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童年

一、从古典到封建

罗马不列颠有其边鄙“假结晶现象[59]”，寄生性消费型城市文化用神庙、浴室与葡萄酒怀念南国的阳光。然而，支持这些城市的不过是军团和官吏的薪水消费，微薄的生产能力与孤悬其上的金融产业形成讽刺性对照，美德导师塞涅卡的数千万高利贷收益与波阿布迪斯（Boudica）土著暴动[60]提醒后人，这是一个古典版拉美经济体系（一如罗马埃及预示了不列颠印度）。少数依附性极强的城市顺民构成这个省份的中流社会，未曾分享南部高卢城市蒙恩受赐的有限自治权，仅能以保民官—元戎—皇帝—人神的崇拜仪式自慰[61]。土著蛮民远未像罗马高卢那样被同化，构成古典世界的印第安人。他们与城市顺民仅有的共性在于，都被剥夺了古老的部落自由，沦为在日益膨胀的行政官吏监控下以纳贡为唯一政治职能的消极居民。顺民的驯服是帝国的最终胜利，但5世纪危机时十二军团被召往高卢，面对数千撒克逊木船，行省居民已经没有任何自卫的意志和组织（二者通常为一物）。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详尽论述了这段不光荣的沦亡史，但我们只需了解结局：城市与文明像口中的冰淇淋一样迅速融化了。最有教养的城市顺民——除少数俘虏奴隶外——从地图上也从肉体上被抹去，久已丧失自身特点的乡野残民很容易作为庶民阶级（同样是底层，有充分理由把“百年其戎”视为绝处逢生的解放，满意地看到国库、税收、职业官吏、常备军的概念随着古典世界的灭亡沉入水底）而被吸纳。

不同的文明在死亡时刻有相同的面目：日益庞大的军政机构、日益增长的税收、日益被动的居民，民德丧失导致公共事务废弛，于是扩大官僚机构成为必须，加税即成必然，加强驯化顺民使之成为不问是非的国库客体，势必使其进一步丧失公益兴趣，于是行政当局不得不承担更多事务，机构将再度扩张。局部的合理化与全局的恶性循环紧密咬合，将古典埃及以来一切晚期文明引向同一结局——精英失去创造力，民众失去生活的欲望，同时将无血气无个性的官僚组织视为最后依靠，等待最后的衰竭。蛮族提修斯谋杀并拯救了病人阿斯特里恩

参见博洋赫斯《星屋》，阿斯特里恩为半人半牛怪物。

，伦丁尼姆的废垒为古典文明志哀，而绝处逢生的西欧卸下了国库、官僚、行省、帝国的重负，却找回了“生殖乐趣”这种行政理性无法统计的文明原始动力。在国王—贤人会议—庶民会议这种吉尔伽美什-荷马时代的简陋社会中，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分再度消失了，“封建即私法取代公法”，习惯法与部落风俗为一物。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83—285页。

[法]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00—305页。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第7页。因而执法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可以“发现”法而无所谓“制定”法，而立法的概念与行政的概念沉入海底四百余年。由于国王（勇士之首）、贤人（风俗的记忆者）都要依靠日日变动的威望水银柱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影响力与阶级地位，垂老的文明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严复语）。简陋是童稚、成长和生机的精确指标，从而在多数文化体系中被第一批理性主义者作为进步的障碍物和洗澡水一起泼出的立宪政治胚芽才得以幸存于孤岛，耐心等待它的葡萄藤将插满三洲的命运。对此，首先必须感谢“部落简陋”这位乳母，其次就要归功于“封建简陋”这位蒙师。

二、撒克逊：文明的第二春

基督教软化了凯尔特、撒克逊、丹麦三族勇士的刀剑，也提供了各部族小王国并未同一（不是统一）英格兰的唯一纽带。在文人的天国里，“英吉利教会史”也高踞于“撒克逊编年史”之上。容纳了希伯莱－巴比伦经师、希腊爱智者、罗马法统遗产的《圣经》文化淹没并吞食了部落歌手“刀剑铿锵之音”——绝不是没有斗争——并留下了漫长的“圣徒传奇录[62]”。倘若我们把标准新左版史观中的“拉美印第安人”改为“英格兰各部族”，把“西班牙殖民强盗”改为“阿拉伯帝国海寇贩奴者”，而让“罗马教廷与天主教传教士”留在原位不动，就可以一字不改地充当“英格兰基督教化史”。甚至“英格兰拒教诸王”与“印第安反殖部落领袖”的临刑（火刑）台词都完全一致：“不，我不要皈依基督教进天国，那里有西班牙人（爱尔兰修士），我要去我的老朋友去的地方（啊，死不悔改的地狱候选人[63]！）。”这一剧本极少修改，就在查理曼大帝对低地萨克森部落的传教—征服中重演，而后由日耳曼骑士团与立陶宛异教徒继续上演，最终传入西欧殖民者与亚非拉土著部落手中——似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起源之古远在这位贤哲意料之外。我们在此处无须讨论英格兰土著反殖正义斗争或爱尔兰－罗马教会两系之争，只须注意其结局：教会长老作为智者、元老之首占据了贤哲会议最光荣最坚固的议席，直到今天的上院教士席位，从未间断或动摇。自虔诚者爱德华之后，列王无不以奉教为王国大经及王上优于各部豪酋的主要依据——若依靠实力，诸王很少是这些贵族的对手，哥德弗雷德、西沃德（Siward）等名卿与风雨飘摇的王座间仅仅隔着圣膏与教皇的破门令。

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贤哲会议是国王以其圣断为王国选择的顾问团。从现实上讲，国王将教会长老与名门世卿点入贤哲会议，是保证王子得以平安继位的唯一通道。古老的风俗固执地坚持王位不世及，唯勇者居之，而诸王皈依后已经很少能保持“勇者之最”的名望，培养正统继承权尚待时日，“国王驾崩”并不自动导致“新王万岁”，而是重申贤哲会议“立王者”之权[64]。随着教会确立“和平缔造者”使命，诸王的军事价值衰减，只能以捐赠教产博取“虔诚者”的声誉来固位，而可捐赠的遗产不断减少，这是墨洛温家族“懒王”、加洛林家族“朗城王”（王邑仅余朗城一邑）的命运。然而，爱德华世系的中衰引入大陆的因素，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与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遗产纠纷（私法取代公法）改变了故事框架。

三、诺曼：欧洲的英格兰

至于庶民会议，自始就没有固定的集会时间表，其职能以否决权为主，范围及于一切法例与关系民生利害的事项。如此广泛而含混的权力很可能给现代读者一种印象：庶民会议行使着较王权、贤哲会议更大更有决定性的权力。事实恰好相反，否决权意味着谨守成例、不变法即不集会。习惯法即“精炼后的风俗”，立法或变法是一项骇人的壮举。丹麦系或威塞克斯系的君主尽管多是战场上的勇士，却无一不是古老习俗的忠仆，因而“一切法例”略同于“习惯法外本无例”、无可议之事。封建知有家不知有国，“封臣的封臣不是封臣”，且绝无公务政务概念，于是“关系民生利害”者不外乎教会事务（已承担小区一切民事活动与一切福利公益）与军事（“古老壮健的自耕农”自备弓矢集为民团，贵族自备甲、马为军官，无所谓军费、后勤），二者皆据成例而行，无人变法，无事可议。这样，庶民会议的现实作用一开始就近于虚影，于丹麦、威塞克斯两朝更“如水消失在水中”。实权摇摆于王室与贤哲会议之间，诺曼征服之前，天平大致上向贤哲会议一方摆动[65]。尽管仅存形式，撒克逊庶民会议仍是下院远祖，也是多数文明起源时代通行的政制，历史地位犹如“非洲夏娃”之于人类各种族。国会政体、立宪政体是尊崇形式、程序的政体，绝不会粗率地打断自己的系谱。

以当时观念，诺曼征服并不属于入侵，而是封建时代多如牛毛的私人继承权争执之一。威廉公爵私人召请骑士，确定分利比例，但诺曼底公国贵族不予支持。而视诺曼底公国为国外、威塞克斯伯国为国内，更是民族国家形成后才有的观念。哈罗德属于戈德温世系，向来是爱德华王的死敌，引用诺曼人对抗戈德温世卿的政略，早在爱德华生前就开始了。不打破哈罗德控制贤哲会议的局面，国王就不能指望幼弱的子系保存王业。在绝嗣成为必然的情况下，引入威廉公爵为继承人，国王并无损失，王权则大有裨益……诺曼武力结束了贤哲会议选举国王的成例，使得王位继承制得以确立[66]。在撒克逊世系中变得日益虚弱的王权，再度成为王国的主人而非贤哲会议的影子。

征服者威廉的政术，保留并尊崇贤哲会议的形式，过于前朝，有一年内集会至三次的，然而除礼仪程序外根本没有议事内容。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个更小（对国王而言）更可靠的机构——常任评议会，或如俗称的“国王参议院”，由国王信任的贵族、教会长老与学者组成，实际策划一切政务。终威廉一朝，评议会决定的议案，贤哲会议从未推翻过[67]。

继承和联姻迅速将王统移向安茹，金雀花王朝的历史是在大陆上演的，任何政争都以大陆战胜海岛为结局。征服者威廉以后的列王，在大陆各公国与各等级共治，在英国则听任诺曼诸男爵统治，贤哲会议传统几近中断。国王在外，无大需索于英岛，史料残缺，构成一段模糊时期。直至亨利二世当国，国王召集贤哲会议的传统才重新确立。此刻的议会（或议会前身）以财政税收事务为主，无所谓立法，实际上就是讨论王室提出的各种临时性需要[68]。由于封建时代人君以食邑为岁入的定例，财政税收实在是各阶级对王室的（成例外）分外捐献，必须每逢需要用款时作个案要求、个案讨论。宪政惯例正是从这种琐屑的事务中养成的。倘若王室采邑广饶，足以自给自足，国会的活动范围（及权力）或许永远不能扩张。就此而言，一个失败的国王比神武的君主更有价值。

现有的史料不能证明失地王约翰的专断霸政远过于亨利或理查德，却可以肯定他对英国的财政依赖大于前王。这一项，以及缺乏善战威名，是诺曼贵族得以迫使王室接受《大宪章》的主因。《大宪章》的内容无异于中欧各邦贵族王室争权所立的各种宪章。其涉及国会发展的条款大略如下：其一，国会由国中直属封臣（TenantinChief）组织。其召集法为，贵族各人发召集状，平民则用普通召集令。其二，不经国会同意不得征税，唯特殊补助金不在此限，此补助金以一世三次为最高限额，数目亦有定额[69]。这仅仅是重申业已实行数世纪的惯例，将其载入庙堂传为定制，而不是创造新生事物。

四、《大宪章》与评议会：封建自由及其仲裁

《大宪章》能压迫软弱的国王，却不能保证强王守约。若国内缺乏贤明的贵族，国会未必有力量坚持既得权利。反过来，强大而恣睢的贵族完全可以越过国会，把权力集中在本阶级小团体中，这样的小暴君蔑视、践踏国民不下于国王。在亨利三世动荡的朝代，这两件事都发生了。首先是国王索取例外供奉的贪欲扰乱全国，随后是贵族的抗争造成寡头统治。1258年，奥克斯霍尔特会议是豪门的胜利，在莱斯特（Leicester）、格洛斯特（Gloucester）两位伯爵的倡议下，贵族成立了大臣会议，全权掌握政务与课税，从而把《大宪章》赋予国会与王室的权利都侵夺了。

大臣会议行使宪法外的权力，自身又无意创设新制，除了世卿政治的混乱内斗，什么也不能带给英格兰。教皇在英国一向是扶助“王命和平”的力量，这种立场来自教会与穷人（弱者）的特殊关系，后者往往更看重只有强王集权才能提供的太平安乐，而轻视通常只有地方头面人物才能充分运用的宪政权利。得到教廷和法王声援的亨利王，面对贵族的四分五裂，扬起了战旗，预备把卡佩诸王带给法国的福泽赐予英人。在未来的四百年中，这一剧本还将多次上演，有如天意。英格兰总会产生某种克伦威尔式人物来另辟新局，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将会承担拯救并改良国会政治的任务。

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以国王的幸臣开始其仕途的，作为亨利三世的妹妹埃丽诺（Eleanor）的情人，他是贵族阶级憎恶的天然目标，很难想象他会成为恩主的征服者、敌人的拯救者。然而，两度越海平定加斯科涅之乱的政绩使他的名望达到了值得反复无常的国王妒恨的高度。在1258年变局中，他是极为罕见的有扩大国民代表范围、改良立宪政体方略的贵族，也只有他预见到大臣会议的自私自利必将招致王权的反扑。结果，当多数贵族改投卷土重来的王室之日，他能够统率一支小而精的军队，抵抗王军，但不是要求恢复贵族的违宪统治，而是重建国会并扩大平民在其中的代表权，更明确地界定其职权。1264年刘易斯之役，西蒙·德·蒙特福特以寡击众，生擒国王，自庶民会议沉入水底后丧失其宪法地位二百余年的平民重新登场。

1265年评议会在原有的贵族僧人议员外，各郡皆选出绅士二人，各公社（自治市）皆选出市民二人为议员。评议会仍承认王权及王位继承权的神圣性，同时设立九名议员组成的常任委员会监督国政，三人选举委员会监督议员选举，人身不得侵犯。某些宪法学者称之为1265年宪法[70]或属过当，但爱德华朝模范国会（Model Parliament）的基本构架是本次评议会奠定的，实无争议。西蒙的败死与亨利三世的再度复辟都没有改变国民代表会议的规范。

五、模范国会：世界的种子

爱德华一世的朝代与威尔士战争相始终，军费的需索使得国会不断重开。1282年奇特的三分国会、1283年的不规范国会，直至1290年纯封建国会、1294年首次威斯敏斯特国会，议事程序的经验积累颇为丰富。1295年召集的完全国会斟酌其间，以1265年评议会规则为底本，确定程序如下：贵族议席发特别召集状；僧人议席别加命令状，由下级僧人选举产生；各郡各公社（自治市）自选代表两名[71]。本届国会以程序的完善赢得了“模范国会”的美名，后世史家公正地宣布，1295年国会是英国国会的典则，程序不合于此者不足为国会；同时极不公正地宣布，本届国会才是首届国会，以前的历届会议，只能称为“国民代表的会议”。就程序而言虽然有理，但好的历史不应只顾程序而抹杀功能，行使国会职权的代表会议自撒克逊入侵以来从未彻底中断过，多次起到了历史重心的作用，而模范国会的议事内容却乏善可陈（不过恭顺地奉上了国王要求的补助而已）。

国会召集原无一定地点，多视国王本人所在地点而定，甚至不必聚于一地。威斯敏斯特只是征服者威廉召集贤哲会议的三地之一。金雀花王朝对克拉伦登、牛津情有独钟，约克、兰开斯特两要害郡也常常出现在国会记录中。模范国会结束了临时借宿的成例，在威斯敏斯特宫堡设定了固定的议员官邸与国会机关。由于国会的权威来自历史传统的缓慢发育，时代遥远才能体现神圣可敬，开会地点或时间形成固定的惯例，颇有助于积累物望，增加国民心中对惯例、程序的印刻。模范国会以后，仅从某国会是频繁地在威斯敏斯特集会，还是零星集会，甚至在威斯敏斯特之外集会，就可以正确判读立宪政治与王朝专制的消长之势。兰开斯特王朝对国会的依赖体现于国会开会日期的规范化，约克王朝对绝对主义的仰慕使国会“三级会议化”时有时无，而都铎王朝的国会一旦离开威斯敏斯特，就意味着一轮社会震荡。

模范国会所未能确定的，一则为议员当选资格问题，二则为两院分立问题。模范国会议员颇能代表国民各等级，此后的历届国会操作就显示出下级僧人对自己的权利极不珍惜，地方官员不断操纵平民席次，地主及业主嗜好侵夺贫民选举权。新的法令不断公布，惩治选举舞弊的官员、禁止郡宰参加选举、划定财产资格、确定候选人最低定居年限。从效果上看，这些法令大多流于形式，下级僧人最终把宗教会议而不是国会当作自己的利益与兴趣所在，主教和长老日益成为贵族一分支。在平民愚昧贫困而常常甘愿放弃权利的情况下，任何严密的法例都不能改变平民席位易受操纵的局面，早期国会的制衡作用主要依赖贵族议席的活跃才能实现。由于王室勋臣、清贵绝伦的大法官不屑于承担市井之徒的选举争议诉讼，此类案件逐渐移交给巡回裁判所，最终于1410年确定为惯例。远见显然不是政治人物的特长，二百年后，列王将不惜以极为沉重的代价伸张对司法的权力，然而为时已晚。

模范国会的议员只是在召集方式上（依据出身）分为贵族主教与士绅市民两类。前者的资格通常是确定的，若有争议也是家族继承权斗争一类，候选人极少，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无所谓选举。后者则必然有众多资格伯仲相当的候选人。即使全无收益，面君的荣耀已经足以驱使中等阶级踊跃向前了。不久就证明议员薪俸是不必要的，无给制一度因高贵者寄予的减少市井争讼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取消薪资的后果之一，就是模范国会以后议员的平民性反较模范国会更有日益削弱的倾向。天然具有确定资格的议员有能力、有愿望干预一切政务，而需要选举争斗才能产生的议员唯一关注、能理解和掌握的也就是需要他们支出的账单。积极的议员与消极的议员的确还是分别议事较为自然，迟至14世纪末，两院分离已成惯例。时人见重的国会大抵是上院，国会政治或立宪政治也是指贵族积极负责的政体，下院卑微的账房先生虽然必不可少，终归是不会受本阶级或全体国民仰视的。

三位爱德华，尤其是爱德华三世朝代的账房先生们没有辜负时论对他们的轻蔑。在与苏格兰、法兰西的战争传奇中，最令人倒胃口的莫过于金钱了。下院对王朝的态度，近似于老谋深算的高利贷者对待爱慕虚荣而天真冲动的武夫：一再以最恭顺的态度在紧要关头提供最必要的金援，所请求的不过是更好地管理和使用这些款项——这种监督就效果而言也是有利于国王的。1322年国会与1376年“善良国会”（The Good Parliament）把审查政费、设立监察人员、追踪金钱使用是否吻合其指定目的、惩戒枢密院卿失德作为宝贵遗产传给了继承人[72]。

黑王子（爱德华三世长子）父子一如同时代的君主，把目光放在本国强藩与邻邦强敌身上，对自己善良忠顺的国民代表们为整顿王国、效命君主所做的改革是颇为嘉悦的。

六、兰开斯特：宪法与等级君主制

暗弱的理查德二世不懂得怎样运用一切名王的秘密政略——怀柔百姓、威加贵族，反而企图以朋党操纵贵族内斗，同时放纵豪强侵渔国民以安抚他们，结果引出了英国历代王室的最可怕敌人——贵族与国民的联盟。“无情国会”（Merciless Parliament）以两院的和衷共济著称，对于受审的国王恩幸是极为不祥的。翦除羽翼的国王不能坐视枢密院沦为国会的影子机构——的确，此时的政局已经接近于“议会君主制”，只要把枢密院换成责任内阁就行了，但他的振刷比他的庸弱更为致命。博林布鲁克的亨利（而不是奥兰治的威廉）由此成为诺曼征服以来第一位国会选择的君主，兰开斯特王室的“立宪君主”特质是与其诞生经历不能分割的[73]。

兰开斯特王朝开创了封建国会的黄金时代，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政府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不合法的出身，这个缺陷只能以不断博取民望的姿态弥补。“一依国会裁断”是博林布鲁克的亨利颠覆理查德的口号，也是他为保证王位由兰开斯特直系继承而必须奉行的承诺。尊崇民意的政府对外很少有不好战的，对法军事成就一向是博取英国全体国民拥戴的最廉价最可靠的方法，没有人能比亨利五世更善于利用这张王牌，也没有人能比亨利六世为这张牌付出更大代价。一如既往，战争经费的饥渴强化了国会地位。不同于既往（及以后）的是，国会对王室的信任上升到中古最高点，体现在吨税、斤税、海关税的相继创设上。王室的富足与依赖性实为一物，1470年法案确定只有下院才能提出财政议案并行使课税监督权，就是对这一定理的证明。不过必须说明，此时下院的代表性比模范国会时代后退了不少，公社市民对维护封建权利、封建自由的观点也更接近同时代的贵族僧人而远离都铎以后同样被称为市民的不奉行国教者。无论从权力行使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自治市都是封建秩序及古老自由的维护者、保守者，扮演革新者、破坏者的其实是（约克、都铎王朝）新君主国的绝对主义新政。

终兰开斯特王朝之世，国会几乎无年不集会，无事不集会，且决议必有效。国会议事程序、国会附属机构、立宪政体理论在此期间得到最大限度的成长，到近代也很少修正。出任上院议长的通常是王室大法官，下院则以选举议长、上呈圣断为集会后第一项任务。国王裁可，而后议长就职，两院各议其事。提案大致可分为财政案、公案、私案，书记官只负责记录前两种，是国会职员的主体。保卫长与绍介吏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并不真正执行其字面责任，不如说更接近于礼官。三读程序也已经固定，一读提案，二读按察(重要者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三读议决。通过的议案呈奏国王：王以为是，下嘉许裁可，永为定例；王以为非，下再议缓议封驳，程序重启。有事理应开议，事毕而止，事繁期限可延长，兰开斯特朝有国会一年召集三次的[74]。没有国会的友好态度，兰开斯特诸王是不能完成任何政务的。同时，国王的裁断对国会也不可或缺，封建自由在其暮年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世世代代的普通法学者、辉格党人和辉格派史家念念不忘地称颂兰开斯特王朝（并指斥约克“单方面的要求”），犹如儒家歌颂三代上古，一直到格莱斯顿与阿斯奎斯的时代。

亨利四世朝两院对司法权也作出了决定性的妥协，下院明确表示今后绝不会请求这一权利，把自己的职能集中在财政问题监督上，因为根据无文或缺失记录的传统，司法权是属于贤哲会议的，今后自然也应当属于贤哲会议继承者——上院。这一承诺至今仍在生效，英国的司法权之确立并不是以三权分立或其他任何立宪理论建立的，而是不断将各自独立的不同司法体系逐步吸纳入上院历史性权威之治下的长时段流程。在目迷五色的法例程序深处，古老习俗仍然是最后的仲裁者、司法的DNA。

七、约克：绝对主义的革命者

封建自由的黄金时代随着正统贵族之花的凋谢而衰残，蔷薇战争毁灭的不仅是兰开斯特家族（并非无懈可击）的王位要求，也毁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旧贵族，而这一阶级是立宪平衡的主要力量。胜利的约克家族，尤其是爱德华四世，与他的模版路易十一类似，酷爱与伦敦绅商共治，把国会（及其主力贵族）的消失当作王室的重大胜利。14世纪是英法历史的分水岭，以前两国都保存着封建自由的构架，各阶级通过国会参政，往往联手反对国王，彼此都承认对方是王国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托克维尔宣称：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充满了仿佛从英国史摘录下来的片段[75]。路易十一与爱德华四世的绝对君主制政术有相同的目的：将权力收归王室独占，把各阶级（尤其是抵抗力最强的贵族阶级）摧为散沙，使之化约为政权治下被动的工具与国库征收客体。为此，抬高无根基从而更为驯服的平民，贬黜习于桀傲不逊、易于以其传统威望对抗“国家理由”的贵族，是两位雄主共同的选择。伦敦的市民绅商并不比法国的第三等级更能抗拒与王室联手的诱惑，伦敦市的金援是约克家族战胜兰开斯特家族及其北国畋猎贵族的关键所在。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次内战的社会学分野与长期国会时代边界相同而阵营相反；伦敦布尔乔亚是约克王朝绝对君主制的死党；以约克郡为中心的内地封建贵族，扮演了兰开斯特王朝立宪政体与国会权利忠仆的角色，为抵抗其理论上的领主约克公爵而苦斗到灭绝[76]。斯塔布斯博士的统计告诉我们：“约克王朝的前二十五年仅有七次国会，后十三年只召开过一次国会，其中议期最长的也不过二三月，其所议事亦寥寥不足道[77]。”国会政治已经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完全可能走上法国三级会议面临的同一道路，沦为王国宪法中的植物。

约克王朝的八次国会为失去贵族领袖的下院议员留下了一幅可悲可怜的画像：第一次及最后一次的议事不过是确定王室年费，此后剩下的只有传统礼仪和媚术竞争，在大乱初定、国无战伐的状态下，无须筹款的国会已经没有其他作为了。到1485年亨利七世重开国会，贵族只剩下二十九个议席，其中还包括若干新封贵族，必须以充分的恭顺报答王上的恩典。国会空位期不断延长，暗示三级会议的命运不远。依赖传统和记忆维系的古老机构，只会因记忆的淡化和死灭而消亡。都铎家族的篡夺对国会植物人是一场绝处逢生的拯救，因为亨利七世及其继承人尽管酷好绝对王权不下于约克诸王，却认为尊重古老的宪法程序更有助于抹去篡逆的阴影，通过划定选区、操纵选举产生稳固的尊王多数派，比无国会统治更有利于王权。终都铎之世，这一政术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立宪政治就其定义是尊重程序甚于实权的政体，只要古老宪法的形式能够保存其植物性生命，不像大陆各国一样被绝对主义革命粗暴地斩断，就可以耐心等待暂时被斩首的国民恢复元气，培养出新的精英阶级来接替正统贵族的宪政作用。绅士、市民、劳工将相继产生自己的贵族来填补这一空缺，从而使已经一度再度空虚的古老形式重新恢复其权力与威望。

16世纪是绝对主义革新的狂飙突进岁月，也是雄主、名臣、思想家辈出的年代，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法兰西的弗兰西斯与都铎王朝互争雄长；马基雅维利、博丹著书立说。冥冥中引导所有这些人的核心理念具有家族相似性：把贵族、教会领主、城市公社、阶级特权，以及一切妨碍王国行政统一的历史遗留物，送进黑暗中世纪的灵薄狱；把更好的新生活留给指点乾坤的哲人、代表国家的绝对君主、改良行政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者。首要任务是削平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凭借一个意志一个制度统一王朝以继承或凭借联姻的历史偶然性而取得的全部封地，用行政官僚、罗马法学家与王室常备军（雇佣兵）把它们熔炼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完整地传给子孙后代。未来多少世纪的民族国家在此刻确定了边界，也凝成了民族性格，至今没有出现大的出入。一如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苏联成为模范国家，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扮演了哈布斯堡帝国（后者又构成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的敌人兼教官）最可怕的敌人与最优秀的导师。弗朗西斯·培根的“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78]”能从财富数目相同的国民与国土中汲取最大的税款、组织最有效的官僚体制、供养最强的军队——这三者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硬道理。除了迂腐隐士高唱“天国不在此世界”的陈词滥调，任何负责任的君主都不会忽视这个硬道理——从而以最大效能征服新的国土，尤其是（远比封建领主制更好地）整合新领土，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税源、更强的行政及更可怕的军队。这一进程似乎可以无限延伸扩大，淹没了半个基督教世界的洪水难以阻止，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的列国怎能守住罗马或维也纳？从达达尼尔到多佛的路，土耳其人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学习东方专制主义的富强之路是十字军后人的唯一选择。与晚期罗马帝国“内源性”的东方化不同，绝对主义新君主国有被动反应者的灵魂分裂气质，反射出自己的出身——东方专制主义在西欧封建废墟上的变形与妥协，类似明治帝国生于西欧民族国家与武家封建制度的综合。这种出身总是伴随着自卑自傲的情结，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传统、英法两国对意大利的崇媚加猜忌毁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即由此生）。且看莎翁借约克公爵与垂死的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John of Gaunt）之口批浮薄的惨绿少年“呆笨的岛民学步意大利风雅，学又学不像[79]”，若出自19世纪俄罗斯或20世纪中国、土耳其国粹派之口，不也同样恰当？

绝对主义认为必须扫除的，正是立宪政治赖以生存的。它像一剂运动员的兴奋剂，能在最短时间内透支最大体力，却不能拒绝用未来的健康为这种“浮士德契约”付账。任何来源的历史记录都显示：奉行绝对主义越早越彻底的国家，越早达到其霸权制高点，也越快陷于崩溃，末日的血腥恐怖也与其霸业规模成正比。意大利（各小邦霸君）、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精确地依照这一定理规定的先后顺序走向刑场，把未来留给了英国与后起的北方列国、日耳曼斯拉夫列国；后者也将自行面对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以新旧各种形式出现的国家中心主义富强速成术，同时自我判决了早衰或长寿的命运。至于都铎英国，不如说出于地缘政治形势以及一系列难以复制的小偶然事件，走上了（西欧）也许是全人类最特殊的历史路径。

八、都铎：人类的权谋，天意的裁决

亨利七世吝啬、刻毒、猜疑的朝代对于正统贵族，尤其是对于兰开斯特或约克的血亲而言，是一个屠场；对于农民则是恢复元气的甜睡，对于布尔乔亚是垦荒宅地的天赐鸿运，对于欧洲是孤立主义不预盟会的寂静。他用罪恶之手铲平荆棘，让子孙享受富丽王权的佳果。决定历史形象的人民意志是如此强大，竟然把亨利七世的一切不仁不义，包括灭绝末路王孙，特别是塔内婴儿的罪行，完全泼到他的受害者、被篡夺的正统君主理查德王身上，让黑白颠倒的秽史主宰了万国和后代。若没有亨利七世，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可以公正地判断，但出于强干弱枝的私心的他毕竟为“壮健的英国自耕农”“恪守古风的英国小店主”除去了颈上的磨石，而这些人正是横行七海的英语各民族的种子。当亨利八世在1509年召集国会时，与他分庭抗礼的贵族领袖们从此不再出现而挤满了感恩戴德的乡绅与市民，因此他完全可以轻视（如同一切篡位者一样）满脑子都是不必要的谨慎的先王，更轻视先王创设的一整套以郡宰为操盘手的修改或捏造选区、选民的技术——这些技术还要被更多的君主发明或引进无数次，也完全坚信自己的要务不是削弱而是指导、扶持、保护这些受宠若惊的忠仆。弗兰西斯·培根总结道：诸神谋困宙斯，宙斯问计于雅典娜，乃召百臂神布里阿瑞俄斯相助。神话确切地显示了为人君者若能拥有百姓的拥戴就会多么安如磐石[80]。托克维尔则回顾道：封建君主无多实权而神圣尊严，近代统治者权重而不受尊敬，然而两者之间有一过渡期，人君既像先王一样神圣又像后王一样有权[81]。都铎盛世大有作为的君主，和大多数站在幸运之轮顶点的凡人一样，先是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的合法权利，最后又把自己的幸运当作自己崇高美德应有的回报，在充分挥霍遗业、预支未来后，把清偿义务留给了继承人。

最受信任、最易操纵、繁忙活跃、急于表现忠心的国会议员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新的特权。1512年亨利八世十年第四号议案确定了国会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原则，日后这一特权将成为国会反对君主的利器。然而，当时亨利八世及其政府绝不认为保护其最忠顺臣民对自身有丝毫不利，毫不犹豫地给予裁可。斯图洛特原为德本汉姆郡普林皮顿市的市民代表，因康沃尔开矿经营权纠纷而入狱，此中是非可以不论，但此案颇能折射出布尔乔亚绅商在绝对君主制为他们解脱封建之轭后，大政奉还君主、庶民全力生财的社会氛围。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富国强兵大有作为的政府来说绝不是不受欢迎的，但在思想保守、动用通国产业的三分之一来供应福利事业，以施恩于赤贫游民为灵魂救赎不二法门的天主教会看来：撒旦的门徒正在猖獗，属于上帝的国度正在被恺撒和玛门（Mammon）分割，救主基督的教会——也就是穷人的教会——不可能逃避牧人对羔羊的责任，冲突实难避免。蓝胡子国王的离婚案只不过是众多早晚要爆发的热点中被命运之神选中的一击而已。从教会的观点判读：这恰是新时代的贪婪自私，将不正当的、朝三暮四的世俗欲望，置于真正的信士终古不灭的灵魂幸福之上的绝好标本。又到了该从羊群里逐出黑羊的时候，追求基督天国永恒幸福的虔诚信徒，终不能与伪装成基督徒而一心只求尘世珍宝的撒都该人（Sadducees）同流合污。在这场决斗中，穷人、天真纯洁的人以及虔诚正直的人一如既往地赢得了天上的永恒之国，把地上王国和地狱烈火留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从绅商市民的观点来看，正统贵族与僧人对游手好闲之徒的变态热爱，无非是以靡费国民公共产业来维持特殊利益集团。蔷薇战争（Wars of the Roses）让骄纵的正统贵族自相残杀，最后同归于尽，像立王者沃里克（Richard Neville）伯爵这样田连郡县、日以残羹养光棍闲汉千数的“乐善好施者”终于去了杰哈布[82]

之流该去的地方，像帕斯顿（Paston）家族这样克勤克俭的富农新绅士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不过最大的“乐善好施者”显然是救主基督的教诲本身，很少有人愿意自居或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党徒。时代所需要的显然是某种能把尊崇基督与敌视教会辨证地结合起来的学说，以享受该学说创始人的荣誉为毕生追求，因此，为了争取在火刑柱上做最后祷告的机会而牺牲一切的志士们确实也层出不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比一切人类剧作家更天才的全能上帝改变了剧本，以地道马基雅维利主义手腕为教会消灭了无数“不从圣教者”的国王发现，为了一场根本不是自己首创的三角恋要求教会做同样的马基雅维利式回报时，教会居然表现出十足的正人君子整顿风俗的嘴脸。作为政界老手，国王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态度意味着在双方合作的利润由教会完全分享后，其罪名则留给世俗政权来独当了。封建欧洲的王公遭受这种待遇早已不是第一次，仗着基督的护佑，教士已经习惯于享受作为正义的化身审判同谋犯的乐趣。正如好色者格外热爱贞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沦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受害者后格外痛苦，圣公会就是这种痛苦的产物。与别派新教会炫耀其“殉教圣者的鲜血”种子不同，“屠杀圣者的蓝胡子”为情妇开创的国教会并不比内华达州的教会更适于文宣家施展高调，因而一开始就走上了“伊拉斯谟斯主义”“国家全能论”（Erastianism）的路径。无光荣历史者好言中庸，百无一用者好任文员，故“我英伦教会自始即从中道，乃其明智所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即全英宗教事务部长”。

王后安妮与国王亨利、诗人怀亚特（Thomas Wyatt）的三角恋葬送了沃尔西大主教的宝冠与莫尔（Thomas More）大法官的头颅。犹如波兰遭到的瓜分唤醒了波兰的民族认同，基督教正统教义的魔劫唤醒共产主义的精灵。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托马斯·阿奎那的劳动价值论都是绝对主义世纪的产儿，它们的驱动力正是文字的反面。被富强、荣耀、身后名望之类异教价值观折磨着的旧派基督徒君子的灵魂在哀鸣：“我的救主，为什么你又要抛弃我？”每当世道速变，社会共识破裂，传统信仰不足以搪塞人心，最缺乏应变能力的穷人被逐出共同体，这样的呼号就会重新响起，号称复古的人往往是维新者，呼唤未来的人怀恋的却是过去。

没有人会比篡位者和滥权者更热衷于维护法定程序的每一细节，最为专制的都铎王朝中最跋扈的君主借助奴性最强的国会，以最可尊敬的程序通过的教会法案、至尊法案、上诉法案、继承法案完全有资格成为法学家及国会史家耐心把玩的珍品。1529年改革国会的议员，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也难望其项背的积极性为王前驱，表现出尤其值得嘉许的忠顺。他们急不可耐地对国王的敌人作出比国王拟议的更为严厉的惩罚[83]。之后伊丽莎白朝的国会殷勤地通过决议：“任何一个英国陪审团都有权砍掉外国君主的头，只要‘我们敬爱的童贞天后’有此愿望。”这不过是尊重父王一朝的成例而已。

1529年国会议期长达七年，对于那些趋炎附势的“橡皮图章”而言是颇不寻常的。四大法案是教会与中世纪社会的死刑判决书，也是宫廷权贵瓜分公共资产的动员令。残酷无情的新时代开始了。国会向失去供养者的底层慷慨奉送严刑峻法，却不得不面对圈地逻辑由不动产、公产开始终不免进入商业领域的难堪前景。从权贵阶级的角度看，恩出自上，教会产业、公共土地与商业包卖权无多差异。自然，都铎英国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腐败贪婪名垂竹帛。因为封建初期根本不存在公共事务与公共开支的概念，而被前朝汲尽了资源的斯图亚特君主已经只能以无须成本—预算的圣徒精神自慰了。弗兰西斯·培根能在自承赃私的同时自居正人与贤哲，这就可以视为时风的镜子。伊丽莎白朝戏剧的夸张宏丽，也只能在这样一个以挥霍为关键词的宫廷社会雨露之下才会成长。

只有罗马与拉丁文《圣经》能维持教会的统一，王室毁弃天主教会并不能使国教会取代它的位置。国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拉锯战必然为雨后蘑菇般疯长的分裂教派提供空间，被遗弃的下层阶级的苦难自动转化为激进的清教团体。布道词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贯穿都铎一朝的《圣经》翻译之争就是这场剧变的活证词。受操纵的国会自然不会吝惜加强王权、镇压异端的各种法案。臭名远扬的“剥夺公权法案”（The Act of Attainder）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原则不经审判不出示罪名就杀人，也是在都铎王朝得到最初及最大范围的滥用。这些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由”原本是西欧绝对主义时代王权膨胀的普遍现象，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加强专制权力的议案都是由国会，特别是由习惯于只做账房不问政事的下院通过的。尽管以绝对主义基本原则抬高在下的，贬斥在上的，市民比贵族更适于充任王权盟友，大陆第三等级从狮子伙伴的口中得到的通常是经济或社会的实惠，而不是法定程序上的抬高。在对封建自由与贵族特权的灭亡幸灾乐祸之余，比英国市民实力更雄厚的欧洲布尔乔亚忘记了城市自由与市民特权也同时消失在新君主国的血盆大口中。利用比上院更易于控制也更急于表忠的下院议员做表决机器是亨利八世的妙计，于是国会在实质权利降至最低点的同时，其法定程序的完美也达到最高点。而且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程序上也在实质上）掌握了超过上院的国事决定权，同时并未丧失原有的财政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国会的权能分割，一如选区制度，都是都铎专制的政治遗产，虽然日后这笔遗产使用的方式与其设计师的原本意图大相径庭。所谓“英国源远流长的古老自由”就是诸欧共享的封建自由与绝对主义新潮的历史平衡点。绝对君主制的失败将导致一个海上波兰的诞生，其不合时宜的封建自由将毁灭有效治理的可能性，同时毁灭民族国家的胚胎。封建自由的失败将导致凡尔赛式行政官、常备军统治，甚至可能开辟通向东方专制主义之路。这一平衡点是由一系列无法设计、无法重复的历史偶然与地缘形势造成的，犹如纽芬兰渔场的昌盛有赖于寒流与暖流恰到好处的相持，是一种超乎人力所及的历史宿命，是人类可以认识而无法创造、可以利用而无法掌控、得之甚难而失时极易的低概率现象。

正因为对国会选举的操纵得心应手，亨利八世的专制主义乐于给予忠仆议院更多优惠，不下于往日更为独立的国会以自身力量争取到的权利。1512年王室主动授予国会言论自由权，1543年议长才请求将此项恩典纳入定例，此后就永远成为国会的权利。1543年普利茅斯选区议员与伦敦市的诉讼（费拉斯案[84]）中，国王袒护下院，宣称即使国会的僮仆也在国会特权的保护之下。从社会阶级的视角看，这种联盟与法兰西王－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联盟极为相似，却是以尊重古老程序、只改变议员阶级成分而不是破坏历史传统、中断国会（三级会议）的方式实现的[85]。

实质相近而形式相异的起点引向实质与程序皆分道扬镳的结局，或许那些主张掌握实质就可以轻视形式的历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太信任人类的理性、太低估无形无文不可表述的历史隐力量了。

九、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政党的黎明

亨利八世及时的驾崩结束了王权上升通道，（不经国会即成立的）王命法与（无须证人的）大逆罪随风而逝。爱德华、简·格雷与血腥玛丽的政府都不过是脆弱的宫廷派系联盟，政令反复无常，不足以维持威信。王室一呼议员百诺的盛况不再。尤其是血腥玛丽与西班牙的联姻带来天主教复辟的危险，也使瓜分教产的受益人体会到切身的痛苦。“与其得到正教而丧失（教产）土地，不如信奉邪教而保留土地”，这就是下院对“血腥玛丽”的答复。国会与君主属于敌对的教派和党派，是绝对君主制毁灭、立宪君主制复古维新的直接原因。玛丽就是詹姆斯二世的预演，她的早逝或许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内战。

宗教争议把锐气注入一度气息奄奄的国会，新教承担了民族主义与社会激进主义的双重使命，使“反对党”“两党竞选”的概念登上前台。爱德华六世的政府采用与先王相同的方法（重划选区、圈定傀儡议员）扶持王党，但取得的成效大不如前。1553年大选在幼主明发上谕于各郡各市长吏、指定候选人、以特惠收买伦敦市、以王室代理人直接助选的片面造势中展开。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选民公决。耗尽威望的王党面对不可信任的国会、垂危的君主、天主教与清教激进派的叛乱这三重噩梦，根本无力坚持国教中庸主义。

死亡及时解脱了爱德华王及其辅政大臣，天主教党人玛丽迅速清洗了简·格雷及其微弱的“延续宗教改革温和派”政府，解散了煞费苦心才组成的新国会，公开宣布以武力执行“全有或全无”的天主教强硬派路线。1554年大选是在官方恐怖和迫害的血腥气氛中举行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实的反对党多数。中庸不能立足，王室与国会相互为敌，王党依靠西班牙津贴与非法的勒索勉强维持，一再破坏议员特权以清除激烈分子，却终归无法强迫国会取消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权[86]。事实上，立场与希望蒙蔽了玛丽的眼睛，使她看不清这些失败正是她最大的恩人，她本人及其重臣的人身安全都系于新教继承人的存亡，唯有合法继承才有希望自动结束恐怖统治，防止内战或政变。倘若玛丽有嗣或伊丽莎白早亡，日后降临在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朝代的剧变就要提前上演了。

伊丽莎白的朝代是亨利八世的回光返照，此朝一面以宗教改革温和派的中庸立场调和四分五裂、积怨日深的国民，一面重申绝对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国会是王朝的辅弼而绝不是君主的同列。从礼仪方面看，她达到了目的，主要因为国会多数派是她的友党而非反对党。但在实质方面，亨利八世是（取代兰开斯特王朝封建国会的）绅商国会的恩主、保护人和教师；伊丽莎白却是依靠国会的保护才得以维持生命与王冠的。她的强大主要建立在国会对前朝恐怖统治的畏惧之上，这种警戒心理巩固了伊丽莎白个人的地位，却削弱了王朝的地位，使得国会不可能不自卫性地干涉政务乃至干涉伊丽莎白最不容人插手的婚姻、继承问题。伊丽莎白朝的财政基础也是远为脆弱的，圈地时代的公共资产瓜分已经养大了宫廷恩幸的胃口，封建千年的积累在一代内就挥霍殆尽了。在牺牲了教会与劳苦阶级的资源后，将圈地逻辑延伸为下一步——牺牲绅商市民、瓜分商务垄断权——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然而这种操作终将把布尔乔亚由王朝感恩戴德的盟友变成死敌，一贯比伊丽莎白本人更忠于伊丽莎白的国会竟然为了“钦赐专卖权”而喊出“面包不在内吗？”的反调。伊丽莎白以其灵活身段撤回成命，买到了议员感激不已的忠心[87]。不过一如既往，受益的是她个人的统治，损害的是王室的权力基础。

下院的权力源于其筹款责任，凡是加大王朝财政开支的政事必然会顺理成章地扩大下院的权力，这是英国历史及西欧封建早期历史的通则。伊丽莎白被同时代君主及名流蔑视为吝啬、贪婪、怯懦、犹豫不决、好耍手腕以避免摊牌、缺乏英雄气概之人，多半是出于她对以上定理的领会而非出于个性或性别因素。然而形式强于个人，哪怕是君主。竞逐富强的欧洲、宗教战争的欧洲已经不能允许英国置身事外，最爱以外交手腕避战的君主承担了诺曼征服以来最关涉国运的决战。多数历史学家看到的是胜利的光荣、大国的兴起，伊丽莎白却在大发牢骚——“每个人都会从战争中发财，只有朕负责亏累”，并忙于毫无骑士精神地克扣军饷、抚恤金，以求减少亏损。民族的光荣是王室的财政灾难：大国的威信意味着大国的责任，大国的责任意味着螺旋上升的军费，王室残余遗产典空卖尽，索款于市民，与国会决裂，光荣的道路笔直地通向（绝对君主制的）坟墓[88]。绝嗣的盖世雄主伴随着史无前例的荣耀下葬之日，等待着苏格兰继位者的不过是已被预支的未来。

伊丽莎白留给国会制度的主要遗产是增设六十二个自治市选区，目的仍不外乎增加王党议员的力量，但是操纵选举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技术因素，而是取决于社会形势。都铎初年反对正统封建领主的绝对君主国－布尔乔亚联盟时代，士绅的国会必然是积极的保王党，无须操纵。自宗教改革分裂国民，失去教会和公共资产赡养的下层阶级繁殖出激进的众多不从国教者以后，官方操纵只会刺激国民感情，加速党派分化与激进化。伊丽莎白能做反天主教各派的共主就能保证其权威，即使她对冒犯君威者做个别打击也无妨。她的“选区政治几何学”规模大于前王而成效递减略近于无，直至19世纪国会改革再没有人复制，因而都铎末年选区制成了最长命的选区制，定格于都铎朝的不仅是国会选区，还有教区的牧师－乡绅－自耕农三元结构、巡回裁判所体系、枢密院仲裁。以后的政争滞留在上层，不曾扰乱社会的植物性神经系统，颇有助于减少马基雅维利主义，愈合党争创伤。

十、结语

在指引诸文明与诸民族盛衰的无形力量中，自由与组织、自治与他治的平衡与流变始终居于枢轴地位。为此创造的众多学说，大体可纳入两类：其一，判读自由为根植于人性核心、先于历史与文字而存在的原初法则，也是文明生长和生存的原始动力，只能变形而不能消灭。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的命运取决于顺应或压制其不能创造、不能控制的法则和力量。通常，自由制度是民族童稚及青春活力的标志；专制则是起源、路径各异的诸文明垂老衰竭的共同归宿；立宪政体大多是文明鼎盛之夏的产物，也是尽可能永葆青春延缓衰老的王道，然而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及早至少是在为时太晚之前享受其利益。其二，认为自由是高度复杂的组织体系达成动态平衡的产物，这些组织只有成熟而文明的民族才能培植和运用，绝不可能存在于原始简陋的组织中，诸文明发育得越成熟完善，越有可能享受其美果。虽然确有某些民族出于制度或文化的缺陷，其培养复杂组织的潜力先天不足，像沙漠边缘的土地，注定很晚才能结出苦果甚至永远不可能结果。古今万国探讨政制与自由的史家，大多不能自外于以上两条路径。月旦两种理念的高下，不是笔者的意向所在或能力所及，而且二者也可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粗略地展示一条（由于历史偶然性而比较完整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引向以下命题：历史脉络若不是大于或广于，至少也是部分地外在于人类设计的逻辑，如果不做系统地改造修正，是不可能纳入逻辑自洽的线性理论体系的。

Ⅴ 国会政治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