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编
引言 接触与应变
语词的“借贷”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同时还必须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汉字早在汉代或更早的时期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汉字的扩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被动接触，但是对于尚无文字的日本来说，则是一个获得文字、建立书写记录手段的大事件。同时，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物制度、人文知识，是促进日本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仅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论，在漫长的容受汉字的过程中有“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的创制和训读法的建立，汉字从根本上改变了日语意义体系的架构， [1] 成为“不可分离的他者”。 [2] 日本的语言研究历来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围绕着汉字的传来、容受和使用展开的。
反观中国，中国人何时注意到日语的存在并与之发生主动接触？汉语在这种接触中又受到何种影响？这种问题意识的萌发不会早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明治维新，日语成为汉字文化圈域内的强势语言，开始成为承担西方近代新知识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日语学习新知识是使日语上升为东亚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之一的主要原因。日语不再仅仅是一个沉默的接受者，亚洲的“近代”到处都有日语的痕迹。但是时至今日，在近代词汇史的研究中，日语对汉语的影响问题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研究热潮，但所留下的成果不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本编分为三章。第一章“中国人遇到日本语”，主要考察中国人最初邂逅日语时，对日语汉字词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通过该章我们可以从侧面捕捉19世纪末的中国人的日语观。第二章“近代新知识的容受与日本途径”，主要分析和验证中国人通过日语获得西方新知识的观念意识如何确立，并如何付诸实现。作为个案，该章详细讨论了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的日本知识认知的历程。第三章“新名词，来自日本的‘丑怪字眼’”，从社会语言学和词汇学的角度讨论中国社会对来自日本新名词的反应。
[1] 日语的动词、形容词意义抽象笼统，如TORU可以训成“取、采、捕、执、撮、盗、摄”，即汉字促进了日语意义体系的细化。相反，名词一类缺少抽象词语。例如日语固有词语有具体的动物、植物名称，却没有表类别的词，如“动物”“植物”等只能使用汉字词。
[2]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