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日语与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
进入20世纪以后的十余年间，汉语的词汇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变具体表现在短时期内新的语词单位，即“新词语”的大量增加。王力“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1] 的主张是某种统计学的结果，还是直接感受？是仅限于政治话题的特例，还是现代语言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增词语的具体内容。
·名词：哲学、神经、背景、赤字；法规、法律、规律、系列；（以下为王力《汉语史稿》中的例词，下同：体操、命题、政党、原则、警察、历史、物质、目的、定义）
·动词：促进、分泌、表决、打消；考虑、思考、出勤、延伸；（改良、改善、解放、批评、批判、概括、制约、调整）
·形容词：单调、冷酷、正常、敏感；优秀、正确、简单、快速、健康；（绝对、抽象、肯定、否定、积极、消极、主观、客观、直接、间接）
·新词缀、类词缀，以及以此为构词成分的三字、四字词（组）：～性、～化；～式、～力、～界、～品、～手、～型、～感、～观、～线、～主义
所示例词并不都是日语借词（在此暂不涉及具体的词源考证），但在19、20世纪之交被认为是“新名词”而备受攻击。世纪更替之际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数量巨大的新词语？当时的西人普遍认为，西方最近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 [2] 严复也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 [3] 一句话，新的文物制度，特别是新的近代知识体系需要新的词语。但是仔细观察上述例词，我们会发现有必要对习以为常的结论做出某种修正。名词组中有表达新概念的，如“哲学”“神经”等都是汉语中原来所不存在的概念，但也有表示既有概念的，如“法规”“法律”“目的”等，这部分是旧概念新说法。动词是对动态过程的命名，新动词有的表示新的动态过程，如“分泌”“表决”等，也有的是对既有动态过程的再命名，或者细分化，如“考虑”“思考”“延伸”“批评”“批判”等。形容词的情况与动词相似，有表示新状态、新感觉的，但更多的是提供新说法或细分化的手段，如“优秀”“正确”“简单”“快速”“健康”等。可以说新动词、形容词（与“新名词”相对，本书称之为“新谓词”）的功能之一是提供新的形式或者区分以前并不区分的动态过程、状态和情感。时代所需的新词语，既有意义上的新词，又有形式上的新词。作为总体倾向，与名词类相比，大量的新谓词常常只是提供新词形，而并不表示任何新概念。从词汇史的角度上看，这或是19、20世纪之交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无论何种新词，对当时的汉语而言都是巨大的补充。章太炎正是通过翻译斯宾塞意识到汉语词汇体系整体性的缺陷，说“（汉语）暖暖以二千名与夫（英语）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 [4] 那么如何解消词语不敷的窘境？章太炎引用荀子之言说：“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即可以使用“旧名”，也可以创造“新名”。关于新词语获得的路径，傅兰雅提出了利用古僻字或造新字为译词的建议； [5] 严复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6] 章太炎则主张发掘古训或造新字。 [7] 凡此种种，论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古典词汇资源的再利用上。但沿用旧名的问题是，不同语言的词汇体系不可能完全对应，用汉籍古典词翻译外语必然出现意义上的偏差，即如严复所说“即有牵合，终嫌参差”； [8] 至于创造新名，更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严复本人自云“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且时间不允许，康有为百日维新前后提出的取径日本的主张就反映了这种紧迫感。尤其是科举废止后，新学制仓皇出台，教科书迫于应付，不可能精雕细琢。其实当时可想象的新词、译词的获得路径除了“循于旧名”“作于新名”以外，尚有“借用日本译词”一途，而且这具有极为现实的可能性。王国维说：“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9] 胡以鲁也展示了与其师章太炎不同的观点：“新事物之名称及表彰新思想之语词，勉用复合语词为之，不须作新字，日人义译语词于汉文可通用者用之。” [10] 王力事后总结说，19、20世纪之交新词语的特点之一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 [11] 借用日本词语虽然能事半功倍，但需要克服心理上的强烈抵触情绪。如本书“语言接触编”第三章所述，来自日本的词语当时遭到了汉语语言社会广泛的、激烈的反对。尽管如此，日语词还是潮水般地涌进来了。
日语词的大规模“侵入”深刻地影响了汉语，借入的路径大抵有以下4种：
（1）人员：主要是留日学生，由于废除科举的影响，1904～1906年形成高潮；
（2）书籍：学校用各类教科书，这一时期的译书也多是日本书的重译；
（3）媒体：各类报刊，特别是杂志类，或在日人控制下，或由有留日经验者主笔；
（4）辞典：语文辞典、英华辞典及各类术语辞典基本上以日本的同类出版物为蓝本。
而从受影响的方式上看，笔者主张将日语借词分为“借形词”“借义词”“激活词”三类。
“借形词”就是词形借自日语的词，如“哲学”“义务”“神经”等。笔者使用的“和制汉语”专指此类词。
“借义词”在词源上是汉语的固有词语，可以在汉语的典籍以及佛教经典、禅宗语录、白话小说、善书中找到书证。但是近代以后被日本的译者用来翻译西方书籍，在与外语形成对译关系的过程中，原有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革命”“经济”“共和”“民主”“社会”等。古典词的词义更新常常被戏称为“旧瓶装新酒”。借义词的词义更新是在日语影响下完成的，只是“借义”与否或借到什么程度等，和汉语新的意义体系的重构有关，认定比较复杂。
“激活词”或称“日语激活词”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那些直至19世纪末为止的漫长时间里使用频率不高、处于休眠状态的一部分古典词，或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文字串等，在20世纪初叶的日本书汉译过程中，受到日语高频率使用的影响，突然被唤醒，同样以较高的使用频率活跃于汉语书面语言中，并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成员。也就是说，激活词作为词或文字串，在中国的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找到用例，在词义上，古今也有一贯性，即词源上并非“和制汉语”。但是，这些词在汉语中再度活跃起来则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及以后。
日语借形词和借义词被认作日语借词的主要部分，也是迄今为止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些词的意义特征为新事物的名称、学术用语、抽象词汇，即主要为西方的文物制度的名称、近代科学技术的术语及相关抽象词汇等。相比之下，激活词更多的是二字动词、形容词。这一部分词由于并不表示新的意义，在此前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或呈个案研究的状态。激活词伴随着术语进入当时的书面语，词义亦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这也是其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原因之一。
本书至此，对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汉字文化圈的汉字新词的产生与交流，以新词的创制、容受及共享为主线做了论述。所论涉及以下问题。
（1）新词发生史，中日新词创制上的成功与失败，为何日本新词能后来居上充当主角。
（2）中日的近代语言接触史，主要讨论了汉语遭遇日语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只有佛经翻译能与之相提并论。两者有相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佛经汉译多采用口语文体，是为了念诵；日书汉译为书面语，以阅读为主，其中的教科书用于在课堂上对学童的教学。佛经翻译是长时段的，日书汉译及其影响则集中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共同点是均须应对一个庞大的异文化的知识体系。
（3）对中日语言接触引发的词汇转移，撷取了若干典型事件加以考察，包括文本翻译、辞典编纂等具体实例。
（4）词源考证，从方法论、资料群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同时证明了新词语在中日之间往还流动现象的存在。
本书的主要关切点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如何共同获得了表述西方文明的词汇手段，讨论了这一过程中若干重要问题。以下3个问题将成为笔者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1）激活词的细致描写；
（2）新词缀、新词根研究；
（3）中日近代新词词源辞典的编纂。
关于激活词研究的记述，笔者想指出，借形词的考察，首见书证的发现是至关重要的，而借义词则需要仔细地辨别旧词在译书及同时代其他文献中的词义变化；唯独激活词，传统的研究法，即发现书证、甄别词义变化等都不足以捕捉词语嬗变的真实历史。所幸近年迅速发展的语料库以及大数据研究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语料库使研究者获得了观察一定时间段内词语使用频率变化的手段。关于词语使用频率的变化，《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导读”作者伊安·哈金指出：G. C. Lichtenberg“提醒我们比较一下‘在1781～1789年的八年间和1789～1797年的八年间，“革命”一词在欧洲被使用和印刷的频率分别是多少？’……而我在此也大胆猜测，‘范式’一词在1962年的使用次数，与《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50周年后的今天的使用频率之比也可能达到1∶1000000”。 [12] 某些特定词语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了语言社会对特定概念的关注。现在的大型语料库还有很多局限性，但随着语料库的逐步完善，尤其是日语历时语料库的建构，我们可以得到更精确的词频统计结果，并从中了解到中日相关词语词频增加的时间差，考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
关于词缀研究，新词缀及其派生成分的大量发生是汉语词汇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胡以鲁早在《国语学草创》中就已经对词缀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旧词缀早已失去了活力，新词缀则日益重要，“言其时世，惟形式附属不过晚近事”，并强调“汉语有二字向三字发展的倾向”。胡以鲁敏锐地捕捉到汉语发展的新动向。他说汉语“形式部分附属语所以少，而复合语所以特多也”。按照西方语言研究中关于复合词、派生词的定义，汉语在二字词范围内，几乎不存在定位语素，这一特点，抑制了汉语使用者的词缀意识。 [13] 王立达最早指出了新词缀的发生是受日语影响的问题。 [14] 笔者认为新词缀的发生是汉语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其中一方面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源于汉语本身的特质，只不过这一特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激活而已。 [15] 近代以后，三字词的增加，促进了词缀化的进展。关于新词缀的流入和定型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明。
关于辞典编纂，大型语文辞典要提供词语来龙去脉的信息，OED 即被奉为圭臬。我们有必要对词汇体系新增加成员的意义及功能上的特征做出准确的记述。《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尚有改善的余地。因为《汉语大词典》几乎没有涉及近代以降的域外文献，特别是日语对汉语的种种影响完全不在编纂者的视野中。中日近代新词词源辞典的编纂已经提上日程，笔者数年前开始着手准备相关事宜。拟议中的辞典将收录中日近代同形词7700余条，记述内容包括中日近代同形词首见书证、词义变迁、词频变化及词源考证。为了最终完成东亚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译词的词源记述，我们建构了研究网站—“全球史视角的概念史研究：东亚近代新词译词研究平台”，并已经开始上线试运行，全部信息的录入预计2020年底前可以完成。
跨语言的词语借贷自古有之，现在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佛经译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外来词规模和影响不可谓不大，为什么19、20世纪之交的日语借词独具特殊性？笔者一贯主张需要把日语借词的现象乃至东亚汉字文化圈域内的词语移动放在东方用汉字接受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其实质是汉语及其词汇体系如何实现近代的转型。大航海时代人员、文物东来所引发的史称“西学东渐”的知识大迁移，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的交流和异语言的接触，东亚各国也随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新词语的源头可追溯至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译西书，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除了翻译书籍以外，还积极出版报刊、编纂英华辞典。在这些活动中，一方面不断有新词语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既有词语和英语确立了对译关系。只是传教士的新词以宗教、制造、化学、天文、地理、数学等为主，人文科学几乎是空白。直至19世纪末，尽管有洋务运动的推动，各类术语的整备还是举步维艰，未能最后完成，有待于20世纪以后，大量日本创造的术语的汇入。王力说“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新词的产生是有限的。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新词增加的比较快”， [16] 是为正论。
那么汉语的近代化进程应该如何定义？语言的近代化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即近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当时被称为“常识”；形式即与内容相适应的语言表述形式，而词汇是二者的基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制约内容表述的可能性。梁启超说：“今日非使其民具有世界之常识，诚不足以图存。而今世界之学术，什九非前代所有，其表示思想之术语则并此思想亦为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比比然也。” [17] 指陈了当时“常识”和相应术语的缺位。《辞源说略》说：“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迭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编者意识到“缙绅先生”与“游学少年”新旧世代之间在语言上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亲历其境的王国维事后惊恐道“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 [18] 尘埃落定之后，整个语言系统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变。柴萼说“数十年来，吾国文章承受倭风最甚”，又说“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 [19] 点出了词语对于文体的决定性作用。
由一方之言，成为一国之语，这是包括汉语、日语在内的东亚诸语言近代以降最大的变化。近代民族国家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民众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此，“国语”必须为全体国民所掌握，国家亦必须为国民提供接受知识的平等机会。实现这一目的的语言上的“装置”是“言文一致”，这是打破语言造成的民众阶层隔阂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言文一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言=当时一般民众用于口头交流的语言（即白话），文=古典中的文辞。胡适将后者称为“死语言”，认为其已经丧失了表情功能。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讨论的对象是文学之文，为了消弭古今隔阂，表达真实的情感，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学）。这是旧文辞与时代白话的不一致。“言文一致”另一种理解中的“言”“文”与旧文辞和旧白话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新的知识。如此，其最典型的话语活动又可以表述为：言=教室里的话语，文=教科书上的语言；或者，“言”者说讲述科学的口语，“文”者写看得懂的科学文章。这一话语行为笔者称之为“科学叙事”。作为话语行为的“科学叙事”应该有以下要素：
空间：教室等学校设施内；
内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构成现代人知识背景的常识）；
对象：学生，不确定的多数，其背景知识由教学大纲等规定；
媒介：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述。
科学叙事的基本要求是，于讲者能说出，于听者能听懂。授课、讲演等都是以前不普遍的话语活动形式。五四时期“言文一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文学的形式，毋宁说是如何使汉语成为新知识传播的工具，以保证全体国民在语言能力上的平等权利。参观过北京国子监的人都会惊讶于中国的最高学府竟然没有教室！中国一向缺乏在特定的公众空间进行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室”“讲堂”“礼堂”乃至“广场”都是外来的概念和词语。即使是现在，能够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也只有普通话（包括各种官话区方言）和粤语。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其中法政科的政治、法学，商科的银行保险，格致科（理科）的地质、化学，工科的土木、矿冶，农科的农学等用什么语言上课一直是笔者深感兴趣的问题。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种教育理念的实行对语言也有极高的要求。此时此刻汉语的变化正是为了承担这样的重任。
迄今为止的日语借词研究为汉语近代词汇考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廓清了词源上的众多事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个别词语溯源研究的积累能否阐明词汇体系的质的变化？正如德国语言学家魏恩里希（Uriel Weinreich，1926-1967）所指出：“词语的增加，不能过于简单地仅仅看作词语的借用，或者词汇项目的追加。如Hans K. Vogt（1903～1986）所言，向一个系统里加进，或者删除一些要素，都伴随着这一系统中的所有已有的互相区别的对立项的重构。如果认为一个新成分对接受系统的整体不产生任何影响，就是不承认系统本身的存在。” [20] 词语任何微小的增减都足以引起词汇体系的变动，而在近代（本书指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种变动是根本性的，故笔者称之为“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重构”意味着两个异质的、断绝过程的转换与过渡。1894年的甲午之役及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引发了深刻的民族危机，一些被称为“改革”的补救措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废除科举、创建新学制与预备立宪是最为显著者。社会的变动要求语言也随之变动，这种变化绝非在既有词汇知识的基础上添加若干新词那样简单。
如此，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包括意义与形式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科学用语的获得，反映了崭新的、近代知识的概念架构；后者是指为完成科学叙事所必需的词语形式，具体地说就是言文一致赖以成立的词语上的支撑—二字词。 [21]
现代汉语是从19世纪以前的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完成过程中，其基本结构词汇体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词语的二字化。汉语为什么会发生词汇的二字化现象？如何描述整个变化过程，诠释引发变化的种种动因？迄今为止的研究中“进化”是一个关键词。所谓“进化”意味着二字词化是汉语发展的必然方向，源于汉语自身的性质，是汉语自身的特质所致。即由一字词到二字词的变化是汉语“进化”的必然结果。胡适说“单音字变成复音字，乃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 [22] 王力也说：“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 [23] 傅斯年则触及问题的核心：“中国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而同音之字又多，同音多者，几达百数。因同音字多之故，口说出来，每不易领会，更加一字以助之，听者易解矣。”一字词扩展成二字词才能做到“手写出来而人能解，口说出来而人能会。如此，则单词必求其少，复词必求其多，方能于诵说之时，使人分晓” [24] 。“诵说”能不能听懂，除了内容上的要素以外，还有语言形式上的必要条件。
笔者曾指出，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在形式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新的概念用二字词表示，如果新概念是通过翻译导入的，就可以说译词必须采用二字词形式；（2）对于表示旧有概念的一字词需要为之另行准备一个（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组）同义或近义的二字形式的词。
笔者将上述条件称为汉语词汇近代化的“单双相通的二字词原则”。 [25] 这一原则意味着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首先是术语的获得，但仅有术语还不足以完成科学叙事，还需要二字动词、形容词及区别词，即“新谓词”与之相配合。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不仅仅是学术用语的获得，必然包括科学叙事不可或缺的新谓词。“单双相通”实质上是针对既有一字动词、形容词及副词等提出的要求。科学叙事要求词汇系统为同一概念准备单双不同的词形。“单双相通”或被解释成汉语韵律上的特点，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是科学的内容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
20世纪初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的十余年，二字词经历了从无到有、由隐至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用日语词除了省时省力外，还因为与“单双相通的二字词原则”类似，日语的近代词汇遵循的是“和汉相通的二字词原则”，即（1）新的概念主要用汉字二字词表示，这就意味着新加入的成分，如译词必须以汉字二字词形式为主；（2）日本的固有词汇「和語」，必须获得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二字词形式。
日本的新词、译词创制起步于18世纪中叶兴起的兰学，进入明治20年代以后，日本术语辞典的出版告一段落，术语体系的建构初步完成并开始向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提供新词语。此后，以二字动词、形容词为主的谓词整备工作被提上日程。而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本性原理是“和汉相通”。“和汉相通”所引发的二字词获得（自造或借自中国典籍、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明治与大正的更替时期（1911年前后）。1891年日本第一本近代国语辞典《言海》四卷出齐，至明治时期结束（1912），十余种国语辞典刊行。这些辞典从时间序列上反映了二字汉字动词、形容词的发生、形成。
反观汉语，新的词汇体系同样既需要新名词，也需要新谓词。后者在言文一致的环境中（如各种课堂）尤为重要。那么，短时期内从哪里获得数量庞大的二字词？胡适、傅斯年都将目光投向了汉语典籍。古典是二字词的宝库，但并非可以信手拈来。实际上，借力日语成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终南捷径。《辞源》大致反映了这一事实。学术用语的大量收录无疑是《辞源》对现代汉语最重要的贡献，但是《辞源》对新词缀现象几乎没有加以反映；《辞源》另一个严重缺陷是，数以千计的二字动词、形容词未被收录。这种情况在《辞源》续编中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大量二字谓词的缺失，说明当时的汉语还没有为社会对语言的新要求—“科学叙事”做好最后的准备，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距离完成尚有一步之遥。但事实上，数以千计未被收录的二字词中既有古典词，又有新词，其中大部分已经在《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国内媒体上频繁使用了。这些词为何没有进入《辞源》编纂者的视野？即使考虑到工具书的词条采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一因素，也很难解释其中的缘由。如何解释辞典与媒体上实际使用的差距？这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视而实际上极为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症结在于“一词意识”的确立，即大量的二字组合还没有或不需要被认定为一个词汇单位。
休眠的古典词在日语的刺激下复活，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代汉语二字词形成的原因、机制。除此以外，二字动词、形容词（包括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的增加以及既有词语的意义更新和使用频率（以下略为“词频”）所显示的词语“基本度”的变动也是词汇体系近代重构的主要内容。 [26] 与上述新名词和新词缀相比，动词、形容词等似乎还没有清晰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迄今为止，动词、形容词作为新词语的考察多限于个案，还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体系性。名词提供概念，谓词担任叙述的框架，没有谓词无以成句。谓词的增加与更新是词汇体系重构的重要部分，五四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也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晚于日语约1/4世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初步完成。重构的结果是，学术用语和抽象词汇得以编入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这是表达新的概念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分；新谓词则形成了大量的同义词群，这使对新的概念体系进行区别性叙述成为可能；新词缀及其派生成分的功能是对日益复杂的概念体系进行分类和体系化。新词语各司其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使科学叙事成为可能。今日之汉语已非昨日之汉语。傅斯年在谈及怎样作白话文时，反复强调“直用西洋词法”。 [27] 诚如斯言，欧化是汉语近代演化的强力推手，故应成为近代汉语研究最根本的视角。但我们需要注意，欧化是通过日语实现的。1904年废除科举后，东渡留学和随之而来的东文中译盛行，名为翻译，实为重写的情况比比皆是。1917年胡适等留美学生回国之后，直接译自西文的图书才逐渐增多，即便如此，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翻译大多也同时参考了或重译自日本的译本。翻译书中日制译词的大量存在就暗示了这一点。中国的古典词、近世·近代词语，尤其是汉译西书的译词是日语词汇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宝贵资源， [28] 日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反过来影响汉语乃至朝鲜语和越南语的。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汉字文化圈内的词语环流”。词汇史的研究要清楚地把握考察对象在环流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解明词语的来龙去脉。
汉语的词汇体系需要大量新的词汇单位，需要获得名-动-形之间词性转换的手段，需要对概念加以体系化和分类的新词缀。汉语词汇有哪些功能性的变化，也是我们的关注点。新名词不仅是近代词汇史的研究对象，也是所有冠以“近代”的学术史研究的必然对象。例如科技用语的形成史往往是近代学科史研究的出发点，而西方的文物制度的名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思想史等诸研究领域无法忽视的内容。
内容引起了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非连续性的。针对19世纪以后的新词、译词的研究，自有不同于其他研究的视角。从造词者、首见书证、意义、传播、普及、定型及变异等内容上记述词语的来龙去脉无疑是重要的，这也是大型语文辞典编纂的主要内容。但同时需要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近代以降的新词语引发了语言形式的变化，促成了语言的转型。
新知识本身需要新的语言形式，包括学科体系的建构在内，语言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东亚各国共同的课题。汉语典籍和19世纪的英华辞典为日语提供了丰富的语词资源，率先完成近代词汇体系建构的日语又帮助东亚其他语言迅速完成了近代转型。如王国维所说，中国西方之间“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廓清这段历史是近代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
[1] 王力：《汉语史稿》，第516页。
[2]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5页。
[3]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第xii页。
[4] 《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馗书〉重订本、检论》，第46页。
[5] 参见本书“新词创造编”第二章。
[6]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第xi页。
[7] 《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馗书〉重订本、检论》，第44～50、208～233、498～522页。
[8]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第xii页。
[9]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号，1905年。
[10]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124页。
[11] 王力：《汉语史稿》，第516页。
[1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伊安·哈金“导读”，第6页。译文有调整。
[13] 马真在《先秦复音词初探（续）》中指出然、如、若、焉、尔在先秦已经有词缀的用法，但仅限于动词和形容词。郭锡良则列举了殷商卜辞中的元示、二示、三示、大示、小示，丘商、丘雷、丘绍，妇周、妇喜、妇多、妇康等例。参见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高思曼、何乐士主编《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
[14] 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
[15] 在形态变化不发达的汉语中，单音节是非分析性的语音单位，无缘分类。但汉语的词在获得记录形式，即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被加入民俗分类上的考虑。例如汉字中的偏旁木、鱼、虫、氵、讠、钅、石、足、口等已经对概念做了类别化的处理。固然偏旁是造字部件，属于视觉映象，与有声语言无关，但是反映了初民对自然界，尤其是对植物界、动物界的民俗性理解和分类。在后来的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二字化），封入汉字中的类别标记又被释放出来，获得了语音形式，如：A. 松树 、柳树 、榆树 、鲫鱼 、鲤鱼 、鲸鱼 、蝗虫 、骏马 ；B.树 根、树 叶（葉）、树 枝、鱼 鳞、鱼 鳍、鱼 鳃、车 轮、车 轴、车 辕、马 驹。A类是包含型，后部成分以词缀的方式表示上位的“类”；B类是分节型，复合词的前部是整体，后部是部分。B组里将类别成分置于复合词前部，起限定作用，从而保证了后部成分的比喻、引申用法的明晰性。例如“根”除了树根以外，还可以指称草根、墙根等。上面A、B类的下画线部分，在词义上是羡余成分，但是具有口语层面上的事物分类或修饰区别的功能。
[16] 王力：《汉语史稿》，第516页。
[17] 梁启超为章士钊《论〈翻译名义〉》作的序，见《国风报》1910年11月22日。
[18] 《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212页。
[19] 柴萼：《新名词》，《梵天庐丛录》卷27，第33页下～35页上。
[20] U.ワインライヒ（著）·神鳥武彦（訳）『言語間の接触：その事態と問題点』岩波書店、1976、1～2頁。
[21] 日语称「二字語」。汉语史研究中多称“复音词”，词汇研究的专书、论文也称“双音词”或“双音节词”。笔者除了引用外，一般使用“二字词”这一术语。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音节”一词作为语音学的术语使用是在20世纪之后，直至五四期间，而讨论此问题只用“字”，不用“音节”；第二，与汉语不同，在日语、朝鲜语里，汉字和音节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这里所讨论的二字词化问题同时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所存在的现象。
[22] 胡适：《国语的进化》，《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第7页。
[23] 王力：《汉语史稿》，第340页。董秀芳说：“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这是汉语内部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一点已被高本汉、王力以来很多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注意到，并已成为汉语语言学界的共识）。”参见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第10页。
[24]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
[25] 沈国威「中国語語彙体系の近代化問題―二字語化現象と日本語の影響作用を中心として」內田慶市（編著）『周縁アプローチによ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とアーカイヴスの構築』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7。
[26] 19、20世纪之交的媒体上有大量对“新名词”的批评。此处的“新名词”也包括动词、形容词，但主要是术语类。
[27]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
[28] 沈国威「漢語の育てた近代日本語—西学東漸と新漢語」『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41巻11号、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