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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
一、巨匠造物主及其造物
《四吠陀》（Veda）和灵智派（Gnostic）的宇宙在至高神与人类之间安置了一个宇宙层级体系，各有千秋的半神（Demigods）和精灵（Spirits）各得其所。其中，巨匠造物主（Demiurge[215]）最能给芸芸众生留下深刻印象。在肉眼凡胎愚钝狭窄的眼界中，他创造的宏大有形结构近在咫尺，似乎比至高神的轻灵无形伟力更加醒目，常常把凡夫俗子引入偶像崇拜的歧途。犹太人及其哲学后身——各大宗教的一神教基要主义[216]——一再企图清扫潜伏在一神教体系内的多神教残余因素，始终未能完全成功。不过，巨匠造物主的造物终归有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与至高神的造物不同，偶像无论如何声势煊赫，都没有不灭的灵魂，不是生生灭灭，而是一瞑不返。
在（埃及）法老－神王、（希腊）城邦－守护神、（罗马）元戎－人神之后，掌管西方世界的造物神为自己发明了新游戏。这一次参赛的主要玩偶（对诸神而言）或偶像（对凡夫俗子而言）是：“民族”及其“民德”。
又一轮竞技收场，
又一批锦标赢得。
人格化的“民族”是超乎（通常违背）逻辑一致性的神秘存在，唯一的鉴定标准就是意识的直观洞见：意识本体可以通过内视和观照，判断对象属于意识本体还是无形态原材料，百无一失。其依据仅仅是康拉德·洛伦兹式经验体会：当你实验撕裂莴苣、昆虫、宠物和婴儿时，内心的不同阻力会告诉你谁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意识本体[217]。当莱山德和西庇阿率领他们的常胜军君临雅典和迦太基时，他们的切身体验不是扫除一切物质障碍的酣畅淋漓，而是亵渎神明的绝对恐怖：创造和毁灭邦国有机体，是诸神保留给自己的特权。在定数（Doom）的驱使下，不得不僭取神权的凡夫俗子有祸了！业报将追逐他们的子子孙孙。然而，没有任何希腊人或罗马人在掳掠、残杀东方顺民或北欧蛮族时还会恐惧诸神——这只是一种技术性措施，只存在功利意义上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跨越不同时代、地域和利害关系的儒教学者正是出于这种超验的直觉感受，才会众口一词地赞颂“兴灭国，继绝世”和“宁蹈东海，义不帝秦”，从而表达他们对“暴秦”的恐惧和憎恶。任何尊重理性和逻辑的熟练考据家都能证明：仅仅从数量意义上考虑，秦人的暴行并不是格外夸张。然而，神性的历史一向不知道什么民主、平等和功利主义，从不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和一百万亩价值连城的郁金香花园之间权衡利弊。神性的历史只区别“有形态”和“无形态”的造物，以及各种“有形态” 造物的高下等级。在神性的历史中，毁灭秦宗权或张士诚只不过消灭了一个机会主义团体（一群渴望富贵的自由雇佣兵联盟，他们跟他们临时统治的地方和人民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跟赌徒愿赌服输没有区别；毁灭宗周或诸侯却是针对传统及合法性（由地方风俗民情长期酝酿产生的特色文化，统治者及其土地、人民的有机性体现于礼乐和法统）的公然侮辱，是工具向价值的横暴挑衅。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这种挑衅，本身就是对文明价值的背叛。只要正统邦国（在上者、在下者、在外者无文默喻的达尔文式共同生态域）或道统载体（已故者、在世者、未生者的神圣契约）横遭侵凌，即使很少或根本没有流血（例如诛杀六君子、解散三级会议），诸神的诅咒仍然会降临到民族共同体头上。只有流尽无辜者的鲜血才能赎清，民族甚至可能失去其有机性意义，瓦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临时性居民，只能充当其他民族（或未来“有形态” 造物）的背景、资源和候补原材料。相反，不具备“形态”意义的事件即使流血漂橹，影响也不会超过人类的大多数战争和交通事故。
不言而喻，一切“值得研究”的历史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神性历史。纯粹工具理性的历史只能是一种失败的科学，对人类智慧的贡献不会多于持之以恒地还原蚂蚁战争的真实记录。神性历史的闪光体现于少数临界点：其一是“有形态”向“无形态”的阿米巴化没落，其二是“有形态”从“无形态”中“自发秩序”式结晶（Crystallize）或成型（Forming）。在这几个结晶时刻，宇宙层级以其意义贯穿一切物质形态，诸神去世，诸神诞生，偶像必死必朽，游戏重新布局。
二、斯特拉斯堡宪章的种子
基督的美国脱胎于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体现了稗子野麦对良田耕牛的胜利，也体现了天意通过阴差阳错嘲弄贤人的老谋深算。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
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将教务管理权委诸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218]。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麦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谘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劳德大主教强调基于“神圣之美”的仪式与典礼[219]，国教会领取王国的俸禄[220]。清教徒想用教区委员会取而代之，委员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的长老担任。这些小布尔乔亚圣徒正直、狭隘、自负的气息就足以使莎士比亚和“欢乐的英格兰”枯萎而死。此后二百年来，“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221]、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222]、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中。“欢乐的英格兰”把北美视为普莱德上校的惩罚，而约翰·邓恩却在亚美利加看到了以色列的影子。
各等级共治的英格兰是一块垦熟的麦田，原始的丰饶、《旧约》式的狂暴力量跟混合宪制（mixed constitution）的优美均衡格格不入。内战以后，英格兰各等级不仅爱上了王国的贵族，还热衷于在本阶级的范围内培养模拟贵族，乐于利用美洲摆脱自己的草根性格。然而，婴儿的贪婪、乡民的淳朴恰恰就是帝国的混沌元气，正如贵族的练达、君主的节制就是王国的形态之花。因此，弗兰西斯·培根才会如此比较两种邦国：一种昌盛而格局有限，另一种渺小却蕴含帝国的种子。
旺盛的生育能力是元气充沛的最可靠标志，人口洪峰是帝国的预兆——或者不如说帝国是前者的副产品。奥古斯都早就知道，他的帝业来自辛辛纳图斯时代多子多福的祖辈农场主，注定毁于生活质量优先的同代节育者。在历史的起点，你总可以看到某种健康的保守主义：契合自耕农和手艺人脾胃的家庭友善型宗教，人口的洪水仿佛从沙砾中泛滥。在历史的终点，也总会有某种疲惫的功利主义：契合知识浪人的思维结构，理性地计算原子式个人的快乐最大化，人口的冰山仿佛在阳光下融化。两者各有其季候，任何人都能辨认自身所在的季候，但也仅仅限于辨认而已，这就是为何宿命之所以为宿命[223]。
在文化历史学的体系中，基督教的美国面对世俗人文主义的欧洲，无非是青春面对衰老，敬畏诸神的罗马乡愚也曾经这样面对怀疑一切的希腊智者；好勇斗狠的美国面对软弱险诈的东方，无非是文明的主人面对文明的原料，罗马公民战士也曾经这样面对埃及行省降虏。
在杰克逊和林肯之间，美国的原始丰饶登峰造极。清教徒乡愚没有遭遇自己的掠食者，甚至不太相信掠食者的存在，保存了自以为是的天真[224]。
三、都铎宪法的种子
普通法[225]的起源跟绝大多数日耳曼系邦国的习惯法没有明显区别[226]，王室法庭起初不过是各种采邑法庭之首，必须面对原有的撒克逊郡法庭、百户邑法庭和其他领主法庭的竞争[227]。但围绕《克拉伦登条例》的拉锯战使亨利二世及其大议事会（General Council）感到，只有归纳、积累和伸张王国“古老法律和习俗”（ The Ancient Laws and Customs），王室法庭才有资格与教会法庭及其罗马性、普世性、正统性竞争[228]。
因袭习俗的体系比强调普世的体系更符合法律人怀疑和排斥创新的品格。“法官认为……普通法原理和习惯是不能更改的，是永恒的。他们坚信，一些原理是立法不能创制的。创制的法规只能不折不扣地再次确认和宣告这些原理，而不能有丝毫创新。要知道判例法是普遍适用的，而议会的立法则有些例外，只在特定情形下适用。”普通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绝对主义革命似乎注定胜利的二百年间，保存了封建自由的遗德[229]，以其保守性、有机性、经验性抗拒新兴中央集权国家的进步、理性和变革[230]。盎格鲁－撒克逊的特殊民情大部分都要归因于此，因为没有任何力量比法律和习俗更能塑造民情。如果法律是习俗的自然延伸，情况就尤其如此。政治国家外在于社会，把立法权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31]，以功利原则和理性管理破坏社会生态有机性，通常是民族和文明元气损耗、未老先衰的直接原因；而健康的保守主义则是混沌元气有能力通过排异反应保护自己的标志[232]。
从宪法意义上讲，17世纪内战是普通法保守主义对欧洲绝对主义革命的反动。爱德华·柯克爵士的基本法理论[233]已经无法通过《权利请愿书》来保全，只有内战才能阻止王室引进法国和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从宪法意义上讲，北美独立战争是都铎宪法（没有最高主权概念的混合宪制）对新兴（国会至上）国家主权论的反动[234]。从宪法意义上讲，美国内战推翻了独立战争的宪法仲裁，使（联邦至上）国家主权论和（民心独裁者的）人民主权论战胜了都铎宪法的封建自由遗产（混合宪制和地方主义），使美国背离欧洲贵族传统走向罗马群众政治。
帝国的道路自此打开。
在邦国宪制中，恺撒主义是法统与群众的分割线。
在帝国秩序中，恺撒主义是民主集权和地缘宿命结合的自然产物。
四、别了，华盛顿
欧洲贵族的血脉在北美体现为弗吉尼亚绅士－种植园主传承的政治经验，这个阶级是独立战争、费城制宪会议和南部邦联的灵魂。他们维护的对象始终如一，罗伯特·李将军在血缘和精神上都是华盛顿将军无可争议的传人。南部邦联的《分离（独立）决议》在文字和精神上同样是大陆会议同类文献的翻版，以政治分离为手段维护社会保守的决心也丝毫不逊于当年的北美殖民者。
但他们抵抗的对象并非始终如一。英国贵族对社会秩序动摇的恐惧超过了战败的恐惧，而民主守护神林肯恰好相反。在名义上的战争起因（黑奴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清楚。
独立战争时期的黑奴暴动比南北战争时期更加积极。阿比盖尔·亚当斯夫人听到保王党和马萨诸塞州黑奴联合起事的流言，麦迪逊也报告弗吉尼亚州黑奴准备勾结英军。不久，流言就变成了事实。1774年12月，佐治亚州圣安德鲁斯的黑奴果然暴动，杀害了四个白人。1775年7月，北卡罗来纳州民兵指挥官约翰·辛普森上校也破获了本州黑奴勾结英军的密谋[235]。1775年10月7日，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宣布执行军法统治，解放愿意“为国王而战”的叛乱者黑奴。上千名黑奴逃离主人，加入“埃塞俄比亚军团”，构成了保王党军队的主力[236]。1775年11月14日，弗吉尼亚爱国者（英国人称为叛乱者）民兵指挥官约瑟夫·哈金斯已经被自己的黑奴俘虏[237]。大多数黑人士兵站在英国人一边作战。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时，数千名黑人追随保王党一起流亡，包括黑人士兵和他们的家属[238]。如果英国人乐于推广“解放叛乱诸州黑奴”之类的机会主义措施，弗吉尼亚绅士的前途就会岌岌可危。阿灵顿庄园的黑奴远比哈金斯的黑奴更忠诚，对罗伯特·李也只是一种可怜的安慰。
斯蒂文森为邦联扮演了加图－方孝孺的角色，他在副总统任内丝毫未能阻止林肯动员民心独裁者的草根力量，却卓有成效地妨碍了杰斐逊·戴维斯保卫州权的临时军事组织措施。但加图的使命就是通过失败的殉道光大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为了成功而玷污原则的纯粹性。双面神林肯身兼民主守护神－宪制破坏者、草根保守主义者－帝国激进主义者、自耕农自由主义者－强政府集权主义者的暧昧角色，而斯蒂文森的历史形象定格于《从宪法看内战》（Cons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他是克莱－卡尔洪－平克利叛乱的政治传人、“联邦——次于自由”原则的道成肉身。他要通过此书证明：假如有朝一日，行政官篡权与群众民主的致命结合终于泛滥成灾，摧毁了混合政体的藩篱，使法统重新退化为无形态的赤裸暴力（这是文明以前、文明以后、文明以外大多数人类的自然状态），那么，南方可以问心无愧，因为它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汉密尔顿在艾伦·伯尔（Aaron Burr）身上发现了卡提林，将他逐出国父们的圣殿；斯蒂文森在林肯身上发现了恺撒，却让他成就了诸恺撒的系谱。华盛顿－李家族是中古式多元权力和贵族自由的人格化，林肯则是恺撒主义霸国和群众领袖政治的人格化。内战的宪法仲裁落在“联邦——加上自由”原则一边，为国家集权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美国有资格染指海外事务乃至卷入世界大战的初始条件。不有所废，君何以兴？
华盛顿－李家族的风水宝地阿灵顿庄园终于化为林肯麾下无名战士的公墓，颇有象征性地预兆着无形态群众大军的来临。金锦原[239]和阿金库尔的骑士豪侠在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的绞肉机面前轻若鸿毛。格兰特（Ulysses Grant）和谢尔曼（William Sherman）正是这种民主化战争的始作俑者，正如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是贵族礼仪性战争的临去秋波[240]。平等和进步的启蒙者总会在宋襄公的竞技场和白起的屠宰场之间丧失童贞，古老的中国早已越过这个阶段，而年轻的西方还在路上。
五、恺撒主义的晨星
群众政治以其定义就是无形态的政治。他幻想通过反权力而解放自身，结果总是通过破坏有形态权力而把自己暴露在无形态权力的淫威下。人民以其定义就是弱者和潜在的被捕食者。人类已知历史经验不曾有过弱者和被捕食者的统治，他们至多在共和主义法统健康状况最佳时，接近于享有免于被捕食的安全。共和主义在政治上是包含民主成分的混合多元政体，在历史上是贵族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的下游。因而，历史残余的贵族成分（雅典战神山最高法庭、罗马元老院、英国上议院、美国最高法院）是维系混合政体均衡性质的必要部分。彻底的民主化意味着权力的再度一元化和法统的最后衰亡，无形态群众政治注定是无形态赤裸暴力的先驱，发挥腐败菌清理尸体并自我毁灭的历史宿命。从格拉古经卡提林到恺撒的民主系谱有其政治和历史的一致性。卡提林是丧失童贞的格拉古，恺撒是格拉古遗志的海外传人。
帝国民族的命运永远落在残存法统资源最丰富的后来者身上。在自由的阶级社会中，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会（Societies）和各阶级依据法权（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样的民族难以征服，也难以被征服。在专制的平等社会中，原本为了仲裁各阶级冲突而产生的国家，已经强大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它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除了生物学层面上的血缘再也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可以依靠，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辛辛纳图斯的罗马、华盛顿的美国），贵族将亡而法统余威仍在，民主将兴而国家羽翼未丰，社会可以兼有自由和平等、强大和安全。这时，文明仿佛打开了通向盛夏之门，往往把自己的季候误认为自己的智慧，甚至误认为自己的设计。
在文明的暮年，奴役的平等实现了自己的全部内在可能性。在没有法统和法权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社会规则的限制或保护，因为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权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统治者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不需要法统依据，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富贵或（不幸者）温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包括阶级）极端匮乏。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有瓦解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归功于最后的组织资源——专制国家的约束。专制国家是它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专制国家就是赤裸暴力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的最后一道符咒，也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有自由，但仍然不能没有秩序。
政治社会和大自然一样厌恶真空。一方是盛年的文明，恺撒主义刚刚溢出法统的藩篱，元气刚刚受到统治术的诱惑，有过剩的组织资源；一方是垂暮的文明，过多、过早、过于发达的统治术耗尽了法统和元气，迫切需要有效统治。当两种或几种处于不同季候的文明在同一时空相遇时，帝国就听到了宿命的召唤。西沃德在不幸的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恺撒的仲裁，半推半就的克利夫兰在夏威夷并不比勇往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古巴做得更少；因为宿命的季候一旦接近圆满，支持和反对的努力会神秘地指向同一方向，意图相互敌对的行动在效果上会彼此成为助力。
六、宿命的分身、最后的民族
帝国民族（最后的民族）除了法统资源的意义，还有地缘政治的意义。邦国的地缘处境与其文明季候同样是历史民族的宿命，不属于人类智慧可以经营的范围。历史民族的诞生必然消耗其前身或周边原始居民积累的原始丰饶以奠定统治格局，这种消耗通常是不可逆的。过早产生的民族不仅有太多的内部统治术和太少的原始丰饶，还要与季候相近的邻邦相互消耗。面对垂暮的中原各邦，年轻的帝国民族总是相对孤独和安全的文明守边者。这时，施予统治不再是征服而是拯救，统治成本可以降至最低。这正是罗马面对希腊世界、美国面对欧洲各邦的地缘形势。
古典的前理解根深蒂固，欧洲几乎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的罗马式修辞。法兰西及其革命、普鲁士及其秩序、俄罗斯及其神圣都曾以西方世界最后的民族自居，把宿命解读为搏击迦太基（英格兰）而自帝。这些斗争为国家的摩洛克化推波助澜，针对君侯的战争渐渐演变为针对全民的战争，在更大范围内上演了奠定雅典民主的鸡与蛋循环：全民战争促成普选权，普选制支持全民战争。原始丰饶在“春秋”礼仪性战争中只是一种背景，在“战国” 民主化战争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民主化战争是帝国的襁褓，正如礼仪性战争是多国体系的苗圃。欧洲诸民族因原始丰饶不足以支持帝业之重而相继溃灭，沦为哈德良的雅典——世界文人和世界艺伎，依靠罗马粗人附庸风雅而维系历史特权地位。
唯有北美最长久地畏惧摩洛克（Moloch）国家的血贡，唯有它的罗马式修辞仅限于宪制问题（只有华盛顿是众口一词的辛辛纳图斯，艾伦·伯克是众怒所归的卡提林，可敬的国父们人人自以为堪称加图），最缺乏世界帝国的心理结构。唯其如此，美国保存了最丰厚的原始丰饶，直到历史正在接近尾声，中原各邦血枯力竭，“帝国就是和平”的时代呼之欲出。
随着神性历史步入终结，理解历史脉络因果的健全直觉也与之俱尽，而任何精密的史学技术都必须以此为基础才能有生命，否则将沦为庞杂无内在联系的奇闻逸事录，只具备《塞尔彭自然史》一类怡情价值。这种拜占庭式辑录是垂老智性的最后闪光。于是，对“盛世”（或历史秋熟季候）的病态贪婪和工具理性催生了一种妖妄的炼丹术，企图在不分春夏秋冬的树木上让果实批量速成。炼金术的信徒在逆天行事的谵妄驱使下辛勤工作，希望清除毛虫可以繁荣蝴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诸神倦了。
然而在此之前，罗马的历史－地理宿命仍将不由自主地展开铁杖，直到穷尽其内在可能性[241]。严冬降临时，罗马和平－帝国秩序独自屹立在万国与毁灭之间。诸神渴了。
七、通向罗马之路
“礼失求诸野”，意思就是，文明边缘地区的演化慢于中心地区，更容易保存宪法的原始形式。日本神社之于周汉古礼、李氏朝鲜之于宋儒都是这样的例证。我们今天如果寻访普通法的原始形式，最适当的地方不在英格兰或新英格兰的名都古城，而在美国中西部的乡镇。莎士比亚时代的温切斯特在内布拉斯加，怀特菲尔德时代的美国在德克萨斯。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以英格兰古老法统的保卫者自居。她复辟了否定主权概念的都铎宪法，暂时击退了威斯敏斯特危险的创新。
英格兰经过内战的洗荡和列强竞争的考验，已经发现了霍布斯主义的妙用，准备适当改造国内宪制，争取在爪牙见血的世界上出人头地。然而，历史的步伐在新大陆慢了不止半拍。新诞生的美国拷贝了都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形势。只有列强遗忘、海洋保护的世外桃源才能安心享受没有常备军的自由。都铎宪法的奥义在于：她的政府只有几百名仪仗队性质的军队，自耕农以上的阶级几乎家家自备武器；中央的强制力取决于号召各郡民兵自费勤王的声誉；地方政权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由自掏腰包的乡绅担任；税收由乡绅和商人自己确定，自己征收。有产阶级如果决定饿死政府，运用国会都是多余的。他们只要自己低估产业的价值，然后通过自己的陪审团宣布逃税无罪就行了。没有人把无产阶级当回事。人们不假思索地假定：他们当然会拥护本乡本土的“天然统治者”——供应下议院议员的绅商阶级。在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经常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进行。因此，律师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格外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将“都铎”换成“美国”，前面的描述就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华盛顿将军和弗吉尼亚绅士的世界体现了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遗风余韵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薛福成一类儒生和外交官游历海外时会将美国称为“唐虞三代之治”——这是一个美好、淳朴而脆弱的世界，似乎仅仅属于历史的黎明。他们预见到，或迟或早，人类固有的腐败和野心终将侵入这片乐园。那时，“文武（周公）之道”将会取代“尧舜（上古）之道”。也就是说，辛辛那图斯的罗马内在地孕育了恺撒的罗马。犹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显然，国父们和弗吉尼亚绅士并不相信这些。或者不如说，他们相信相反的天命，相信大洋比海峡更加友善，相信并希望旧大陆的命运永远不会追上新大陆。他们畏惧权力的毒汁与美味，甘愿将帝国的荣耀和负担留给不列颠的兄弟民族，梦想为子孙留下田园牧歌宁静而乏味的幸福。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抗拒帝国议会的课业呢？身为乔治国王的臣民，他们已经搭上了帝国的便车，而威斯敏斯特索取的一切，都是争雄世界的必要准备工作。
可敬的国父们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美国像约拿一样，虽然远走大洋对岸，仍然没有逃出天命的手掌心。华盛顿-李家族击败了懒散的贵族格兰维尔和快乐的喜剧家柏戈因（John Burgoyne），却输在阴郁的清教徒神学家林肯手中。耶和华的长臂只给古老的英格兰多留了70年“美好的旧时光”，就把费尔法克斯的纳斯比宝剑交给了格兰特将军。南北战争将不太情愿的美国推出了原有的轨迹，缓慢而确凿地送进了造就帝国的生产线，最终将大英帝国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然而，她当初的独立就是为了逃避这种使命。
美国的罗马天命揭示以后，浅薄的富强爱好者才开始对新大陆产生势利的兴趣。他们在国父遗教中寻找大国的秘诀，犹如在伊丽莎白身上寻找大英帝国的蓝图。其实，这两位典范人物（伊丽莎白和华盛顿）恰好代表了相反的历史路径：酷似瑞典王国的小英格兰、酷似瑞士联邦的小美利坚。伊丽莎白在她有生之年，最讨厌战争和军费开支。大众文化把她塑造成英雄和征服者，历史却发现她通常以小气鬼、胆小鬼和战争受害者自居。她习惯以女性身份为挡箭牌，推卸朋友和敌人奉送的“光荣之路”。华盛顿的遗教就是珍惜隐士恬淡的幸福，坚决抵制大国政治的危险诱惑。朋友称他为辛辛那图斯，他却以小加图自居。这两位罗马人的寓意显而易见：征服（更不要说被征服）乃是共和国宪制败坏的主因，小加图的朋友就是恺撒的敌人。然而，如果共和国能够谨守辛辛那图斯的淳朴传统，则小加图不必牺牲，恺撒也根本不会出现。吊诡之处在于，正因为伊丽莎白和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像母鸟呵护鸟蛋一样，尽量推迟却无法阻止本国踏上罗马之路，他们的国家才能保存更加充沛的元气，以基本盘的丰厚弥补技巧的不足。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神秘地指向同样的目的地，这样的契合绝不是最巧妙的人谋所能实现的。罗马之路通常等价于天命，部分原因在此。没落民族过早滥用了自己的资源，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的谋略家经常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天亡我也”的悲哀。
克伦威尔和林肯是某些不合时宜法律的破坏者，却并不是法统的破坏者。他们是负有使命的的僭主，却不是寻常的野心家。他们是天命差来的啄木鸟，负责啄破蛋壳解放羽翼初成的雏鹰，打开横绝四海的道路。他们兼护法者与守法者于一身，留下了暧昧而尴尬的双面神形象。共同体通过塑造传统来塑造自己的体质——体质就是广义的宪制，也是狭义宪制的土壤和背景。众国父和众忠臣的遗产有其确定地位，双面神的遗产似乎更适合被遗忘和被遮蔽。
在华盛顿和林肯之间，都铎宪法在美洲度过了最后的小阳春。辛辛那图斯的美国产生了自己的两位加图：卡尔霍恩和斯蒂芬斯。他们都将自己的遗嘱留给未来，但他们两人又有显著差异。在卡尔霍恩的著作中，你会看到另一个洛克。或者更正确地说，你会看到一位超越自我和历史之外的世界公民。你会不由自主地相信：自然的法则和人性的法则都是永恒和普遍的，由此推出的宪法理论至少像欧几里得和牛顿的定理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作者本人是谁，这不重要。作者的祖国是什么，这也不重要。从根本上讲，个别和具体的经验事实都只具备几何学教科书例题的重要性。你可以随意选择历史事实，却不会改变定理的证明。你从作者的态度就能看出，他是胜利者，而且他相信胜利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普遍规律自然会伸张自己的正义。在斯蒂芬斯的著作中，你会看到另一个塔西佗。他同样像亚里士多德和洛克一样相信，他的宪法理论至少像柏拉图的原型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内容上看，他的宪法理论和卡尔霍恩没有多大区别；但他也像波提乌斯一样相信，普世理论的正确性只具备柏拉图性质。也就是说，理念世界原本就不能适用于每况愈下的现实世界。他从来不想恢复辛辛那图斯或华盛顿的盛世，只想澄清具体的事实：国父们预见的恺撒主义最后还是来了，就人性弱点而言并不意外。南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子孙后代不能将撕毁华盛顿遗嘱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
简而言之，卡尔霍恩阐述的政体乃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纯民主共同体。他对权力来源的看法和光荣革命时代的理论家没有实质性差异，可以视为18世纪思想的孓遗。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比19世纪的欧洲更好地体现了他们共同的祖先，始终不足为奇。他对政体形式的看法非常类似杰斐逊，只是更多体现了某些关系到南卡罗来纳的问题。他的感情和人格正如华盛顿将军和平尼克将军，是罗马式和加图式的。在爱国（州）者一词的本义上，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州）者。他的宪法解释为联邦设计了一种混合政体，为各州设计了一种民主政体。智慧在联邦，力量在各州。机器在联邦，需要精巧的平衡；生命在各州，需要完整的元气。他为前者准备了“组织良好的政府”，为后者保存了“团结一致的人民”。如果南卡罗来纳“适时且明智的妥协”“能够作为范例而得到其他州的效仿，并最终成为整个联邦体制的范例，那么各州政府，尤其是各州的联合政府，也就能够在同样的和谐一致中安居了”。
这种方案类似1848年宪法设计的瑞士联邦和《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Constitutional Accord）设计的双语加拿大。地方自治体并未从中获得更多权力，联邦却因此失去了众多可能性。俾斯麦和恺撒在这种宪制中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南方将享有魁北克式超过其人口比例的权力。一个加拿大式的美国很容易在外交上依附大英帝国，犹如真实历史路径中的加拿大在外交上依附美国。没有林肯的鲜血仲裁，就不会有威尔逊、罗斯福和小布什的革命性外交。这样一个美国仍然会以其经济、军事资源支持英国，却不会强迫英法帝国撤出有色人种地区。在这种“未曾发生的历史”中，缺乏国家传统的部落民几乎没有独立建国的机会。大多数边缘国家将会长期掌握在袁世凯、迪亚兹一类威权统治者手中，因为他们比大众民主产生的统治者更乐于维护私有财产和条约体系。南方即使没有经过内战，也没有多少机会在巴西帝国废奴、皇家海军剿匪的19世纪80年代继续维持奴隶制；但是，没有突然破产的大庄园阶级将会塑造某种酷似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关系和种族关系。
然而，这一切真正可能吗？如果我们考虑到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实在是克伦威尔的精神兄弟，就会怀疑法统的力量能否超过热忱。林肯在民间神学家当中已经是相当尊重宪法的类型了，对他们来说废奴就是公义和邪恶的对决。林肯公开主张承认最高法院有利于奴隶制的判决，同时不放弃今后继续争取废奴的判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争取“维护联邦、不太介意废奴或蓄奴”的大多数。北美清教徒有可能产生不了林肯的手腕，却不大可能产生不了第二个普莱德上校[242]
。一个只有弗里蒙特、没有林肯的美国很可能使南方和“维护联邦、不太介意废奴或蓄奴者”长期结盟执政，而北方激进派很可能变成首先退出联邦的一方，正如他们在1812年的尝试。
黑人为“团结一致的人民”留下了致命的缺口，却将“组织良好的政府”变成了恺撒的苗圃。林肯以后的历史路径跟南方的爱国者开了一个大玩笑，或许是为了显示天意，为“新教徒的罗马”安排了比“哲学家的罗马”更加神秘莫测的天命。南方用种族隔离的膏药暂时封闭了缺口，天命却将这块膏药变成了白头鹰破壳而出的通道。
种族隔离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在宪法意义上，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在卡尔霍恩阐述的纯民主共同体内，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因此，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历史上，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经历了南北战争、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信非偶然。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忘记老辉格党（反杰克逊党人）和斯蒂芬斯的警告：“行政官篡权”乃是恺撒主义的先声，内在地蕴涵侵犯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的危险倾向。保守派在林肯和罗斯福身上看到了恺撒的苗头，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地方自治是美国民主的真正基石，盎格鲁新教徒本能地憎恶拉丁式“经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中央集权”。只有在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危险极为迫切的情况下，公众才会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央政权的干涉。
制度（system）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同时包括了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广泛而模糊的重叠区域。前者可以通过立法废除，或者本身就是违宪的。后者乃是自由社会的必要之恶，社会偏见的自然体现。不同族裔即使仅仅存在风俗和偏好的差异，早晚也会形成社会地位不等的团体。国会制定移风易俗的法律，无异于将罗马教皇和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授予自身。联邦政府越过自治社区实施社会工程，无异于在和平时期行使战争权力。依据19世纪的宪法解释，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边界模糊，解释混乱，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强制穆斯林女性揭去面纱、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到底是维护平等，还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废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也是这样的问题。
冷战给美国公众带来了新的立场，一种正邪不两立的十字军世界观。“自由和暴政的斗争构成当今世界的背景，种族歧视的问题必须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243]］）维护自由世界的斗争需要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理论解释的纠葛必须让位于现实政治的亟需。麦卡锡主义清洗共产主义渗透和打击种族隔离制度，同样都是保卫自由的非常措施（Necessary），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矛盾。杜鲁门总统解释说：“自由世界必须保存和加强其道德资源，正如其物质资源……如果我们想要唤醒全世界人民，他们的自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某些国度人民的希望，他们的自由已经丧失；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美国的应许，期盼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纠正美国民主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的不完美之处。我们知道方法。我们只欠决心。”（Truman,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合众国根据自己的形象，成立了联合国，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概念：“山巅之城”理应是世界的楷模。然而，种族歧视问题玷污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苏联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伪善性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开发这个富矿。对于浸透了清教精神的冷战斗士而言，这不是小事。在威尔逊和国联成立的时代，关于邮政的地方性问题远比欧洲和平和世界秩序分量更重。在麦卡锡和冷战的时代，相对于其他所有列强，美国地方性政治相对于国际政治的分量仍然是最重的，但已经不如30年前分量重。我们如果将民权运动的术语翻译成党派政治的术语，就会产生以下的译文：在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天平上，州权党人的威胁和南部参议员的政治资源并不总能压倒冷战政治的重量。向海外推销民主价值的美国外交官才是国内民权运动的最佳盟友，民权运动和反共斗争都是冷战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前提，就会过高估计民权运动本身的政治分量。
美国国务院对苏联的宣传战略非常敏感，恰好发挥了放大种族问题的作用。苏联报刊经常收集美国左翼媒体和地方小报涉及种族歧视的零星报道，教育本国人民，鼓动亚非拉有色人种。这些报道在美国的读者不多、分量不大，但一旦经过苏美两国宣传和外事部门的辑录、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国最高层的重视。虽然民权活动家目标不同，但也并不是不精通这种技术。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向联合国请愿，主要目的在于引起联邦政府的尴尬和不安，借助联邦行政当局向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Civil Rights Congress, supra note 209, at vii, xivxvi;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51, at 13, col. 3）自南北战争以来，后两者一直是黑人权力的主要障碍。
《向世界申诉[244]》
的大部分内容是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的刑事犯罪、社会偏见和玩忽职守行为，包括153起谋杀案、344起其他案件和1945—1951年期间的其他弊端。他们将黑人居住区称为“犹太隔离区”（Ghetto），将黑人区高发的刑事案件和低下的经济待遇归咎于“政府各分支持续、有意和一致造成的结果”。这完全没有说服力，因为同样的逻辑肯定能证明“政府各分支持续、有意和一致造成”华人社区恶劣的体育成绩和爱尔兰社区严重的酗酒记录。请愿书所谓“可怕的不义”就是：“惨无人道的黑人‘犹太隔离区’，南部的棉花地，种族斗殴的大量死亡录，人为扭曲造成的早夭、贫困和疾病。”如果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弊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就很难避免以下的推论：伦敦贫民窟、苏格兰高地牧羊人和低地佃户、莫斯科的高加索社区全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任何政府除非享有侵犯私有财产的武断权力，根本不可能保障社会意义而非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协进会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表现出移居苏联的愿望，他们的修辞只能视为扩大影响的政治策略。
这种策略的目的无疑是利用反纳粹战争的剩余资源，在法律上却是纯粹的胡说八道。美国政府从未像纳粹政府对待犹太人那样强迫黑人集中居住。居住区源于黑人的贫困和白人邻居的社会性偏见，当时和以前的政府对这两者都没有干涉的权力。从宪法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央政府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更加明确地指向有利于黑人的肯定性行动，而非仅仅维护没有特定对象的一般性法律规范。（Civil Rights Congress, supra note 209, at 58-187）由此即可看出：黑人权利运动和美国宪法原则的张力其来已久，绝不像图解化的“白人压迫黑人、黑人争取平等”那么简单。虽然南北战争前后的黑人问题主要是法律歧视问题，但新政以后的民权运动大体上已经转化为社会歧视问题。民权（Civil Right）一开始就是设计巧妙的宣传术语，将特殊群体的权力诉求包装为普遍性权利诉求，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统战作用。权利本身就蕴涵着正当性的概念，而权力并非如此。
苏美竞争给亚非拉国家的舆论增加了额外的分量。在孤立主义时代，美国对此没有多少关注。这些国家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自己是有色人种或混血人种，没有新教、普通法和个人主义的历史背景，没有产生和维持复合共和政体的能力和经验。他们很难理解：种族歧视不是东方人熟悉的那种征服者对臣民的暴政，而是个人自由与机会平等、国家利益与地方自治、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寻找平衡点过程中的额外成本。只有珍视自由传统的共同体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承担这种代价。在统治者随时可以用一纸行政命令产生平等或消灭平等的地方，国民和知识分子都很难理解平衡多种正当权利的复杂性和难度。他们只能看到现象和结果，将黑人在美国的弱势地位和自己在世界的弱势地位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很容易充当苏联宣传的回声。美国外交官自然会发现：重新塑造美国民主的道德形象，已经变成了冷战外交的关键问题。美国宪制不再仅仅属于美国人，已经开始享有罗马法对罗马世界的权威和责任。反过来，罗马的传统同样难逃海外世界的侵蚀。
1951年，美国新闻处编撰了宣传小册子《美国生活中的黑人》（杰·多德）。该书的构想不是掩饰种族歧视的过去和现状，而是强调黑人地位的不断改善。此书将“国民和解、清算历史”解释成民主制度的重大优越性，是极权主义政体绝对做不到的。这种宣传的档次确实明显高于僵硬的苏联宣传，但仍是迎合读者而非热爱真理的产物。苏联人倾向于歇斯底里的攻击和胡搅蛮缠的否认，用“帝国主义造谣”做万能挡箭牌，以嫉妒、猜疑和误解为养料，经常使读者仇恨西方，却很少使读者喜欢苏联。美国外事人员大多是粉红色知识分子，来自产生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同一个精神苗圃，自身就是本国更保守势力的猜忌对象。他们描绘的美国民主部分反映了新政左派的希望与理想，部分迎合了第三世界西化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读者的进步速成心理，并不能阐明美国宪法体制和种族问题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这些材料体现了某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强调个人主义和新教信仰，反而鼓吹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这不是美国的真正精神，而是美国的统战策略。这部小册子无意中泄露，美国政府扶助弱势群体的福利标准已经明显优于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精英阶级的生活水准，由此产生的效果大大超过了刻意宣传的民主和公正形象。落后国家的精英往往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倾向于模仿浅层次的社会政策，无视美国精神和美国宪制的传统和根源。由此造成的许多失败最终又变成了不利于美国的宣传材料，但这种后果在冷战初期还来不及暴露。
美国国务院相信，民权运动的成功对美国外交和宣传极为有利。黑人活动家马克斯·耶根（Max Yergan）博士前往尼日利亚宣传非洲独立，拉各斯的美国新闻处极力造势、充分曝光。耶根用他的家族史证明：“黑人享有的权利与特权不断扩展，他的祖父从来梦想不到。” （Dispatch No. 27, from American Consul, Lagos, Nigeria, to Dep’t of State）更重要的是，他的反共立场非常符合冷战的需要。“美国黑人作为群体，抵制共产主义为‘邪恶势力’……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潜在的本国间谍……我的人民选择美国民主，因为他们相信民主能够提供完全平等的机会。”（Dispatch No. 27, from American Consul, Lagos, Nigeria, to Dep’t of State）两位听众问他：共产主义者是不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战斗领袖？共产主义者毁弃了他们对美国黑人的承诺，美国宪法能实现承诺吗？耶根用他的亲身经验表示：共产主义者只想利用黑人做政治人肉盾牌，并不在意他们的真实利益；美国的应许才是可靠的。
美国的应许本质上是清教徒的概念，仅仅属于“美洲的以色列人”，非但不是普世价值，反倒是教友共同体的排他性标识。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不会认为美洲是上帝为外道和蛮族准备的避难所。现在，新政自由主义者将应许的概念世俗化、物质化。后来，冷战自由主义者又将美国公民独享的应许变成了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游戏。美国黑人的力量不足以赢得地方性政治的胜利，却足以构成外国颠覆势力的争取对象。日本曾经试图建立某种有色人种的统一战线，以美国黑人为假想的炮灰。苏联以更加危险的形式，推行同样的阴谋。民权运动能够堵塞美国社会的潜在漏洞，完成美国价值的自我塑造，在海外同时打击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威尔逊的理想世界铺平道路。为此，在宪法解释方面付出若干代价，似乎并非不值得。
代价不是单方面的，联邦政府的承诺不是免费午餐。民权活动家巧妙地利用了冷战给美国带来的压力，使自己承担了反共十字军的义务。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采取的立场可以称为“统战自由主义”，给延续至今的美国中左派政治传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地位非常接近于保卫罗马的蛮族将领：不完全是罗马人，但很可能同化为罗马人；为罗马抵御蛮族入侵，但自己也可能变成蛮族入侵罗马的先锋。曼宁·马拉博（William Manning Marable）断言：协进会已经变成了“麦卡锡主义的左翼”。1950年，协进会确实成立了调查共产主义渗透的委员会。协进会领导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宣布：“我们不想在协进会内部搞迫害，但我们想确保没有共产党人从中操纵。”（ Resolutions of the NAACP Annual Conference, June 23, 1950）从此以后，地方分会必须向全国总部报告每一次共产党渗透的企图。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协进会西海岸地区秘书报道：1945年以后，加利福尼亚里士满分会就在共产党人影响之下。1946年，旧金山分会支持共产党候选人竞选加州州长。
杜波伊斯（Du Bois）相信，协进会已经将自己“绑在杜鲁门的战车上”。无论如何，杜鲁门是第一位在协进会年会上致辞的总统。他成立了总统的民权委员会，将民权运动引入冷战的轨道。“种族歧视与美国生活方式不能相容”本身就是套用麦卡锡主义的语言：“共产主义与美国生活方式不能相容。”协进会领导沃尔特·怀特赞扬总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保障民权的实际措施，将废除种族隔离纳入了美国政府的日程表。不难理解，协进会领导人愿意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们在1948年大选中倒向现任政府，将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协进会的无党派传统政策一起牺牲了。
这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杜鲁门的胜利就是民权运动的胜利，华莱士至多只是抗议的姿态。协进会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更关心通过交易分享果实。他们知道：冷战构建了战后民权运动的基本格局，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方向。根据沃勒斯坦的概念，他们已经变成了既成体制的一部分。民主体制的内部斗争是一回事，保卫民主和颠覆民主的善恶二元斗争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协进会掌握不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性区别，民权运动的大好机会就会转瞬即逝。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落到老朋友杜波伊斯的下场，后半辈子仅仅依靠《工人日报》寥寥无几的读者支持。杜波伊斯日益陷入孤独和愤怒当中，一再公开赞美苏联，合乎逻辑地主张：在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内，种族社会平等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苏联欢迎他移民，就会使他丧失统战价值；如果在舆论上支持他，就会使他更加孤立。怀特却一再接受国务院的委托，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实际上充当了“美国进步论”的活动广告。他所到之处，无不像马克斯·耶根一样告诫听众：民主有自我改善的无限潜力，苏联的甜言蜜语只是包藏祸心的特洛伊木马。
在整个二战和大部分冷战期间，外因压倒了内因。1946年，国务卿艾奇逊致信公平就业委员会，详细解释外交政策和种族歧视的关系。美国歧视少数群体的报道毒化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散播了猜忌和憎恶的气氛。他建议公私并举，有效地消除歧视。后来，民权委员会将这封信放进了自己的报告。他们继续用威尔逊主义的语言论证积极推进民权运动的必要性。“我国外交政策意在广泛和积极地影响全世界的进步。甚至我国和外国的极端政治分歧都不能妨碍这个目标，国内的民权缺陷却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我们不能逃避事实，国内民权的缺失已经造成了世界性政治后果……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对我国或我国民权记录的看法，否则民主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 President’s Committee）国际关系塑造国内宪制，是旧大陆的正常状态，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不无遗憾的新现象。
在杜鲁门政府的期待下，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的时机日益成熟。在“谢利对克莱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法院根据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宣布种族限制性契约违宪，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这将使种族平等构成美国民主原则的一部分，杜国际舆论悠悠之口，在文化冷战中争取有利地位。司法部为了支持重新释宪，引用国务院的观点：美国由于国内的种族歧视，在对外关系上处境尴尬。种族平等本质上属于集体主义概念，与个人主义的独立和平等相差甚大；但在反共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笼罩之下，这些次要分歧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种族歧视威胁到美国担任自由世界领袖的资格，这才是美国精英阶级的首要关注点。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包括民主党在两院的领袖）对杜鲁门政府的态度不如法院友好；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仍然支持公平就业法案，因为理顺种族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在当时非常必要，因为“公平就业”的真正含义就是限制契约自由、侵犯财产权，两者都是盎格鲁传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只有存亡攸关的重大理由才能说服美国人改变主意。早在17世纪，奥兰治亲王就坚持说：业主有权根据自己的偏见选择仆人和代理人，国会不应立法干预。业主的歧视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天然权利，因为被歧视者对自己的产业同样可以当家做主。汉普登议员、长期国会和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财产权理论跟他相同，新政自由主义的社会和谐观明显更接近劳德大主教的社群主义理论。
在民权运动的大部分历史上，司法机构远不如行政机构激进。冷战时期，内政机构远不如外事机构激进。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怀疑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政府部门的怀疑，这并不是偶然的。整个1950年代，美国新闻处不断鼓吹种族隔离违宪论。在交通和学校的去种族隔离过程中，司法部习惯向国务院索取他们需要的种族歧视负面材料。可见，国内政治斗争的宣传机器远不如国际冷战斗争的宣传机器精密完备。司法部首先挑战惯例，法院随后重新解释宪法原则，然后外事部门将法院的新解释加工为宣传材料，反过来论证美国体制的公正和开明，以衬托苏联的专横和压制。东欧和亚非拉的读者和听众关注美国民主的承诺，甚至超过民权活动家。冷战的天平更多地掌握在他们手中，美国外交官争取他们的愿望不会低于苏联情报官渗透黑人团体的愿望。早在布朗案的判决下达以前，全世界的目光就已经对准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评论都是从冷战角度出发的，很少有人关心宪法问题本身，甚至最高法院本身也不是“美国内政不得干涉”的信徒。首席法官沃伦（Earl Warren）本人就相信：冷战是一场理念的战争，司法系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休·布莱克（Hugo L. Black）法官曾经表示，不明智的判决会给海外敌人提供伤害美国的武器。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法官在《奇异的土地和友善的人民》当中写道，种族歧视损害了美国和亚洲人民的良好关系。
“布朗对教育委员会案”尘埃落定，国务院扬眉吐气。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立刻以法院判决为武器，反击苏联的煽动。判决颁布仅仅一小时，美国电台就向东欧发布新闻直播。随后发布的新闻分析宣称，民主程序产生的法律不同于暴民统治或独裁专政。新闻产生的舆论效果恰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希望，全世界各地普遍表示赞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声称：“国内的平等是自由的武器……有助于保障自由世界的事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News Release, May 21, 1954）《旧金山纪事报》欣慰地表示：判决会给南美、亚洲、非洲带来更大的冲击，给美国带来持久的荣誉和利益；有色人种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判决会将光明和希望带给他们。《匹兹堡信使报》相信：铁幕背后的煽动家终于不得不闭嘴了；亚洲和非洲的亿万有色人种将会看清，理想主义和社会道德在美国占了上风。《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美国本着良心和最深刻的信念，界定了基本法。这些“第四权”机构似乎认为：美国宪法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宪法，对国内各州和世界各国一视同仁；最高法院是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新闻处的姊妹机构，有责任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应许。从逻辑上讲，这些观念比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更加帝国主义；从事实上讲，这些观念势必授予美国干涉全世界的无穷动机和无限权力。
只有南方各州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令人回想起“卡尔霍恩叛乱”反对“杰克逊暴政”的峥嵘岁月。佐治亚州长赫尔曼·塔尔马吉（Herman Talmadge）抗议说：布朗案判决“将我们的宪法贬为废纸一张”。 （N.Y. Times, May 18, 1954）他指责说：迁就苏联的攻击，本身就是洗脑的成功。“我们的国家因为忌惮身后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做了太多的事情。谁在乎赤色分子说什么？谁在乎《真理报》印什么？……布朗案判决意味着攻击《权利法案》的行动，只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有利。” （H. Talmadge, You and Segregation）从技术上讲，塔尔马吉没有看错，外交斗争已经严重扭曲了国内政治，甚至司法部都变成了国务院的冷战代理人。然而，美国宪制不受国际政治影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苏联不是可以视而不见的纸老虎，知道美国民主的延续有赖于全球民主事业的成败。自由的幸存离不开罗马式强权的保护，这是冷战留给美国和世界的最大悖论。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悖论的后果当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没能在正面斗争中取胜，却成功地创造了奥威尔式“新语”。他们修改了民主的定义，加入了许多严重违背新教教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的内涵。他们像某些业已灭绝的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一样，将自己的基因片段插进了人类基因组。在民权运动的起点，私人和社团的自愿契约不受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当事各方自己愿意，可以在契约中加入排斥特定对象的条款。政府和局外各方无权干涉。）在民权运动的终点，公立机构和学校普遍设置了以种族而非个人为基础的保障名额。我们不可能看不到：倘若以光荣革命确定的业主财产权和自治法人团体权利为衡量标准，民权运动和詹姆斯二世的政府一样武断。从普通法的角度看，詹姆斯国王强制圣公会和枢密院接纳天主教徒、爱尔兰新教社区不得排斥天主教徒的政策和美国政府强制公立学校接纳黑人、白人社区契约不得禁止邻居卖房给黑人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17世纪的英国辉格党人如果起死回生，一定会将最保守的美国共和党人称为专制主义者和契约自由的破坏者。然而，当年的“武断”在20世纪已经改称为“进步”。
德雷克·贝尔（Derek）提出：195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白人和黑人合作的结果。白人抛弃种族隔离，部分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部分基于压制黑人种族主义的考虑。没有这种方式的跨种族合作，布朗案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美国司法部门的文件告诉我们，冷战价值观的影响何其深远：“合众国正在尝试向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民证明：自由民主乃是人类迄今设计的最文明、最安全政体。”（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at 6,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美国和全世界的报纸欢呼：布朗案“痛击了共产主义”。（N.Y. Times, May 18, 1954, at 19, col. 4）民权运动其他各方的论证同样弥漫着冷战的精神，甚至将种族主义称为非美意识形态——这顶帽子原本是麦卡锡主义者为苏联间谍准备的。罗伊·威尔金斯（Roy wikins）将美国民主的胜利和种族平等的胜利捆绑在一起。（Wilkins, Undergirding the Democratic Ideal, 58 THE CRISIS N. 647, 650 ）这是极为明智的营销策略，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实力地位、美国民主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实力地位都比黑人在地方性政治中的实力地位强大。
美国意识形态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但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并非没有潜在的张力。如果机会均等需要国家强制才能保障，是否证明个人自由理应为平等让步？个人偏见和个人偏好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成分，是否需要国家强制纠正或教育？如果国家有权以武力纠正偏见，美国真有权利反对苏联的政治迫害吗？集中营的正当用途本来就是实施强制教育，改造苏联公民的错误认识。或许，美国人只能抱怨他们的教育方法不够科学？这些问题触及权力与正当性的神秘核心，不是浮泛的民主宣传辞令所能权衡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宣称，布朗案实现了民主的胜利；然而，更加准确的描绘应该是：在美国主流价值观当中，个人自由和社区自治向国家利益和社会平等作出了重大让步。这种价值观包含多种成分，民主只是一个笼统含混的称谓。这项判决产生的后果异常复杂，并非全都属于正面现象，目前还不能轻易判断故事的结局。
小石城事件是布朗案判决的第一波后续反应，艾森豪威尔政府派军队强制地方学校实施种族混合。根据近代西方甚至中古欧洲的基本法理论，这种做法就是骇人听闻的武断暴政。问题不在于自治市镇是否歧视和排斥少数派群体（大多数市镇都做过更严重的事情），而在于中央政府居然敢在和平时期让常备军和民兵武装对峙，不惜以校园（幸好还不是医院）为假定的战场。中央是否有权撤销自古沿袭的地方惯例和特许权，一向都是极有争议的问题。西班牙和法兰西的绝对君主国都不敢声称她们自己有这种权利。普鲁士军队占领汉诺威和汉堡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民主的美国却发生了。19世纪的美国总统不可能如此冒犯多数派的偏见和地方主义的偏见而不危及自身地位，更没有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可供调遣。在和平时期维持文武大军，本身就是冷战造成的变局。汉密尔顿曾经担心国父们设计的宪法过分削弱了行政权力，使总统发挥不了英国立宪君主的平衡作用；但冷战产生的“帝王总统”已经在阿肯色州行使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从来不敢想象的权力，却没有像詹姆斯二世一样遭到迅速的惩罚。这位国王最后派兵进驻伦敦市的时候，市镇当局正在抗拒国王和枢密院的命令，纵容新教多数派暴民焚烧和洗劫天主教堂，其中包括外国使节和侨民的教堂。
美国新闻处既不在乎共和与州权，也不在乎伦敦市或小石城的古老惯例，他们的任务是证明苏联虚伪而专制，美国坦诚而进步。多种权利的冲突不是好故事，正义战胜邪恶才是好故事。艾森豪威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故事，美国英雄旗帜鲜明地站在民主和进步一边。总统其实并不支持布朗案的判决，甚至后悔提名沃伦大法官；但他仍然不惜以如此危险而可疑的方式执行判决，因为苏联的磨坊在全世界散布美国“种族恐怖主义”的谣言。他对苏伊士危机的决断出于类似的考虑：如果不能同时制裁英法两国，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抗议就会师出无名。美国的正义形象如此重要，甚至真相和利益都要为此牺牲。小石城事件和苏伊士危机是总统对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统战宣言，保证美国和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划清界限。冷战自由主义以自身为苗圃，孕育了肯尼迪、约翰逊和麦高文，孕育了激荡的60年代；在后者的衬托下，艾森豪威尔的形象反倒显得保守，甚至很像一位崇尚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
肯尼迪在任期第一年结束时，将民权方面的成就列入“主要外交措施”。政府的外交活动包括“消除美国的种族隔离，这已经在海外产生了有利的影响”。（Battle to Dutton,September 19,1961,Folder:Foreign Policy,4/1/61-10/8/63,Papers of Theodore C.Sorensen,Subject Files,1961-1964,box 34,Kennedy Library）民权运动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老办法：首先在地方上引起冲突，然后迫使联邦政府为顾忌国际舆论影响而干预。总统清楚他们的谋略，要求民权顾问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制止他们，因为维也纳高峰会议即将举行，种族冲突会使他在赫鲁晓夫面前感到难堪。沃福德说，总统非常愿意支持任何美国人维权，只要时间不在1961年春。美国新闻处秉其一贯做法，将种族问题列为美国国际形象的最大污点。
1962年9月，肯尼迪照抄艾森豪威尔的脚本，派军队进驻密西西比大学，强迫他们接受黑人学生。全世界中左派媒体（也就是苏联集团以外的绝大多数媒体）一起发出胜利的欢呼。《卫报》表示，联邦政府值得信赖，正如密西西比州不可救药。肯尼亚、利比亚、加纳、苏丹的赞扬使美国新闻处感激淋漓，因为广大的非洲统战对象终于接受了“民主的胜利”解释框架。美国新闻处收集了全世界媒体对密西西比事件的报道，继续强调种族偏见是美国形象的主要污点。密西西比事件与小石城事件非常相似，肯尼迪早就想证明自己的手段比艾森豪威尔更高明，为此，美国新闻处为他做了一次专题，证明联邦政府的干涉有助于提升美国的正面形象。
摩洛哥《国民报》希望，美国黑人以后再也不会因歧视而伤心。该王国曾作为非洲最大的黑奴贩子和第二大奴隶贩子，对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最有发言权。革命的阿尔及尔人曾作为非洲最大的奴隶贩子和白奴贩子、美国海员的抢劫者和奴隶主，不会忘记在殖民主义强制下废除奴隶制的国耻，他们在苏联的资助下，原本瞧不起一切和平解放有色人种的途径，无论来自美国人还是非洲人。但如果我们相信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说法，甚至连他们都感动了，以致在三星期后拒绝给飞向古巴的苏联飞机加油。当然，其他人认为：正在封锁古巴的美国海军起了更大的作用。（因为三星期后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在这时候帮助苏联硬闯封锁线是很容易遭到误炸的。）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父）对纳粹和苏联的反殖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长期从事无差别袭击的游击战争，赶走了自己的老朋友和老领导，不大可能像林达和龙应台那样容易感动。
1963年，海尔·塞拉西皇帝（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主持非统组织会议。他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非洲领袖资格，建立在苏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第三势力。埃塞俄比亚特别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她是唯一没有遭到帝国主义奴役的非洲文明古国。也就是说，她将奴隶制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成功地挫败了国际联盟干涉内政的企图，拒绝将废奴和入盟挂钩，最终创造了成功入盟的外交胜利。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后，单方面废除奴隶制，引起了国际联盟的调查。后者公正地宣称：该国虽然存在奴隶制，但奴隶的处境不算坏，意大利的入侵理由并不充分。现在，陛下感到：干涉美国内政乃是提高国际声望和争取更多美援的捷径，因为国务院愿意为非洲人的正面看法付出高价。伯明翰事件[245]
符合他的需要，也符合肯尼迪和国务院的需要。数千名民权活动分子抗议亚拉巴马州的顽固立场，一如既往地希望联邦政府干涉。非洲领袖的声援虽然纯属姿态，却足以引起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大使和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国务卿的重视，方便肯尼迪做他早就打算做的事情：证明他比共和党更善于处理民权问题。乌干达总理奥博特积极附和皇帝，表示非洲黑人和美国黑人的自由和独立不可分割。这正是国务院想说和想听的话。不久，塞拉西皇帝派军队屠杀数万本国黑人抗议者，然后被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领导的叛军杀害。总理(奥博特)派他的军官阿明（Idi Amin Dada）屠杀本国最大部族巴干达人，然后被阿明赶走。门格斯图和阿明杀掉了更多独立的非洲人，并没有损害美国和非洲的民权事业；因为屠杀是忌惮的结果，而忌惮则是尊重的证明。相反，正如腊斯克所说：伯明翰警察放狗驱赶和摁倒示威者的照片证明，他们不尊重黑人，国际影响极为恶劣。
总统的着眼点更为远大，一切都要为推倒柏林墙服务。“我们今天向全世界承诺，改善和保护所有希望自由者的权利。我们派遣美国人去越南和西柏林，不能只派白人。”（John F. Kennedy, “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Civil Rights, ”June 11,1963）盎格鲁传统意义的自由一向将天主教世界（以及本国天主教徒）排除在外。19世纪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仅限于文明世界，从来没有考虑将非欧洲民族包括在内。冷战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普世自由主义，像雅典民主一样离不开帝国主义和群众大军的支持。如果没有国家利益和全民战争的需要，纳税有产阶级没有理由为大众民主牺牲绝对财产权。肯尼迪策划的《民权法案》除保护投票权的条款以外，全都属于长期国会所谓的武断权力，每一项都扩大了行政分支的权力。司法部的常规介入使私人案件的起诉权转入国家手中，严重损害了普通法体系隔离国家和社会的藩篱，扩大了行政分支的自由裁量权。联邦资助条款开启了逆向种族歧视的滥觞，通过变相的委托立法削弱了国会的财政特权。总统演说将冷战和民权捆绑在一起，国务卿游说以国际影响为主要论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权领袖开始策划向华盛顿进军。肯尼迪政府和主要媒体事先早已得知他们的计划，经过多次沟通，传递了温和、进步和反共的期待。如果他们没有落到埃塞俄比亚示威者的下场，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宪法确实不允许肯尼迪做海尔·塞拉西皇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大方向上看，游行者本来就是肯尼迪政府的助手而非敌人。他们并不打算借助社会力量反对政府，反而指望政府更加积极地干涉，以消除社会偏见。媒体的基调是两种命运的对照：一方是自由社会改善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是专制压迫的万马齐喑。游行两天前，美国新闻处就已经部署了宣传计划。然而，最大的宣传机会来自肯尼迪本人的意外身亡。达拉斯刺杀案将肯尼迪定格为民权和进步的领袖，美化了他的“精英政府”，将他的大部分错误责任转移到约翰逊总统的头上。重案处理的平静、公开以及权力转移的坦诚、有序，和克里姆林宫的神秘、封闭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另一项有利于美国的宝贵宣传点。约翰逊政府继续推进肯尼迪的民权计划，肯尼迪本人的死亡反而降低了法案通过的难度。从后人的视角看，1964年国会和沃伦最高法院都具备三重里程碑的意义：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国家主义的转折点、美国宪制世界化的转折点。从内战到冷战，一个瑞士式的美国逐步演化成一个罗马式的美国。每一次都以黑人为直接和表面的理由，而长远和深刻的后果将会落在全世界头上。
新保守主义收割了冷战自由主义播下的庄稼，有其内在的理由。民权运动不可逆地改变了共同体的边界条件，确定了群众民主和强势政府。二者虽然不是帝国的充分条件，无疑已在必要条件之列。内政和外交的混合、美国宪制与世界秩序的混合同样已经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不仅没有在柏林墙倒塌的地方止步，反而将万国纳入了日益扩大的漩涡。卡尔霍恩的设计如果还能存在，大概只能像哈德良皇帝的雅典、美国卵翼的维京群岛一样，构成世界秩序的一角珍玩，却不会具备动力或枢要的功能。历史能够战胜法则，这是所有晚期民族的痛苦经验。法则不会颠覆，却会因其完美而不再属于此岸世界。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和自洽不会防止现实建筑物的摇摇欲坠。小阳春时代的理论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将全部精神用在超越历史的理论模型当中，而历史却从他们遗漏的角落中涌出，将他们淹没。他们最终落入历史珍玩馆，根本原因在此。然而，这种具体和偶然的低级因素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如果有朝一日，文明的季候再次造就了具备恰当理解力的公众，他们就会像睡美人一样复活，依然栩栩如生。
这就是卡尔霍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