律的系统化和司法独立的，而教法学家抬高古兰经的原教旨主义和强调律法的小共同体主义反而是有利于司法独立和限制君主权力的。
九世纪到十世纪巴格达著名穆尔太齐赖派学者阿卜杜拉·贾贝尔·伊本·艾哈迈德
hhh双方之间的博弈在伊朗语世界产生出来的差别就是，被征服的伊朗系居民更多地支持哈里发本人扩大他的个人权力，支持神学上的理性主义，这样实际上就是打击阿拉伯人和传统教法学家的一种手段。可以简单粗暴地说，这是征服者君主和被征服者降虏的一个联盟，因为原先征服者集团的贵族和骑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敌人。他们的胜利造就了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也导致了阿拔斯王朝后期的衰落和毁灭。他们对于阿拉伯部族长老和武士的胜利是非常彻底的，但是对于教法学家则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阿拉伯教法学家在哈里发麦蒙死后，最终是战胜了哈里发和比较世俗、比较理性主义的君主和大臣，把自己的教法传统维持下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行政方面来看，麦蒙以后的哈里发帝国首先是完全被波斯人产生出来的所谓治国之术专家垄断了，但是治国之术专家垄断朝廷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他们排挤了阿拉伯人的势力，也就解除了帝国原先的武装。呼罗珊人的武装能够维持的时间很短，他们不能跟突厥人的军事团体相提并论，突厥人很快就在朝廷上取代波斯人，变成了禁卫军统领，于是阿拔斯王朝后期的政治结构变成了波斯文官和财政专家为一方、突厥军官和禁卫军为一方的博弈。随着时间的推进，突厥禁卫军的势力日益强大，渐渐地处在凌驾波斯人的地位。这就是后来突厥语居民最终取代波斯系居民、在整个内亚占上风的第一波先声。
伊拉克的艾尔·欧海迪尔是一处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的重要贸易站，兼具军事功能，城寨建筑保存较完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迹。这种设计出来的大型贸易站高度依赖波斯技术官僚的管理。
奴隶出身的突厥军官艾哈迈德·伊本·土伦受哈里发委派管辖埃及并在此后成为埃及君主，开启土伦王朝。他在开罗建立的清真寺呼应了同期巴格达、萨迈拉的建筑风格。
阿拔斯王朝禁卫军
hhh突厥人占上风，有赖于一种新的结构的引入，这种新的结构对后来的东亚历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军事兄弟会制度。军事兄弟会制度是一种描述性质的说法，它并不是正式叫这个名称的，但它们是一种有别于传统部落的组织。传统部落带有一定的血缘性质，习惯法的性质相当强。部族酋长凌驾于部族普通成员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他跟其他外部部族或者是跟其他国家君主之间的交易，因此部族酋长在部族内部是半个外人，他的动员能力是很有限的。这样的组织在突厥人担任了各种商队的护卫专家、到各处远征的情况下，就显得有点不够适用。因此，一种更加不强调个人出身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兄弟会制度就要取而代之。
呼罗珊地区的军队，有些还保持有萨珊骑兵风格，有些已经完全突厥化
hhh这种制度首先产生的时候，是以义子的方式或虚拟亲属的形式产生的，因为旧的制度不会一下子死亡，新的制度只能以依附旧的制度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生涯，在自己足够强大以后才能够取代旧的制度。所以军事兄弟会新开始产生的时候，像安禄山这样通晓各国语言、对商业贸易相当通晓、同时也有一定军事技术的能人，必须以义子的身份依附于原有的部落首领才能产生出来。因为部落首领愿意用他，但是必须给他找一个名分，从原来的传统上来看，部落首领是只应该用本部落的人当他的武士的，那么这个新人怎么办呢？就只能用虚拟的方式：收养。你尽管原来不是我们部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部落的首领愿意收养你做干儿子，那么你虽然在血缘上不是，但在法律上已经是我们部落的成员了，我们就可以让你加入到军事团体中。然后像安禄山这样的武士多了以后，就渐渐地喧宾夺主了，首领依靠这样的一群武士，就可以组成那种只讲才能不讲出身的军事团体，而这种军事团体的国际主义性质比原先的部落团体要大得多。
通六蕃语的安禄山
hhh原先的部落团体，因为他依附于习惯法，所以他往往是不能离乡的。例如我在里海东海岸的某一块牧场有不知道多少代传下来的传统权利，可以把这块地方当我的夏季牧场，但是我在八剌沙衮（位于中亚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在楚河附近，比什凯克与伊塞克湖之间）另一个地方又有一块冬季牧场，也是经过传统权利传递下来的，这两块地方，我想我们部落大多数老人，尤其那些精通习惯法的老人是不愿意舍弃的，舍弃了它们，那么那些原有习惯法就没有用了，这些长老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时部族大多数成员也是保守的、不愿意创新的。顺着这条道路下去，我的部族就只能夏天跑到里海海边去，冬天又跑到八剌沙衮去，就在两地之间来来回回。如果我要跑到渔阳去做买卖，或者要跑到黑海南岸去做买卖，或者要到内沙布尔去当雇佣兵，我的部族成员就会不让我去。我这个部族首领如果想要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另外搞一个由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人组成的军事兄弟会。他们原先的出身不重要，他们来自于天南海北，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团结在一起了。
细密画中的突厥骑兵
hhh这样的团体就不能够依靠习惯法来维持。他们第一是不大懂原来的部族习惯法，第二是这些部族习惯法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他们的好处就在于浪迹天涯，谁给的钱多，谁给的官大，我们就跟着谁走，变成一种惟利是图的雇佣兵集团。但是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军事兄弟会的技术能力显然比原有的部族要强。同时他们没有特殊的依恋，跟拜占廷皇帝也好，跟波斯君主也好，跟阿拉伯君主也好，还是跟大唐皇帝也好，他们都可以毫无原则地效忠，只要你给的价钱足够好，比别人的价钱好，那么给你效忠是没有问题的。唐玄宗的军事革命，以及唐代后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整个中原地区的军事革命，都是随着中亚地区的军事兄弟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每一次都比中亚慢了半拍。可以说，首先安禄山这种人的阶级兄弟组成了自己的军事团体以后，然后渐渐脱离了原有的部族组织，变成一个四处兜售自己技能的武装护卫团体，给塔什干的国王或者是给其他什么地方的小王子护卫商队赚一笔钱，然后有机会发现有更大的君主愿意出更高的价钱给自己赚钱的时候，又投到这些君主的门下。阿拔斯王朝后期的军事组织和唐代后期、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军事组织，全都是中亚地区这些军事兄弟会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