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遭遇总需求膨胀

城市改革启动之际，就遭遇了总需求膨胀，即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双重膨胀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中共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全国上下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在提工资和发奖金方面也竞相攀比。从1984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基建规模过大，信贷发放猛增，外汇存底迅速减少。到1985年初，出现了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局面，随之带动物价上涨。引起高层注意的首先是货币发行。1984年原计划发行货币80亿元，全年实际发行达260亿元，超过原计划两倍多。“12月份像飞机撒票子一样，31日就增发了10亿，完全失去控制。”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出乎决策者预料，连中央银行行长吕培俭都说：

“发那么多票子，银行没有估计到，没有提出措施。”1985年1月23日，邓小平听取汇报时说：“连信息都不通，发了那么多的票子，过好久才反映上来。资本主义国家当天就能知道。”①据当时分析，票子发多了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农副产品收购量增加，多投放了100亿；二是农村信贷过猛；三是城市消费基金迅速增加。

1984年底，两个内部消息的传出成为货币超发的诱发因素。一个即是1984年下半年酝酿金融体制。中央人民银行成立后，为了解决各专业银行“吃大锅饭”问题，酝酿从1985年起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10月召开银行行长会议进行了讨论，会上有的省市行长问以什么为基数，主持会议的负责人说以1984年为基数。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各专业银行为增加信贷基数而竞放贷款的风潮，“四行争贷”、“四门大开”、“送款上门”。如沈阳银行对贷款实行了五个取消：取消自有资金的限制，取消限额，取消当年借当年还，取消不对购买汽车贷款，下放万元以下贷款权。②一个是劳动部门酝酿从1985年起企业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总额为基数进行核定。这一消息传开，许多企业为了增加工资总额基数，就发生了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补贴的风潮。

①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5年），第1、3、4页。

②新华社讯．1984年12月24日。

不过，消费和投资双膨胀不是偶发现象，有更深层的原因。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后，始终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既搞活企业又使其承担责任，既调动职工积极性又避免滥发奖金补贴等短期行为。国务院决策者在奖金是否封顶的问题上始终在摇摆。奖金封顶，起不到激励作用，扩权改革难以奏效；奖金不封顶，又难以控制“滥发奖金”。1980年主张不封顶，效果不好。1980年下半年把奖金封顶了。事实上控制不住，1983年1～5月，国营民用工业增长6％，实现利润却减少3.3％，上缴利润减少9.9％，职工奖金却增长17.3％，当年中央财政只增长0.1％。决策者觉得封顶不是个好办法，考虑具备条件的可以不封顶。但国家还必须能控制工资总额，办法是超过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征收奖金税。1984年5月，国务院推出的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没有明确取消奖金不封顶，但规定企业可“自行支配使用”留成资金，“对提取的奖励基金有权自主分配”。①1984年底，许多企业互相攀比突击发奖金，钱从哪里来？效益好的靠自己，效益不好的则挪用发展基金、生产基金发奖金，又向银行贷款搞生产，实际上是用贷款发了奖金。决策者发现，在发奖金问题上厂长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工厂里究竟谁来代表国家利益，谁来考虑长远的生产建设，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61～464页。

1980年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赋予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以强大动力。在发展速度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始终存在严重分歧。1980年底决定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规定“六五”期间“保四争五”的增长指标（即年增长率保证4％，争取5％）。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4％。但从1982年起增速迅速回升，当年增长7.3％。1983年增长率达到10.2％，“六五计划”规定1985年指标提前两年实现，1984年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从实践的角度看，“保四争五”过于保守，低估了城乡改革释放出来的增长动能。但并没有什么负面作用，而且对约束片面追求产值的冲动是有利的，当然这种约束力也不大。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各地政府就跃跃欲试，为实现“提前翻番”竞相上项目、增投资。

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热度高涨。1985年2月陆定一给国务院领导写信说：“1月份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20％以上。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翻两番”不成问题。惧的是缺口要扩大。现在类似“大跃进”的风，似乎吹起来了。不来自中央，而来自地方。谁也不甘落后，自定高指标，而且都有理由。我的儿子在河南安阳，那里要搞三个大工程，把地方所有的钱都用光了。”①乡镇企业扩张更快。薛暮桥回忆说，1985年3月他去家乡无锡调查，知道前两个月乡镇企业增长100％。“我提醒他们不要头脑发热。他们答复说，乡镇企业要资金有资金（银行送贷款上门），要销路有销路（钢窗厂的订货已达一年半产量，其他机械、建材也是如此），为什么不让我们生产？”②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412页。

②《薛暮桥回忆录》，第407～408页。

对于经济是否过热，政府部门内部和经济理论界内部都存在不同看法。在1984底1985年初，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展开了一场辩论。争论的焦点是：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在激烈辩论中，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人为控制需求和货币供应量不利于高速增长，而且会损害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力度。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③一些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形势的判断更加乐观，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已经到来，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进行压制，他们自称“起飞派”。1985年初，国务院总理同一些青年经济学者座谈，他们直接向总理提出了这种看法。与此观点相反，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经验证明，通货膨胀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改革。全面改革要以经济环境和国家财政较为宽松为前提，主张政府应采取果断措施，先治理经济环境再推出配套改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国务院经研究中心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薛暮桥、马洪、徐雪寒、吴敬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也持这种观点，他在1979、1983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的必要性。①1984年12月31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与对策》的报告，报告提出“应当采取在一切其他方面紧缩，全力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为此，提出了以防止信贷总规模失控为中心的10项政策建议。这份报告的执笔者是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报告由马洪签署上报，引起国务院领导人重视，1985年1月4～5日，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认定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投资过热，要紧缩。②

③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341页。

①参阅刘国光编《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刘国光：《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②萧冬连、鲁利玲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报告见《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645—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