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起始条件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改革的发生，都是源于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危机和挑战。中国70年代末走上改革道路，肯定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文革”留下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迫使领导者寻找新的出路，最初的经济改革如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展非国有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等，都是应对危机的举措。当然，中国改革没有停留在应对危机的水平，而是走得更远。这里的关键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革”把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得充分，使反思以往的发展模式成为可能。所谓反思，绝不是一个人的反思，而是一个集体性的、全民性的反思，包括党内和党外。中国必须改革，这在七八十年代是有广泛共识的。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更多人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时，这种共识强化了。我们看到，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时，高层并没有太多分歧和争论，包括华国锋在内对改革开放都抱着积极态度。当然，当年容易取得共识，也因为它目标的模糊性，或者说，当时理解的改革是有限的。当时提的是管理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1978年就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大发展，在党内百分之百通不过。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改变了中共党内的权力结构，为改革准备了干部。“文革”几乎使所有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也解构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在普遍贫穷、财富尚未涌流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所有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始终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人日益趋向于保守，有太多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党内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姓“社”姓“资”的争论。

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一大批锐意改革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改革的主要践行者，这对于中国改革至关重要。大规模平反和落实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平抚了知识分子的伤痛。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确立现代化目标重新点燃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知识分子是80年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力量。

历史演进是有路径依赖性的。改革不可以推倒重来，也绝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图。起始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发展模式的特征。这些条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启动改革时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这在改革前造成了比苏联、东欧国家更低的效率，却在改革条件下有利于市场化转轨和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如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苏联75％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中国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如苏联那样成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毛泽东时代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存在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国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权。毛泽东对苏联式的刻板计划体制并不满意，他的解决之道不是引入市场，而是地方分权。1958年和70年代进行了两次行政分权式改革，这在当时引来了许多混乱，但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分散性，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动力，进而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地区竞争的体制。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它们本来就是在计划边缘寻求生存空间，更容易向市场经济过渡。

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有影响，但它并不决定改革的成败。苏联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但不能据此推出结论说苏联只能有“休克疗法”这一条路可走。①同样，初始条件也不是中国市场化转轨成功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改革路径和方式的选择。

①余力：《对话王小鲁姚洋：俄罗斯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