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同，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不同，苏联、东欧是激进式改革，中国是渐进式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一是指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改革始终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在保持政治连续性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有秩序地平稳地推行改革。二是指经济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不搞“休克疗法”，“一揽子”解决，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及时调整改革步骤，消除经济不稳定因素。三是改革的试验性。所有改革都具有实验性质，不是按照事先画好的路线图，而是问题导向的，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通过总结局部试验的经验形成政策，然后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四是所谓渐进式改革，其实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在计划经济的主体不能大动的情况下，放开政策促进体制外经济的成长，率先在农村、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体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逐渐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计划体制之外发展出很大一块市场主体和市场环境。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又造成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原体制核心部分，即国有企业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

在宏观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双轨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价格双轨制是典型形态，在计划内价格难以大动的情况下，放开计划外价格，两种价格并存并逐步向一种价格过渡。其实，双轨过渡是一个整体的路径，包括计划、物资、流通、外贸等许多方面，基本的策略是稳一块放一块。例如在农产品方面，稳住统购统销这一块，放开统派购以后的农产品市场流通。1985年取消统派购以后，国家仍然以合同定购的方式掌握了1500亿斤粮食，保障城市基本供应和社会稳定，而放开的那一块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国有企业稳住大中型企业，将小型国有企业放开经营；即使是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也是两块，一块是为完成国家计划的生产，一块是根据市场需求自行销售的生产，由此形成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局面。总的趋势是，计划内份额逐步缩小，市场调节的份额逐步扩大，从而逐步解构旧体制，促进市场的形成。

这种局部试验、双轨过渡的改革路径，一直存在争议。当时东欧和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种双轨并存的体制必然会带来混乱，就像开汽车，既可以右行，又可以左行，肯定会发生撞车。西方学者一直不看好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直到1990年，科尔奈还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①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转变了西方舆论，但也让西方学界陷入持久的解释困境。

①转引自张维迎、易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景维民主编《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第310页。

双轨制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局部试验太多而整体配套不足，会造成新旧体制大量的摩擦和政策漏洞，如价格双轨制带来“官倒”和大量的寻租空间。从主观上看，决策层并非不想做顶层设计，整体配套地推进。1982年成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职能就是搞方案设计的。据说80年代研究机构一共拿出了14份方案，这些方案研究不是没有价值的，它推动了人们认识的深入，然而大多数只是抽屉方案。只有一次，就是1986年的“价、税、财联动”的整体方案是最接近于实施的“顶层设计”，最终也因担心风险难以控制、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而搁浅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也遭到失败。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说，80年代凡是设计的方案都没有行得通，反而一些地方性的试验取得了突破，“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①顶层设计的改革为什么没能推开？是决策者没有敢冒风险的魄力，还是方案不具有可行性，抑或时机选择不对？经济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①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与改革同行》，第7页。

渐进式改革并不完美，但它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首先是分散了风险，减少了阻力。渐进式改革不是没有风险，不是不会犯错，但可以分散风险，保留纠错的能力，一步走错了还可以收回来，及时消除经济不稳定因素。80年代两次经济调整虽然放缓了某些改革步伐，但也为改革创造了环境，赢得了机会。改革的这种试验性也成为许多地方负责人应对各种质疑声的有效策略，局部试验的失败不会影响全局，而其成功则为全局性改革提供了经验。渐进式改革也给执政党、干部队伍和普通民众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一个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真正使干部队伍观念发生转变的，不是灌输了多少理念，而是改革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通过增强经济活力，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好处，权力下放难以再收回，造成了改革不可逆转的逻辑。②

②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第173～174页。

其次，渐进式改革是大众参与和分享的改革。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存在诸多局限，但有一点不可忽略，即它创造了一个机会，并提供了一种激励，让各层级甚至普通民众都参与到改革中来，不只依赖自上而下的推动。农村和城市许多改革都有来自地方、企业和民间的积极性。80年代的许多故事发生在地方和民间，很多做法是地方和群众的创造。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等，都是地方、基层和民间先搞起来的，最后中央加以提高形成政策。所谓分享的改革，就是强调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安志文回忆说，这在决策层是有共识的，“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搞活企业，企业工资提高了，企业职工得到了实惠”。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考虑对社会的冲击，考虑百姓承受力。渐进式改革以承认既得利益为基础，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通过做大蛋糕使老百姓获得实惠。改革之初，财富尚未大量涌流，新的利益集团尚未形成，尽管已露出一些苗头如“官倒”。在率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中，包含一大批社会边缘人，如乡镇企业管理者、城镇个体户等，最为突出成就是帮助数以亿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使改革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对于80年代的国企改革，部分经济学家评价不高，从这些改革本身看，的确没有取得多少突破，但从全局看也可以做不同的评价。没有急于放弃对国有企业的保护，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和经济下滑。当时基本保障制度没有，就业市场没有形成，贸然让大批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可能酿成大乱。当然，这也把国企改革中最棘手的难题遗留了下来。

①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与改革同行》，第8页。

最后，为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时间和空间。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然而，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双轨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局部市场密切相关。计划、物资、流通、信贷、外贸、价格改革，计划轨逐步缩小，市场轨逐步增大，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有企业输送的技术和人才。增量改革提供了大量新职位，消化了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推动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